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8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年轻的黄蕉风发表了《告别路径依赖，建构大乘墨学》的会议论文，提出和传统旧墨学（小乘墨学）之老路彻底决裂，建构一种能贡献于全球伦理、宗教比较、国学复兴等宏大社会议题，并与普世诸宗教文明相互对话的“大乘墨学”理路。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本网为此与他进行了一番访谈。
当代新墨家的“横空出世”
2014年12月，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李明辉教授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后，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直指不认同中国新儒家要建构政治儒学的做法，此话一出，随即引起几位大陆新儒家如干春松、白彤东、曾亦、唐文明撰文反驳。然而新儒家两派风波未息，“新墨家思想学派”逢时登场，一个月之后，三位当代新墨家代表人物：黄蕉风、顾如、南方在野展开对谈，尔后编录而出的文稿，题为《该新墨家登场了：当代新墨家如何看待大陆新儒家（新墨家三人谈）》（刊载在2015年2月15日澎湃新闻），通过彰显对读经运动、国学复兴、宗教对话、民族主义、全球伦理、普世价值等相关议题的“墨家陈述”，对大陆新儒家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在学术立场上似乎与港台新儒家遥相应和。安徽工程大学讲师刘伟博士（@刘百淞)在微博上称“当代新墨家的崛起堪称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大事件”。
当代新墨家的“横空出世”，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和思想界的极大关注。复旦大学教授、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白彤东在2015年3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撰文指出：“墨家思想是与文革思想最接近的传统思想”；2015年4月1日，马来西亚学者姚育松博士在马来西亚《燧火评论》上撰文《中国新墨家的出现》，对当代新墨家的主张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国新墨家能拿《墨子》里的一段来诠释墨子是主张民主制，然而墨子所论述得最为详细的政治产生过程，却不能讳言是有极权主义色彩的，如果新墨家真要建立一套适用于现代的话语体系，就须处理这一问题。否则读者不得不质疑，即便按墨家的理想建立民主制和提倡公共讨论，但在人人同义的压力底下，难道就不会走向极权吗”。
针对这些质疑，黄蕉风在2015年4月11日菲律宾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发表《当代新墨家宣言——从未济迈向既济》作为回应，该宣言谈及其对大陆新儒学的基本态度，亦阐述了当代新墨家的整体复兴纲领：“当代新墨家之新体现在彻底摒除对儒家言说传统之依附和以儒解墨之路径依赖的旧墨学。我们认为儒家只是历史不是传统，中华道统在古之道术而非儒家，墨学归真必要非儒，墨学复兴绝不仅做儒学回潮之补充和注脚，而要独立发展。两千年蒙尘，绝学墨道法；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从未济迈向既济，该中国墨学登场了”。在5月18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国际新子学研讨会上，黄蕉风又发表了《告别路径依赖，建构大乘墨学》的会议论文，提出和传统旧墨学（小乘墨学）之老路彻底决裂，建构一种能贡献于全球伦理、宗教比较、国学复兴等宏大社会议题，并与普世诸宗教文明相互对话的“大乘墨学”理路。
我们就是要做一只“牛虻”
黄蕉风是“新墨家三人谈”中最年轻的一位，80末的他现在是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的博士生，研究方向是“清末民初的墨学发展”。拥有电影、中文、宗教、神学、国学等不同学位的黄蕉风似乎天然具有跨界的视野，属于“非典型学者”，从事专业学术研究之余，也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他坦言自己现在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墨学的“布道者”，除了不断在学术会议、报刊媒体上宣传墨学以外，还要投入不少精力在民间墨学活动中。2015年元旦期间，黄蕉风在厦门大摩“纸的时代”书店举办的“为读经运动正名”文化讲座上，激烈批评了当前大陆读经运动的蒙昧主义倾向和反智主义倾向。他提倡在当今时代要科学读经理性读经，甚至应当增加《墨子》、西哲、马列等原典进入诵读教材。这个发言在读经界引起很大争议，有不少人赞成，也收到很多反对的声音。除此之外，他还和“三人谈”中另外两位新墨家顾如、南方在野一起编写《墨子三字经》、《墨家千字文》和《墨学弟子规》等墨学普及读物和通识教材，期待活化古奥难懂的墨学经义，同时促进蒙童教育经典的多元化。
联系上黄蕉风的时候，他刚刚为作家高渔的小说《兼爱》写完序言和导读，《兼爱》是当代中国第一部以墨家元素为题材的当代刑侦小说，已获多家出版社出版意向，预计将于明年出版。同时因着他在墨学圈的名气，有企业家找到他希望能够协助开发一款“墨侠”的手游益智游戏，虽于学术研究无关，但考虑到对推广墨学有益处，他也一并应允。日前黄蕉风和来自两岸三地的几位专门研究墨学的青年博士生一起，在香港申请注册成立了“香港墨子协会”，协会的宗旨是弘扬传统文化、推动墨学教育。协会同仁亦在筹办中国第一家墨家书院——“兼爱书院”，走一条截然不同于传统儒家书院的“新道路”——即请国内著名的“反儒派”学者来当书院“山长”，从而引领国学内部新批判的风气。“这些年来儒学大复兴，有种儒学一阳来复的势头。但国学界内部对这股思潮缺乏批判思维，学界、读经界、媒体对儒家也是客客气气，尽量不指责。我觉得这不利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没有反思就没有发展，无法应对批判的复兴是假复兴。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是一种假象，不能没有异质的声音。我们这所墨家书院，就是要做一只‘牛虻’”，黄蕉风如是说。
复兴墨学，需要宗教般的狂热
“还是累。在当代中国复兴墨子学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宗教般的狂热，是坚持不下去的”。谈起墨学复兴的前景，黄蕉风忧心忡忡，“比如说我们的兼爱书院，虽然得到了东莞、惠州的几个朋友的帮助，基本确定能够建制成型，但毕竟不是儒家书院也不搞那种骗钱的读经班和心灵鸡汤，加之我们国学新批判的立场，很容易让潜在的支持者望而却步。墨家形态的书院教育模式、可持续的资金人力时间供应，都非常缺乏，需要有识之士大力支持。墨学复兴不是喊口号，不落地到实处是没有用的。好在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墨学在民间的复兴已经初见成效，我们的努力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黄蕉风说：“我是最早在微信、微博宣传墨学的人。在我经营墨学公众微信平台以前，网络上没有专门的推广墨学的公众平台，儒学、佛学、中医、养生的倒是很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南方在野10年前就在推广墨学了，“新墨家思想学派”网站是他以一人之力建立起来，运作多年十分辛苦。顾如也是靠个人的力量从事墨家普及读物和通识教材的编撰，全部都是公益性质的。即便今日墨学在民间、在网络、在学界、在媒体的光景已大有进展，从总数上看还是太少。有很多年轻的墨学爱好者，是看了诸如电影《墨攻》、动画片《秦时明月》、电视连续剧《仙女湖》、漫画《墨子攻略》以后，觉得墨家很酷，有武侠范，于是喜欢墨家。可等真正接触了古奥难懂的墨学原典，当初的激情马上不再，打退堂鼓了。在我看来，墨学在民间的普及情况还停留在很浅的层次，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稍微让他感到宽慰的是，也有一些前辈对他复兴墨家的工作表示支持和理解。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新子学”研讨会上，新道家代表人物、国学泰斗陈鼓应先生，对黄蕉风矢志重光墨家的心志表示极高赞赏。陈鼓应先生认为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最缺乏的是墨家“兼爱非攻”的和平主义精神，他鼓励黄蕉风和当代新墨家继续自己的路径，为民族复兴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为墨学这门两千年蒙尘的绝学洗刷历史上的不白之冤。在可预见的将来，当代新墨学和当代新墨家或有望成为国学复兴浪潮不可或缺的版图，与大陆新儒家比翼齐飞双管齐下。
在问到当代新墨家对大陆新儒家的基本态度时，黄蕉风说：“我个人对儒家并不反感。我在《该新墨家登场了》、《当代新墨家宣言》、《告别路径以来，建构大乘墨学》等文章中已经说的很清楚。当代新墨家的主要工作是立墨不在于非儒。即便说是非儒，其重点也在于促进国学内部的一种反思和批判，给大家提供一种墨学之维。不应该让人们以为国学就是儒学，儒学就是大陆儒学，这是把国学狭隘化。国学不仅是中国之学，更应该是普世之学。墨家的兼爱非攻就是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是最中国也是最普世的学说，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历万代而常新。我很小的时候读的第一本经典，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墨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惊叹于墨学的博大精深。墨家学说经过现代化的诠释，以及原典义理的重光，完全可以开出超越政治儒学的兼具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的政治哲学；而墨子精神力的千载相接，更是提振国人道德信仰、民族士气的应有之义。这是我的中国梦”。
附：墨家简介
墨家是中国先秦时代与儒家并称“世之显学”的重要思想学派，其学派创始人为墨翟，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天志”、“明鬼”、“非儒”、“非命”、“非乐”等，同时在物理学、光学、逻辑学、机械学上具有重要建树。墨家高扬非攻反战的和平主义精神，在战乱纷飞的年代帮助小国抵御大国的侵略，墨翟本人也留下了“止楚攻宋”的千古传奇。因墨家的平民主义和非攻主张与统治阶级的利益不符合，加之秦火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墨学在汉代之后中绝千年，直到近代才由孙诒让、胡适、梁启超等学人重新发掘其价值，认为墨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唯一能和西方科学民主精神对接的学派，思想史上谓之“近代墨学复兴”。
附：黄蕉风：当代新墨家宣言——从未济迈向既济
（原文载2015年4月11日菲律宾《世界日报》）
1997年张斌峰先生、张晓芒先生在当年《哲学动态》第12期发表了《新墨学如何可能》，这篇以康德式发问为题的文章可被目为“现代新墨家”的文化宣言，在本土思想学派的建制成型上，第一次提出了“新墨学如何可能”以及“新墨学有无必要”的关键命题。文章阐述了现代新墨家在“建本”层次（文化的全观与深层透视）、“创新”层次（对墨学的创造性诠释）上所能做的工作，亦提出墨学现代化诠释的方法论更新，即对“作者意”、“文字意”、“精神意”的贯通。2004年彭永捷先生在《现代哲学》第2期上发表《“现代新墨家”的文化解读》一文，在肯定“现代新墨家”发扬新墨学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切实中肯的意见。比如论到新墨学和西学的“会通”上，究竟是“援西入墨”还是“援墨入西”；“草创而未明”的新墨学如何与当代文化中的各家显学互动；新墨学是否会沦为应付万事且应之无穷的“万金油”等等。自《新墨学如何可能》发表至今已有18年，自彭永捷先生文章发表至今也逾10年，在这段时间里面，国内外墨学研究者贡献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一些问题如墨子里籍、墨学中绝等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墨学的现代价值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学者的努力推动了新墨学在当今时代的发展。[1]
但相比大陆新儒家因应国学热而呈“一阳来复”的盛况，当初张斌峰先生、张晓芒先生所倡导的“现代新墨家”似乎还处于一个潜隐的状态。在学术范式上，墨学研究仍难突破传统训诂考据校勘、“十论”义理诠释的“旧学”范畴；在介入当下时代的社会议题，例如民族主义、宪政民主、宗教对话、普世价值等，则墨学缺乏明显的回应资源。相比大陆新儒家在近10年开出了截然迥异于港台新儒家“心性儒学”的“政治儒学”，并在儒家宪政、公民宗教、王道政治、汉服运动、读经运动、新康有为主义等更广阔的文化层面不断提供儒家式的政治哲学/法学新理路，“现代新墨家”（即或是有）在墨学之外的公共领域所能发出的声音着实少的可怜。之于墨学价值在当代社会的重光，仍处于诸如“墨学的现代价值”、“墨学的现代意义”、“墨家的法律观”、“墨家的尚贤观”、“墨家的管理思维”、“墨家节用和节约型社会”等浅层次——诚如彭永捷先生所言，“新墨家应该明白，不能总是停留在不断应付当前热点题目的皮相化的水平上，而应该朝深度研究与转生的方向上去努力”。[2]也就是说当代新墨学的新生转进，必须告别过往墨学研究的路径依赖，转向更深层次的义理新阐发，使墨学“经学化”，从而“现代化”。
方勇先生于2012年10月22日和2013年9月9日，在光明日报上分别发表了《“新子学”构想》、《再论“新子学”》的两篇文章，提到“诸子资料的收集和文本的整理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意味着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工作的传统子学将走向终结，子学转型已势在必行”、“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刺激了诸子学由‘考据’到‘义理’的转变，子学文本从考据的材料变成了研究对象，思想研究逐步深入”、“传统子学视子学文本为考据的材料，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工作；而新子学则视子学为研究对象，以子学义理研究为主要工作。从传统子学到“新子学”的转向，实际上就是诸子学由‘考据’到‘义理’的转变”——方勇先生首倡的“子学转型”无疑为新墨学的发展带来重大契机。根据方勇先生的“新子学”理路，当今墨学的义理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还原性研究，旁观性研究，现代性研究。还原性研究有如雷一东先生的《墨经校解》，旁观性研究有如杨义先生的《墨子还原》，现代性研究有陈克守先生的《墨学与当代社会》，分别居处“以墨还墨”、“以我评墨”、“以时论墨”的层次。这三种墨学义理的阐发，是逐步递进的关系，有各自不同的价值，亦从“我注墨子”进展到“墨子注我”。还原性研究是墨学研究的基石，是一切墨学研究赖以自存的前提；旁观性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野，有利于纠正墨学义理之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现代性研究可以彰显墨学的生命力，既有为时所用的实用价值，也有文化传承的意义。但这三种研究也各有不足，比如还原性研究强调以墨学原义为中心，容易自我设限，处理不当可能走向食古不化；旁观性研究强调以研究者本人的立场为中心，可能会歪曲墨学原义，淹没墨学真精神；现代性研究强调以时代意识为中心，若是过分实用主义，则墨学不免被工具化，既助长随意比附之学风，亦对墨学本身的健康发展不利。[3]
比照大陆新儒家、港台新儒家与过往旧儒家治学路径、言说方法的不同，旧墨学和新墨学、旧墨家和现代新墨家的区分应该体现在对生命体认态度的差异以及言说传统的不同上：过往墨学研究者，乃将墨学视为“他者”，是遥远陌生的死体，研究者与墨家思想的对话是活体与死体的对话，文本只能“听我说话”；而后进展到视墨子思想墨学文本为“你”，是值得尊重的活体，“我”与墨子之间的对话，是你我之间生命与生命的对话，这是方勇先生等新子学学者正在做的新义理研究的阶段。而今新墨学的发展则应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墨子思想视为“我”，也就是说墨子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他”的活体，他的精神与我同行。由“他—你—我”关系的进展，是从材料到义理到生命的跃进，即由“文本化”，进展到“经学化”，从而“现代化”，乃一种新型模式的“通经致用”、“经世致用”。现在义理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他者”太多，“你者”不够，“我者”不足。本来“他者”也是好事，多元的视野助于墨学乃至诸子学义理的还原化，但由于历史上儒家一教独尊的情况长期存在，就使得“他者”变成了过度的妖魔化评述；又由于除了孔孟之道之外，其他先秦哲学存在“活体的缺位”，墨家作为异质“他者”长期以来遭到了孟子“辟杨墨，闲先贤之道”遗传的缺席审判，进一步导致了对墨学义理的深度歪曲。[4]
我们以“Already but not yet”，也就是“既济”然而又“未济”，来为当代新墨学的现实和未来划定一个状态区间。也就是说经过方勇先生、张斌峰先生、张晓芒先生等诸多学者的努力，新墨学“如何可能以及有无必要”的问题，显然已经得到明确解答。至于当代新墨家思想学派的建制成型，则有赖于学人对墨学自身文化当量是否足以和普世诸宗教文明对话的信心到达何种地步。在与大陆新儒家的长期论战辩难中，我们已经提出墨学介入当下更广阔公共议题的可能性及限度，并以“当代新墨家”自居。我们均认为，凸显“当代新墨家”之“我者身位”的“在场”和“开显”，乃是由训诂考据向义理新诠的学术转向之后的“再度跃进”，即建筑墨学生命体认，开拓墨家言说传统。只有当“当代新墨家”（或者“现代新墨家”）由“研究者”成为“被研究者”，一如港台新儒家、大陆新儒家从儒学自身资源开发出独属于其思想学派的“主体性”和历史叙事、言说传统，我们才能说“该中国墨学登场了”。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清民初孙诒让、梁启超等前贤开出近代墨学复兴浪潮以今已逾百年，墨学在文献校勘、白话今译、分类阐释、墨辩逻辑学、十论义理诠释上已经进展到足够充实的程度（此即为already—既济），但在公共领域的墨学话语建构还未成型（此即为not yet—未济）。下一步的工作乃是将墨学推进至能够与普世诸宗教文明、基督教、新儒家、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同等并提的地步，从而建构一种截然不同于大陆新儒学的，既具中国文化特色又不排斥普世价值、根植于原典墨学经义又能与诸宗教文明对话的“大乘墨学”（从未济再迈向既济）。[5]当代新墨家甚至应该主动介入意识形态之争的范围，在不断地与诸学派思想的反复辩难中建立自身，这是我们突破“未济”走向“既济”的必由之路——套用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说法，有赖于当代新墨家“信心的跳跃”——其题中之义，就是提出墨学中具备何种资源能够回应普世文化的宏大命题，给出回应方案和解决策略，论证其可能性、可行性及限度，以彰显独属当代新墨家的“墨家身位”和“墨家立场”。
当代新墨家所从事的墨学研究应该是一种“大乘墨学”，从学术方法论和学术范式上考量，可目为一种类似“比较神学”（comparative theology）而非止步于“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的“思想实验”，例如以墨学义理来介入宗教对话、全球伦理——即墨学的“经学化”；在回应社会热点和当下议题上，大乘墨学则要有自信进入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公共场域，建构一套脱离儒家言说传统的墨家叙事方法——即墨学的“现代化”。在访谈《该中国墨学登场了》中我们已经从诸个角度提出当代新墨家所能应对的思路，这也是几年我们试图从旧墨学之小乘领域跳脱从而介入公共议题之大乘领域的尝试。
当代新墨家之“新”，体现在彻底摒除“对儒家言说传统之依附”和“以儒解墨”之径依赖的“旧墨学”。我们认为儒家只是历史不是传统，中华道统在古之道术而非儒家，墨学归真必要非儒，墨学复兴绝不仅做儒学回潮之补充和注脚，而要独立发展。两千年蒙尘，绝学墨道法；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从未济迈向既济，该中国墨学登场了。
[1] 参张斌峰、张晓芒：《新墨学如何可能》，《哲学动态》1997年第12期；彭永捷：《现代新墨家的文化解读》，《现代哲学》2004年第2期；刘邦凡、张晓光：《略论新墨学的形成》，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8月第六卷增刊。
[2] 彭永捷：《现代新墨家的文化解读》，《现代哲学》2004年第2期，P84。
[3] 黄蕉风、顾如、南方在野：《该中国墨学登场了（2）——对大陆新儒家重建中国学术范式的评价》，见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bianyan/20150205120619.html。
[4] 同上。
[5] 大乘乃是相对于小乘而言。大乘墨学乃是我们展望未来新墨学前景，希望从事于新墨学研究的学者能够将墨学由墨学领域之内（小乘）进展到墨学领域之外（大乘），兼收并蓄中国本土学术思想如儒学/诸子学、诸宗教文明如基督教/佛教/希腊哲学、西方哲学政治学法学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挺立墨学自身价值，提高墨学自身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