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从霸权稳定转向制度稳定,主要表现为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日益多元化。由于霸权衰落,国际公共物品的霸权供给相对不足,而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供给却相应增加。冷战后国际公共物品的三层次供给,即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可以确保国际体系的持续安全与稳定,这个事实动摇了霸权稳定论的核心命题。

【关键词】　霸权稳定;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全球主义;地区主义

一般认为,战后西方国际体系是一个以美国力量为中心的霸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于霸主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稀缺的国际公共物品,从而成功地维持了国际体系稳定。冷战结束后,由于在对外政策上“敌我”关系模糊化,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逐步丧失了绝对优势,霸主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行动能力已明显降低,导致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相对不足。

国际体系并未因霸权衰落而动摇或崩溃,其原因在于国际公共物品供给出现了多元化趋势。随着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并行发展,国际公共物品的霸权供给虽有所减少,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供给却相应增加了。随着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国际体系稳定不再主要依赖于霸权而是主要依赖于国际制度和国际合作,一个更加安全和稳定的国际体系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一　国际公共物品的霸权供给

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观点,国际体系稳定有赖于霸权国家提供稀缺的国际公共物品,即稳定的货币体系、自由的贸易体系、国际安全和对外援助等。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多数国家不愿意为国际公共物品支付成本,因此,“搭便车”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只有霸权国家有能力和意愿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因此霸权是国际体系的稳定者。

任何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被其他国家“尊”为世界霸主,“它就成了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1]实际上,维持国际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之稳定,已经被视为霸权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职能之一。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任何微妙变化比其他国家要敏感得多。一方面,上升国家由于强劲的经济增长导致国家实力的增强,要求分享更多的国际政治权力,从而造成既定的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的急剧变动,威胁着霸权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国内经济不振影响了霸权国家主导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志,甚至有可能直接导致霸权衰落。因此,霸权国家把国内经济增长看做是扶持霸权的力量源泉,霸权体系和经济增长是美国政策孜孜以求的双重使命,二者互为表里,彼此呼应。这种互动关系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和突出。以二战后美国贸易政策为例,在美国霸权巅峰时期(1945～1967年) ,美国在全球拥有无可匹敌的经济、军事实力,这时贸易政策完全服从于外交政策需要,也就是服从于霸权体系的需要。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日渐式微,美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是刺激经济增长,这时贸易政策被置于外交政策的首位,在很大程度上,外交政策甚至演变成为一种为贸易活动扫除障碍的特殊政策工具之一。这说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恰恰体现了一种追求权力与追求财富的交互运动。对这个交互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的理解,要求我们把体系与单元、市场与国家、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求我们从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加以分析和阐述。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说的,“求富与求强是以一种动态的、相得益彰的方式相互作用。这种‘交错’只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理解”。[2] 正因为这样,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霸权稳定论一度被尊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学说。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最早论证了霸权和国际经济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之所以波及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盖因当时英国霸权已经衰落而美国处于上升时期,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履行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五大职能,从而导致国际经济体系的急剧动荡。[3]

金德尔伯格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国际体系必须有一个稳定者,并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这个稳定者就是霸权国家,其功能就是通过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安全等,保证国际经济体系持续和稳定的发展,防止出现全球性经济动荡和金融混乱。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最初只限于经济领域,后来通过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Krasner)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 i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等国际关系学者延伸到国际安全和军事领域,逐渐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把霸权和国际体系中的合作联系起来,在理论和历史经验上寻求霸权和国际合作之间的相关性,正是这些学者的一个共同特点。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只有在霸权统治下的国际体系才是稳定的,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或混乱。他认为,“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4]

一般认为, 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以美国霸权为标志的。美国霸权的巅峰时期是在1945至1967年期间,这期间美国以西方世界霸主自居,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安全和对外援助等国际公共物品。出于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政治需要,美国确实容忍了西欧和日本长期的“搭便车”行为。“贸易自由化是美国针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5] 在军事领域,美国组建了北约集团,向西欧盟国提供安全和“核保护伞”。在这个阶段,吉尔平所说的自由市场体系的3个前提似乎都具备了,即霸权、自由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6]可以说,在冷战时期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地缘政治问题。因此贸易总是排在议事日程的末尾,尽管美国商业部门经常表示抗议,美国国务院却一如既往地利用贸易政策来达成外交政策目标,即坚定地把贸易伙伴团结在自由世界阵营。[7]

自1967年以来美国霸权从巅峰上跌落,开始进入所谓霸权衰落期,霸权治理出现了严重危机。霸权衰落存在着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表现为霸权力量明显衰落,经济增长乏力,国际竞争优势全面丧失,海外干涉战争连遭失败。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和奥托曼帝国(Ottoman Empire)最终都成为国内衰落的牺牲品。[8]第二种情况表现为外部力量的变化,虽然霸权国经济并没有明显衰退,但体系中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很快,工业生产更有效率和竞争力,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日益赶超霸权国,导致体系中的霸权相对衰落。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衰落可能是两种情形综合作用的结果。“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可能来自那些正在发展中的外部社会, 它也会来自于‘熵’—一种霸权资源衰竭的自然趋势。” [9]特别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家和学界精英都对美国霸权衰落深感忧虑,在贸易政策上表现为美国不再愿意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和对“搭便车”现象加以容忍。日本“经济奇迹”和德国迅速崛起导致美国绝对优势丧失,“美国就像一个在其他孩子患流感时在街上称王称霸的男孩一样,当其他国家的经济恢复健康时,美国的优势就势必逐渐消失”。[10]霸权治理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霸主国对搭便车者感到不耐烦和失望,此外,“它的经济伙伴从自由贸易中比它获益更多,也使它灰心丧气。更有效,更富生机,也更有竞争力的其他国家经济已经崛起,削弱了霸主国的国际地位,减少了它赖以支付全球霸权费用的经济盈余”。[11]

正如霸权稳定论者所指出的,霸权周期变化和国际体系治乱兴衰规律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成本。霸权国家之所以愿意承担稳定国际体系的责任,是因为“保持现状、自由贸易、外国投资和一个功能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给霸权国所带来的收益高于相应的成本。然而,经济成本问题最终的演化趋势是维护霸权体系的边际成本递增而边际收益递减。吉尔平论证了霸权衰落时霸主可能做出的政策反应,他认为面对国际体系的失衡和新兴国家的挑战,霸权国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力图通过改变政策来恢复国际体系的平衡,为此,霸权国家有两条可行路线:一是增加资源,即霸权国家能够寻求增加用于保持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承担的义务所需的资源;二是减少成本,即霸权国家能够减少它现在承担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成本,使得它的国际地位最终不至于受到危害。[12]

从历史经验来看,吉尔平的判断似乎是经得起推敲的。从里根到克林顿,美国连续几届政府给霸权衰落开出的药方都是尽量减少成本,因为这期间美国实际上处于霸权峰谷之间的成本节省阶段。节省霸权成本的重要举措自然少不了减少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包括减少国际公共物品的全球供给量。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以美国力量为标志的霸权体系陷入了另一个困境,美国作为霸主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国内消费和为保护霸权体系所付出的防务支出,比国民储蓄和生产性投资增长更快。也就是说,由于西欧和日本长时期在安全领域“搭便车”,在贸易领域实行非对称互惠贸易和非对称开放政策,导致霸权国因开放自由的市场而蒙受经济损失,它付出了远远超过它应当承担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政府减少了自由贸易的霸权供给,并且从非歧视原则和无条件互惠原则上退缩。实际上,克林顿政府更愿意利用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因此霸权体系的使命已不再是理论家所说的那样,霸权国凭借其经济剩余,做出自我牺牲,为国际体系提供国际稀缺的国际公共物品,而是把残存的霸权体系当做一种资源,为挽救衰落中的霸权服务。20世纪90年代,美国越来越露骨地把接受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作为它提供对外援助和贷款的先决条件,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成了促进或维护本国实力、遏制或削弱他国实力、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美国从慷慨的霸主变成了掠夺的霸主。” [13]

二　全球主义:国际公共物品的集体供给

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提出了一种国际机制理论,回答了霸权稳定论者讳莫如深的霸权后合作问题。[14]

贸易领域的国际机制本身也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因此考察国际机制的形成必然会牵涉到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在霸权体系中,霸权国独自提供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在战后20年里美国给予盟国无条件互惠待遇和非歧视待遇,并容忍日本和西欧对美国产品实行歧视政策。关贸总协定(GATT)前几轮多边贸易谈判都是在美国霸权主导下进行的。按理说,贸易机制的变化应该与霸权体系权力资源的变更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霸权衰落,国际贸易机制应该日益恶化。事实上, 1986 年发动的乌拉圭回合取得了很大成功,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和运转,自由贸易的全球供给增加了。比起霸权供给模式,霸权衰落后建立的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更具合法性和稳定性。我们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乌拉圭回合的特殊意义在于,它集合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国家)决心继续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普遍意志,如果说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称之为“自由贸易”的国际公共物品,那么这个供给者既不是衰落中的霸主(虽然衰落中的霸主仍然发挥着很大作用) ,也不是体系中的上升国家(德国和日本) ,而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协定的全体缔约方。换言之,乌拉圭回合发展了一种新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即全球主义的供给模式。这里所说的全球主义是指超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使世界在某种全球机制的管理下成为一个整体。近年来随着以计算机和信息为核心的现代通信技术的快速升级,生产、投资和贸易全球化的日益扩展和深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全面展开,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迅速发展,全球主义已经成为人们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主流范式和认识框架。乌拉圭回合及其成果正是全球主义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集中体现。在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乌拉圭回合开创了全球集体供给公共物品的先例。

在冷战初期的霸权体系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在GATT中长期充当免费搭车者,授权条款允许发展中国家参与谈判但不必做出对等减让,无须和发达国家一样减让关税。发展中国家可以使用数量限制以帮助解决收支平衡问题(BOP) ,“而发展中国家却经常使用,甚至算得上滥用针对它们的BOP规定”。[15]在东京回合中,美国已不容许发展中国家在非关税壁垒上继续免费搭车。

乌拉圭回合特别要求确保所有协议和义务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并且力图使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新的国际贸易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做出回应,希望它们的单边贸易自由化能够换取更多的减让回报。因此,在乌拉圭回合中,实质性的关税减让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如纺织品、钢铁产品、热带产品和部分农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在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承诺,并且同意遵守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相关规则。积极参与的姿态和一系列重要的减让和承诺表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乐意充当自由贸易的供给者而不仅是原先的消费者角色。

这个重要的角色转换产生了积极效应,这突出地表现在新的国际贸易体制的权力分配上。WTO不同于GATT,后者长期被当做一种霸权主导的国际贸易机制。尽管二者表面上都实行多数裁定制,实际运用的效果却有很大差异。GATT在纸面上规定了多数裁定制,但它却力图避免使用这种机制。WTO不仅规定了严格的多数票,而且能够保证这个制度得到切实的执行。当修改涉及总原则时需要全体一致通过,对于WTO协议的解释及决定是否同意某成员豁免义务时要求投票表决中的3 /4多数通过,当涉及修改除上述提到的总原则以外的其他有关议题时要求2 /3多数票通过,其他没有明确规定而又不能达成意见一致的情况,只须进行简单多数表决就够了。

投票权反映了在WTO中的权力分配机制。WTO实行“一成员一票制”,尽管美国发挥着“全球贸易领袖”作用,投票表决时美国仍只有1票。欧盟在GATT谈判时是一个集团,投票时却是15票(每个成员国1票) ,连同60个罗马条约国(前欧洲殖民地) ,形成了投票多数集团。发展中国家控制了83%的投票权,拥有超过解释WTO法律条款所需的3 /4多数票。最能反映WTO“均权”的例证是18 个人口不足百万人的WTO成员国,却拥有与美、日、加、德、法、英等贸易大国同等的投票权。比之其他国际机制,WTO是所有国际机制中权力最为分散和均衡的,其权力分配不仅比使用加权投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更加公平,而且也比采用一国一票制的联合国更加民主,因为WTO拒绝授予大国否决权。

诚然,美国对乌拉圭回合做出的贡献也是可圈可点的。在国际机制草成之时,霸权介入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霸权常常在解释国际机制的创立上扮演着重要作用,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当霸权衰落时,它是否愿意继续在国际机制形成中发挥作用? 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它在机制形成中的强制力量受到权力资源变化的限制,因此它将有选择地发挥作用。衰落中的霸权可能拒绝单方面供给国际公共物品,不可能拒绝其他国家为国际公共物品做出贡献,因为国际公共物品供给途径的多元化有利于先前的霸主降低成本。实际上,由于美国的政治和贸易优势地位,国际贸易规则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受美国影响的,而反过来争取世界经济的立法权也一直是美国政策所追求的重要目标。[16]二战后以GATT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主要反映了特定时期美国贸易立场和政策的需要,国际贸易规则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美国贸易利益塑造或根源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来定义的。在一定程度上,乌拉圭回合未能改变这种状况。虽然美国霸权已经衰落,克林顿政府无力也无意于单方面承担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的全部成本,但总体上看,主导克林顿两任政府的贸易意识形态仍旧是自由主义。在公平贸易和战略性贸易的背后,自由贸易和市场导向继续主导着美国贸易政策,并且在国内成功地抵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大压力。因为贸易问题向来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它与国内产业集团和利益集团有着相当敏感的关系,而不仅仅受霸权这个外部变量的影响。

三　地区主义:国际公共物品的地区合作供给

全球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的重大进展是前所未有的,这使世界上多数国家日益看好全球主义的发展前景。然而,从博弈论来看,全球主义并不是理想的合作性博弈模式,因为参加博弈的行为体数目愈多,合作性博弈的复杂性和困难就越大,困扰合作的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免费搭车等问题越难解决。肯尼思·奥耶(Kenneth Oye)提出了这样一个中心问题:“如果国际关系既具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的特点,又带有洛克的公民社会的特点,那么为什么有时会出现合作,有时却没有合作呢?” [17]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解决公共物品问题。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理性人和个体寻求自我利益这两个前提下对集体行动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从而揭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提出,如果某一集团中的成员有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只要那一集团中的个人是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以实现那一目标,这种观念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个体是否采取合作行动并非仅取决于共同利益和目标,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集团成员是否愿意采取合作行动还涉及集团大小或集团成员数目问题。奥尔森认为,大集团可能存在着什么公共物品也提供不了的倾向。因此,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8] 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大集团合作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为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不可避免地陷入“搭便车”的困境,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担了成本。

奥尔森认为,小集团更容易促进成员间的合作。足够小的集团有时能为它们自己提供公共物品。在小集团中,为了集团中成员的共同目的很可能会有某些自愿的行动。当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行动会在达到对集团成员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最佳水平之前止步不前。[19] 正如在大集团中存在着什么集体物品也提供不了的倾向一样,在小集团中存在着只能提供低于最优水平的集体物品的倾向。集团中的个体数量越大,离最优水平就越远。显然,成员数目多的集团的效率一般要低于成员数目少的集团。[20]

肯尼思·沃尔兹从国际关系视角分析了行为体数目与国际合作的关系。他认为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因为极的数目越多,国际体系就越不稳定;极的数目越少,国际体系就越稳定。沃尔兹列举了9条理由来说明他的基本观点,其中有几条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随着参与者数目的增大,交易的成本会加速增长; (2)当一个集团的成员增加时,每一成员承担交易的动力便减弱了; (3)当一个集团缩小时,剩下的每个成员都与该系统有更大的利益关系,并有了更大的动力去帮助维持这一系统; ( 4)参与者各方的多样性加剧了达成协定的困难,而且当数目增大时,预期的多样性也会增大。[21]

奥耶透过交易成本对合作性博弈的结果进行了分析,证实参加博弈的行为体数目与合作具有一定相关性。首先,行为体数目越多,信息交流就越复杂,交易成本就越高。在多个行为体博弈中,为了认识系统环境,必须搜集更多信息,这不仅提高了信息成本,而且降低了信息质量。其次,行为体数目越大,预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亦相应增加,影响决策质量的外部变量就越突出。况且,随着博弈者数目增多,对行为的推算和对信息的甄选更加困难。最后,在行为体数目增加时,信息不完备和环境不确定会导致更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免费搭车行为更普遍。[22]如果我们把这些观点引入国际贸易领域,全球主义的前景就有些黯然失色了。虽然乌拉圭回合最终达成了一揽子协议,但它持续了8年之久,其间因各方利益冲突而多次搁浅,事实上它险些中途夭折。

在这种情况下,地区主义作为公共物品的补充方案越来越受各国重视。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2sett)和哈维·斯塔尔(Harvey Starr)曾经提出6 种获得公共物品的策略,其中之一便是建立地方性和地区性组织。这些组织由一小部分国家组成,在此基础上建立某种联邦结构,使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由此而互相合作。公共物品的解决方案包括:自律机制、便于联系和监控行为的机制、团体的明确定义、便于增强自我约束和积极合作的机制。[23]

约瑟夫·奈在《局部的和平》中认为,地区性组织从5个方面促进了世界秩序的和平: ( 1)地区性组织可以防止权力集中在两个超级大国手中,从而避免所谓的两极体系的危险(欧洲地区主义) ; (2)地区性组织可以把名义上具有主权地位的小国联合起来,抑制外来干涉和冲突的动机(恩克鲁玛的非洲地区主义) ;(3)地区性组织通过建立超国家及限制国家主权的制度可以减轻主权国家面临的传统威胁(新中世纪主义) ; (4)地区性组织可以把国家纳入一个紧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网络中,阻止本地区的国家走向战争(新功能主义) ; (5)地区性组织特别有助于控制成员国之间的冲突,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可以把本地区同国际冲突隔离开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理解本地区冲突的根源和解决冲突的条件时,比与本地区相距较远的全球性组织更有优势(比如人们通常认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在解决本地区冲突问题上就具有较大的作用) 。[24]

地区主义是在霸权供给公共物品不足的情况下兴起的。欧盟起源于美苏冷战引起的安全困境和地区内部彼此之间的安全忧虑,包括结束法德敌对关系和创建单一政治实体以提高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就是要解决“德国在欧洲太大,欧洲在世界太小”的地缘安全悖论。非洲统一组织具有双重功能,对外抗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的控制和渗透,对内维护团结和加强合作。海尔·塞拉西一世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发言中指出,“我们需要一个组织,它能促使非洲人中的争端取得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它能促使为共同防务以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合作计划进行研究和采取各种措施”。[25] 根据约瑟夫·奈的看法,地区主义的动因来自于区域内外两个方面。外部的主要刺激因素可能来自对整个组织的威胁,内部的主要刺激因素可能出自对共同利益的期望。从地区性合作的经验来看,是否存在着一个倡导开放和自由贸易的地区性霸权并不是最根本的。即使没有地区性霸权,合作也可能照样实现。这是因为大多数地区性合作起码具备两种条件:地区共同利益更容易形成,并且是可以预期和估测的。相反,在全球体系层次上的合作利益,由于涉及的国家行为体要复杂得多,各国追求的利益亦千差万别,彼此是很难通约的,行为体对合作结果难以预期,合作利益呈现出相当大的模糊性,造成合作的困难。地区合作是在少数行为体构成的一个体系中进行的,我把它们称为次全球体系。全球体系的威胁完全来自体系内部,没有体系之内矛盾和冲突的激化,全球体系不可能自行崩溃。地区体系的威胁则既来自外部又来自内部,并且外部威胁才是主要的。几乎每个次全球体系都面临着不同的外部威胁,由此塑造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共同利益成为维系次全球体系存续和运转的基本前提。奥尔森使用公共物品理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说明,在一个只有少数行为者构成的体系中,这些行为者“能够在不依靠任何积极性的劝诱(除了物品本身以外) 的条件下,为它们自己提供集体物品”。[26]

冷战后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同样与全球主义供给公共物品不足有关。由于乌拉圭回合不仅进展迟缓,而且隐藏着彻底失败的危险,克林顿政府决定全力促进美国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立法,一方面利用北美地区主义向谈判对手欧盟施加压力,迫使欧盟在共同农业政策上让步,从而顺利结束乌拉圭回合;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希望NAFTA成为乌拉圭回合失败后的替代方案。

地区主义作为一种可行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其发展前景似乎比霸权和全球主义模式更好。至少从目前进展来看,地区主义取得的成果是全球主义难以望其项背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实现了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附带着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劳工和环境标准) ,亚太经合组织(APEC)制定了自由贸易的日程表,欧盟不仅实现了市场一体化,而且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了经济货币联盟日程表及各成员国加入货币联盟的各项经济指标。

四　基本结论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公共物品至少存在着3种供给模式:霸权供给、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合作供给,它们分别与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相对应。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志着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进入霸权治理时代,美国作为所谓“仁慈的霸权”承担了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并成功地维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长期稳定。冷战结束后,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迅速发展,致使世界贸易体系并未因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而崩溃,作为国际公共物品的自由贸易从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来看并没有减少,相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一步降低,并在知识产权和国际投资领域初步建立起国际规则。

冷战后世界贸易体系发展与演变的经验表明,虽然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但它们致力于维持国际体系稳定之功能却是基本相同的。实际上,这3种模式是并行不悖的,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而是共生和互补关系。霸权供给只是减少了,并没有完全中止。由于主体差异性和多元性,全球集体供给增长缓慢,这两种模式供给不足的部分由地区主义适时弥补了。3种模式发挥作用的途径和范围截然不同,彼此间不存在明显冲突。当然,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本质上并非矛盾范畴,从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存在着地区性集团,WTO仍然是指导国际贸易政策的主要机构。“就像尽管存在着欧洲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是指导世界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问题的主要机构,尽管存在着地区性银行,世界银行仍是首要的发展机构。” [27 因此,除非地区主义结构是建立在某种全球性框架之内,否则它们是难以真正发挥作用的。地区主义组织至少可以发挥全球性组织在维持和平与安全、实现经济公正和环境管理方面所起的某些作用。它们不会像全球性组织那样遭到人们的指责,比如人们批评全球性组织可能导致大国主导国家体系,它们注定要失败,因为国家体系作为一个整体难以产生共识,而且全球性国际组织不允许地区独立性和多样性的存在。

单纯从国际公共物品供给角度来看,霸权供给可能继续呈减少趋势,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合作供给呈相应增加趋势。从短期看,自由贸易的全球集体供给将限于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的那些传统领域,因为目前各方都意识到在新领域中迅速达成减让和承诺是相当困难的。地区主义也许会在某些新领域中先于全球主义取得进展,正如我们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已经观察到的。这充分说明地区主义是不可或缺的,它在深化国际合作和维持国际体系稳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注释：

[1]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53页。

[2] [法]菲力普·于贡:《东亚经济的增长、危机与复苏》,载《国际社会科学》, 2001年第4期,第58页。

[3]Charles P. Kindelberger, TheWorld in Dep ression: 1929-1933, Los Angeles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289.

[4]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105页。

[5]Helen Youngelson-Ne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ubuque: Kendall /Hu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 28.

[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88页。

[7]Eugene R. Wittkopf, ChristopherM. Jone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30.

[8]William Pfaff, “The Question of Hegemony, ” Foreign Affairs,Vol. 80,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1, p. 231.

[9]William Pfaff, “The Question of Hegemony, ”p. 231.

[10] [美]约瑟夫·奈著,何小东等译:《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 1992年版,第4页。

[1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94页。

[12]王正毅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第181页。

[1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108页。

[14]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15] [英]布瑞恩·麦克唐纳著,叶兴国等译:《世界贸易体制:从乌拉圭回合谈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56页。

[16]何思因:《美国贸易政治》,台北:时英出版社, 1994 年版,第7页。

[17] [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著,王玉珍等译:《世界政治》,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年版,第379页。

[18] [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页。

[19]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3页。

[20]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25页。

[21] [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164页。

[22]Kenneth A. Oye,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9 220.

[23]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382页。

[24] [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第247页。

[25]马孆:《区域主义与发展中国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26]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44页。

[27] [美]杰格迪什·巴格瓦蒂著,张胜纪、王春育译:《风险中的世界贸易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