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2012年9月22日，我应私人邀请参加李宗恩先生（1894—1962）逝世50周年座谈会。
走进北京东单三条“协和”老楼会议室，我很吃惊：墙上无条幅，桌上无鲜花，室内没有服务员，室外没有签到簿。静悄悄的，乃至冷清。咋啦？座谈会的规格低到无规格。唯一吸引人的地方是与会者，清一色银发老人，人人衣冠整洁，个个举止得体。我扫了一眼，只认得蒋彦永先生。
他见我，即问：“‘协和’请你了吗？”答：“我是受李家亲属之邀。”
又问：“你认识李宗恩？”
又答：“ 我不认识，父母认识。李宗恩划为‘右派’，是因为父母的缘故。所以一定要来。”
会议开始，先播放视频，内容是一位记者的随机采访——把当下协和的头头脑脑，上上下下，都采访到了。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你知道李宗恩吗？”
回答也只有一个：“不知道。”
我看过一本写协和往事的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涉及李宗恩的文字寥寥数语。显然，这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人，也是被协和忽略的人。为什么“忽略”、“遗忘”？因为他是旧社会协和医学院第一个握有实权的华人院长[1]，更因为他是1957年医药界最大的右派分子。
会议的主持人是现任美国洛克菲勒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ese Medical Board)主席玛丽·布朗·布拉克女士（MaryBrown Bullock)，她从大洋彼岸飞抵北京，就是专程来主持这个纪念会，并做演讲[见附件]。尽人皆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一个创举，就是建立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1916年协和医学院选址动工，1921年落成并正式命名。医学界人士很清楚：在那个时代，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代表着国际医学最高水准，协和医学院正是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蓝本”，教学、临床、科研三位一体，从总体架构到具体标准，一切向它看齐，模拟仿照过来。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是洛氏基金在20世纪上半叶对华（单项）援助出资最大、时间最长的项目。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援助与付出，都没有白费。几十年间，协和（即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之简称）在中国开创了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高等护理学教育之先河，在培养医生，建设医院以及医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斐然，很快成为亚洲医学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标准，对日本、印度的高等医学院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被日军占领，受到严重破坏。战争刚结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立即致函洛氏基金会要求尽快协和的一切工作和项目。当时的基金会董事长小约翰·洛克菲勒在回函中说：“协和医学院的工作是我们皇冠上最明亮的钻石，我们有最强烈的义务继续支持中国的现代医学。”
1946年，再派考察团赴华，根据需要由中华医学基金会再拨款1000万美元。1947年,协和董事会一致通过，任命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院长，由董事长胡适通知他。
一、家世
光绪二十年（1894）中秋（9月10日），一个男婴降生在江苏武进县青果巷内一个士大夫家庭。祖父给刚刚出世的长子长孙起名“宗恩”。婴儿的父亲叫李祖年，恩科中进士二甲八名。高中后，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1902年，李祖年在益都（清州）做知县，开办了当地第一所新式小学。为了号召当地士绅把孩子送进新式小学，带头把李宗恩放在那里受业。
1909年，李宗恩入上海震旦大学学法语，那年他16岁。
1911年，李祖年出任山西财政厅厅长。丧偶不久的他，决定让18岁的儿子赴英国留学。李宗恩剪了辫子，上了海轮。对于留洋，他没有一般年轻人的远大抱负和热烈憧憬，只是说：“十八岁时，我偶然地出了国。当时并未想到我为何出洋。到了英国，因为官费是指定给学医的人，我就学了医。及至学了医也就安心读书，安心做事；等到后来想到该回家的时候已经近三十岁了。”[2]
1913年，李宗恩进入英国著名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七年间的学习课程依次为：植物学, 动物学,物理,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治疗、病理学，法医，公共卫生学，外科，临床外科，内科，内科实习，产科。保存至今的格拉斯哥大学档案里，注明李宗恩就读期间获临床内科二等奖、年级第十三名。之后，他赴伦敦热带病学院，在Dr. Leiper的指导下工作，很快获得热带病/公共卫生证书，还幸运地参加了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的热带病考察。
1923年，李宗恩在格拉斯哥格西部医院（the Western Infirmary）做住院医生，工作出色。一位医生（Dr. Cathcart）谈及对李宗恩的印象，说：“他非常有人格魅力，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他。他工作上能吃苦而有责任心。”在英国，李宗恩兴趣广泛，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创建了留英同学会。
30岁的时候，李宗恩觉得自己该回家了。去接他的两个弟弟觉得大哥果真与众不同，尤其是那副眼镜，既无“脚”，也无“框”，镜片是靠一个金属夹子夹在鼻梁上的。在其携带书箱里，除医学方面的典籍文献，还有英国文学作品以及探讨社会问题的著作。李宗恩此番回国，还与感情问题相关。出国时他与表妹何晋订婚；留学期间与一个英国女同学相爱。在父亲家书“归国完婚”的催促下，他考虑再三，向异国女子陈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与尴尬处境，终获谅解。此后的数十年间，远隔重洋的情谊并未中断，始终随身保留着英国女友的信件。
李宗恩先到达上海，而他要去的地方是北京，因为北京有个协和。他这样说：“我不愿依附家庭，希望脱离家庭而独立。北京的协和是当时全国设备最充实的一个医学校，我认为它适合我个人的志愿和兴趣……”[3]
1927年初夏，李祖年突然去世。丢下续弦和三个孩子。李宗恩从北方赶回老家。办完丧事，他建议继母带着年幼三个弟妹去北京与他同住。毅然决然地承担起长子的责任，这给了新寡的继母极大的安慰。
他靠一生的品行来拥有自己的朋友与至爱。
二、硝烟
在协和从医从教，李宗恩各方面表现非凡，专业出众，且具备良好的管理能力。当时的副院长狄瑞德医生在备忘录里，这样写道：“我认为李医生是内科中国医生中最有前途的一位。他在临床和研究方面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能力，我相信，他是那种不但在自己的专业上出类拔萃，而且可以影响而带动其他人。我深知，在协和的年轻中国人里，他是最值得鼓励和支持的一位。”李宗恩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擢升至襄教授。他以深广的内科学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诲人不倦的责任感，赢得了学生们的敬佩。1937年，李宗恩“在因为他在临床、教学、和研究方面出色的能力，被中国医学基金会晋升为襄教授。
1937年7月，日军炮轰宛平城。也就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王世杰部长邀请协和医院的李宗恩、北平护士学校的杨崇瑞校长（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武汉大学的汤佩松教授和在南京工作的朱章赓（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公共卫生专家）四人，一起讨论，决定在武汉大学成立一个医学院，并指派他们为筹备人。但因华北形势动荡，会议草草结束，各自回原校分头筹备。
“八一三”以后，抗战全面展开。经淞沪血战，上海沦陷。战线随之西移，抗战形势趋紧。李宗恩接到通知：教育部决定将正在筹备的武汉大学医学院改建到更为安全的大西南，成立国立贵阳医学院，以接纳从华北及其他敌占区退下的医学院学生。该院的筹建仍由李、汤、杨、朱负责。11月19日，李宗恩离开北京。12月31日，教育部下达聘书，聘请这四位医学专家为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李宗恩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经过紧张筹备，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宣告成立，教育部正式聘任李宗恩为院长。校方顺利地租赁了别墅、会馆以及寺院，经过修缮，6月1日贵阳医学院正式上课。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在汉口、重庆、长沙、西安、贵阳五处设立招生处，共收容战区退出的失学医学生及护士助产士学生计三百余人，他们来自三十余所院校。学生们年级不同，学业参差不齐，故采取分班教学，实行类似协和的导师制。导师及受导学生的分配，在每学年开始后二周内由训导处公布，导师负责受导学生学习、生活之责。这种导师制十分有效，一直延续到1949年。一个学生曾这样形容在贵医的读书生涯：“开办之初，设备简陋，没有甚多的教室，而致解剖学在院子里上课，把人体骨骼挂在树枝上讲演。一些教室也是临时搭成的茅屋。下大雨的时候，教室寝室往往变成泽国，没有自修室，在饭厅里自修，每人发凳子一张，上实习，上自修，背着凳子到处跑。天晴的时候，还好，一逢下雨，泥泞三尺，真有‘行不得也么哥’之苦。一年级宿舍是在山上，离开教室有半公里左右。晚间自修完了回去，不但要摸黑路，而且还怕土匪和野兽（山上常闹豺狼和土匪）。解剖实习的骨骼不够分配，学生常常跑到山上，挖取野坟的骨骼。在物质条件如此低劣之下，师长们诲人不倦，同学们埋头苦学。当时几乎全国知名的教授，均荟集在此，贵阳医学院声誉鹊起，遂有小协和之称。”[4]
两年后，贵医的学生毕业了！1940年2月2日首届毕业典礼晚在敬思楼举行，医科第一届毕业生二十六人，医士职业科毕业生第一届护士十六人、助产士十一人。典礼上，男着中山装，女着旗袍。毕业生也是穿着整齐，或黑色中山装，或白色制服。会场布置庄严隆重，校门有松柏彩牌耸立，两侧书有楹联：“毕业即始业，祝诸君鹏程万里；新生继旧生，看吾校异彩常留。”与会者有省主席、教育部代表、教育厅长、大夏大学校长、湘雅医学院院长等。典礼在乐曲中开始，李宗恩致词。他说——
我热诚的向诸位道贺。但是从我的职务上，以及对于诸位的私谊上，都感觉彼此相处的日子太短了。我对于诸位有无限的希望，在诸位毕业离校的时候，愿意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心得来贡献给诸位。
我们无论求学、办事，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我对于科学态度的解释，认为应该是避免主观，注重客观。主观太强，理智容易给感情蒙蔽，会不知不觉的走入错路。注重客观就必须有冷静的头脑，才可以充量运用他的智慧来求学来办事，才会有良好的成就，才会有不断的进步。就是处世方面，也要有科学的态度，才能够检讨自己，体谅他人。这种心平气和认真做事生活的风格，实在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应有的修养。
“求学办事仅有科学的态度还是不够，如果没有一种动力，所谓成就与进步还是没有把握的。这种动力必须有健全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的人才有。在西洋社会宗教信仰是人们健全精神的基础。有人说，主义信仰也可以成为人们健全精神的基础。我以为一个人能够有一种固定的事业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达到健全而有意义的境地，因为有固定的事业欲的人必然是意志坚定的，必然能够不惜牺牲为他的事业向前作艰苦的奋斗，像有宗教信仰或者主义信仰的人一样。这样的人，他一定能够从他的事业中得到满足，得到他特有的乐趣，他活一天觉得有一天的意义，他的心境永远是乐观而且积极的……
我反复阅读这篇致辞，感慨良多。与其说他是在勉励学子，不如讲是在归纳自己——“无论求学，无论办事，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李宗恩不正是这样办学的吗？“心平气和认真做事的生活风格”——李宗恩不正是这样生活的吗？“一个人能够有一种固定的事业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达到健全而有意义的境地”——李宗恩不正是达到了这样的境地吗？最令我钦佩的是他的这种人生态度贯穿于生命之始终。即使在“反右”之后，“山巅秀木，摧杌为薪”。对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来说，内心渺茫惶惑可想而知，但依旧恢恢然君子形貌。我觉得李宗恩的几十年的医学教育实践，有如广袤高原上的冬雪，绵长细密，无声无息又尽心尽力。
临床是医学院教学的重要组成。1941年，为了让贵医有临床教育，李宗恩和杨济时筹集了部分资金，在贵阳市阳明路两广会馆，因陋就简，设置十张病床，成立了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由杨济时任院主任。而在此以前，学生的教学实习和临床实习都有赖于省立医院。医学从来都是严谨刻板、乃至冰冷的，加之物质匮乏，生活艰苦，为消解学生日常生活里的冗繁，干枯与琐碎，李宗恩居然组建了一支口琴队！用节省下来的院长办公的经费，在香港订购了各型口琴。经过训练，没过多久，什么《比翼鸟》、《双鹫进行曲》、《汉宫秋月》等乐曲，都不在话下，还定期在贵阳市内公演和电台，且成为贵阳最有名的口琴演奏队。继而他又建立了话剧队，国剧队。前者，为贵阳市捐献慰劳筹款公演，自己还参与《叔叔的成功》等剧目的演出。后者，为劳军、赈灾、募捐等义务也演出多次，剧目包括《玉春堂》、《武家坡》等。风流尽显，旧时代一个受教育充分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深度以及个性之饱满充盈，令人感佩。几年下来，在西南边陲，于荒僻之地，李宗恩等一流教授以血水奔流的方式，培养出合格的医科学生，由是激发出人们在战争中拯救生命的热望。化育人才，弦歌不辍。这所原本不为人知的贵阳医学院，在硝烟中越发显得崇高和厚重，引得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等人也来贵阳参观。有如一条缓慢的水流因高压而成为壮观的喷泉，在战争阴暗的缝隙中迸射出的一线夺目的光亮！
转眼到了1944年的冬季，日军节节西进，由广西逼近黔省，贵阳一夕数惊。省政府命令各机构和市民疏散，贵医决定迁往重庆歌乐山。没有汽车等运载工具，长途跋涉只有徒步而行。李宗恩把自己仅有的黄包车，卸下两只轮盘，给同学们用来拖运行李。“在动身的那一天早晨（12月7日），师生齐集附属医院门前空地。天气阴沉，寒峻的北风吹得房屋在战栗，也吹去心头的温暖，大家有说不出来的悲凉与凄清。（李）院长在一个简单的演说以后，哽咽着喉咙，流着眼泪，颤抖着声音说道：‘我们来唱——唱一个校歌。’在场的人已是泣不成声。” [5]师生们并不恐惧日本人的凶暴，也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全，之所以痛哭是惟恐这刚长成的贵医因经不住狂风暴雨，而枯零凋萎。
在战火中在遭遇苦难，在苦难中坚持不懈，国立贵阳医学院以“永远独立”的风姿完整地保存下来。李宗恩尽管承受许多周折乃至误解，但他懂得作为一个院长的第一意义，就是负担起自己的责任。出色的业绩，使他荣获了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获此勋章的，有国民党高级数十位将领：何应钦，程潜，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有八路军三位将军：朱德，彭德怀，叶剑英。
在此期间，朱家骅、王世杰二人以介绍人身份为李宗恩办理了国民党党员手续。按照当时的规定，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及训导主任应是国民党员。为了千辛万苦办起来的贵医，李宗恩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二十年，在反复的政治历史审查中，却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这个“事实”。
抗战结束，恢复协和的事宜立即提到日程上来。经费方面由美国资助；董事会是中美成员的组合；管理方面则明确要求一个全职中国院长，一个美国副院长，皆由协和董事会选出。被提名的中国院长候选人共有十一位。包括刘瑞恒、林可胜、张孝骞、李宗恩。1947年3月12日协和董事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任中国院长，Dr. AlanGregg 为副院长。
3月23日， 李宗恩电告胡适：“I feel unequal to the great task which the PUMC Trustees did me thehonor to entrust to me. I beg you to give me one week to enable me to thinkover the matter carefully and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the Kweiyang MedicalCollege affairs before I can make any final decision.” （译文：协和董事会的任命以及给予我的荣誉和信任使我感到力所不及。请允许我要求一个星期的时间给你最后答复，让我认真考虑如何安排贵阳医学院的工作。）
3月31日，李宗恩给胡适电报，表示接受任命。时任担任董事会主席的胡适对李宗恩的人品、学识和才干，深信不疑。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在你的领导下，我们相信，新协和将会像过去一样，对中国的医学教育做成重要贡献。对此，你将有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这个在协和任教14年的人担任院长后，便拿出全部精力从事“复校”工作。
恢复一所医学院，钱乃首要之事。美国洛氏基金及时出手，决定继续采用一年一度的拨款方法。李宗恩最头疼、最棘手的事就是管理协和的财务。当时汇率极不稳定，为了交涉美元和法币的兑换率，他与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打了无数交道。日记里，李宗恩甚至详尽地列出汇率的计算方法，而这样的预算计划则是他每个月的“作业”。难怪美国方面感叹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医学院的预算，像协和医学院的预算那么复杂。”
与钱同等重要的是人。恢复后的协和，该怎样办学？李宗恩极为明确的想法就是保持“协和标准”——即“教学质量高于一切”。除了聘请国内外医学家担任客座教授，协和以自身巨大的吸引力、影响力，把战争时期散落各地的资深医学教授都“搜索”回来。经历渺渺程途，跨过滚滚长江，聂毓禅[6]带着几十名学生，走过1900公里行程，由成都回到北京。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于1948年5月，回到协和妇产科。秋天，内科专家张孝骞从“湘雅”返回协和，担任内科主任。师生踏进协和大门，眼前一片残缺：设备找不到，病床十五张，唯有绿瓦灰墙保留着旧日景象。来不及休息，大家放下行囊，就着手重新开课。这些一流医学家表现出“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英雄气概：到库房查找可用的设施；把拆散的仪器拼接修理起来；把校舍重新打扫刷新；向董事会提交购买新锅炉计划；签订全年燃煤合同；为讲授人体解剖学，跑到北京大学“借”尸体。艰难之中，协和以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迅速恢复生机。这两年在协和历史上，被称为“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夺目而短促。
三、去留
常听人这样说：“谁让他们（指老一代高级知识分子）不去台湾！结果呢，戴帽的戴帽，划右的划右，下放的下放，惨死的惨死。后悔吧？要是早早去了台湾，一辈子不会倒霉。”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这个“早早”，是指政权易手的前后，而“你们”为啥去不去台湾？则成为大陆一个久久议论的话题，是走还是留？这句话，就像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台词一样，无休止地提出。
1948年，国民政府有个“抢救学人”活动，即胡适、傅斯年亲自出面动员一些顶级学者教授离开北平，飞赴台湾。其中被他们动员的人物里，最有名的一位叫陈寅恪。胡、傅等人多次劝其南下、东渡，陈寅恪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但最终未赴台，他拒绝了，落脚在广州。1949年后，上面几次派专人来广东，恭请陈寅恪赴京，他拒绝了，尽管新政权有多个重要职务和头衔在虚席以待。
在国民政府开列的名单里，也有李宗恩。他也回绝了，说自己要留下。他们当时为什么要留下？此后，许多人不停地追问？包括今天的年轻人。写李宗恩过程中，我也思索这个问题，还向别人讨教。归纳起来，是否有以下几点：
一，这些学者、科学家绝非一人东渡，独自飘零。他们要带上一大家人；要带上半辈子积累的书籍、资料；要带上所有的家私；要带上舍不得丢弃的零零碎碎。一句话，奔赴台湾就意味着连根拔起，永不回头。而不伤一枝一叶地“移栽”至台湾，需要一大笔钱，需要充沛的精力，需要人力和帮手的，需要埋葬许多珍贵的感情，需要扭转许多习惯，需要割断许多良好的关系……还有永远带不走氏族血脉、乡土老宅、饮食口味、兴趣爱好，以及长满青草的祖坟。远非两张机票，一走了之那么简单。这些严峻冷酷而又极其现实的问题，是阻止远行的力量。这种力量之大、之细、之深，可以压倒一个简单的政治判断。
二，这些学者、教授、科学家对问题的思考，大多不属于政治性思维，也就是说基本上不是从政治上的“左”和“右”，来选择自己的未来。他们一心牵挂和始终惦记的只是学术，学问，学科，专业和技术。在大陆几十年、或研究或执教，都累积起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资源。如，有较好的研究环境（大学或研究机构），有馆藏丰富的图书馆，有设备比较完善的实验室，有互相信任的同事，有可以取长补短的同行，有十分得力的助手，有成批的学生，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说不上呼风唤雨，也算得如鱼得水，而漂泊至孤岛，则一切从零开始。两厢对比，孰轻孰重？无须细算，任何一个以专业立足，以学问为本的人，心里都很清楚。记得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一位研究员曾对我说，自己看过一些知名专家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信札，当其得知先期抵达台北的同事几家人都挤住在大大的仓库，每家仅以铁丝布帘相隔的情况，顿时全身凉透。心想：到了那边，要熬多少年，才能像在燕京、北大那样生活和工作？有的教授则担心一次永不回头的远行，自己的身体恐怕就吃不消……诸如此类，切切实实的问题都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而每一个问题的分量都关乎他们的毕生事业，每一个问题都超过了判断“左”与“右”。
三，这三嘛，就涉及到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时政、对中共的认识了。冯友兰、汤用彤等人讲过：他们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觉得国民党非常腐败，跟它走没有希望；对共产党则完全不了解。说句老实话，在韩战爆发以前，没有几个人认为蒋氏政权在台湾能长久维持。有人推算，充其量存活一年或比一年多一点，毛泽东自会把它干掉，就连美国白宫亦有所估计和准备。抗战结束后，很多知识分子并不看好蒋氏统治，已是众叛亲离，行将土崩瓦解。包括储安平在内，不认同共产党，但更不满于国民党，他说：“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指币值改革），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储安平以“拆烂污”心态对待国民党，这句名言也最终导致《观察》被查封。溃败的国民政府并非像现在一些人说的那么好。
至于对中共的认识，我想引用李宗恩写给（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报告里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不能忽视包括北平在内的中国北方政治格局的改变。如果这种改变成为现实，我们仍有理由相信，教育方面会有不受政治影响的一定自由度，虽然其重点可能有所改变。这个重点可能会在牺牲教育的标准和科学的基础上转向社会方面……”（原文：“the possibility of a major political change in NorthChina involving Peiping cannot be ignored. In that eventuality, it is stillreasonable to hope tha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to enjoy a largemeasure of freedom from political interference, though some shift in emphasisis possible. Emphasis may perhaps veermore toward the social aspects of medicine, at the expense of scientificeducation and standard.”）也就是说，在1949年前后，这些接受良好教育、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政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所估计，估计会不同于国民党，但也仅仅是“有所改变”罢了。谁也没有意识到随后到来的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巨变，更想不到登台后的毛泽东会那样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父亲和罗隆基在家里说的一段话：“我曾经是共产党，对共产党、毛泽东是有看法的，也了解他们的一套。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个党是那样地差，人是那样地坏。”这话是说在土改，肃反，肃胡，反右，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即使砍了他们的头，也想不到还有一个“文革”。而在1949年前后，大家都在热烈期待一个不同于国民党的新政权。所以，陈寅恪选择了广州，不奔赴台湾，也不靠近北京。李宗恩选择了协和，因为台湾没有协和，协和在北京。
留下，留下，“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
四、易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对李宗恩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和热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心里明白：共产党需要好医院，好医生。
1949年7月13日，全国首次自然科学会议筹委会全体开会，邀请李宗恩出席。
7月14日，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委会会议揭幕，李宗恩为主席团成员，成员共41人。
7月17日，《人民日报》刊出为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名单，上面有李宗恩的姓名。
9月29日，李宗恩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受邀参加开国大典，登上观礼台。
江山易手之初，协和没有被新政权接管，美国高级职员均回国述职。1951年1月20日，李宗恩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去电报，电文只有一句话：1月20日本院收归国有——这是协和向洛氏发出最后的声音。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的合作历经三十五年后，骤然而止。也就在这一天，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全面接管。学校和医院改为：“中国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并宣布：院长李宗恩；学校和医院的规章制度不变；经费由教育部拨款；教职员工原职原薪。
1月21日《人民日报》刊出接收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消息，全院师生员工欢欣庆祝。李宗恩表示坚决拥护，于26日发表谈话，对未来的协和抱有信心。他说：“我们希望今后在教育方针上应有明确专点，或着重教育，或着重业务，或着重训练。我相信在政府领导下，协和一定可以办得更好。”意想不到的是，大洋彼岸的小洛克菲勒的朋友也写下类似的话：“我们不应认为这将意味着，这所学校的用武之地提前终止了。其实不过是换了一种管理而已……让我们希望、祈祷和相信，所有一切必将有最完美的结果。”
结果呢？
结果是于1952年的元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