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湖南农业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1]

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不仅关注如何提升生产要素的投入效率，也关注如何提升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益，改善就业、分配、消费、生态环境等因素。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就是指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既要积极实现农业的“数量”增长,更要注重农业发展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并由以往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转变。只有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才能为湖南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注入新鲜活力，使农业生产再上一个新台阶，使农民收入保持持续增长，使农业加快迈向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轨道。

1.发展规律：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纵观人类农业发展历史，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发展阶段，[2]产生了“石化”农业、“绿色革命”、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四种思潮与行动。[3]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虽然是一种生态化农业，却始终无法摆脱对大自然的依赖，靠天吃饭，效率低下。进入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迎来了工业化农业，产生了“石化”农业思潮与行动，也被称之为“现代化农业思潮与行动”。其农业发展模式是高投入、高产出，以机械化、化学化为基本特征，使用大量以石油产品为动力的农业机械和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石化”农业的出现改变了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在消除饥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成了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但是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农田开垦和连片种植引起自然植被、物种和害虫的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破坏了物种多样性，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面源污染、高能耗和高成本等问题突出，尤其是全球农业用地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超过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相当于150亿吨二氧化碳，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一大元凶。为强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有关专家学者和国际农业研究机构推动掀起了用新品种代替旧品种，用化肥代替有机肥，用灌溉代替雨养，用农药控制病虫的“绿色革命”思潮与行动，促成了东南亚和南亚发展中国家农业产值大幅增长，但导致了部分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扩大、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西方学界出现了带有复古色彩的自然农业思潮与行动：强调发展自然耕作方式，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有机-生物农业、自然农业、生物-动力农业，推崇轮作间套作、生物固氮、施用堆肥、少免耕秸秆覆盖、生物防治、生态防治、农林混作、林牧共生等，但因自然农业的低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特征，虽然有利于唤醒环境保护意识，却无法得到实际性的行动支持。在当代兴起了“可持续农业”思潮与行动：倡导持续改善食物供应，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合理利用资源、保护与改善环境，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推崇，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与目标。当前所谓的低碳农业、生态农业，主要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益为特征，就是对“可持续农业”的直接回应。

在世界各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和普遍规律。约翰·梅勒提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有三个必然阶段：传统农业阶段、低资本技术农业阶段（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渡阶段）、高资本技术农业阶段（农业现代化阶段）。[4]库兹涅茨等研究发现，现代农业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外汇贡献四种形式的贡献能力，对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保罗·罗赫对发展中国家1950年—1970年间工农业增长率的比较表明，工农业增长的相关性很强，每次农业的加快也能引起工业的加速发展。[5]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Ｗ·舒尔茨更是进一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有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而传统农业不具备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出路在于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即实现农业现代化。[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美、法、德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成功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日、韩、以等国紧随其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致力于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前纯粹意义上的传统农业已局限在非洲及亚洲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农业现代化已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按照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去理解，现代农业是针对传统农业而言，传统农业的稳定是建立在其稳定的均衡状态基础之上的，构成这种均衡状态的关键条件有三项：首先是技术状况的稳定；其次是在不变的技术状况下所形成的稳定的生产结构，即收入来源不变；第三是在稳定的生产结构条件下所形成的稳定的要素投入和要素边际生产力，在这种状况下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并不能增加农业收入。可见，为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必须打破传统农业均衡的基础，其核心就是改变现有的技术状况，通过注入现代农业科技，促使农业结构发生变化，改变农业的收入来源，以此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使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发生变化，随之是生产组织以及生产经营形式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就是现代农业过程，即用现代科技装备农业，形成新的农业产业体系，以现代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理念推进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生产力，从而达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由于生产结构的改变、新的产业体系和相应的经营管理体系的形成，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均得以提高，这势 必改变农民的收入结构，最终达到提高农民收入的目的。[7]

世界著名的竞争战略大师、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对日本、韩国、台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一个对比发现，18世纪、19世纪的农业产业粗放，是积极的生产要素起主要作用。到了当代，劳动力成本很高的美国以及资源十分匮乏、海啸地震不断的日本，农业能够发展得很快，关键在于拥有人力资本这样的高级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加就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就有了创造性。美国的耕地减少了，但是美国的农业却发展得很快，高素质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发挥着决定作用。[8]

湖南的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投入很多，农业产品的数量和规模很大，由于受制于劳动者的素质，品质和效益很难提升。按照农业发展的规律，改变湖南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结构，核心是改变现有的劳动技术状况，通过注入现代农业科技，增加人力资本，促使农业结构发生变化，改变农业的收入来源，以此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刺激外部资金投向农业，从而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推进湖南农业现代化发展。

2.实践经验：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农业是不可替代的战略产业，以农业现代化为前提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是具有战略地位的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核心竞争力。在工业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农业的功能不断提升，作用不断扩大，实施农业发展竞争战略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战略选择，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竞争日趋激烈。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不断强化农业生产的扩张能力，通过高补贴政策、高技术支撑、高资本控制、高市场操纵等手段，取得在世界农产品市场竞争中的垄断地位，主导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走向。从战略的高度来说，持续的农业现代化生产能力就是世界经济战争中的“核武器”发展能力，拥有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垄断地位，就拥有了影响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权。因为制造粮荒所具有的更广泛的生物杀伤力，是制造任何武器所无法比拟的。[9]

但是，由于非农产业的高附加值和增长的快速性对后发国家和地区来说，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力，使得农业发展的战略位置最容易被忽视。如前苏联，过于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发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0]不少人认为这是导致这个超级大国走向解体的经济原因之一。更为典型的是拥有丰富农业资源的拉丁美洲国家，他们曾经也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二战结束后，农业出口为拉美国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外汇收入，却没有用于农业的再投资，而是投向当时处于优先地位的工业领域，这种以农补工的做法导致农业长期缺乏投资和技术革新，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工农发展失调，国民经济被西方国家所控制，在日后产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形成牺牲农业成就工业的“拉美现象”，为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1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2008年的世界粮食危机中，遭遇严重的粮食困境如苏丹、海地等40多个贫穷国家以及发生粮食骚动的墨西哥、印尼、菲律宾等国，[12]就是因忽视农业发展而丧失了国民经济的主动权。

从国内来看，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农业也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充分显现。虽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农民收入增长来源由过去主要依靠农业转向越来越依靠非农产业，但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农业被赋予了生态保护、环境调节、生物能源、观光休闲、文化传承、国际竞争等新功能；农业的属性发展、功能提升、作用扩大对其作为强民众生存之根、固国家经济之本、增国际竞争之力的基础地位更加突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业的发展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战略高度：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农民增收的空间越来越难以拓展，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断递减，农田抛荒的形势日趋严峻，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不断减缓，个别大宗农产品如大豆的生产甚至全面萎缩，粮食综合生产力不断下降等，农业现代化建设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十分艰巨的战略任务。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严重缺粮，即使全世界倾仓而出，也救不了中国。2007—2008年的世界粮食危机未能波及中国，是我们的幸运；但全球粮价上涨更是中国农民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我们却无法分享到世界粮食市场的巨额红利，大国农业成为了“口粮农业”，农业大国成为了旁观世界粮食市场战略利益的“口粮大国”，这不能不是我们的遗憾。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农业虽不是能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产业，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却决定着国民经济竞争力的战略位置。必须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把农业现代化纳入到提升国家全球竞争力的战略之中，把仅仅满足于国内需求的“口粮农业”上升为服务于国家全球竞争的战略产业，形成持续发展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转化为强有力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提高在世界市场中的博弈能力，进而强化国内的粮食安全，从而掌握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并上升为整个国家的战略优势。湖广熟，天下足。作为“鱼米之乡”的湖南，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和世界的“水稻之乡”，对于中国的农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湖南农业现代化建设，不仅事关中国安天下稳天下的核心产业安危，而且对世界粮食安全都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3.现实需要：推进湖南农业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中国的“世界工厂”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特别在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出口可挖掘的潜力越来越小，要大规模地扩大出口市场已经不再现实，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兴起，外贸主导型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越来越小。在人民币升值、国内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不断大幅度上升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工业产品价格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需要不断淘汰低效能、高消耗的加工业，逐渐重点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产业，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和战略机遇的关键时期。农业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扩大内需的最大市场在农村，纵观现代社会的经济现象，绝大多数的经济危机都会在农业上找到出路，农业是经济危机的避风港。只有通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来全面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和广阔的农村市场需求的大升级，从而全面扩大内需来推进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顺利转型，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应对世界经济形势。[13]

对于湖南而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突破口在哪里？湖南6900多万人，2009年的经济总量是12930亿元，人均GDP是2961美元，低于全国人均GDP的3000多美元，工业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0.3%。[14]根据这一组数据来判断，湖南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或者中后期，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湖南2009年的投资贡献率是64.7%，消费贡献率是36.8%，出口贡献率是-1.5%。消费贡献率低于投资贡献率28个百分点，比全国的消费贡献率52.5%低了15.7个百分点。[15]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消费拉动力和消费贡献率，仅靠投资、修路在一定时期会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很难持续。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理论，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最终要依赖于消费资料生产和个人消费，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原理，[16] 也就是消费资料的生产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因此，湖南调结构、转方式，重点是发展消费品产业和消费品工业。按照经济学家霍夫曼的观点，产业的关联度有前向关联、后向关联、旁侧关联、旁侧效应。霍夫曼主张，以后向关联度最大的最终产品作为支柱产业。[17]在消费品中间，食品工业是提供最终产品的产业，它的后向关联度最大，能够带动原材料、零部件、服务、物流等产业发展，弹力面很强，把它作为支柱产业是非常必要的。另外，消费品工业的就业率相当高，投入100万元的固定资产，重化工业最多提高到94个劳动力就业，而消费品工业可以提高到257个劳动力就业。湖南是劳动力大省，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多，所以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可以在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上发挥重大的作用。湖南农业资源丰富，而消费品工业的60%-70%的资源就是来自于农副产品。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200多万，如果在本地发展消费品工业，把农产品生产、加工做好，产业链延长，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就能够解决湖南许多的社会、经济问题。所以，湖南必须大力发展以农产品生产为主的消费品产业和市场，特别是要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消费品工业，这是湖南转方式、调结构最大的现实需要。

新农村建设以来，湖南农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促进湖南经济社会赶超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用现代农业的标准来衡量，湖南农业基础薄弱、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拉大的现状并未根本改变，农业低产业化、低市场化、低集约化的现状并未根本改变，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率低、科技含量低的现状也未根本改变；农业发展仍然走的是一条传统农业之路，是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是一条产品竞争力难以提高的“低端之路”，是一条农民收入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18]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方式不优，在于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尚未根本改变。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和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甚至要和世界经济走势联系起来考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无一不是建立在工业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推进的基础之上。因为工业化并非化工业而是化农业，城市化并非化城市而是化农村、化农民，新型工业化必然涵盖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就是农业的水利化、机械化、信息化、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标准化，生态化、组织化、企业化、专业化的过程，就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的过程。因此，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新型工业化的过程，抓农业现代化就是抓新型工业化，没有湖南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效地推进湖南新型工业化。对湖南这样的农业大省，只有农业发展了、农民富裕了，工业化发展的成果（即工业产品）才能有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只有通过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来提高对工业品的消费，新型工业化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缺乏农业、农村的基础承载力、资源保障力和消费拉动力，工业化与城镇化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湖南现代化的最大困难在农业，而最大的希望也在农业。湖南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不仅对于推进湖南由农业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且可以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现代化带来更多的启示。转变湖南农业发展方式，提升农业的核心竞争力，既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湖南经济发展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迫切需要，更是湖南在后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实现后发赶超的必然要求。

注释：

[1]本文系2011年省政府委托课题《转变发展方式：湖南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其中一部分，课题主持人：陈文胜，课题组成员：王文强  刘新荣  陆福兴  张黎等

[2] 周淑景：生态文明建设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3] 综合了王幸斌的《论二十世纪影响全球性农业的主要思潮》（景德镇高专学报，2000年第4期）和章家恩、骆世明的《现阶段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探讨》（生态学杂志，2005年第11期）的主要观点。

[4]约翰?梅勒：《农业发展经济学》，1996年英文版，第13章。

[5]保罗?贝罗赫. 《190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6]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7]张冬平：《以现代农业建设 促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河南日报，2010年3月17日。

[8] 主要观点出处：《人大教授李义平谈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人民网视频演播厅，2010年4月9日，http://cpc.people.com.cn/GB/74838/114510/186109。参见：（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

[9] 陈文胜：《世界粮食危机下的中国粮食安全机遇与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8年5期。

[10] 詹真荣：前苏联共产党处理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教训，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3期。

[11]叶书宏：《“拉美现象”为中国敲响警钟》，环球，2005年第7期。

[12]屈直言：《是粮食危机还是粮食战争》，中国青年报，2008年7月20日。

[13] 陈文胜：《世界粮食危机下的中国粮食安全机遇与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8年5期。

[14] 数据来源：《2009年湖南GDP增长13.6%》，长沙晚报，2010年1月25日。

[15] 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局长张世平回答记者提问实录》，湖南省统计局，2010年1月24日，http://www.hntj.gov.cn/tjyw/201001/t20100124_72579.htm。

[16] 李秉忠：《学习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前线，1981年6期；参阅文献：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7] 参见：史忠良主编《新编产业经济学》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8] 徐明华：《加速推进转变湖南农业发展方式》，湖南财政，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