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沃勒斯坦和弗兰克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为大国崛起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解释框架。世界体系论认为，中国崛起有其正当性。直到两个世纪前中国才失去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当代中国崛起不过是历史上中国经济文化优势的复兴。理性地看，中国尚处于从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位移的阶段，并且仍然深受世界体系中不平等劳动分工和不平等交换体系的制约，不可能对美国及西方世界构成威胁。同时，中国是在世界体系的“社会化”中崛起的，因而崛起后的中国不可能改变现存世界体系的性质、结构及其运行规律。因此，当前大国崛起的正当性还在于显著地增强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力量。

【关键词】中国崛起；世界体系；霸权；体系变革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5-4812(2011)02-0037-44

世界历史曾多次上演大国崛起的悲喜剧。最近的一次是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正值英国霸权衰落之际，德国、美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崛起。20世纪末，即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世界历史再次进入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21世纪将检验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否是和平的或相对低成本的，这将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这样。”[1]国际关系理论迫切地需要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进行解释，即“中国崛起是否导致国际秩序不稳以及现存强国是否和平地接受中国的融入。”[2]

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都参与了关于中国崛起的世纪大论战，以致有学者宣称，“在21世纪的文献中，中国崛起已成为一个公理性观点(Axiom Point)，正是‘中国崛起’而不是其他任何话题，引领着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种种猜想。”[3]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家中心主义理论相反，世界体系论从整体主义视角对中国崛起做出了解释。可以说，作为主要研究大国兴衰和世界体系变革的理论，世界体系论为分析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解释框架。

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历史地位

世界体系论最早由沃勒斯坦创立。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理论内部出现分化，发生了分别以沃勒斯坦和弗兰克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之间的论战，形成了两大世界体系论流派，即“诸世界体系”和“单一世界体系”的对立。沃勒斯坦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尽管人类经历了多个世界体系，但只有16世纪西欧兴起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这就是500年历史的现代世界体系；弗兰克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认为世界体系已经存在了5000年，从古至今人类有且仅有一个世界体系。“诸世界体系”强调体系在历史中的演变，因而历史和体系都是动态的。“单一世界体系”强调历史在体系内演变，因此历史是动态的，而体系是静态的。

世界体系论的两派都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于16世纪，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欧洲无疑是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中心，但他对东方各国是否曾在历史上领先于西方语焉不详。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对沃勒斯坦的500年世界体系论提出了质疑，指出在欧洲霸权之前，存在一个“13世纪世界体系”，这对于“理解欧洲霸权的起源是很必要的。”[4]卢格霍德论证了“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的重要观点，认为沃勒斯坦只关注1450年之后“西方的兴起”，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5]正是以东方为中心的现存体系的衰落为欧洲的征服提供了便利。弗兰克对卢格霍德的观点大加赞赏，并在《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和《白银资本》两本书中加以发挥，对沃勒斯坦付之阙如的古代世界体系进行了详尽论证。

首先，在近代早期(1400-1800年)，即沃勒斯坦论述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初期阶段，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相对来说，中国在世界经济等级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欧洲只是处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的边缘，是次要角色。“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6]中国明清帝国、印度莫卧尔帝国的政治权力，比欧洲整体都要大。

弗兰克认为，在近代早期亚洲集中进行的商品生产和输出，不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而且始终保持着全球贸易顺差地位。其中，印度和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两个核心区。其核心地位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如印度生产棉纺织品和丝织品，中国生产丝绸、瓷器和茶叶。此外，两国在农业、(水路)运输和商业方面同样拥有强大的生产力。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中国的生产力、竞争力和中心地位从它一直保持着最大贸易顺差中得以反映出来。而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美洲和日本依靠向中国出口白银来弥补逆差，而非洲主要出口黄金和奴隶。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它主要依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业务，即把奴隶贩运到美洲，把美洲的白银出口到亚洲，把亚洲的商品出口到非洲和美洲，从而弥补其贸易逆差。

其次，白银资本推动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白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亚洲的主要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实行银本位制，需要大量白银来支持其货币体系。而金银主要产自西属美洲和日本，欧洲和日本是白银的主要出口地。白银资本从美洲、日本输入中国，不仅维系着全球贸易流动，而且推动着工业、农业和商业机制的运转。欧洲崛起的真正原因是其利用美洲金银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获得了好处。

第三，欧洲的崛起绝非因为它具有特殊性(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和种族)和自身优势的经济力量。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之所以得以形成，不是因为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因为“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简言之，“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7]

基于以上理由，弗兰克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未来走向做出了判断：世界体系的领导权将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19世纪从亚洲转移到欧洲，20世纪从欧洲转移到美国，21世纪将从美国再次转移到亚洲。亚洲在古代世界体系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直到两个世纪前亚洲才失去了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西方获得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只是暂时性的，“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这一趋势，不过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复兴。”[8]

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现实地位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在扩张中形成的，扩张本身就包含不平衡的发展。世界性劳动分工创造了世界性商品链，商品链在空间分布上呈向心结构和等级化特征，正是向心性和等级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极性”，即三极化的核心——边缘——半边缘结构。核心地区是指那些集中生产核心产品的地区，边缘地区是指那些主要生产边缘产品的地区。核心产品是指使用高工资的熟练工人生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边缘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使用通常带有额外经济强制的低工资劳工生产的产品。……半边缘地区是指那些既生产核心产品又生产边缘产品的国家。[9]三个结构形成了一个以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等级体系。那么，中国崛起是否导致各主体在这个等级化体系中的位置发生了移动，如何理性地判断中国所处的地位？

首先，在世界体系中，中国在等级化劳动分工中实际上处于从半边缘向中心位移的状态。世界体系自形成以来，尽管经历了几次大国崛起和霸权战争的洗礼，但世界体系结构中等级化的劳动分工仍保持不变。“中心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高水平的机械化和最密集的资本，从而生产出最先进的商品。边缘的情况与中心基本相反，其经济活动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趋向于劳动密集型，出口主要集中于原料和农产品。半边缘介于中心与边缘之间，其经济活动既有中心式特征，又有典型的边缘式特征，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都处于中心和边缘之间。”[10]就分工而言，中国在世界体系三个结构地带中的地位并不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生产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并且主要通过国际贸易而不是对外投资参与世界市场的分配。现在中国正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兼备的阶段迈进，参与世界市场分配的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初显从贸易走向投资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被全球化”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也处于“被分工”的地位，这就从根本上暴露了中国处于一个“半边缘国家”的境地。当然，在西方衰落的大背景下，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从半边缘向中心位移的巨大潜力已日益突显出来。

其次，崛起的中国不仅继续处于依附性积累阶段，而且仍然受资本主义不平等交换体系的剥削。在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三个地带，资本积累以不同速率进行，中心地带实行自主性积累，资本积累率高，边缘地带是依附性积累，资本积累率很低。产生这种结果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心地区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边缘地区；二是中心地区以工业生产为主，在商品生产链上居于高端地位，边缘和半边缘以原料和农产品为主，大部分生产活动不过是为满足中心地区的需求。这是世界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特点，“从最主要方面来看，它是社会劳动组合的一种作用，这种组合使这个体系中的某些集团剥削其他一些集团的劳动，即获取较大份额的剩余的能力得到扩大并合法化。”[11]三是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之所以能持续运转，正是依赖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由于边缘地区工人的工资低于中心地区工人的工资，边缘地区以低工资产品交换中心地区的高工资产品，就构成了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不平等交换使经济剩余从边缘持续地向中心转移，它增强了中心地区的竞争优势，并确保了体系结构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中国虽然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顺差本身掩盖不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不平等交换剥削的事实。以中美贸易为例，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696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2964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268亿美元之巨。[12]事实上，中国是以低工资产品交换美国的高工资产品，美国对华出口额低，但利润率却很高，中国对美出口总值大，但利润率却很低。况且，从理论上说，美国工业制成品和高端产品(如波音飞机)具有较高的需求弹性，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口(如牛仔裤)和原料等缺乏需求弹性，贸易利益的分配也是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说，“资本主义这个历史体系的绝妙之处在于它掩盖了不平等交换的方式”[13]。

在目前流行的关于中国崛起和“金砖四国”的语境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忽视或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中国虽然经历了长达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但是中国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依附性积累的基本模式。中国对西方中心国家的知识依附、技术依附、文化依附和积累依附依然没有彻底改观。据此而言，不但在现在而且至少在将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都不能称之为“中心国家”。同样，按照这个标准，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都处于对当代发达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来，中国崛起的基础在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从世界体系结构的积累模式来看，相比政治和文化而言，中国的经济反而是比较脆弱的。崛起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人均GDP却只有4283美元，位列世界第95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难度越来越大。根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卡霍(Timothy Kehoe)和纽约大学经济学家鲁尔(Kim Ruhl)的研究，迄今为止只有韩国和新加坡成功地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其他追赶国家大都困在所谓的“墨西哥式第二阶段”。卡霍和鲁尔警告，“若不继续改革，中国的增长可能会大幅减速，从而可能困在一个比墨西哥还不如的位置。”[14]

第三，从长期历史运动来看，随着“金砖四国”的崛起，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数量将持续增加。老牌中心国家暂时不会有沦为半边缘国家之虞，但新兴经济体持续加入中心国家俱乐部，打破了西方国家垄断世界体系全部大国座席的历史格局。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结构是动态演进的，其不同部分遵循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在发展进程中趋向于扩大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异，这就意味着某些特定地区有机会使自己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地位朝着有利方向发展。“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中心国家的各种优势一直在扩大，但特定国家试图留在中心部分内的能力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事实上，在这种体系内，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从结构上看，优秀分子的循环出现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中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往往迟早要被另外一个国家取而代之。”[15]

具体来说，三个结构地带的变化可能存在三种主要趋势：第一，中心国家可能变成半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变成边缘国家。第二，边缘地区的某些发展了竞争优势的国家迅速崛起，上升为半边缘国家，继而成为中心国家。美国在南北战争后成为半边缘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中心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新兴大国的兴起，不仅预示着中心国家数量的增加，而且正在改变中心地区国家实力的排序。这就是说，“核心和边缘并非固定的，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是彼此相连的，这种关系在世界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被不断重新调整，如以前的核心地区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可能成为边缘地区，而以前的边缘地区经过竞争而成为核心地区，这主要视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程度。”[16]第三，半边缘地区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对邻近的核心地区而言，它呈现一种边缘化过程，但相对于邻近的边缘地区而言，它又呈现一种核心过程。”[17]因此，半边缘国家存在着向上或向下运动的两种趋势，如果它们发展出更有效率的制度与产权，那么就上升为中心国家，如果竞争失败或经济长期衰退，就下降为边缘国家。

三、中国崛起与世界体系的变化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不同于国家体系的分析单位，理解世界体系的关键在于理解它是一种自我形成的劳动分工。这就是说，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世界经济体，世界经济体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方式和纵向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之所以称其世界经济体，“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最终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加强的。”[18]沃勒斯坦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上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已经存在了500年而仍没有转变成为一个世界帝国，这个世界经济体就是近代西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个体系非常强大，“足以摧毁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所有体系。”[19]一方面，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在于这个世界经济体范围之内存在着多个政治体系，这正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之上，即经济因素可以超越任何政治实体控制的范围而在更大领域内发挥作用。这就给资本家提供了一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自由，它已使得世界体系不断地进行经济扩张成为可能。[20]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世界体系概念的三个特征：第一，世界体系是一种以单一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世界体系的发展动力是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沃勒斯坦认为，这种资本积累只是世界历史近500年才出现的现象，即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第三，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正是资本主义使全世界都被纳入到这个单一的劳动分工之中，而世界体系的上层建筑，即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多元政治结构则保证了这个单一劳动分工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同时也保证了资本积累不被任何非资本主义力量所打破或终止。据此可以看出，现代世界体系的稳定是由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所决定的。

如果说世界体系是一种包括多种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内的单一劳动分工(形式？)，那么除非大国崛起实质性地改变了这种分工方式，否则就不可轻言任何大国崛起都将导致世界体系性质的改变。沃勒斯坦把世界体系划分为世界政治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文化体系，所有这三大体系都是由资本主义性质来定义的。世界历史上的三大霸权——荷兰、英国和美国，其兴衰仅仅导致世界政治体系的变化，即大国力量对比和强权座次的变化。然而，霸权兴起非但不能撼动世界体系的分工模式，反而还会扩展和深化这种模式，正如蔡斯-邓恩所说，在霸权的竞争周期中可以看到这个过程，霸权核心国家的兴衰，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和深化。[21]

这充分说明，大国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世界体系性质的改变，即便一个新兴国家的力量足够强大，如果它必须依赖于现有劳动分工模式，并且根本不可能运行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分工体系，那么这种力量充其量改变了其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上层建筑(即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它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世界体系的性质。况且，由于中心国家是维持现状的，新兴大国对世界体系上层建筑的任何冲击都会引起激烈的抵制甚至镇压。因为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心国家而不利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体系。总体上，国际体系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上层政治建筑，其政治功能就在于确保由资本主义分工和资本积累所形成的不平等交换机制的正常运作。一方面，“资本在核心地区的积聚提供了建立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财政基础和政治动机，其能力之一就是确保边缘地区的国家机器相对弱化或维持相对软弱的状态。”[22]另一方面，针对新兴大国或挑战者进行集体镇压。20世纪90年代以来此起彼伏的中国威胁论正是为了这种集体镇压而制造舆论和道义借口。中国外交“韬光养晦”20余年，如今稍有“自信”，即被西方扣上“进攻性”(Aggressiveness)和“威胁”(Threat)等帽子。最近，英国《经济学家》(Economist)更是直接以“中国崛起的危险”为题，发表长篇研究报告。[23]

从经验分析来看，在现阶段，无论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单一性力量崛起还是以“金砖国家”为主体的群体性力量崛起，实际上都是在被纳入到现存世界体系之内并且被现存世界体系社会化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说这些国家都接受了现存劳动分工模式、资本积累模式和资本主义市场模式。这些新兴大国的崛起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国际劳动分工模式。正如瑞士银行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在《崛起：新兴市场会影响还是震动世界经济》一书中提到，新兴经济体将影响“世界经济”，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撼动”世界经济，哪怕是中国也不行。[24]

蔡斯-邓恩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逻辑，包括国家间体系的逻辑，仍然是塑造当代世界体系发展趋势的主导性力量。[25]关于资本主义的转变，蔡斯-邓恩认为，“只要国家体系不受一个世界政府的统治，资本主义就不会因为国家控制的加强而转变。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构成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间体系，它们是更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者的国家的制度试验对资本主义转变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些制度本身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的转变。”[26]换言之，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不会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性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实际上，任何单个国家实力的增强都无法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性质，除非这个国家代表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且不仅该国是以这种生产方式创新而崛起的，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已经显示出它即将自发地渗透和扩散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前景，正如当初西欧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散一样。西欧资本主义几乎摧毁了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了整个世界。新的生产方式必须具有这种摧枯拉朽的能力。

四、结论

现阶段大国崛起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将重塑世界体系的上层建筑，但不会改变世界体系的经济基础及其运行规律。当前，世界体系呈现出异常复杂微妙的局面：一方面，大国崛起势必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政治秩序，这不仅不是危险所在，反而是走向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国际政治的演变趋势必然是走向政治多极化，而中国将崛起成为多极化秩序的重要支柱之一。在这个多极化秩序中，中国将联合其他同样具有多极化思维的行为体，如俄罗斯、印度和欧盟，在某种程度上平衡美国的单极霸权。[27]另一方面，美国霸权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有走向世界帝国的企图，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要极力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因此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抵制美国企图使世界体系帝国化的危险。这种努力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达到高潮，国际社会几乎在反对单边主义和反对霸权上达成了一致，但很快就被美国势力所分化和瓦解。美国通过从伊拉克撤军以及公布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成功地转移了国际目光，使之聚焦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上。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维持现状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和深化，一方面是中美之间相互制衡，斗而不破，另一方面是力量会逐渐发生有利于新兴国家集团的变化，但不会发生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权力转移。

这样就有四个不可能：一是美国对世界体系帝国化的企图不可能成功。美国霸权不可能持久，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会允许真正最高统治权的存在。查理五世不能成功地实现帝国梦，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促使其掘墓人的产生。美国亦是如此。在每种情况下，政治上最高统治权的代价在经济上都是非常高昂的。”[28]二是纵然美国衰落，中国也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21世纪不会有任何单一霸权兴起。三是中美两国不可能形成类似于冷战时期美苏的两极体系。尽管最近中美两国分歧加剧，许多媒体极力渲染东亚爆发所谓“新冷战”，实际上现在单极不可能，两极更不可能。因为一方面现在是大国群起时代，中美两国都受到国际制衡，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和巴西等大国不会坐视两极权力的形成；另一方面“冷战”的时代条件不复存在，从历史经验来看，“冷战”意味着双方在经济上隔绝、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对抗、文化上相互排斥。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冷战模式”已无法复制，中美之间各自的利益诉求决定着双方都不可能走向“冷战”。即使在最可能达到“冷战”效果的军事层面，中美也难以承受对抗之重。[29]四是中美两国之间不可能爆发争霸战争，而且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在这场战争中争霸双方都遭受极大削弱，从而使力量仅次于霸权挑战者的第三国(现阶段如印度)意外地登上霸权宝座，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任何大国都不要期待中美会因两虎相争而彼此削弱，从而为其留下权力真空的这种寓言。

实际上，目前世界政治多极化仅仅粗具雏形，国际体系仍然是美国的霸权体系。沃勒斯坦认为，霸权国家都是先在农业——工业领域取得优势，然后在商业领域取得优势，最后在金融领域取得优势，当一个国家在所有三个领域都占据优势时就成为霸权。同样，一个衰落的霸权首先失去农业——工业优势，继而失去商业优势，最后失去金融优势。沃勒斯坦进而指出，现在国际体系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三个后勤供给的后霸权阶段，美国已经失去生产优势，但仍保持着商业和金融优势。从软实力来看，霸权偏好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制度，当前西方文化仍是全球文化的核心范式，虽然西方实力有所衰落，但西方技术和文化力量在全球仍然举足轻重。诚然，历史没有终结，但历史也未必会因西方意识形态的失败而终结。客观地说，现在全球还没有出现能够对抗或颠覆西方意识形态的软力量。

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能够永久性地持续存在下去吗？沃勒斯坦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同历史上所有体系一样，不仅有其始，而且有其终。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不能持续运转时，就会出现一种替代的新体系。那么，作为替代的新体系是什么？沃勒斯坦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第四种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之相对应的体系就是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保持一个高水平的生产率，并能改变分配制度的唯一可替代的世界体系，将引起政治和经济决策层的重新整合。这将构成世界体系的第三种可能形式，即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政府。”[30]

尽管社会主义世界政府还不是一种现存的历史社会体系，但有可能成为替代现代世界体系的新体系形态，尽管它目前还不是世界体系变革的题中应有之意。那么，未来世界体系将是社会主义世界政治体系、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世界文化体系吗？从根本上来说，这只是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转型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个猜想不是任何一个理论家所能证明的，只有世界历史进程本身才能对它加以验证。

张建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

【注释】

[1]David Scott, "The Chinese Century"? The Challenge to Global Order,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158.

[2]Xiaoyu Pu and Guang Zhang, China Rising and it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s: Perspectives from China's Emerging Elites, See New Dimens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Sujian Guo and Shiping Hua, Lanham: Lexinton Books, 2007, p. 63.

[3]David Scott, "The Chinese Century"? The Challenge to Global Order,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14.

[4]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

[5]Ibid, p.361.

[6][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7]同上，第5页。

[8]同上，第8页。

[9]Albert Bergesen ed., Studies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 London: Academic Press, Inc, 1980, p. 191.

[10]江华：《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9页。

[1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页。

[12]"US-China Trade Statistics and China's World Trade Statistics"，http://www.uschina.org，2011-01-02.

[13][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4]“中国晋升发达国家之列有多难？”http://cn.wsj.com，2011-01-03.

[15][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464页。

[16]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17]Ter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Sage Publications, 1982, p.47.

[18][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12页。

[19][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英]巴里.K.吉尔斯主编，郝名玮译：《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20][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462页。

[21]W. Ladd Hollist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World System Structure: Continuity and Change,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1, p47.

[22][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第15页。

[23]"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 the Economists, Dec 2, 2010, http://www.economist.com, 2011-01-02.

[24]“新兴经济体尚难撼动世界经济——英报评乔治?马格努斯新书《崛起》”，载《参考消息》，2010年12月29日，第13版。

[25]W. Ladd Hollist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World System Structure: Continuity and Change,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1, p.52.

[26]Ibid, p.52.

[27]David Scott, "The Chinese Century"? The Challenge to Global Order,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157.

[28][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黄光耀、洪霞译：《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29]Ter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Sage Publications, 1982, p.47.

[30][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4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