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集古录跋尾》真实记录了欧阳修的书法理论观念。他对书法的审美和传播思想文化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把格调和人品作为品评书法的重要标准；他推崇唐代书法，为宋代书风不振而忧虑；他认为学习书法无固定法则，不赞成以学书为职业，主张多阅古人法帖，在学古的基础上创新，指出书家创作时“矜持与不用意”两种心态对书法作品优劣有直接影响；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书法鉴赏的难处和差异性。

【关 键 词】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书法作用/品评标准/创作心态/书法鉴赏

引言

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绪论》说：“五代以前，无专治金石学者……有宋一代，始有专治此学者，欧阳修《集古录》为金石有专书之始。自是以后，吕大临、薛尚功、黄伯思、赵明诚、洪适辈，各有著述，蔚为专家。”①可见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其《集古录》是目前所存金石碑帖着录类书籍中最早的一部。

据欧阳修《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六一居士传》载，从北宋庆历五年（1045）到嘉佑七年（1062），欧阳修先后历时十八年“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②而成《集古录》。

关于《集古录》拓片的来源，《集古录跋尾》卷一《古敦铭》载：

嘉佑中，原父以翰林侍读学士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考知其人事迹，而长安秦汉故都，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以予方集录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铭文以见遗。此敦，原父得其盖于扶风而有此铭。③

刘原父即刘敞，精通金石考古，他的金石考证成果赖欧公《集古录》而得以保存下来。当时给欧公提供金石拓片的还有向传师、施昌言、李建中。而经常与欧公探讨书法的是大书法家蔡襄。《集古录跋尾》卷一附蔡襄《韩城鼎铭》题跋云：“尝观石鼓文，爱其古质物象形执，有遗思焉。及得原甫鼎器铭，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④原甫即刘敞。此则乃蔡襄评《韩城鼎铭》之语，表示爱石鼓文“古质物象形执，有遗思焉”。又从刘敞提供的鼎器铭中了解到古代篆字的特征。

欧阳修收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引起了同僚们的浓厚兴趣，《集古录跋尾》卷十“附录”载：“翰林学士吴奎、知制诰刘敞、祠部郎中集贤校理江休复、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祖无择、屯田员外郎编修《唐书》梅尧臣，嘉佑四年四月六日，于编修院同观，范镇景仁后至。”⑤

嘉佑八年（1063）七月二十四日，欧阳修撰成《集古录目序》。此序表达的意思有三：其一、收藏须有主客观条件：“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主观上酷爱，客观上有财力，“则无不至”。其二、欧阳修的爱好在于收藏自古以来的金石书法：“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岛，名山大泽，穷崖絶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其三、编撰《金石录》的目的，一是消遣：“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二是研究金石内容，以金石补正历史：“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⑥欧阳修所说的“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就是在编纂《集古录》过程中，陆陆续续写成的《集古录跋尾》，共十卷四百余则。《集古录》已经失传，《集古录跋尾》十卷收在《欧阳修全集》中。

《集古录》碑帖装帧样式是怎样的呢？据《集古录跋尾》卷十“附录”载：“集古录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后。衔幅用公名印。其外标以缃纸，束以缥带，题其签曰某碑卷第几，皆公亲迹。至今犹有序者。”⑦

《集古录跋尾》各卷内容：卷一至卷三是先秦两汉金石；卷四是魏晋南北朝金石；卷五是隋代至唐初碑刻，卷六是盛唐碑刻，卷七至卷八是中唐碑刻，卷九是晚唐碑刻，卷十是补遗。

《集古录跋尾》倾注了欧阳修大量的心血，内容涉及到金石文字书法的真伪及其特征、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欧阳修的治学态度、书法观念乃至反对佛道的思想等。本文着重探析《集古录跋尾》所表现的书法理论观念。

一、关于书法的多种作用

《集古录跋尾》中关于书法作用的论述，可分为四个方面：

1.书法可以娱悦心性。

《集古录跋尾》卷五《隋泛爱寺碑》称《隋泛爱寺碑》“字画老劲可喜，秋暑郁然，览之可以忘倦”（《欧阳修全集》，1157页），说明书法具有消遣养性的作用，或曰娱悦心性的功能。卷十《杂法帖六》之四云：“吾有集古录一千巻，晩又得此法帖，归老之计足矣。寓心于此，其乐可涯。”⑧同卷《杂法帖六》六云：

老年病目，不能读书，又艰于执笔，惟此与集古录，可以把玩。而不欲屡阅者，留为归颍销日之乐也。盖物维不足，然后其乐无穷。使其力至于劳，则有时而厌尔。然内乐犹有待于外物，则退之所谓着山林与着城郭何异，宜为有道者所笑也。⑨

他把收集的法帖作为晚年消遣娱乐的高雅物品，自言“老年病目，不能读书，又艰于执笔，惟此与集古录，可以把玩。而不欲屡阅者，留为归颍销日之乐也”。

2.书法可使史迹、文章传之不朽。

《集古录跋尾》卷六《唐流杯亭侍宴诗》载：

流杯亭侍宴诗者，唐武后久视元年，幸临汝阳，留宴群臣应制诗也。李峤序，殷仲容书。开元十年，汝水坏亭，碑遂沉废。至贞元中，刺史陆长源以为峤之文、仲容之书，絶代之宝也，乃复立碑造亭，又自为记，刻其碑阴。武氏乱唐，毒流天下，其遗迹宜为唐人所弃。而长源当时号称贤者，乃独区区于此，何哉？然余今又录之，盖亦以仲容之书为惜，是以君子患乎多爱。⑩

唐武后久视元年（700），武则天幸临汝阳，留宴群臣应制赋诗，刻成《唐流杯亭侍宴诗》。此则跋语认为“武氏乱唐，毒流天下，其遗迹宜为唐人所弃”。但到贞元年间，“刺史陆长源以为峤之文、仲容之书，絶代之宝也，乃复立碑造亭，又自为记，刻其碑阴”。欧公又将《唐流杯亭侍宴诗》收进《集古录》中，主要是爱惜殷仲容书法，并发出感叹：“君子患乎多爱”。可见，历史人物的事迹、历代文章如果被著名的书法家所书写，可以藉书法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传之不朽。

3.书法有助于各种思想流传。

《集古录跋尾》卷六《唐郑预注多心经》云：“释氏之书，因字而见录者多矣。”（11）即佛教方面的碑文，因爱其书法精美而收录的很多；在炎热的夏天，赏玩刻有佛家《心经》的碑帖可以使心境宁静，忘掉暑热，可见书法对传播佛教思想的作用。卷七《唐徐浩玄隐塔铭》：

玄隐塔铭，徐浩撰并书。呜呼！物有幸不幸者，视其所托与其所遭如何尔。诗书遭秦，不免煨烬。而浮图老子以托于字画之善，遂见珍藏。余于集录，屡志此言，盖虑后世以余为惑于邪说者也。比见当世知名士，方少壮时，力排异说。及老病畏死，则归心释老，反恨得之晩者，往往如此也。可胜叹哉！（12）

此则内容有二：其一、“浮图老子以托于字画之善，遂见珍藏”，说明书法成为佛道思想的最好载体，书法的审美价值远远高于其所载的内容。其二、感叹“当世知名士，方少壮时，力排异说。及老病畏死，则归心释老，反恨得之晩者，往往如此也”。说明佛老思想深入人心，排斥佛老思想并非易事。

《集古录跋尾》卷四《梁智藏法师碑》明确地说：“余于集古录而不忍遽弃者，以其字画粗可嘉，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斯可矣。”（13）欧公痛恨佛教扰乱人心，但又不忍心舍弃字画工整秀美的佛门法师的碑铭，表现出对书法的珍惜和赏爱，也表现出客观对待文化遗存的态度。

4.书法有助于金石流传。

《集古录跋尾》卷五《唐吴广碑》：

吴广碑，不著书撰人名氏，而字画精劲可喜。广字?耍?瞥跤氤讨?凇⑶厥灞Φ染愦犹?谡鞣ィ?笥肷苯ǔ桑?泄ΑＶ粮咦谑蔽?橹荻级揭宰洹Ｈ弧短剖椤凡患?涿?希??痘嵋?妨信阍嵴蚜耆耍?泻橹荽淌肺夂阢耍?嗖恢?涿?阋病Ｆ涿?质录Ｐ壹?诤笫勒撸?杂兴贡?病１?稚阅ッ穑?酪嗪奔??烙嗉?嫉弥??煲源?撸?云浔驶??ひ病９视喑⑽?叹?友裕?�?虽学者之余事，而有助金石之传者，以此也。（14）

此则内容有三：其一、吴广是唐太宗身边的名将，曾任洪州刺史，《唐书》不见其名氏，此碑可补史之不足。其二、《唐吴广碑》得以流传，是因为其笔划工巧。其三、书法虽为余事，“而有助金石之传者”，即碑刻能否流传到后世，关键看碑上的字是否有艺术价值，而不在碑文的内容。

二、品评书法的标准

关于品评书法的标准，《集古录跋尾》主要集中在书法的格调和书家的人品两个方面。

1.格调

格调是指书法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学养精神，格调的高低决定着作品的成败。高雅的作品雍容大方，平和简静，或宽博豪放；低俗的作品软熟流滑，矫揉造作，充满庸俗气息。欧阳修品评书法重视格调，推崇不俗之书，而不喜爱笔法柔弱的书法作品。

《集古录跋尾》卷四《后周大象碑》肯定《后周大象碑》“字画不俗”，“怪奇变态”，览之“可以忘倦”。（15）卷五《隋老子庙碑》评隋薛道衡书法“字画近古”，并认为“唐人字皆不俗，亦可佳”。（16）卷九《唐阳武复县记》认为唐衢文章的佳处在于“气格不俗”。（17）同卷《唐磻溪庙记》载：

磻溪庙记，张翔撰，高骈书。骈为将，尝立战功，威惠着于蛮蜀，笔研固非其所事。然书虽非工，字亦不俗。盖其明爽豪俊，终异庸人。至其惑妖人吕用之、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长年，乃骑木鹤而习凌虚僊去之势，此至愚下品皆知为可笑，而骈为之惟恐不至者，何哉?？盖其贪心已动于内，故邪说可诱于外。内贪外诱，则其何所不为哉？（18）

此则跋语一方面肯定高骈书法“虽非工，字亦不俗”，与其“明爽豪俊，终异庸人”的个性相关；另一方面批判髙骈被妖人吕用之、诸葛殷等迷惑，想长生不老的行为，认为人心贪必信邪说。

卷十《杂法帖六》之一认为南朝帝王书法虽缺乏豪气，但格调“清婉，若可佳耳”。（19）卷九《唐李藏用碑》指出唐玄度“以书自名于一时，其笔法柔弱，非复前人之体”（20），评价甚低，说明欧公不喜爱“笔法柔弱”的书法作品。

2.人品

人品即人的道德节操，精神品格。在对书家人品的评价上，《集古录跋尾》浓墨重彩地评价颜真卿，为后世树立了人品与书品高度统一的典范。

《集古录跋尾》卷七《唐颜鲁公书残碑》云：“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21）称颂颜真卿的书法表现了高尚的人格，令人敬仰，“虽多而不厌也”。同卷《唐湖州石记》称颂颜真卿的书品和人品，认为《唐湖州石记》“笔划奇伟，非颜鲁公不能书也”，颜真卿“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自可以光后世，传无穷，不待其书然后不朽”（22），体现了欧公重视书家道德节操的书法观点。同卷《唐颜鲁公二十二字帖》强调颜真卿书风与人品的密切关系：“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23）同卷《唐颜鲁公法帖》（虞世南帖附）曰：

颜真卿书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为一巻。颜帖为刑部尚书时，乞米于李大夫。云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乏，实用忧煎。盖其贫如此。此本墨迹，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于相家，而清苦甚于寒士，尝模帖刻石以遗朋友故人。云鲁公为尚书，其贫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约。世南书，七十八字，尤可爱，在智永千字文后，今附于此。（24）

此则所述，颜真卿为刑部尚书时，连续几个月“举家食粥”，最后“乞米于李大夫”，可见颜真卿为官清廉。

应该说明的是，《集古录跋尾》除重视格调、人品外，对法度也未忽视。如卷九《唐于僧翰尊胜经》云：“尊胜经，于僧翰书。僧翰笔划虽遒劲，然失分隶之法远矣。所以录者，亦自成一家，而为流俗所贵。故聊着之，庶知博采之不遗尔。”（25）此则认为“僧翰笔划虽遒劲，然失分隶之法?远矣”，强调书法的法度、规则。

三、推崇唐代书法

欧阳修学书从唐人法帖入门，对唐人书法成就极其推崇，具体表现在对唐代楷书名家、隶书名家及无名氏书法的评价上。

1.对唐代楷书名家的评价

《集古录跋尾》卷五《唐孔子庙堂碑》载：

孔子庙堂碑，虞世南撰并书。余为童儿时，尝得此碑以学书，当时刻画完好，后二十余年，复得斯本，则残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终弊，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于是始欲集录前世之遗文而蔵之，殆今盖十有八年，而得千巻，可谓富哉！嘉佑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书。（26）

此则跋语自述儿童时代学习虞世南书法。苏轼《跋欧阳文忠公书》说欧公“以尖笔干墨，作方阔字”（27），即笔划细劲，结体方阔，应是受到虞世南、颜真卿楷书的影响。

同卷《唐欧阳率更临帖》：“率更临帖。吾家率更兰台世有清徳，其笔法精妙，乃其余事。岂止士人模楷，虽海外夷狄皆知为贵，而后裔所宜勉旃，庶几不殒其美也。”（28）欧公此则称颂远祖欧阳询有“世有清徳”，“笔法精妙”，美德书名，远播海外。

同卷《唐岑文本三龛记》称赞禇遂良书法“字画尤奇伟”（29）。

卷七《唐中兴颂》称赞颜真卿书《唐中兴颂》“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因而世人“多模以黄绢为图障”，即用黄绢模下来作屏风，可见《唐中兴颂》在宋代深受人们喜爱。欧公还介绍自己珍藏本《唐中兴颂》的来历：“此本得自故西京留台御史李建中家，盖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为难得尔。”（30）同卷《唐干禄字样》认为自己家藏的《唐干禄字様》是“鲁公所书真本”，“鲁公书刻石者多，而絶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笔力精劲可法，尤宜爱惜”（31）。同卷《唐杜济神道碑》认为颜真卿书法已经达到最高境界，“如庖丁之刀，轮扁之斫，无不中也”，颜体书法刻石颇多，“有精有粗，虽他人皆莫可及”。但单从颜体本身看，不同作品之间有优劣之分，欧公认为造成这种优劣差异的原因应是“传模镌刻之有工拙”（32）。对颜体评价很高，并论及镌刻之工拙对书法艺术美的影响。同卷《唐颜真卿射堂记》评价颜真卿在湖州所书《射堂记》“笔法精妙”（33）。此外，同卷对《唐颜勤礼神道碑》、《唐颜氏家庙碑》也有评价，从略。

卷九《唐高重碑》载：“髙重碑，元裕撰，柳公权书。唐世碑刻，颜柳二公书尤多，而字体笔划，往往不同。虽其意趣或出于临时，而亦系于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则常在也。此碑字画、锋力俱完，故特为佳。矧其墨迹，想宜如何也。”（34）此则跋语指出?柳公权书《唐高重碑》的特点是“字画、锋力俱完，故特为佳”。

2.对唐代隶书名家的评价

《集古录跋尾》卷六《唐大照禅师碑》指出：“唐世分书名家者四人而巳，韩择木、李潮、蔡有邻及惟则也。”（35）同卷《唐崔潭龟诗》指出唐代隶书四大家（韩择木、李潮、蔡有邻、史惟则）之中，“韩、史二家传于世者多矣，李潮仅有存者，有邻之书亦颇难得，而小字尤佳”。（36）同卷《唐植栢颂》认为唐隶四家，“皆后人莫及也”。（37）

3.对唐代无名氏书法的评价

《集古录跋尾》卷九《唐辨石钟山记》载：

辨石钟山记，并善权寺诗、游灵岩记附。览三子之文，皆有幽人之思，迹其风尚，想见其人。至于书画，亦皆可喜。盖自唐以前贤杰之士，莫不工于字书。其残篇断稿，为世所宝。传于今者，何可胜数？彼其事业，超然高爽，不当留精于此小艺。岂其习俗承流，家为常事。抑学者犹有师法，而后世偷薄，渐趋苟简，久而遂至于废絶欤？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髙，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至于荒林败冢，时得埋没之余，皆前?世碌碌无名子。然其笔划有法，往往令人不及，兹甚可叹也。石钟山记字画，在二者间颇为劣，而亦不为俗态，皆忘忧之佳玩也。（38）

此则跋语先说“自唐以前贤杰之士，莫不工于字书”；“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然后再指出《唐辨石钟山记》的特点价值，“石钟山记字画，在二者间颇为劣，而亦不为俗态，皆忘忧之佳玩也”。即笔划拙劣，但不俗，可作“忘忧之佳玩”。欧公还提?醒人们“荒林败冢”常常有无名氏的书法佳作。

同卷《唐夔州都督府记》感叹：“唐世人人工书，故其名埋没者不可胜数。”（39）

四、为宋代书风不振而忧虑，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

《集古录跋尾》卷六《唐武尽礼宁昭寺钟铭》云：“武尽礼笔法精劲，当时宜自名家，而唐人未有称之见于文字者，岂其工书如尽礼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尔。余毎得唐人书，未尝不叹今人之废学也。”（40）此则称赞《唐武尽礼宁昭寺钟铭》“笔法精劲”，感叹宋人在书学方面远不及唐人。

卷十《杨凝式题名》（李西台诗附）云：“杨凝式题名并李西台诗附。自唐亡道丧，四海困于兵戎，及圣宋兴，天下复归于治，盖百有五十余年。而五代之际，有杨少师，建隆以后，称李西台。二人者，笔法不同，而书名皆为一时之絶，故并录于此。”（41）此则评五代杨凝式、宋初李建中书法，称二人者“笔法不同，而书名皆为一时之絶”。十分恰当。

同卷《王文秉紫阳石磬铭》：

紫阳石磬铭，余独录于此而不附他书者，文秉之书罕见于今也。小篆自李阳冰后，未见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画之精，远过徐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称徐常侍者，铉以文章有重名于当时故也。岁在辛酉，晋天福六年，李昪之升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际，士之艺有至于斯者。太平之世，学者可不勉哉！（42）

此则跋语内容有二：其一、认为五代王文秉小篆“字画之精，远过徐铉”。其二、感叹“五代干戈之际，士之艺有至于斯者”，认为宋代“太平之世”，学者更应当勉励自己加强书学修养，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书法作品。

同卷《郭忠恕小字说文字源》藉评五代郭忠恕小楷《小字说文字源》，表达对宋初书坛的忧虑和强烈的责任意识，说：“五代干戈之际，学校废，是谓君子道消之时，然犹有如忠恕者。国家为国百年，天下无事，儒学盛矣。独于字书忽废，几于中絶。”“故余毎与君谟叹息于此也。”（43）

卷四《范文度模本兰亭序》云：

自唐末干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宋兴百年之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之人。余毎以为恨，今乃获见范君笔法，信乎时不乏人而患知之不博。不然，有于中必形于外。若范君者，笔迹不传于世而独传其家，盖潜光晦德，非止其书閟不传也。（44）

此则跋语内容有二：一是称赞范文度书法造诣深，笔致精美，“独传其家”。二是感叹宋初“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之人”，表现出要振兴宋代书坛的责任意识。

卷六《唐安公美政颂》载：

安公美政颂，房璘妻高氏书。安公者，名庭坚。其事迹非奇，而文辞亦匪佳作。惟其笔划遒丽，不类妇人所书。余所集录，亦巳博矣，而妇人之笔着于金石者，髙氏一人而巳。然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余之所录，如于頔髙骈，下至陈?游瓌等书皆有。盖武夫悍将暨楷书手辈，字皆可爱。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唐人书见于今而名不知于当时者，如张师丘、缪师愈之类，盖不可胜数也。非余录之，则将遂泯然于后世矣。余于集古，不为无益也夫。（45）

此则跋语内容有二：一是称赞房璘妻高氏所书《唐安公美政颂》“笔划遒丽，不类妇人所书”。二是感叹“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为宋代书坛深表忧虑。

五、关于学书态度方法、创作心态

《集古录跋尾》中关于学书态度方法和创作心态的观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认为书家笔法各有不同，因此学习书法无固定法则。

《集古录跋尾》卷十《杂法帖六》之三：“羲献世以书自名，而笔法相去远甚。父子之间，不同如此，然皆有足喜也。”（46）指出王羲之、王献之虽为父子，但“笔法相去远甚”。

卷六《唐美原夫子庙碑》载：

美原夫子庙碑，县令王嵒字山甫撰并书。碑不知在何县。嵒，天宝时人，字画奇怪。初无笔法，而老逸不羁，时有可爱，故不忍弃之。盖书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学，传自三代以来，其体随时变易，转相祖习，遂以名家，亦乌有法耶？至魏晋以后，渐分真草，而羲献父子为一时所尚。后世言书者，非此二人皆不为法。其艺诚为精絶，然谓必为法则，初何所据？所谓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嵒书固自放于怪逸矣，聊存之，以备博览。”（47）

此则跋语一方面称赞王嵒书法“字画奇怪。初无笔法，而老逸不羁，时有可爱”；另一方面认为“文字之学，传自三代以来，其体随时变易，转相祖习，遂以名家”，并没有固定的法则，“至魏晋以后，渐分真草，而羲献父子为一时所尚后。世言书者，非此二人皆不为法”，指出王羲之、王献之书艺“诚为精絶”，但不一定要作为法则，实际上是对唐代以来天下书风以二王为“正法”现象提出质疑。

二是不赞成以学书为职业。

《集古录跋尾》卷八《唐僧怀素法帖》云：

怀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书擅名当时，而尤见珍于今世。予尝谓法帖者，乃魏晋时人，施于家人朋友，其逸笔余兴，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后人乃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疲弊精神，而不以为苦者，是真可笑也。懐素之徒是已。（48）

此则跋语认为怀素“特以草书擅名当时，而尤见珍于今世”，同时认为怀素是“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的代表人物，欧公不赞成以学书为职业。

卷四《晋王献之法帖》云：

予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絶，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弃百事，弊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者，是真可笑也。（49）

从此则跋语可知，欧公推崇魏晋人为“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而写的信札，认为那些“不过数行”的书法作品，“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玩赏魏晋以来笔墨遗迹，仿佛见到前人之高雅脱俗的情致。欧公不讃成宋代有些人“弊精疲力，以学书为事业，用此终老而穷年者”的做法，认为一辈子当一个职业书家是可笑之事。

三是多阅古人法帖，寻求古人用笔的意趣，在学古的基础上创新。

《集古录跋尾》卷十《杂法帖六》之二云：“学书不必惫精疲神于笔砚，多阅古人遗迹，求其用意，所得宜多。”（50）《杂法帖六》之五云：“古今事异，一时人语，亦多不同。传模之际，又多转失，时有难识处，惟当以意求之尔。”（51）

卷十《卫秀书梁思楚碑》载：“秀，笔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谓集书，信矣。无足多取也。书譬君子，皆学乎圣人，而其所施为未必同也。”（52）指出唐卫秀书《梁思楚碑》，从书法角度看，完全模仿他人，无可取之处。欧公强调书法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须有创新，他说：“书譬君子，皆学乎圣人，而其所施为未必同也。”

四是书家创作时“矜持与不用意”两种心态对书法作品优劣有直接影响。

《集古录跋尾》卷五《千文后虞世南书》云：“虞世南所书，言不成文，乃信笔偶然尔。其字画精妙，平生所书碑刻多矣，皆莫及也。岂矜持与不用意，便有优劣耶？”（53）《千文后虞世南书》当是虞世南为千字文所写的题跋，欧公认为虞世南这幅作品“信笔偶然”，虽“言不成文”，但“字画精妙”，并由此而提出创作心态与书法作品优劣的关系：“岂矜持与不用意，便有优劣耶？”在书法创作中，凡刻意书写，心情受拘束，写出的字往往显得拘谨、死板；而当偶然欲书、信笔挥洒时，心情轻松自由，写出的字反而有一派天然的意趣。欧公所谈涉及到创作心理学，符合古今书法创作的实际。

六、关于书法鉴赏的难处和差异性

《集古录跋尾》卷五《唐薛稷书》载：

薛稷书刻石者，余家集录颇多，与墨迹互有不同。唐世颜柳诸家刻石者，字体时时不类，谓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见杨褒家所蔵薛稷书，君谟以为不类，信矣。凡世人于事，不可一概，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褒于书画，好而不知者也。画之为物，尤难识其精粗真伪，非一言可达。得者各以其意，披图所赏，未必是秉笔之意也。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句，皆非吾赏者。以此知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54）

此则跋语很有理论分量，其意有三：一是模刻碑帖的人技艺有工有拙，因而“唐世颜柳诸家刻石者，字体时时不类”。二是人们对于书画等文物的态度和能力有四种情况，即“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绘画的精粗真伪尤其难以辨识。三是艺术鉴赏中读者与作者的欣赏标准存在很大差异，欧公以自己与梅尧臣谈诗时“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句，皆非吾赏者”这样的事例，说明在绘画鉴赏中“得者各以其意，披图所赏，未必是秉笔之意也”这一普遍现象。这则文字对书画辨识、鉴定、欣赏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观点，堪称精彩的跋文。

卷九《唐郑澣阴符经序》载：

阴符经序，郑澣撰，柳公权书。唐世碑碣，颜柳二家书最多，而笔法往往不同，虽其意趣或出于临时，而模勒镌刻，亦有工拙。公权书高重碑，余特爱模者不失其真，而锋铓皆在。至阴符经序，则蔡君谟以为柳书之最精者云，善藏笔锋，与余之说正相反。然君谟书擅当世，其论必精，故为志之。（55）

此则评柳公权书法，见解与蔡襄不同，欧公说：“公权书《高重碑》，余特爱模者不失其真，而锋铓皆在。”而蔡襄则认为《阴符经序》是柳书之最精者，“善藏笔锋”。于此不难看出书法鉴赏中的差异性，究其原因，与鉴赏者的主观爱好有关。

结语

综上所述，《集古录跋尾》在评述金石碑拓的字里行间，真实记录了欧阳修的书法理论观念。他对书法艺术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书法可以娱悦心性，可以使史迹、文章传之不朽，也有助于各种思想和金石物品的流传。他把格调和人品作为品评书法的重要标准。他推崇唐代书法，对唐代楷书名家、隶书名家和唐代无名氏书法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为宋代书风不振而忧虑，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他认为书家笔法各有不同，因此学习书法无固定法则；他不赞成以学书为职业?；他主张多阅古人法帖，寻求古人用笔的意趣，在学古的基础上创新；他指出书家创作时“矜持与不用意”两种心态对书法作品优劣有直接影响。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书法鉴赏的难处和差异性。这些观念是欧公留给后人的宝贵的书法文化遗产，对今人学习书法、从事书法创作和书法研究具有启迪作用。

注释：

①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

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305页、第506页。以下所引《集古录跋尾》均据此本。

③《欧阳修全集》，第1089页。

④同上，第1093页。

⑤同上，第1217页。

⑥《欧阳修全集》，第1087页。

⑦同上，第1218页。

⑧同上，第1211页。

⑨同上，第1212页。

⑩《欧阳修全集》，第1160页。

（11）同上，第1169～1170页。

（12）同上，第1171～1172页。

（13）同上，第1141页。

（14）同上，第1156页。

（15）《欧阳修全集》，第1146页。

（16）同上，第1147页。

（17）同上，第1205页

（18）同上，第1204页。

（19）同上，第1211页。

（20）同上，第1199页。

（21）同上，第1177页。

（22）同上。

（23）同上。

（24）同上。

（25）《欧阳修全集》，第1204页。

（26）同上，第1151页。

（27）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85页。

（28）《欧阳修全集》，第1154页。

（29）同上。

（30）同上，第1173页。

（31）同上。

（32）同上，第1175页。

（33）同上。

（34）同上，第1200页。

（35）《欧阳修全集》，第1168页。

（36）同上，第1168页。

（37）同上，第1169页。

（38）同上，第1198页。

（39）同上，第1205页

（40）同上，第1161页

（41）同上，第1214页。

（42）同上，第1215页。

（43）《欧阳修全集》，第1215页

（44）同上，第1138页。

（45）同上，第1167页。

（46）同上，第1211页。

（47）同上，第1169页。

（48）《欧阳修全集》，第1184页。

（49）同上，第1139页。

（50）同上，第1211页。

（51）同上。

（52）同上，第1214页。

（53）同上，第1151页。

（54）《欧阳修全集》，第1155页。

（55）同上，第1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