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胡厚宣先生，1911年12月20日生於河北省望都县大王庄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父乃前清秀才，在天津一个刘统领家里教私馆。所生子女七人，父亲行六。家中收入不多，土地又少，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父亲没有上过私塾，6岁进农村的国民小学，后至保定第二模范小学就读。小学毕业，考入培德中学。在培德，幸遇国文老师缪钺先生，缪先生在培德中学四年，先後开国文、国学概论及中国文学史三门课程，又指导同学课外读书，根据梁任公所开书目，凡先秦经子，说文解字，四史通鉴，昭明文选和诗词选集等等，无不研习。中学四年在国学方面就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四年中，父亲各科成绩都还不错，每期发榜，总名列第—。因此毕业时学校破格发给一笔奖金；帮助上大学预科本科六年毕业。

1928年，父亲考入北京大学预料，这年刚好是中央研究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成正，董作宾先生奉命发掘殷墟，出土了一批甲骨文字。

1930年，父亲从预料升入史学系。史语所从广州迁到北京，在北海静心斋和蚕坛办公。这时北大校长是蒋孟麟，文学院长是胡适，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代史学系主任。史学系名教授本来已经很多，傅先生还请史语所的专家们和他自己在史学系教课。傅斯年教“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李济、梁思永合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徐中舒开“殷周史料考订”，董作宾开“甲骨文字研究”。董先生去发掘的时候，则由唐兰先生代课，除了“甲骨文字研究”之外，还教过“先秦文化史”和“古籍新证”等课。讲课内容均由史料结合考古发掘所得，即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使学生们耳目一新。象徐中舒“殷周史料考订”，父亲选修了两年，还记有“殷周史料考订”的笔记。

1934年北大毕业後，父亲在傅斯年“拔尖主义”的政策下，由董作宾、徐中舒二先生荐，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是年中研院安阳殷墟发掘团已驻安阳，殷墟发掘已进入第6个年头，发掘工作开展了9次。23岁的父亲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地开赴安阳，加入了田野考古工作的行列，开始了他60年的甲骨学、考古学、古代史研究的人生历程。

父亲第一次抵安阳，即投入到殷墟的第10次发掘之中，先发掘侯家庄西北冈殷代陵墓。又发掘同乐寨小屯龙山仰韶三层文化。接着又参加了殷墟第11次发掘，除了在１００４号大墓发现每束10个的矛和有柄痕的戈约百件外，更出上有花纹精美的牛鼎和鹿鼎及石磬、铜盔等，在国内国外，引起轰动，为此还特别拍了电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专门来安阳参观，所长傅斯年和领队梁思永陪同，特别在1004墓坑前照了像。

从1931到1935年侯家庄西北冈殷代王陵发掘共三次，共发掘大墓十座，由梁思永主持，年轻的有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愨共十人，号称“十兄弟”。夏鼐先生清华毕业，于留学英国前亦特来殷墟实习，他们受到严格的田野发掘和实物整理、撰写报告的训练，日后成为大陆和台湾考古学界的著名专家。

1935年父亲回到南京，整理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先协助董作宾先生编辑《殷墟文字甲编》，然後根据拓本，对照实物，撰写《殷墟文字甲编释文》，并有简单的考释。

早在读书期间，父亲“每感书阙有间，文献难征”，至此“乃恍然知研治古史，必当始自殷商，而甲骨文实为其最基本之材料。”从此即与甲骨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又以往研究甲骨的学者较多用力于文字考释，偶有涉及史迹商讨者，所依材料又比较零碎。父亲则力求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遗物进行研究，从而解决了不少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如《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将甲骨文的四方风名与《尧典》、《山海经》成套的资料相结合，在当时成为“轰动一时”之作。其余各篇，多编入所著《甲骨学商史论丛》。正因此书“网罗放失，广徴博引，比类并观，剖析微芒，”获得学术界好评，不久前被收入《民国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又编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选》。

1954年中国科学院新建立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第一所是研究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段的历史，所长是郭沫若院长兼，副所长是尹达。那时父亲在复旦大学，于历史地理系後改历史系任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开过“史料学”、“考古学”、“先秦史”、“商周史”、“春秋战国史”等课。中国文学系主任是陈子展教授，也请父亲在中文系开课，先後开“文字学”、“古文字学”和“甲骨学”等课。上课忙迫之中，还出了八本书。除《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殷墟发掘》四书之外，还把在抗战胜利后，奔走于京津宁沪搜集的材料编为《战後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後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後京津新获甲骨集》和《甲骨续存》四书。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曾要向复旦调父亲来京，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李正文说，“高教部曾副部长（昭抡）早就替我挡驾了，调令根本没到学校来。”

1956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照下，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一工作举行主要在北京，一部分也在上海举行。父亲参加了在上海的“规划”分组，早先父亲缘于前辈学者经常说，做学问首先要详细占有资料。后在实践中并深感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又念研治甲骨文字，倘欲免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之嫌，则所见材料必多。”于是下决心收集国内外所有公私收藏的甲骨资料。在会上就提出了《甲骨文合集》这一项目。所以称为《合集》者，是仿早年中华书局编印的梁任公论著称为《饮冰室合集》之例，对已发表的著作，要重新加以校勘，对未公布的材料，则予以广泛的调查和搜集。这一项目，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采纳，列为历史科学资料整理重点项目之一。

1956年的8月，复旦大学继任的党委书记、副校长杨西光找到父亲，说，“北京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打电话来又要调你，我说走不了，杨部长说你不要还价，连我都不能讲话，是周恩来总理亲笔写的条子。你若有困难，我们可以向上反映，学校给你成立研究室。”父亲说，“领导上考虑，让我走，我决不留。让我留，我决不走。我服从分配，绝不强调自己的困难。”我的母亲桂琼英女士当时正在上海师范学院（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书，父亲的学生裘锡圭复旦历史系刚刚毕业又考上父亲的研究生，也一同调来历史所。就这样，父亲於1956年的下半年，来到了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所。父亲来所后，即主持先秦史组工作，任先秦史研究组组长，後改先秦史研究室，出任主任，同时也是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

那时的历史所是在“东四头条一号”，办公在前，住家在后，条件比较艰苦。连先于父母由沪北上京城就读高校的家兄也对父亲笑道，这么破的地方却挂着这么大的两幅招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后来研究所搬至隔壁“九爷府”，本府系怡亲王旧邸，孚敬郡王奕（惠）之子，宣宗之孙澍贝勒居之，名曰孚郡王府，俗呼“九爷府”，1927年售于东北军阀杨宇霆。1929年4月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分院迁入。正门五间，启门三，缭以崇垣，覆以琉璃，脊安吻兽，门柱丹漆，门钉纵九横七，入门左北为正殿、堂屋、府库、仓厨等，记得我幼时理发，即在府内，窗外孩童的足球引起注意，使剃头匠顺利地完成作业。到了1960年代，研究所再搬到了今天的位置，不过时称“建国门内贡院西街甲13号”。此时的研究所条件大为改善，个人有办公室，配置了沙发椅，还有盆花。如此好景持续时间并不很长，先是花匠撤走，下一步是沙发，最后图书也要各自搬回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所也改名“中国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我那时由于偶尔来所，也接触到所内大专家，像顾颉刚先生，有一阵与父亲相对而坐，父亲正巧外出，顾老就交代我看书。此时我家也搬进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贺昌群先生是邻居，我因与其外孙游玩，贺先生也时常谋面，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贺先生生病，由担架送往医院的情景。

父亲来所后的一项重大科研任务就是主持《甲骨文合集》，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甲骨文合集》正式的编辑工作，从1961年4月开始。《合集》编纂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成员，先搜罗、校勘、整理已出版著录甲骨文的专书和论文，当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期间，出差在外，交通食宿诸多不便，经历长途跋涉，坐过老牛破车，住过动物园，吃过“全麦粉”，为了搜拓甲骨，吃过各种苦头。待材料搜集齐全之后，接着的工作就是校对重出、去伪存真、拼合断片、归属、精选、补拓等一系列极为烦琐的科学整理。为《合集》的编辑工作，父亲倾注很多。但由於不断的政治运动，工作只能做做停停，断断续续的加以开展。最後“农村四清”、“文化大革命”，爽落就把工作停了下来，把材料运往山里。直至“文革”後期，郭老（沫若）的嘱咐，以及郭老在父亲回信上的批示，使得《甲骨文合集》的工作，成了国家的重要任务，也成了我们历史所的重要任务。这书就由郭老任主编，父亲任总编辑。最后，历时二十寒暑，终于把这一部集八十多年来甲骨文之大成的《甲骨文合集》编辑成功。书成之後1978年开始付印，到1982年底1983年初，13大本才全部印完出版。

只是我的母亲没能看到这一天，在历经各种磨难之后，就在“四人帮”被揪出的1977年，她却没能抗争过无情病魔的侵袭，倒在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的前面。

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甲骨文合集》刚刚印出两三本的时候，胡乔木院长在人大会堂全院研究人员会议上就对《甲骨文合集》这一工作提出表扬。

1980年7月当《甲骨文合集》刚印出五本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出了第五十二期简报，专门介绍《甲骨文合集》的出版。这一简报特别注明要报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国务院，人大和中央军委及其他中央各部门。

当《甲骨文合集》刚一出完，马上就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重视，李一氓称“这部书是建国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并在《古籍整理简报》上多次发表谈话、论文，对这部书给予充分的肯定，说这部书学术价值很高。谷飞称《甲骨文合集》一书，“对古文字的研究，殷代社会史的研究，作出了相当完备的学术贡献”，又说：“这是自清末发现殷墟甲骨文以来划时代的一部甲骨文汇编”。

中国人民大学为纪念已故校长吴玉章老人，特设吴玉章奖金。1987年10月10日第一届吴玉章奖金评奖结果，特给《甲骨文合集》一个历史学特等奖，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由李鹏、习仲勋和邓力群三位领导发给奖状和奖金。

1992年3月1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颁奖大会”，就十多年来出版的4000种著作中选出400种，在400种著作中评出117种，设—、二、三等奖，还有特别奖七种。按得票次序排列，《甲骨文合集》获得属於国宝秘籍的特别奖的第一名。由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司长杨牧之颁发了获奖证书。

1993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又给了《合集》一个“优秀科研成果奖”，在社科院报告厅颁发了奖金和奖状。

1993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刊有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图书名单，也有《甲骨文合集》的书名，最后《合集》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的荣誉奖，这已经是第五次获奖了。

在海外，1987年父亲二次访日，立命馆大学著名中国古文字学家白川静教授特赠旧诗两首，其中一首也谈到了《甲骨文合集》说：

合集书成蔚似林，遗珠十万彩华新，

四堂渐没金声已，犹听丁当是玉振。

也对《合集》提出了赞扬。

亲到历史所之前任教复旦大学。时逢甲骨文发现50周年，他曾写下《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和《殷墟发掘》等书，对前半个世纪的甲骨学的历史作了一个“清算”。时光飞逝，如今历史研究所也已是半百老人了，我们在回顾它往昔历史的同时，更希望它青春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