一、文化
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农业生产。农工如何生产，所有其器具技术及其有关之社会制度等等，便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社会之治安，必依靠于社会之有条理有秩序而后可。那么，所有产生此治安此条理秩序，且维持它的如政治、如法律制度、如道德习惯、如宗教信仰、如军队警察种种，莫不为文化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来一无所能，一切生活多靠后天学习。于是一切教育设施，遂不可少，而文化之传递与不断进步亦即在此。那当然，若文字，若学术，若图书，若学校，及其相关相类之事，更算是文化了。
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告诉人，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俗常以文字、文学、学术、思想、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意的；文化之本义，必包括经济、政治，而且作为主要部分。
然则，若音乐戏剧及一切文学与艺术，是否亦在吾人生活所依靠之列？答：此诚为吾人所享受，似不好说为“所依靠”。但人生需要，非徒衣食而止，故流行有“精神食粮”之语。从其条畅涵泳吾人之精神，而培养增益吾人之精力以言之，则说为一种依靠，亦未为不可耳。
古人谓：“言各有当。”读者其善会作者立言之意，可也。
二、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说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别于外来的文化而言。于此求一清楚之划分，是不可能的。不过以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中国所受变于外洋者太大，尽失其故步；故大略划取未受近百年影响变化之固有者，目为中国文化。这亦就是特指吾中国人夙昔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从文化比较上来看，此中国文化具有极强度之个性。所谓极强度之个性，盖从下列各层见之：
一、它是独立创造积久形成之文化。
二、各地文化均有多少差异，然未若中国自具特征（如文字之特殊，如法学上所谓法系之特殊，如是种种，有许多特征）与其他文化距离之大者（自具特征，独成系统堪与中国比肩者，唯西洋文化、印度文化，故世称文化三大系）。
三、从已往历史征之，其同化他人之力量为最伟大，几乎未见其比（故能吸收若干邻邦、外族，而融成后来广大之中国）。
四、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始终以其自创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寿命称最久。
五、非唯时间上最久，抑空间上亦最大。由中国文化形成之一大单位（社会），占世界人类之极大数字，亦为其他文化单位所不及。
六、又可诧者，在此绵长之寿命中间（特别是后两千多年），此文化自身乃殊少变动与改进，似显示其内部具有极高度之稳妥调和性，亦为其他文化所没有者。
七、其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最远且大。北至于西伯利亚，南迄于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葱岭以西，都在其势力范围。其有些直是多半依中国文化为生活，如安南、如朝鲜、如过去之日本，以至暹逻、缅甸等等。又如学者研究所得：欧洲十四、十五、十六世纪之文艺复兴，实以中国若干物质发明（特别是造纸和印刷术等）之传习为其物质基础；欧洲十七、十八世纪之启蒙时代，实以中国学术思想、社会政治之传说为其精神来源。然则远若西欧，所受影响，犹如此其巨大也。
如果我们取有史以来世界上每一个文化民族的成绩，比较检讨一下，便可知道中国民族所成就的，真乃自古人类唯一奇迹。它之相形见绌，只是最近一百余年的事而已。
三、文化大转变时代
今天我们正处于社会大改造、文化大转变之时代。这不仅为中国而言，抑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距今四百年前，西洋人开始向世界作探险远征。距今二百年到距今一百年（1750-1850）前，西洋文化有突飞之大进步。其进步足可比拟人类由石器时代而进于铜器时代，或由铜器时代而进于铁器时代。然而此一百年间之中国人，或亚洲、非洲任何一地之人，却沿袭其祖先之生活，安然未变。西洋人以其进步所得之交通工具（轮船、火车）更助成其远征，而向世界各洲土侵略殖民。特别是产业革命后，新工业之兴起，已完全变动了世界自然力之均衡（balance of physical power in the world）。因此，西洋人及西洋文化在距今一百年到距今三四十年前，就宰割支配了整个世界。世界上各洲土各民族，即不被它宰割统治，至少在文化上亦输诚屈服了。
这是世界的一大变局！从来居于优胜地位之中国文化，至此亦感受莫大威胁，而最后同样地完全屈服。中国人失其文化上之自信，近百年来整个民族生活和文化都在不自主地随人变化，固不仅过去我们的外交政治恒处于被动而已。这又是中国的一大变局！这是无奈何的。因为固有文化适应不了新环境，非变不可。我们今日说“建国”，并非原来无国而要建一个国；乃正是说原来文化依靠不得，必要建设一新中国文化（从生产技术到社会风教、国家政治）。
奇妙的是，引发中国社会改造，促动中国文化转变，支配近百年整个世界之西洋，亦临到了改造与转变。上一次之世界大战，已发其端（指苏联）而植其根。这一次世界大战完了之时，说不定就可以展开形势而收其果，使世界整个改观。凡有心人都关切到这一问题；凡有眼光的人，亦无不看到这一点了。
四、认识中国文化之必要
既知建国为建设新中国文化，则在进行此建设工作时，必须认识旧中国文化为其前提。
从讲洋务，讲变法维新以来，过去六七十年，我们已不断采取西洋之长，建设我们的新文化。但其失败，是惨重的。每次总收不到预期的正面效果，反而社会内部一年一年益贫益乱，国势亦益弱，国际地位亦益降。此其故，一面是在不了解西洋文化本末系统，枝枝节节而为之；一面则更在不明白自己。不明白自己，所以取舍之间莫得其宜。不明白自己，所以莫得入手之方，与如何把握自己前途。
我们过去数十年间，没有像敌人日本那样很快地追踪西洋，成为一“近代国家”（modernstate）。这在今日看去，毋宁说是一件幸事。我们可以免于文化转变了，又要转变。我们可以得到今天这机会，认识西洋文化的本末和它的得失。--西洋文化（特指近代而言）是必须经过近四五十年种种征验和反省，才得洞然于其本末得失的。
在了解西洋一面，是比从前进步了。但在明白自己一面，是否亦有进境呢？似乎进步之机已启。这是因为抗战使我们恢复了一点民族自信力，不同以前那样慌张失措，卑屈过当。借此机会可能逐渐认识自己。此刻需要的，便是赶紧作认识自己的工夫。
只有在清楚认识了近代西洋文化和西洋人，又清楚认识了从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之后，方才恍然近百年彼此相遇所发生的事情，所引起中国内部的变化，一一都不是偶然的。而其演到今日局面，乃是势所必至。所有我们当前遭遇之内外种种困难问题，并不奇怪，而解决之道亦就了如指掌了。
凡事做起来并不难，而难于明白其中窍要。果然“胸中了了”，何难之有。若徒有急功之心，而昧于症结所在，不独无功，反且误事。建国工作正复如是。
五、如何进行研究
研究中国文化，最好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首先要从文化比较上，见出来中国文化的几个问题。所谓问题，大要是一特异可怪之点，及由此而发生之影响。例如从文化比较上，见出中国缺乏宗教，为一极可怪之事；且由此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如何如何。又如中国文化开发甚早，绵延至今。乃当初比较最先进者，今日比较则最落后；实为一极可怪之事。此中包含若干物质上之发明，而到底不产生自然科学之问题；亦包含极明确之民主思想（如孟子等），而到底不产生民主政治之问题。
二、如是比较而发见之问题，可能甚多。大约举出十个问题不难，乃至列举一百个问题亦可能。但慢慢自然见出问题与问题之间相关连，便晓得我们若要举出几大端，就可包容一切零碎问题。虽然不必太多，亦不可太少，折衷确定八个或十个问题为适当。
三、将此八大问题或十大问题排定之后，可选择其中一个问题为研究入手处，而试求其解答。
四、假定得到比较满意之解答，再试以此所得者用以解答第二个问题。假使亦能解得通，再用以解答第三个问题。假若解不通，当然另求新答案，或修改旧答案。
五、最后你能恍然十大问题都可以用一个答案来说明它。那末，你对于全部中国文化便豁然贯通了。你对于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它不向于任何文化之处），其根本特征所在，便把握着了。
我的研究，就是这样进行。我最近在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其内容就是这样。
六、怎样建设新中国文化
怎样建设新文化，最好等待完全弄明白旧文化之后再谈。无奈此事早从五十年前变法维新就开始了。而且至今没有中止，谁亦无法使它暂为中止，容我们研究打算之后再说。
此五十年来文化建设上，中国人所持态度不一，有如：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二、全盘西方化；
三、建设中国本位文化；
四、……
我的态度在二十余年前曾提出“对西洋要全盘接受而根本改造”之说。这见于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结论中。但国人不留意，或以我为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今我无意申明旧话，只辩明“中国本位文化”是用不着说的。
记得前十几年，英国学者罗素于其讲学中国而返欧之后，曾著有《中国问题》一小册。其中有类似“中国本位文化论”之主张。他说，无论为中国人打算，为世界人类打算，都应当宝爱中国文化而莫要损坏它。不过今日中国已陷于问题中而亟待解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它的政治、经济都必须改造。在改造时，都要顾及中国文化才好。不问用何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只要能达到中国文化长存于世界之目的，罗素他都赞成。他这番意思真是可敬可感。恐怕中国人真正抱着这种心肠者，还不多有。然在当时，我就指出罗素此种顾虑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罗素认为可宝爱的中国文化，是指中国之一种人生观或某种精神、某些优点而言。其所用“文化”一词，是狭义的，与政治经济相关系而不包政治经济在其内。所以他将中国问题区别为文化、政治、经济三面（见他原书）。为说话方便，分为三面说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却只是一个问题，而不可分割得开。在解决时，亦是一面得通，其他两面皆通；若不通时，则一切皆不通。在问题解决上（即中国的出路上），必含有文化新成分固无可疑；但同时还离不开旧文化，亦无疑问。因为所解决者，固属眼前事实问题，然此事实却正是从很远历史演下来到眼前的。眼前事实，不论大事小事，无在不寓有过去文化上优点、劣点、长处、短处在内。你救不了他的短处，固然得不到解决；你不顺取他的长处，则亦无从而解决起。办法是要从事实中寻出的；出路是要受历史背景决定的。凡相信中国文化有其优长处的人（如罗素），都不必怕在中国问题解决上将会忽略遗漏他原来优长之处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在我探讨中国问题时，只见眼前经济、政治两大难关，初未尝于此外留心到什么文化问题。只在求经济、政治问题解决时，乃发见固有文化长短得失，而与罗素一样地宝爱中国文化。然此时仍继续研索这些事实问题（经济、政治）之出路何在；但求事情作得通，其他一切不计。我完全不先悬一“中国本位”的标准，或莫损及固有文化的限定。设若先悬有一标准或限定，而又是这样抽象虚缈不好捉摸的标准限定，那么一切探讨研索将成窒碍，中国实际问题怕倒不得解决了。
质言之，“中国本位”是将来自然到达之结果，用不着此时预存成见。--这是我的态度。
原文录自《漱溟最近文录》，9-14页1944年5月，中华正气出版社，《大刚报》（衡阳），1943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