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实存空间与记忆场景
欧阳修(1007-1072)于天圣九年(1031)三月到洛阳任留守推官。其时钱惟演(962-1034)为留守，幕府中又有张先(992-1039)①、谢绛(995-1039)、尹洙(1001-1046)、梅尧臣(1002-1060)等人，与欧阳修“日为古文歌诗，遂以文章名冠天下”②。
程千帆、吴新雷所着《两宋文学史》以为“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的起点是在洛阳”③；刘子健也认为“欧阳的学问基础，改革的主张，爱才的精神，以及后来政治上遭受打击，这一切都已定型于他早年在洛阳的时候。”④ 事实上，这也是一般学者对欧阳修与洛阳之关系的整体印象⑤。换言之，洛阳这个古代大都会不但是欧阳修仕宦生涯的起点，同时也为他后来的文学事业与政治路向，还有诗文革新的开展与影响奠下了重要的基础。
在这样的主流意见中，笔者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水照所提出的另一层面的看法：“对洛阳文人的追念成为欧阳修巨大的精神财富，对形成他散文主体风格即六一风神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又以“对洛阳盛游的追思”为形成欧阳修“主体风格的切入口和契合点”⑥。后来程杰在其《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意见：“洛阳时期豪迈欢快的生活成了欧阳修反复回忆并引以自豪的往事”、“几乎构成了诗歌吟咏不绝的主题”⑦。
王水照和程杰二人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前者提出了欧阳修对洛阳的追忆与形成其散文主体风格的关系；后者则以洛阳追忆为欧阳修诗歌主题的构成因素。不过，二人皆未就此看法再加以详细发挥，更重要的是，笔者以为，就这些学者所论，不管是从诗文革新的角度，还是追忆的角度，洛阳其实都只是个实存的空间，是欧阳修曾经生活，而后追忆，并且影响其一生文学发展的场域。而这正是笔者以为未足之处。为此，论文将进一步就记忆场景这个角度来探讨洛阳与欧阳修并其文学的关系，希望藉此能对其人与其诗文有更深入幽微的阐释。
一、记忆的场景：洛阳与欧阳修的关系
如上所述，洛阳不只是个实存的空间，更是一个记忆的场景。何谓记忆的场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此有相当清楚的阐述：场景(site)是回忆得以藏身和施展身手的地方——对于回忆来说，场景是不可少的，时间不可能倒流，只有依靠场景，个人才有可能重温故事、重游旧地、重睹故人。如此，场景是看得见的表面，在它下面，找得到盘错纠缠的根节⑧。换言之，就欧阳修的情况而言，洛阳既是局限在三维空间中的一个具体的对象，一个实存的空间，同时又是一处场景——它划出了一个记忆的空间，使往昔重演，并通过这块空间使往昔得以再次回到追忆者身边⑨。
从欧阳修的诗文中所见，与洛阳追忆有关的诗句出现得相当频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回忆当中，“盛”是追忆当年洛阳情事之重点。不过，尽管追忆美好，欧阳修在诗歌中却也往往同时表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既有对往昔的欣悦怀念，也同时表达对现状的忧伤感慨。如以下的两个例子：
结绶当年仕两京，自怜年少体犹轻。
伊川洛浦寻芳遍，魏紫姚黄照眼明。
客思病来生白发，山城春至少红英。⑩
朝行绿槐听流水，夜饮翠幕张红灯。
尔来飘流二十载，鬓发萧索垂霜冰。(11)
诗歌中所表达者，是盛与衰、昔与今的极强烈对比，是对盛年的缅怀，也是对现实的伤感。再以其《再至西都》和《过钱文僖公白莲庄》为例，二诗皆为欧阳修在离开洛阳十年后再返洛阳时所写，但诗中表达的却并非是重回故地的欣悦，而仍然充满追念之凄怆。
如此，笔者以为欧阳修诗歌中的洛阳其实并非王水照或者程杰所言，是欧阳修“追忆”的实质对象，而应只是一个追忆的“场景”，一个昔与今的中介，一个让往昔得以重现的记忆空间。当欧阳修在诗文中反复提及洛阳，他所作的其实是要引领读者进入往昔，重阅那已经在岁月中消逝的图景——换言之，所谓的洛阳追忆，其实追忆的并非洛阳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往昔的记忆其实乃是借着表面上对洛阳的追忆而展现的。因此，在洛阳这个记忆场景之下，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许多盘错纠缠的根节，并且由此明白，洛阳对欧阳修的实质象征意义(12)。
二、盘错纠缠的根节：洛阳的象征意义
(一)不返之盛年
在欧阳修对洛阳的追忆诗篇中，“洛阳花”(牡丹花)是个重要的意象(13)。不管是姚黄、魏紫、腰带鞓、泼墨、齐头、鹤翎、添色皆为牡丹名品(14)。许多时候，“花”更是洛阳的代称——不管这花是“洛阳花”、“洛城花”，或是“牡丹”，或就只是简单的“花”(15)。
以其《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诗为例。在诗中，欧阳修将自己比作“蛱蝶”，在春花盛放的季节里在花丛中欢乐留连。似乎那“花”不再只是花——在追忆中，花似乎被赋予某种象喻的意味，洛阳也似乎成了一座大花园——属于三十年前的某个时段，那时，花正盛放，洛阳当是盛时，人亦正当盛年。所以欧阳修在三十年后重见牡丹时才会“见花了了虽旧识，感物依依几抆睫”，又说“爱花绕之空百匝”，这些不寻常之举正清楚显示：“花”绝非表面的花，而是另有所指——借着洛阳花的意象，诗人重忆洛阳，而作为一个记忆场景，洛阳使诗人得以重忆昔时“轻薄”、“豪侠”的盛年。换言之，对不返的“盛年”之感叹才是诗人之所以念念在兹，并且为此“抆睫”之主因。也就是说，“感物(花)”是内在于“叹逝”的主题结构之中，叹逝的主题是借着“感物”的方式来表达的(16)。
再以下诗为例：
盛游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谯号醉翁。
白首归来玉堂署，君王殿后见鞓红。(17)
诗写于嘉祐四年(1059)的春天。时欧阳修在京师。诗的前三句每一句都写出诗人生命中不同的重要阶段，三句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流程。
“盛游西洛方年少”是第一个阶段。“西洛”点出地点，“年少”一方面表明年岁，一方面说明满怀抱负理想之得意；“方”字仿佛实时捕捉这份年少轩昂的神采；“游”以一字概括当年在洛阳的生活：一方面是诗友间志同道合的相交游，一方面是良辰美景中的游赏自得；“盛”是此句的总结，不管是地、时、风景、人物还是交游，都可以以一“盛”字作结——这是生命中的盛年。
“晚落南谯号醉翁”是第二个阶段。南谯指的是滁州(18)。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因孤甥张氏案被诬而贬滁州(19)。“晚”字虽有“稍后”、“后来”之义，但亦有“岁晚”之意(20)，甚至可引申为人生岁晚之感叹，所以才有“醉翁”之号——实际上，从年龄来看，欧阳修贬滁州时还不到四十，正是人生的壮年，但套用他自己的解释，他“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且以“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来形容自己的醉态(21)，似乎不无岁暮自伤之意；而“落”字虽可解释为“下”，说明南下滁州的行动，但亦让人有“衰落”、“沦落”之联想——如此，从洛阳之“盛”到滁州之“衰”，其中的忧伤感叹也就明显可感了。
“白首归来玉堂署”是第三个阶段，亦是写此诗时的现况。如果说在滁州时他是“名虽为翁实少年”(22)，此时的欧阳修却已是真正的老翁了。“玉堂署”指的是翰林院(23)，欧阳修时任御试进士详定官，他有一首《雪后玉堂夜直》可说明他在玉堂当值的情况(24)。“白首”者，欧阳修是在至和元年(1054)回京，这年六月，经过漫长贬官的岁月以及两年的守母丧期满后，他重归京城入见仁宗(1010-1063)，“仁宗恻然，怪公鬓发之白”(25)；《宋史》也记载说“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26)。这该是“白首归来”之第一层意。另外，据《后汉书•献帝纪》：“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27)——欧阳修虽不至于“长委农野”，但“白首空归”的志业无成、报国无望之感亦应是此诗较深层之涵义。他还有一首诗云：“鬓毛零落风霜催，十年江湖千首诗。归来京国旧游非，大笑相逢索酒卮。”(28) 诗作于嘉祐二年(1057)，亦可为“白首归来”句作一注解。换言之，“白首归来”句实蕴含着诗人年少不再而又志业无成、报国无望，兼之旧游已非的种种感慨。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经历了许许多多年的起落、盛衰之后，欧阳修在“君王殿后”(29) 看到一丛艳丽的鞓红牡丹。鞓红即是腰带鞓，又名青州红，欧阳修在此诗题下有注云：“洛中花之奇者也。”(30) 此花的出现对诗人在前三句诗中所营造的生命流程可说是一种突然的停顿，甚至可说是一种回旋。故事从洛阳开始说起，时间也从那里直线矢射，而到了这里，透过鞓红牡丹，突然之间，洛阳成为记忆场景，往昔藉此再次重现——仿佛在时光之流中逆流而上，仿佛仍是那少年的盛游，记忆中的牡丹花丛灿然盛放：“我又看见你了”——诗人应该是要这样说的，但他没有。他只是说：“我看见一丛鞓红牡丹”——他向诗的读者展示眼前灿烂的花丛，把注意力从对过去数十年生命历程的怀想，从对已经消逝的时间与盛年的追忆上引开。但这没有说出来的其实是更沉重的忆念。
如果说，过去在洛阳时，要见到一丛“花之奇者”并不是件难事的话，那么，此时在京师，再见牡丹就绝非平常。在简单的一句“君王殿后见鞓红”中，其实相隔着二十多年的时空距离，更蕴藏着诗人内心深处的激动与悲慨。一丛牡丹，正象征性的描绘出诗人心中盛年的图像，可惜的是，花可以重见，盛年却永逝不返。
如此，在欧阳修对洛阳的追忆诗篇中，时间与空间其实是紧密结合的，且相对于时间的幽微抽象，空间的变换更可能成为具体的关注焦点。换言之，时间上的“怀往”，其实是假空间上的“怀归”来加以表现的(31)——表面上的洛阳追忆，其所真正要表达者或是一种难以达致的逆时之想。因此，洛阳一方面是个记忆场景，带着仿佛方向标的作用，引领欧阳修，引领读者向记忆中的那个特定时空逆向回旋；但另一方面，洛阳又是个象征，欧阳修表面上对于洛阳的追念，其深层面却蕴含着对往昔时光的留连与惆怅，以及他对那永逝不返之盛年的深刻忆念。
(二)离世之故人
欧阳修在其诗文中屡次提及洛阳与洛阳故人。如《再至西都》：
伊川不到十年间，鱼鸟今应怪我还。浪得浮名销壮节，羞将白发见青山。野花向客开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闲。却到谢公题壁处，向风清泪独潺潺。
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奉命巡视河东路，途经洛阳，这时距离他离开洛阳已有十年，且在十年中经历许多人生风雨，不复是从前在洛阳时的少年推官。十年后再至洛阳让他触景生情，更因此追忆四年前离世的谢绛，并因此写下这首诗，诗名又作《寄谢希深》(32)。
首两句起的是一个背景的作用。广义而言，伊川是洛阳的代名；狭义来说，伊川指的是伊水。欧阳修集中有《伊川泛舟》、《伊川独游》、《和谢学士泛伊川浩然无归意因咏刘长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数首，《邵氏闻见录》亦曾记载二人同游嵩山，归来时在龙门赏雪之事，据谢绛《游嵩山寄梅殿丞书》，谢与欧阳诸人游嵩山后曾“缘伊流，涉香山……”(33)，可见伊川不但是欧阳修多次游览之所，也是他与谢绛曾经同游之处，带着二人共有的记忆。其次，是“十年”这个时间线索。十年间发生了什么事呢？从景佑元年(1034)到庆历四年间，欧阳修历经夷陵之贬、滑州之外放，又经历了第二任夫人杨氏(1018-1035)与妹夫张龟正(？-1035)之死，还有与第一任夫人胥氏(1017-1033)所生之子的夭亡；也是在这十年中，钱惟演、张先、谢绛先后去世——所以欧阳修才会说“鱼鸟今应怪我还”。“怪”者或可解为有责怪之意，亦可解为惊讶。鱼鸟为何惊讶？是因为这个昔日满怀抱负的年轻人如今却满头白发、一事无成吗？还是责怪其多年浪迹他乡、生命虚掷，至今才返呢？而这或正是欧阳修本身的感慨：“浪得浮名销壮节，羞将白发见青山。”
这时的欧阳修身居高职，庆历新政已开始推行，他本身在文坛上也很有地位，但他却说一切只是“浮名”，是徒然的——他早年在洛阳的壮志早已在种种打击压迫之后渐渐消磨了。是在这样的生命转折之后，他说“野花向客开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闲”。景佑元年欧阳修在谢绛离开洛阳之后，曾经独游香山，写下《独至香山忆谢学士》诗，诗云：“阴涧初生草，春岩自落花。却寻题石处，岁月已堪嗟。”(34) 如果十年前在谢绛的题石处已经忍不住要嗟叹岁月的流逝，那在十年之后，在故人离世之后重来题石处(35)，“情之所钟况吾曹”(36) 的他又如何能如花之笑，如草之闲？
“向风清泪独潺潺”——泪终于流下，话也终于说了出来：他所真正怀念的，并非洛阳，不是伊川；他所悲伤者，也不是壮节之消磨——他所真正怀念的其实是他过去在洛阳的友人，而也正是这些友人的离世让他悲伤，让他落泪。记忆没有停止，甚至当他回到了记忆的现场，站在洛阳这块记忆的土地上，他仍然在追忆。于是，一如之前所言，欧阳修在他一生追忆洛阳的诗篇中所真正追忆的，并不是洛阳，他所真正追忆的，其实是他不返之盛年，还有他离世的洛阳故人。
再以《哭圣俞》诗为例。
嘉祐五年(1060)梅尧臣病逝，欧阳修作《哭圣俞》诗纪念他(37)。全诗像篇押韵的祭文，强调梅尧臣一生之不遇与清苦，还有他们俩人之间三十年的交往和深厚情谊。值得注意的是：诗歌从题目到内容表面上写的是梅尧臣，但实质上诗歌所悼念者似乎又不只是梅尧臣一人。这样的情况其实并非孤立现象。在欧阳修为洛阳故人所写的许多篇墓志铭或者祭文中，类似的情况时常出现：文章并非只写给死去的那个人——追忆是对整个洛阳情事的追忆，悼念也往往是对所有离世之洛阳故人的悼念。《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表》是如此：“其后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师鲁与当时少壮驰骋者，丧其十八九。”《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是如此：“自君卒后，文僖公得罪，贬死汉东，吏属亦各引去，今师鲁死且十余年，王顾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临穴者，及与君同府而游者，十盖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则病且衰，如予是也。”《尹师鲁墓志铭》是如此：“有兄源，字子渐，亦以文学知名，前一岁卒。”《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是如此：“师鲁常劳其智于事物，而卒蹈忧患以穷死。若子渐者，旷然不有累其心，而无所屈其志，然其寿考亦以不长。”《张子野墓志铭》是如此：“初在洛时，已哭尧夫而铭之。其后六年，又哭希深而铭之。今又哭子野而铭。于是知非徒相得之难，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于世，亦不可得。”《祭梅圣俞文》更是如此：“念昔河南，同时一辈，零落之余，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38)
而《哭圣俞》诗当然也不例外。当欧阳修提及梅尧臣与洛阳，他忍不住还要同时提起钱惟演、提起谢绛、提起尹洙、提起枚乘(？-前140)与邹阳(前206？-前129？)这两位西汉文士(39) 所象喻的，当时在洛阳幕府中的群贤。梅尧臣在洛阳故人中卒年较迟，当梅离世之时，洛阳故人几已凋零殆尽(40)，如此，当欧阳修在诗中说“送子有泪流如沟”时，这泪就似乎不只是为梅一人而流，而更可以看作是为那全体已逝之洛阳故人，甚至是为兀然而独存的自己而流。
正如其词《夜行船》所言：
忆昔西都欢纵。自别后，有谁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细寻思，旧游如梦。今日相逢情愈重。愁闻唱，画楼钟动。白发天涯逢此景，倒金樽、殢谁相送。(41)
如果说，他早年在洛阳时虽也曾经历生离死别，但那毕竟不是常态。而在离开洛阳之后，在许许多多年的阅历与苦难之后，白发天涯的他却终于可以体会洛阳欢纵之不再与洛阳友人之不复得。所以他说“有谁能共”、“殢谁相送”——当他与过去的洛阳友人再次道别，他所意指的就并非只是人世间的暂别，而更可能是指向永远的死别。
这是诗人在经历了离合生死之后所下的结论，而这结论则是在“西都欢纵”之不再的大前提下达致的。换言之，他的悲恸从对洛阳的追忆开始，而终于白发天涯、故人不再的体悟。
因此，他之所以眷恋洛阳，还有洛阳往昔之所以难以回归，其实不只是因为地理上远近的区隔，而更是因为那今日、畴昔，还有死亡与存活之间的距离，根本无法逾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显然的，上节所言的逆时之想才是在所谓的洛阳追忆中真正潜藏的意蕴，而不可逆转的人生、无常的生命也才是欧阳修的洛阳怀想中最难以自遣的悲恸与困境。
(三)理想之认同
西方学者Maurice Halbwachs认为，人们的过去是由人们对现时的关注所塑造的。人们现时的信念、兴趣、志向构成了他们对于过去的看法。而由于人们的现实状况各有不同，因此对同一件过去的事情就可能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将这种情况称作“现在主义的方法(presentist approach)”(42)。
笔者以为，这与欧阳修的洛阳追忆是有些相似的。从上引诗文所见，洛阳时期之“盛”是欧阳修回忆时的重点，但诗文中也同时表达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既有盛与衰、昔与今的强烈对比，同时也有对盛年的缅怀，以及对现实的伤感。而正是通过这样的回忆，诗人意识到自己的生存现实，并且由此产生对过去洛阳时期那样一种理想生活的认同——然而这种对于“往昔”的回忆及其回忆的寓意，其实取决于回忆者“现在”(即回忆之时)的现实生存处境与心境(43)。
举其《寄圣俞》诗为例。诗写于南京，时为皇佑二年(1050)。诗题又作《因马察院至云见圣俞于城东辄书长韵奉寄》。察院是官名，至于马察院其人姓名或生平皆不详，在诗中，他只是作为一个媒介，告诉欧阳修关于梅尧臣(即“诗老”)的消息。就诗中所见，欧阳修一方面为梅尧臣之高才不遇而鸣不平，另一方面又以为“穷达有命”，因此劝梅不必为作官与否而在意。由此，欧阳修开始其对洛阳往昔的回忆——相比其它诗文中的洛阳追忆，此诗中的追忆只有两句。虽则两句，却对全诗起了极重要的转折作用。在此之前，欧阳修正谈及生命之有限与仕途之不足留恋、不必与“凫骛争稗稊”的问题，对此欧阳修当然深有体会，因为他本身就经历过因小人谗言而导致的贬官流放——这是欧阳修回忆之时的现实生存处境与心境。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要谈及真正值得追求的事。而什么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事呢？洛阳之追忆由此开始。
如前所言，正因为欧阳修意识到自己的生存现实，因此执着地认同过去洛阳时期那样的一种理想生活。也正因为对这种理想的认同，使他倾向于要再次追寻这样的理想。换言之，短短的回忆虽则已经结束，长长的反思却从这里开始。二十多年已经过去，欧阳修远望的目光从追忆中转回现在：“在者忧患多乖暌”、“壮心销尽忆闲处”——这是“现在”的情形，是“现在”的“我”对当年的“我”与“子”的补充与评论，仿佛他正站在一后设的立场，去对已经形成的变动加以感慨和验证，因此是以“现在”的“我”，取代诗中二十多年前的“我”发言(44)。
如此，当欧阳修站在洛阳这个记忆场景上，他不但在追忆往昔，并且还在反思现在，甚至展望未来：正是在对“壮心销尽”的认识基础上，他把目光转向未来，并且看见“闲处”才是他真正向往的生活，于是他开始描绘未来的图景：“优游琴酒逐渔钓，上下林壑相跻攀。”甚至对梅尧臣发出邀请：“及身强健始为乐，莫待衰病须扶携。行当买田清颍上，与子相伴把锄犁。”
但问题是：如果说洛阳时期那样的一种生活是他的理想，并也正因为对这理想的认同，使他倾向于要再次追寻类似的理想的话，那为什么他在未来的描摹里，却选择颍州而非洛阳呢？
有两首诗提供了可能的暗示。第一首是《暇日雨后绿竹堂独居兼简府中诸僚》，诗中有这么几句：“浩然沧州思，日厌京洛尘。……骑省悼亡后，漳滨多病身。南窗若可傲，方事陶潜巾。”诗写于洛阳，大约是在明道二年(1033)。另外一首诗则为《绿竹堂独饮》，有“人生暂别客秦楚，尚欲泣泪相攀邀。况兹一诀乃永已，独使幽梦恨蓬蒿。……洛池不见青春色，白杨但有风萧萧。姚黄魏紫开次第，不觉成恨俱凋零”等句(45)。两首诗皆写在其首任夫人胥氏离世之后，因此表达了极为沉重的哀恸，而在第一首诗中他甚至还流露出归隐之念。
检视欧阳修写于洛阳的诗歌，其实很难再找到类似这样表达强烈悲伤厌倦的诗例。笔者以为，欧阳修在洛阳的生活大体上是惬意愉快的，但在明道二年之后，随着夫人，还有张汝士(997-1033)的离世，加上钱惟演、谢绛等的离任，洛阳生活就开始蒙上阴影。而如前所言，洛阳往昔虽然美好，但洛阳所象征的情事却并不美好——洛阳所象征的，其实是永远不返的盛年与离世的故人——当盛年永远不返，故人永远不再，洛阳就不可能成为理想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这从他早期所写的诗歌(如上述二首)就已经可稍见端倪。
如此，洛阳就只能是往昔与未来的一个转折：洛阳为未来的理想生活立下一个标准，但洛阳本身却不再符合这个标准——在往昔与现在与未来的反复回旋中，洛阳成为一个时间的交迭点——它的时间箭头不仅指向过去，同时也指向未来，而因应在这时间交迭点上的追忆与认同，欧阳修因此得以对未来作出新的抉择。
再举其《赠许道人》诗为例：
洛城三月莺乱飞，颍阳山中花发时。
往来车马游山客，贪看山花踏山石。
紫云仙洞锁云深，洞中有人人不识。
飘飘许子旌阳后，道骨仙风本仙胄。
多年洗耳避世喧，独卧寒岩听山溜。
至人无心不算心，无心自得无穷寿。
忽来顾我何殷勤，笑我白发老红尘。
子归为筑岩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46)
首句说“洛城三月莺乱飞”。诚然，三月的洛阳对欧阳修而言可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天圣九年(1031)他初来洛阳时，正是三月；景佑元年他秩满归襄阳，亦是在三月。还有，明道二年欧阳修往汉东探望叔父，还洛时夫人胥氏去世，其时也是三月(47)。可以说，三月的洛阳在欧阳修的记忆之中是悲喜交集的——既有初仕之喜，亦有离别之悲，更有与夫人死诀之恸。而在此诗中，欧阳修以三月的洛阳为起句，意义还不止于此。据其《洛阳牡丹记》记载：“余在洛阳，四见春。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明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即还，不及见。……”(48) 所谓的“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正是此诗中许道人修道之地，文章中既说“不及见(春)”，而此诗歌次句却又说“颍阳山中花发时”，可见他们虽未及见洛阳之春，却极可能是在三月时游紫云洞。
然而诗歌中除了首句提到洛阳，从第二句至“无心自得无穷寿”却似乎都将注意力放在许道人身上，以致起句所酝酿的洛阳三月悲欢交集之情感似乎无所着落——其实不然。欧阳修笔锋一转：“忽来顾我何殷勤”，让读者突然发现之前的叙写原来都只是追忆，是当年还在洛阳时游紫云洞的所见所感，而至此方将记忆打断，从往昔回到现在。这样一种没有按照时间先后次序直线发展的回忆很明显已非一般采用的历时性叙述，而更可被视为一种共时性的叙述。
一般而言，举凡回忆之文，多含有至少两种时间向度，一是回忆时的时间，或称回忆时的“现在”；一是被回忆的事件所发生的时间，或称回忆中的“往昔”。但当诗歌叙述从历时性走向共时性时，所注重的是实时的横向描述，而不是纵向的叙述：这就意味着诗人把时间固定在某一点，而让叙述在空间展开。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弱化甚至消解记忆中事件的时间联系，并由此重新建构“往昔”与“现在”的关系，使其所叙的种种记忆成为共时态存在的情事一体之两面——因此回忆看起来不像回忆“往昔”，倒是仿佛在叙述回忆时的“现在”，以至于那些在久远的“往昔”中发生的事件犹如发生于“现在”、“此刻”。“往昔”与“现在”因此似乎既无界限，也无差异(49)。
但“现在”其实是在熙宁元年(1068)，距离明道元年(1032)紫云洞之游已有三十六年，距离初至洛阳，那“花未残”、“莺乱飞”的三月更是有三十七年。而在欧阳修的追忆中，仿佛“现在”仍是乱莺飞的洛阳三月，仿佛年少的欧阳修和友人还正在山花山石中流连忘返——当他在回忆的世界里时，回忆仿佛就变成了他的现实生存状态，但这回忆中的“现在”明显又不符合现实中的“现在”，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现在”与诗人现实中的真正“现在”其实有太大的出入——于是，在洛阳这一记忆场景上，时间在此交迭，往昔与现在在此纠缠，过去所认同的理想与今日的现实在此显出明显的落差——诗人因此不得不寻找另一个出路：“子归为筑岩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或正是在此一情况下的体悟与抉择。
结论
总结而言，尽管欧阳修终其一生不断的追忆洛阳，洛阳尽管是他对过去理想生活的一种认同，洛阳却始终不会是他选择归隐之所在，这看似一种矛盾，但深一层想，中间其实又并无冲突之处。因为欧阳修之对洛阳的追忆怀想，既非老年对归隐的渴求，亦非空间阻隔的哀伤，而是对洛阳所象征的往昔时光、人事与理想的追念与哀悼。他未必不能回去洛阳，但回不去的是往昔的盛年，回不来的是离世的故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洛阳对欧阳修而言有其特殊意义：洛阳曾经是他盛年时与故人留连之所在，它曾经是欧阳修盛年欢乐与理想的象征，因此，在思索、寻找未来的方向时，纵或他不以洛阳为其未来归隐之所在，他仍然不能不以洛阳为其考虑的基点与标准，往昔、现在与未来的时间交迭也因此不能不定点于洛阳。
再者，欧阳修以追忆洛阳的方式，一方面在叙述中重构洛阳时期他那一类文人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伤感于盛年与故人的一去不复返。对洛阳时期的强烈认同与对洛阳时期的伤逝之感相互交织，构成了他诗文中的主题与感情基调。而借着洛阳追忆，他也同时见证了他曾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盛事，并将其捕捉下来，化为永恒的存在——在他的回忆中，“往昔”并没有过去，它与诗人的“现实”同在。也正因为如此，欧阳修通过追忆的方式，在建构昔日盛事繁华的同时，其实也建构了他对过去所曾经开展的诗文革新与政治兴革之理念的强烈认同与缅怀——那有宋一代有志文人尚风节、重操守、以天下为己任的共同理想，以及末后的失落与伤怀。而这或也正是洛阳象征的真正意蕴所在。
注释：
①宋代有两位同姓同名同字的张先，一为博洲人，即本文所引述，曾与欧阳修同在洛阳幕府，卒后欧阳修为之作墓志铭的张先；另一位则是乌程人，生于淳化元年(990)，卒于元丰元年(1078)，即以词闻名，号“张三影”的张先。见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安陆集》，《国学基本丛书》第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卷198，总页4420-4421；王明清：《玉照新志》，《丛书集成初编》第276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36年，卷1，页7-8。
②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欧阳修全集》，台北：世界书局，1991年，页3。
③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89。
④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页136。
⑤如王水照从地域环境方面着手，对欧阳修当时在洛阳所参与的文人集团与洛阳本身的地域文化、自然环境的关系作一论述，部分解释了洛阳在欧阳修诗词中，乃至于在北宋文坛上占着重要一席位之原因。他在另两篇文章中，又分别针对当时在洛阳的文人活动对欧阳修的散文和诗所造成的影响作出分析；袁行霈主编之《中国文学史》在说明欧阳修及其影响下的诗文创作时曾提及其在洛阳时“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人，声同气应，切磋诗文……有意识地向尹学习简洁谨严的古文手法”的一段背景；蔡世明亦有类似的看法：“欧阳修中进士后，于洛阳当官，在钱惟演幕下，受到尹洙的影响和指点，从此他的古文才有长足的进步。”黎小瑶也认为其时的文人如尹洙、梅尧臣等“在洛阳时对欧阳修古文、诗歌的启蒙和对他倡导诗文革新的辅佐，实在功不可没。”顾永新亦以为“在洛阳有稽古右文的官长，有自由宽松的环境，更有兴趣相投的朋友，极大地激发了欧阳修的创作热情和文学自觉，更是其古文创作由开始起步到逐渐定型的重要时期。”参看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页74-83；〈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第6期，页143-153；〈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79-9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50-51；蔡世明：《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页169；黎小瑶：〈欧阳修成长于钱惟演手下的思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6期，页144；顾永新：《欧阳修学术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页172。
⑥王水照：〈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同上注，页145。
⑦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页202，页190。
⑧见Stephen Owe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7; 译文参看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33-34。另外，宇文所安是原作者自取之中文名，而此译本则因中国的习惯译法，仍将作者名字译作斯蒂芬•欧文。
⑨Owen, ibid. , p. 26; 郑学勤，同上注，页9。
⑩〈县舍不种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类因戏书七言四韵〉，《欧阳文忠集》，台北：中华书局，1986年，卷11，页1b-2a。
(11)〈送徐生之渑池〉，同上注，卷5，页4b-5a。
(12)据M. H. Abrams的解释，象征(symbol)指用来表示某一事物或事件的词或短语，这一事物或事件本身又代表某一事物，或者超越其自身的参照范围。(" a word or phrase that signifies an object or event which in its turn signifies something, or has a range of reference, beyond itself. " )见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Fort Worth: Harco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p. 206; 中文译文见朱金鹏、朱荔译：《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362。
(13)所谓意象(image)，是人们对某种知觉的经验(sensory experience)或某件可以被一种以上感官感知的事物(an object that can be known by one or more of the senses)所作的文字(literal)而具体(concrete)的指述，它成为一已知感觉的“断片”(relict)，并能引起感觉经验之反应或回忆。见William Harmon, C. Hugh Holman, A Handbook to Literature,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6, pp. 262-263。
(14)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同注2，卷22，页528。
(15)洛阳人称牡丹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着，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同上注，页526。
(16)参吕正惠：〈物色论与缘情说——中国抒情美学在六朝的开展〉，《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页14。
(17)欧阳修：〈禁中见鞓红牡丹〉，《欧阳文忠集》，同注10，卷13，页3b。
(18)南朝梁在汉全椒县地侨置南谯州，北齐移治新昌郡，隋改南谯州为滁州。见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40，页1574。
(19)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卷319，页10378。
(20)欧阳修是在庆历五年10月至滁州，故可谓“岁晚”。
(21)〈醉翁亭记〉，见《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同注2，卷39，页276。
(22)欧阳修：〈赠沈博士歌〉，《欧阳文忠集》，同注10，卷7，页1a。
(23)《汉书•李寻传》谓：“寻位贱术浅，……久污玉堂之署”，颜师古注曰：“玉堂殿在未央宫”，王先谦补注引何焯曰：“汉时待诏于玉堂殿，唐时待诏于翰林院，至宋以后，翰林遂并蒙玉堂之号。”见《汉书补注》，《二十五史》，台北：艺文印书馆，196【？】年，卷143，页3381。另外，《宋史•苏易简传》载：“帝尝以轻绡飞白大书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简榜于厅额。”见《宋史》，同注19，卷266，页9172。
(24)《欧阳文忠集》，同注10，卷57，页6a。
(25)参欧阳发等：〈事迹〉，《欧阳修全集•附录》，同注2，卷5，页1376。
(26)《宋史》，同注19，卷319，页10378。
(27)范晔：《后汉书•孝献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9，页374。
(28)欧阳修：〈长句送陆子履学士通判宿州〉，《欧阳文忠集》，同注10，卷7，页3b。
(29)指崇政殿。此诗前有另一首诗〈详定幕次呈同舍〉，其下有注云：“嘉祐四年(1059)御试进士时详定卷子幕次在崇政殿后”，可见欧阳修掌职地点在崇政殿后，则君王殿当是指崇政殿。见《欧阳文忠集》，同注10，卷13，页3b。
(30)同上注。
(31)郑毓瑜：〈推移中的瞬间——六朝士人于“叹逝”、“思旧”中的“现在”体验〉，《六朝情境美学综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页72。
(32)《欧阳文忠集》，同注10，卷11，页3b。
(33)《欧阳文忠集》，同注10，分见卷1，页2a；页3ab；卷56，页3a；卷51，页4b；亦参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卷8，页82；《欧阳修全集•附录》，同注2，卷5，页1382。
(34)《欧阳文忠集》，同注10，卷10，页4a。
(35)此言“题石”，而《再至西都》诗作“题壁”，虽似不同，其实可看为一事。据谢绛《游嵩山寄梅殿丞书》，谢与欧阳诸人游嵩山后曾“题名于壁于石于树间者，盖十有四处”，见《欧阳修全集•附录》，同注2，卷5，页1382。
(36)欧阳修：〈绿竹堂独饮〉，《欧阳文忠集》，同注10，卷51，页5b-6a。
(37)《欧阳文忠集》，同注10，卷8，页6b-7a。
(38)分见于《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同注2，卷24，页171，页174；卷28，页200；卷31，页220；卷27，页193；卷50，页339。
(39)枚、邹二人同为西汉时梁孝王刘武(？-前144)的幕客，二人皆为当时之名士。见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卷51，页2343。
(40)当时与欧阳修同在洛阳者包括钱惟演(962-1034)、张先(992-1039)、谢绛(995-1039)、张谷(995-1053)、尹源(996-1045)、张汝士(997-1033)、尹诛(1001-1046)、梅尧臣(1002-1060)、孙长卿(1004-1069)、王顾(？-1051？)、杨愈(生卒年不详)、张太素(生卒年不详)、王复(？-1057)、富弼(1004-1083)、钱暄(1018-1085)、王尚恭(1007-1084)兄弟等。据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一文，这些洛阳文人可考知姓名者共约22人。人物虽众，其中却只有富弼、钱暄等少数几位的卒年在欧阳修之后，杨愈的卒年虽然不详，但亦是在欧阳修之前，此观欧阳修在嘉祐八年(1063)所作〈唐韩覃《幽林思》〉可知，在此文中欧阳修说：“余在洛阳，凡再登嵩岳。其始往也，与梅圣俞、杨子聪俱。其再往也，与谢希深、尹师鲁、王几道、杨子聪俱。当发箧，见此诗以入集，时谢希深、杨子聪已死。其后师鲁、几道、圣俞相继皆死。……游嵩六人，独余在尔。”是知杨愈(子聪)死于谢绛(希深)之后，尹洙(师鲁)之前，约在1039年至1046年之间。至于张太素(太素为字，其名不详)之卒年，观欧阳修之〈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表〉、〈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祭梅圣俞文〉等文，笔者以为其卒年应也是在梅尧臣之前。另外，欧阳修〈书怀感事寄梅圣俞〉诗中曾提及一“次公”，卢家明《欧阳修传》指言孙长卿字次公，黄进德《欧阳修评传》谓次公乃孙祖德，然皆未言其所据；另一些学者如施培毅以为“次公”即欧阳修〈酬孙延仲龙图〉中的孙延仲，然延仲是字，次公亦是字，似有可疑；而据《宋史》所记，孙祖德，字延仲，“以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一文对此曾引欧梅诗文为证，考之甚详，则孙延仲乃孙祖德而非“次公”，明矣。然“次公”者谁？《宋史》有孙长卿传，孙长卿字次公，且曾通判河南府，《宋史》记他在通判河南府任上，曾宣谕欲叛之卒“推首恶一人诛之”，从而稳定了局势，此外，他也制止过聚众骚乱的守陵士卒，因此王水照以之颇合欧阳修诗中所说“次公才旷奇”的评论；但另一方面，由于孙长卿“无文学，而长于政事，为能臣”(《宋史》)，则又与欧诗所说的“王霸驰笔端”不甚吻合，因此王水照另外还提出杨偕(980-1049)说：杨亦字次公，据欧阳修〈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一文，杨偕“长于议论，好读兵书，知古兵法，以谓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临终以“〈兵论〉一篇”上奏，恰与欧诗所言“才旷奇”、“王霸驰笔端”相合，问题是，杨虽是洛阳人，却无任职洛阳记载，且欧阳修“为谏官时，尝与公(杨偕)争议于朝者，而且未尝识公也”，则似早年尚未相交，唯有“附记备考”(王水照言)，而“次公”仍疑以孙长卿为是，则其卒年亦是在欧阳修之前。此外，欧阳修有〈七交〉七首，写的是张尧夫(汝士)、尹师鲁、杨子聪、梅圣俞、张太素、王几道以及欧阳修自己，《渑水燕谈录》亦有类似的记载，谓欧阳修当时“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德(德应作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如此，在“七友”中，“六友”皆死在欧阳修之前，“凋零殆尽”亦可从此角度来看。参欧阳修：〈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欧阳文忠集》，同注10，卷52，页1b；卢家明：《欧阳修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页19；黄进德：《欧阳修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44；施培毅：《欧阳修诗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29；《宋史》，同注19，卷299，卷331，页9928，页10641-10643；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见《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138-149；欧阳修：〈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杨公墓志铭〉，《欧阳修全集》，同注2，页204-205；关于钱惟演等人之生卒年资料则见〈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表〉、〈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张子野墓志铭〉、〈尹师鲁墓志铭〉、〈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梅圣俞墓志铭〉、〈祭梅圣俞文〉和〈唐韩覃《幽林思》〉，见《欧阳修全集》，同注2，分见《居士集》卷24，页171-172；页173-174；卷26，页183-185；卷27，页192-193；卷28，页199-200；卷31，页219-220；卷33，页235-236；卷50，页339；〈集古录〉跋尾卷6，页1161；又欧阳修：〈七交〉七首，《欧阳文忠集》，同注10，卷51，页1b-2b；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4，页491。
(41)《欧阳修全集•近体乐府》，同注2，卷3，页1080。
(42)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Lewis A. Coser ed. & trans.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25.
(43)此参香港学者周建渝未出版之论文〈张岱与《陶庵梦忆》〉，论文所言虽与欧阳修无关，对我却深有启发，特此说明并致谢。见周建渝：〈张岱与《陶庵梦忆》〉，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会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4，页12。
(44)如高辛勇所言：“在第一人称回顾性的叙述中必须将焦点与发声点分开，这个常为一般人所忽略。第一人称回顾叙述中，虽然发声点(叙述人)与意识焦点同在一人身上，但其中的意识焦点属于过去，叙事的发声点则是当前的人物。两者不仅功能不同，就经验讲亦前后有别，追叙故事时的心境与实际经验故事发生时的心理状态必有相当出入，而叙述人在现在与过去对故事的看法也可能不可同日而言。”所叙者虽是小说的叙事理论，但笔者以为亦可借作解释欧阳修诗文中“事后评论”的手法。见高辛勇：《形名学于叙事理论——结构主义的小说分析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页164。
(45)诗见《欧阳文忠集》，同注10，卷51，页6ab，页5b-6a；前一首诗的写作年份未见于《欧阳修全集》，明道二年乃笔者据诗之内容而定。
(46)《欧阳文忠集》，同注10，卷9，页6ab。
(47)胡柯，同注2，页4。
(48)《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同注2，卷22，页526。
(49)周建渝，同注43，页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