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在其发展演变的途程中走向骈化，并显露出种种弊端后，曾出现过两次大的反骈、复古的革新运动，这就是中唐由韩愈领导的以复兴儒道，革新文体、文风的古文运动和欧阳修主盟的北宋新古文运动。两次运动，就其产生背景、革新对象、革新宗旨乃至“复古”口号而言，都颇为相似；两次运动的成功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是，韩、柳及其参加者所期望的最终结果，是悲剧性的；而欧、苏及其继承者的最终结果却是喜剧性的。韩愈面对中唐分裂势力和思想混乱局面，以极大勇气复古革新，力挽狂澜，在文坛建立起“摧陷廓清”之功，而在他身后却是骈文复炽，他的门人弟子无力抗衡，甚至学步不成，反而走上了求深而至于迂，务奇而至于怪的歧途。欧阳修于二百年后的北宋前期主盟文坛，虽然从尊韩入手，也未遇到韩愈当年那么大的阻力，但他在反五代体、西昆体、太学体的斗争中奠定的传统散文的新的风神格调，却传承不衰；其革新成果也被继承者们发扬光大，并泽及元、明、清各代。

两次古文运动的最终结局之所以不同，似乎也是历史的必然。正如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关于历史事变和人物往往重复出现两次时所作的补充：“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因为，历史不能随心所欲去创造，创造历史的人不能不受到眼前的和世代留下来的传统的纠缠和制约。韩愈和欧阳修当然都不可能超脱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思潮以及散文本体发展规律等影响和制约，本文也无意贬韩而扬欧。但总结和探讨两次古文运动最终结局形成的原因，却是非常必要，而且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指出：“发展好象是重复着以往的阶段，但却是用另一种方式，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着以往的阶段。”正是从这一视角考察，我认为，欧阳修虽然从学韩开始，其古文革新也是在中唐古文运动基础上起步，但他在理论导向、人才培养、创作实践等方面，有更高的起点，有别于韩愈的“另一种方式”。这另一种方式，概而言之，就是他革新传统散文的一整套成熟的理论。

理论是旗帜，是方向，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理论从其实践中产生后要能指导新的实践，则必须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开放性，而不能是局部性、临时性或封闭性的。欧阳修的散文革新理论属于前者，而韩愈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局限，他的继承者之误入歧途，也与此不无关系。下面试作分别阐述。

首先是古文的“明道”与“志道”的理论问题。韩、欧都重视“道”，但对“道”的涵义、属性、价值、作用的认识不一样，要求不一样。韩愈所说的“道”，是儒家之道，六经之道，甚至包括三坟、五典所言之道。他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答李翊书》）又说：“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重答张籍书》）。韩愈之志，就是要把孔孟的仁义道德说教和伦理、礼治秩序等传统用之于中唐，并传之于后世。他面对当时佛老等异端思想泛滥的现实，企图使衰蹶不振的古已有之的儒家“古道”重新兴盛起来，以消除思想上的混乱，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维护统一。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性，有现实意义的。但是，韩愈轻视了“古道”的局限性。他跳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这一大的发展阶段而去求助于圣人、君子，本身就是在向后看，当然会遇到阻力；而欲后世“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就更没有实践指导意义。因为社会思潮是发展变化的，“道”不可能不变化。其实他本人的创作之所以“理充气盛”，“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也就与他摆脱了自己的理论束缚有关。然而韩愈过于偏执。他抵排异端，攘斥佛老，顽强卫道，甚至连柳宗元也有所不满。如韩愈曾写信指责柳宗元与佛徒交游，嗜佛教之言，柳宗元则说韩愈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柳宗元《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与韩愈比较，欧阳修的理论、认识就通达得多。作为封建士大夫的欧阳修，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语）；甚至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据此，学术界有人也认为，欧阳修的“道”，“仍然是孔孟儒家之道”。（注：《宋文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其实不然。几年前，王水照先生就指出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这句话的含义，来源于《论语•宪问》“有德者必有言”的古训，“其主旨在于从文人修养的角度来讲文学才能的提高、作品艺术感染力的获得。”（《欧阳修和他的散文》）。如果细读《答吴充秀才书》，我们还会发现，欧阳修三十四岁写这封信时，对“道”的含义就有了新的认识和见解。信中，他指出“道”不远人，而当时“学者有所溺”，“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他所说的“百事”，即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百事”，是生活阅历。孔子、孟子、荀卿也是关心百事，有了深厚阅历之后才写出作品来的。他还一针见血指出吴充“终日不出轩序”，故写文章“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可见，欧阳修在信中所说的“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与“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道”，都是易知而近的“切于事实而已”的“道”，而不是韩愈所说的前世已有的“古道”。欧阳修在《与张秀才第二书》里，对孔孟之道所作的阐释更是务实而近人情。他说：“孔子之言道曰：道不远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谓道”，“今生于孔子之绝后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他强调“道”不仅要务实，而且要顺时变化，甚至剀切地指出，孟轲是最知“道”的，“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这就鲜明不过地淡化了儒家伦理道德说教而丰富、扩充了“道”的现实内容，贴近了实际，具备了实践的可行性。正因为以疑古、辨伪著称的欧阳修对“道”作了前瞻性的务实而通达的新解说，所以我们认为他的“道”实际上也即是指作品内容而不再只是专指前世已有的孔孟之道。也正因如此，他关于“道”的理论才具有开放性，能为后继者接受，能传之久远。

其次是关于“文”的理论问题。欧阳修在这一理论领域，对韩愈也是有所继承，有所革新，并有明显超越的。例如：在文体上，反对骈体，不作“四六”文。在文风上，韩主张“不平则鸣”，欧主张“穷而后工”；韩“甚好其言辞”、主张“文从字顺”，欧亦“喜为文辞”，力主“斫雕为朴”、“取其自然”。在作家人品修养上，韩强调“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答李翊书》），欧亦云“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章辉光”（《答祖择之书》）。这些，就是欧阳修对韩愈的继承。至于对韩愈关于“文”的理论的革新和超越，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主张文道并重而且更重视文。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可见，“文”和“道”的关系，在韩愈心目中不是并重的，是以道为主，文道合一的。欧阳修则自称：“吾固亦喜为文辞者”（《送徐无党南归序》），“只有文字是本职”（《与杜訢论祁公墓志书》）。他还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后世”；“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在这里，欧阳修是强调“文”要讲文采，要信息量大而语词精炼。据明人顾元庆说，欧阳修致仕后自编《居士集》，常数十遍窜定旧文，废寝忘餐。夫人劝他：这些文稿都是你自己所写，还再三修改，难道畏先生责怪？欧阳修笑答：“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注：林纾《春觉斋论文•情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他的《醉翁亭记》易数十字而为“环滁皆山也”五字，就说明这个故事并非子虚乌有。二是主张文风平易自然。欧阳修早年写有《斫雕为朴赋》就主张“革故取新”，“归彼淳朴”。他曾通过曾巩告诫王安石，“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创作应“取其自然”（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他严厉指责力主复古的朋友石介“好异以取高”的弊病，批评他的艰涩的“太学体”，指出：“今不急止，惧他日有责后生之好怪者。”与此同时，针对韩愈所称道过的樊宗师“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的严重弊端，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不留情面予以揭露，并写了《绛守居园池》古诗，讽刺他“异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独出无古初。穷荒搜幽入有无，一语诘曲百盘纡。孰云己出不剽袭，句断欲学盘庚书。”虽然欧阳修对韩愈“临纸怪发”、气盛、句奇的文风和“词必已出”的理论没有直接批评，但也旁敲侧击，作了委婉或间接的评论。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他还借教训学生徐无党，“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总之，欧阳修反怪异、反气盛之文而力主平易自然的文风，既是从韩愈文风及其古文运动中总结出的经验，也是自己从政和以文辅政的教训。他告诫古文运动的参加者，担心他的继承者走向怪异歧途，确实具有理论的前瞻性和可延续性。正如他在《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中所说：“仲淹深练世事，必知凡百事难猛更张。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但欲渐行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欧阳修之主平易自然的文风，似亦应作如是观。三是文主情韵，认识到“文”有独立的文学审美特质。这是欧阳修文论思想的闪光点。韩愈也说过：“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但这仍是本于传道、志道的一贯思想来要求的。欧阳修却不然。他指出：“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答宋咸书》）。称赞梅圣愈之文“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感人之至”（《书梅圣俞稿后》。可见，他已看到散文情感性因素，发现了散文的审美特征；他又说：“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即是说，文章的主旨、内容虽然一样，而自古许多作家的作品风格却从来没有雷同的。这里，他不仅强调了作家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也将“文”从“道”中离析开来，指出了言语文章的独立价值。欧阳修对散文的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的发现，他对散文指出的当“与造化争巧”（《试笔》）的审美标准，在他自己的记、序、碑、志、书、论等创作中也是可以印证的。前人多赞颂欧文有“情韵”之美，称其散文为“六一风神”。所谓“情”，当然是指人情味，指充溢于字里行间的能动人心魄的“感情”；所谓“韵”，则是见之于文辞的抑扬顿挫的声律格调，这与欧阳修“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的特色也有关联。至于所谓“六一风神”，最形象、最恰切的概括，自然是非苏洵莫属了。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对孟、韩、李翱、陆贽之文和欧文都作了审美评价，指出“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从文辞到文意，从文气、章法到风姿、神态，可以说是曲尽其妙地从整体上对欧阳修奠定的传统散文的风格的“知之特深”的概括；而这种风格，也正是欧阳修的文论思想的体现。

最后是处理骈与散、继承与革新的问题。骈文的产生，是受南北朝声律理论和魏晋以来文学理论影响，再加上社会动乱分裂、佛教思想盛行、儒学统治式微等复杂因素对文人审美心态综合影响的结果。虽然骈文在其末流出现了弊端，但散文也有自身的问题，或者说，散文本体也需要革新，需要从骈文汲取营养以提高文学审美层次。正是从这一角度审视，我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反骈复古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在于韩柳的创作成就的巨大，而善于运骈入散，也是其中一个因素。韩愈在理论上急于事功，重道为主，只倡“散句单行”，而没有正确处理好骈散互补的理论关系，也没有培养出足以抗衡骈体的大家为继承者，所以出现二百年韩文不传于世的悲剧。欧阳修则不一样，他自己在创作中“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既摒弃骈文的多“用事”、“用典”和雕琢浮艳的弊病，又在理论上，科学地解决了骈、散互补和继承问题。例如，重刊韩文，既继承韩愈，又不以韩文气盛为长；自及第后弃骈文不复作，但又告诫文士：“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论尹师鲁墓志》）。他对后继者则多方引导，甚至对苏轼父子不用古人古语，不广引故实以炫博的骈文也予以肯定，认为“曲尽精当”，是“文章变体”（《试笔•苏氏四六》）。此外，欧阳修对各种流派的文体，也不像韩愈霸气十足，而是重在说理，既坚持理论原则，又能兼容并包。如他既反西昆体，而又实事求是肯定扬亿、刘筠“雄文博学，笔力有余”（《六一诗话》）；他极力提携后进，一时号称“多士”，但知贡举时，却不畏舆论压力，不录取务险怪之文的举子。正因为欧阳修注重对后继者的理论指导，所以北宋出现了曾、王、三苏等大家，能举重若轻，对付反对派的挑战；正因为欧阳修的革新理论成熟，务实而不偏执，有前瞻性而少局限，所以有宋一代虽骈文不废，而无力抗衡古文；赋不废，而渐成文赋；南宋乾淳体、道学体挑战，而其文体只盛于讲学一隅。总之，北宋新古文运动的彻底胜利，与欧阳修的理论贡献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