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平头百姓，体制内职员，拿退休金老妇，不是作家。我的专业是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不懂文学和文学理论。我写的东西很不像样。我今天站在这里，不过是讲两句心里话。
先说说我对“跨疆域写作”主题的看法。“跨疆域”写作和旅游不同，不是你想跨就跨，想不跨就不跨。对此，我有些初步又粗浅的体会，可概括为八个“没想到”。当初写了有关父辈几个故事请朋友看，替我掂量一下，写得行不行？顺便也以这样的方式给自己过六十岁生日。没想到被朋友介绍给一本杂志，刊出了。刊出后，没想到被人上了网。传开后，没想到有出版社的人说经过删节处理可以编成书，出版。出版后，没想到畅销。畅销后，没想到被禁。被禁后，没想到有那么多的盗版（约120万册以上）。大陆的“往事”被禁和盗版后，没想到获奖。获奖后，没想到授奖者被传讯，获奖人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有了这样的曲曲折折，起起落落，那你和你的书肯定“跨疆域”了。也就是说跨不跨不在作者，在于禁。一禁就跨。其实，文学的“跨疆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立足本土。
文学，需要情感，需要想象，需要思想，还需要形式。我以为更需要真实。对社会而言，有一部真的历史比有一部好的文学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叙述存在许多的遮蔽、歪曲、假象和谎言的话，我们的文学多少就要有一些“担待”，担待起一点表达、表现真实的义务和责任。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世代相传，正如英国人毛姆所言——盖因“它是人类经受种种苦难艰辛和绝望挣扎的最后证明。只要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上画出那些人像，只要莎士比亚写出了那些台词，以及济慈唱出了他的颂歌，数以百万计的人便没有白活，白白受苦，也没有白死。”可见，真实是文学艺术的终极价值，而非一般价值。何况中国历来就有于“正史”之外，写“野史”、“笔记”、“掌故”的传统。它们因未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修理”，而有可能更家接近于本体的真实。
想写出真实吗？你就要面向现实，用自己的眼睛面向现实。从创作方法看，我们这个国家是最提倡现实主义的。它一直被当作口号写进文件、写入教科书，全世界可能没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的。可是，一旦提笔写真实，问题就来了。现实题材几乎就成了当代文学艺术的“雷区””和“禁区”，更别说触及“镇反”、“肃反”、“三五反”、“反右”、“三年饥荒”、“文革”的题材了。听说今年“抗战”题材也归入了“敏感类”。最近有篇文章认为“今世不会再有蔡元培”，即被上边指责为“越线”。上个世纪的后五十年如此，现在依然如此。问题在哪里？在于完善又隐蔽的官方查禁制度？当然，与它们有重要、密切之关系。这些机构和制度也非今日才有，早在元明清就被皇上发明和使用了。要不然咱屈原、李白——这两个世界文化名人为啥只能产生于春秋战国、大唐，而很难活在有了东厂锦衣卫的明朝呢。但这不是今天的议题。我所想到的是，如果没有了外在压力，我们个个就都直逼鲁迅了吗？就“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了吗？换句话说，我们巴望的不就是写作自由吗？真的有了自由，就有了佳作？我怀疑。恐怕仍是孔雀开屏，难得一见。
由于我们有意忽略作者和现实的关系，牺牲了许多的实在性和现实性，对生存的本质和生存的批判就势必变得或软弱、或暧昧。在金钱、利润、市场的操弄下，踏着“奔小康”的整齐节拍，甚至把当代史、苦难史权做了床上史、狂欢史。某些文人、作家也并不比普通百姓高贵多少，他们同样胆怯市侩、苟且无聊。写作是为了能生存的更好，自己也愿意被权势利用。人之处世，无论是强硬的反抗，还是柔软的妥协，还是介乎强硬与柔软之间的活着，都是姿态，也是常态。但在精神表达上当是实在的，很实在的。因为在人的生存意志面对现实的时候，无一不是本色、本质、本真的自我呈现。在这个基本点上，请问有谁能够例外？识文断字的我在狱中奉命记录难友的言论，是本真。抓捕关押的“八九”精英审讯时痛哭流涕且和盘托出、是本色。正是基于人的生存的现实，才形成了少雕饰的现实主义美学。现在大陆很时髦“人文精神”。在“人文”二字里，是不是且慢说“文”之优、之洁、之雅，我们立马要做的是直接显现“人”——显现那些现实化的生存诉求和生活场景，显现那些卑贱、平凡的无数的“中国化人生”。任何精神终归来自生存境况！就从这一点看，且慢高奏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凯歌，要紧的是要有一点人道主义倾向吧？有了现实精神，有了人的精神，再加上点文学训练和技巧，那咱就一定能多多少少地“跨疆域”了。诸君，在下不知说对了没有？
第二点是关于文学中的思想。文学是不直接表达思想的，特别是政治思想。大陆关于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可能永远难以理清。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概是对过去强调思想性的反拨，我们现在的文学是以远离思想为高洁，以维护其审美纯粹性为至尊。实际上，作为表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人要抹去政治意识、思想意识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渗透作用和控制作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刻意地回避它，抹掉它，肯定会削弱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至少在大陆是这样的，我敢说！当下，一些人基本鄙弃了人类、历史、民族、国家等厚重观念，感官的享受，人的情感欲求，实惠的物质生活等世俗性社会事物，统统纳入作家审美的新视野。这是好的、对的，它属于个人生存的正当性。要不，怎么我那么喜欢马连良，沉醉于他的泡澡，遛弯，修脚，下馆子，抽大烟，摆弄翡翠鼻烟壶。什么时候想起他来，总好像背上挨了一记黯然消魂掌。但是我们过度释放这样一些世俗的、欲望的，属于人之本能的东西，是否会产生返祖现象呢？一个资深编辑告诉我：现在看小说，无论中篇还是长篇，三页之后一定要上床。我说：“好，太好了。以后学校的文学课与生物课合并来上，有描述、有图片，醍醐灌顶，效果绝佳。”我不知这是文学堕入生物境地，还是生物提升到文学天空。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要把欲望下面掩盖的利益关系合理开掘出来，对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内心的关系做出既符合现实也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那么，就要有多维视角了。除了世俗视角，恐怕还要有别的视角。越是世俗的生活，越是要有理性的认同。这理性不就是思想、历史、道德、政治和哲学吗？有了理性认同，才谈得上高尚的人文关怀。总之，文学要有思想，至少要有一点思想。但是我反对大陆一些人提出的“文学重返思想”的口号。我说这些，并非标榜自己具备“理性认同”和“人文关怀”。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像发黄的一片叶离开老树而飘落，而这树早已是无花无果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同意“民族书写”的确认与提倡。当前，不仅是价值体系混乱，语言表达体系也是混乱的。大陆书写之乱是与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巨变、骤变相勾连，诚然，也与当下创作中坚骨干“个人化写作”相关。去年，我跨海去了台湾，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阅读史料的同时，也有机会阅读文学作品。我发现海那边的文学书写也有些乱。数千字的作品，无一个标点。我的两只眼睛，不知该怎么看；要朗诵的话，就不知该怎么喘气了。语言表达体系的紊乱是个什么问题呢？说好听了，是与时俱进，我们全体在打造新式的、开放型的中国文化。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文化身份的丧失。一个民族，一个人连身份都没了，你是谁？谁认你？
过去在大陆所谓的民族书写，是被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政治运动所扭曲。对此，大家已有了明确的批判和认识，我不多谈。那么现在呢？现代科技、一体化经济、大众传媒、生态危机等给中华文化带来了既是现实的、也是长远的威逼性、胁迫式的影响，且影响范围日趋深广。我们和我们的文化便在激进保守之间挣扎，在崇尚西方和弘扬传统之间穿梭。这样的煎熬挤压下，很多人倒了。或前仆，或后仰，或东倒，或西歪。但另有很多人站起来变得聪明强大，能够在外来压力下反激出内在自尊（包括人的自尊和文化自尊），在认同世界先进宇宙观、文明体系、审美价值、健康心理和道德勇气的前提下，坚守民族化又超越民族化。坚守是指专注于文化、文学的本土性，超越是指摈弃或置换原来的意识形态内涵与审美价值判断标准。具体来讲，有人的做法是凭借全球性的经验去关照和描述中国的民情风习、事件演化、历史变迁。比如龙应台的时评佳作，便是得益于这种全球性文化经验的一个印证。有人的做法是自觉承接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元素，以现代文明的面貌写出中国当下的人文景观。例如董桥先生笔下的《小风景》，读来兴味无穷。说是小风景，汇聚起来则是大风景了。有人是在审美层面上，一方面汲取西方文化的有关自由、博爱等普遍价值和意识流、碎片化、心理技术、黑色幽默等现代及后现代手法；另一方面则顽强地坚持中国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包括章回叙述，首尾连续，故事性强，巧用文言、方言、俚语，修辞精致等。例如张爱玲、白先勇的作品，在《琉璃瓦》下点燃《第一炉香》，借着《那晚的月光》去结识《永远的尹雪艳》。那些首尾呼应、曲折盘旋的情节犹如香烟缭绕。待缭绕的香烟散尽，留下的是不忘的情节、难忘的人物。这些作家也已老去或即将老去，但他们却是无法抹去，无法企及的。时代不断成就人，也不断毁了它所成就的人。但他们是例外。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台湾老作家王鼎钧先生说，这首唐诗表面上是新娘问新郎，你看我的化妆合不合潮流。实际是诗人把新作送给权威人士看，问我的文章够不够标准。这里为什么要用比喻？王先生说有时是因为不方便直说，更重要的理由是天下事直说说不清，直说也说不完，要能不言而喻。这样，“画眉深浅”就成了一个典故，一个符号。作品也是符号，在有所顾忌的环境里，“符号简单，代表复杂；符号有限，代表无穷”。说出来的是谜面，未说出和说不出的是谜底；文学是谜面，人生、社会是谜底。“想以寥寥数语说出人类的历史，只有借了文学的方法”（王鼎钧：《宗教信仰与文学创作》）。我想，这既是方法，恐怕也是我们“跨疆域”写作的奥秘吧。
最后，再说罗嗦两句有关自己的话。自从“往事”发表，有人置疑：“你的记性咋这样好？大人们四十年前的谈话都记得？”有人发问：“你写的是历史，还是文学？”我无法回答。信则信，不信则不信，说文说史皆可，不文不史、非文非史亦可。因为这些都不重要。再说，当下的判断并非是最后的判断，我们认为很棒的东西，或许会很快被后代抛弃。有两位分别来自上海和新疆的读者来信让我感动又愧怍。他们说：“章先生，在作者简介里，你为什么要写明‘具博士生导师资格’？这很庸俗，建议删去。”我想删，可书禁了，无法做到。现在我要借此机会对他俩和说好（说“往事”是里程碑）说歹（说“往事”是反党宣言）的所有读者表达深深的敬意。作品是作者的终点，却是读者的起点。阅读是对创作的“再创作”。他们不仅能按文学惯例返还作者的原意，还能突破惯例，创造性地对作品加以缀合，解读出新的、更多的含义、推导出新的评价，甚至是惊世骇俗的、超出文学范围的高见。所以读者不仅是读者，他们还是导师。我以为这是比“跨疆域”还要重要的。
于是我要说，何必“跨疆域”。
2005年6月作于北京守愚斋
2005年7月22日讲于香港会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