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雾霾是经济增长快引起的吗？第二，产能过剩是投资造成的吗？第三，政府不该在经济下行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吗？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出，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真正要落实起来，需要廓清几个思路性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有一些思路不利于增长。他直言，目前对中国经济认识存在三大误区。
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问题，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更长
雾霾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现在很多人都持有这样一种看法：雾霾是因为发展快造成的。但是不是这样呢？
拿印度来对比。1979年印度人均GDP是227美元，我们的人均GDP是182美元，印度比我们高出15%。2014年印度人均GDP是1626美元，我们是7572美元，它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这就代表印度在过去这36年里，每年的增长速度比我国低将近4个百分点。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2012年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要严重。这样一对比，马上就发现并不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四个百分点，雾霾就会减轻。
雾霾确实严重，林毅夫也不喜欢。但仔细分析一下是怎么造成的，林毅夫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个跟发展阶段有关。因为中国和印度都处在中等发展中国家水平，都处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制造业的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这时候相对于农业社会，或者是相对于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社会，环境问题要更严重。中国是这样，老工业化国家，英国、德国、美国，和新工业化国家日本、韩国，在制造业阶段也都是这样。这是共同的问题，除非你不经过制造业阶段。
第二个原因，我们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这跟以天然气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社会来比，污染更大。
第三个原因，跟环境执法有关。加强执法环境会改善一些，但能源结构从以煤炭为主，变成以清洁能源为主，需要一个相当缓慢而且代价很高的发展过程。
那是不是把经济放缓雾霾就好一点呢？如果像APEC会议期间那样把工厂关掉，一段时间可以，但如果一直关掉的话，我们就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了，那大家都不会接受。
实际上，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那就会使我们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这样做实际上环境污染、民众受霾的时间就越长。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多年，让我们知道了雾霾的问题。欧洲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也就是3%的增长，他们的环境恶化都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
林毅夫觉得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的问题，这是一个初衷非常好、但不针对问题本质的方法，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会变得更长。
投资产业升级、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改善、城镇化等领域，不会导致过剩产能，反而是在补短板
我们现在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有一种观点认为，产生过剩都是投资造成的，所以认为应该降低投资，转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
林毅夫觉得这个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我们现在过剩的产能是什么，是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上面，这些都是建材，都是不能直接消费掉的。如果投资降低，对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所以并不是说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就能解决产能过剩，这个说法不正确，没有分析我们产能过剩的地方在哪儿。
比如你说，现在的钢材、水泥很多了，再去投资这些产业，可能让产能过剩更严重，这我同意。但如果你去投资向中高端产业升级的部分，或者是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环境改善的部分、城镇化的部分，这些方面并没有产能过剩，投资怎么会导致过剩产能呢？反而是在补我们的短板。所以观念上面要纠正。
实际上并不是说改善投资不需要。主张“投资”当然是指有效的投资，能够提高我们生产力水平的、能够让我们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如果能够有效投资的话，就业和收入就能够增长。这种情况下，投资会拉动消费，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
经济好的时候政府做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是火上加油；经济下滑，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政府来做是最好的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不该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不该降息，不该降准，这些措施可能会增加信贷的风险，或者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林毅夫很尊敬他们，他们做宏观分析，发现2008年到2012年，我们的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那段时间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的回报率低，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企业的投资，政府不应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林毅夫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你要问问，为什么2008年、2009年政府积极用财政政策？如果企业有投资积极性，政府就不会去投资，因为企业不愿意做，政府才做。
第二，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它的投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是比较长的。而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比较短。另外，基础设施投资很多是有外部性的。你把路修好了，对民营经济有很多外部性：汽车轮胎的损耗少了，成本低了；排队和交通拥挤少了，节省交通时间和成本。但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些回报的，所以，计算的回报率就比民营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低。
第三，即使你把这些都算进去，到最后你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那这些基础设施你要不要做？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企业来做基础设施，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项目之外，大部分基础设施长期回报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前几年，国际上一个盛行的观点是基础设施如果有回报，让企业来做就好，政府不要做。导致的结果，到2000年左右，他们发现过去30年里，只有一项基础设施，民营经济非常积极，就是移动通信。除了移动通信以外的基础设施，谈了30年基本没人做。
所以你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看，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经济发展就不好。所以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建设有责任，即使是投资回报可能低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必须政府来做，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好，因为这时候民间投资不足；还是经济已经非常热了，政府再去做？如果在经济很正常、很热的时候，政府再去做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火上加油，经济过热。所以当经济下滑，各种建材的成本比较低，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政府来做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活动是最好的。
2009年，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当时呼应的人非常少。林毅夫很高兴看到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里，提出在经济下滑时，是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现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此形成一个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