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中国“左翼文人”视野和观念中的苏联经济制度及经济现象具有某种虚假性，但这种虚假性并不是他们的主观故意；新闻记者的观察和报道感情色彩较少，对苏联经济制度有批评和疑虑，但基本上持有所保留的肯定态度；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立场出发，也不同程度或变相地肯定了所谓统制经济的合理性，这种理论上的趋同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谓两种制度发展的某种趋同性——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资本主义国家输入计划指导的趋势是一致的。苏联经济体制在近代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和观念中，是比较理想和美好的事物，因为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大同”理念相吻合，也在很大程度上似是而非地切近中国社会的实际。

关键词：苏联经济体制；近代中国知识界；计划经济；国营事业

国营事业和计划经济，并不是1949年革命胜利后才在中国出现的新事物，这个历史事实，许多年来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和淡忘了。中国的国营或公营事业至少可追溯到汉代，而计划经济这个舶来品及国营事业，20世纪上半叶不仅中共在其领导的苏区、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施行过，而且国民党政府也在其辖区内试行过。而这一切则有赖于：苏式国营事业和计划经济通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和观念传播，逐渐在中国深入人心并得到官方的认可。那么，这种视野和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它们有些什么样的内涵？在知晓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它们怎样和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或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为清晰起见，特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关苏联经济体制的视野和观念分三部分论述。

一 “左翼文人”的感性认知

这里的“左翼文人”是本文特定概念，专指倾向性很大或比较激进，带着对西方列强和中国旧制度强烈不满，怀着对苏联无比向往的心情而到过苏联参观访问的那部分人。他们中有作家、艺术家，也有新闻记者。他们留给人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1931年出版）、邹韬奋的《萍踪通讯选》（1935年写作）、和郭沫若的《苏联纪行》（1946年出版）及矛盾的《苏联见闻录》（1948年出版）等。

他们中不少人，是30年代初经济大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时候到苏联参观访问的，耳闻目睹的是当时苏联国内很时髦的“他们那边和我们这边”的两种制度的对比，所以他们衷心赞美苏联“奴隶打破了锁链”，解放了生产力以后“产业改造超亚美利加的速率”，[1]热情讴歌苏联的五年计划，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恐慌与苏联工业化急速成功的两相对比……单就这一点已足证明社会主义生产方法的优长”。[2]在他们的印象中，莫斯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实验室”；[3]苏联是“工人阶级的天堂”，是世外桃源。如胡愈之从苏联旅行回到祖国的那一刻，仿佛是经历了“两世界”，感伤地“回想在莫斯科七天的生活，和在那里所看见所接触的风景人物，恰如隔夜的梦痕，已无从追寻”。[4]

他们描绘的苏联工厂或企业，对在三座大山压迫下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民众来说，是这样一番美景和颇显温馨和人性化的场面：这里面新式住宅、食堂、医院、托儿所、剧院、学校、图书馆、体育馆、俱乐部乃至花园、草地等生活、文化、体育和福利设施应有尽有；车间里机器排列整齐，阳光充足，卫生状况良好。工厂已不仅仅是劳动场所，“现在逐渐成为饮食、休息、娱乐、教育、养育儿女乃至一切人类活动的场所。至于家庭则已缩小到成为单供睡眠的地方……这样人类生活方才趋向集团化、社会化。从前关闭在各个家庭小天下之内所造成的自私、贪鄙、占有、妒嫉的习性可以逐渐消失”。[5]“文化娱乐和福利事业范围之庞大”，也是许多苏联参观者们最感兴趣的事情。[6]而企业的内部管理似乎更是“公平公正”的民主化管理，并显得秩序良好，井井有条。如厂长由上级“征求工会同意委任”，工人代表组成的工厂委员会对厂长有监督权，剥削制度不存在，也“没有任何部分替任何私人谋得利益”，大家“和衷共济，不象资本主义社会永远处于敌对的地位”。[7]

他们介绍苏联的“有组织的商业的优点”，是政府尽力把货物的分配简单化，尽力减低非生产费用，从而“最明显的，是商业比资本主义国家省得多，同时也就是消费者所得的利益大得多”；“不赚钱的商业”的“重要特点是在没有私人利用资本从中取利；它的目的全在使得消费者用最可能的廉价，享受到最可能的更多更好的货物”。[8]

他们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解说，与苏联官方当时的宣传几乎是同一口径。许多作品不仅用大量篇幅描述供他们参观的样板国营农场和先进集体农庄的规模之大，发展之迅速，机械化程度之高，出产之丰富；而且高度赞扬“苏联的农业集团化运动，意义和十月革命一样重大，因为这是摧毁了苏联国内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并说“这农业工业化的计划，把农村与都市的差别取消”了。[9]与此相反，对当时苏联残酷的消灭富农运动却感觉漠然或视而不见，很少或几乎没有涉及和评说。

他们心里燃烧着的革命热情，导致他们义无反顾地为当时人们已知晓的苏联经济体制一些弊端辩护。如对苏联自始至终都偏重重工业和国防的常识，矛盾偏要去参观苏联一个生产巧克力的工厂，以向人民证明“苏联究竟当真是像美国的大老板们办的那许多报纸所说拼命在扩充军备呢，还是相反”；[10]计划经济下，职业或岗位比较固定，流动性很弱，这本来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和本质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人不能自己选择职业，都得由政府指定”并无大错，但矛盾却斥责为“造谣”[11]由于大锅饭导致的制度上的工作低效率，这种胡愈之30年代就已报道过的普遍现象，[12]矛盾在40年代中期仅根据所参观的苏联个别模范工厂的情况，就下结论说苏联工厂的“工作效率高”。[13]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感觉不到苏联经济体制和经济生活中的弊端和落后现象。如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记载了诸如住房紧张，消费品奇缺购买排长队，公共交通陈旧、拥挤等状况，但却很少从体制上去找原因，而只是将其视为暂时困难，并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战争、旧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封锁；同时又将现实与帝俄时代比较而说今昔已有“天壤之别”，[14]并大力介绍苏联同志如何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态度对待“暂时的”物质困难：“现在我们是过着生平最美满的日子。而且是过最合理的、公平的生活……现在我们已没有忧虑”。[15]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左翼文人”视野和观念中的苏联经济制度及经济现象的准确度或虚假性，相信对于今天的知识界来说，已无必要在这里多加解释。如大锅饭体制实际纵容了懒汉思想；忽视轻工业、农业导致消费品奇缺和排长队并不是短期行为和暂时困难；所谓“不赚钱的商业”可让消费者获得廉价物品，实际上是虽“减少了私人资本的取利”，但却更多地增加了国家资本的取利，高积累或叫“勒紧裤带”搞建设，是历史上苏式经济体制的普遍事实。当然，这种虚假或非正确性并不是他们的主观故意，而是由一种信仰的虔诚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如走马观花和苏方有意无意设置的宣传假象）导致的主观无意。但是由于他们所著作品的通俗性，而使他们有关苏联经济制度的视野和观念与知识界其他群体比较，在社会上的传播更深更广泛。如胡愈之的《莫斯科见闻录》“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初版，到了一九三二年十月已印到第五版，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16]

二 新闻记者的客观报道

前面所述也有新闻记者，但这里论及的新闻记者，其报道苏联经济及其体制的立场、态度和角度等自然有所不同。他们是真正以新闻记者的职业角色，而抱赴苏联去“看个究竟”的态度去进行采访和报道的。这些客观报道的代表作有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戈公振的《从东北到庶联》(1932-1935年写作)等。[5-6]他们中自然不排除在参观访问苏联之中或之后，态度立场左倾的情况，但可以说他们当时的报道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和审慎的。当然这里还应算上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但他作为《晨报》记者赴苏俄时，苏俄正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谓的苏联经济模式，即斯大林经济体制尚未形成（当然与斯大林体制极为相似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影响还相当大），所以这两部作品关于苏俄经济制度的视野和观念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首先，如前所说，由于时代或客观条件的限制，记者们所能观察到和报道的，大部分还是如同前述苏联经济及其制度的成果或正面形象。如对颇遭西方社会非议的分配制度的描述比较平和或极少暴力与血腥味，公有制、国有化似乎也显得比较公平公正与人性化。[17]俄国官吏最高工资不及工程师，衣食住行与民众没有多少区别，甚至不但中餐吃不好，“便是在家庭里的享受，也不及一个工人”（例分配的鲜肉只有工人的三分之一），[18]就是斯大林每月的收入也不满300卢布。[19]苏俄保险制度与德国相比简便易行，德国保险从工人工资中扣除，而俄国由企业和政府筹措，“工人绝无负担”。[20]赞美公共食堂“不但为工人卫生节费省时着想，同时可以解除许多女子家庭的束缚，使成为社会建设的一分子，是寓有深意的”。[21]肯定苏联五年计划的精神是“政治平民化，工业军事化，农村科学化，国计民生，是互相兼顾的”，其自给自足精神之“伟大”，“是我们最要学习的”。[22]甚至还想当然地预测：“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副精神用在重工业的建立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在以重工业的出产，来建立轻工业；第三个五年计划，将以全副精神用在轻工业的出产上……照近两年的进步推测，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衣食消费的限制，即可取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将由自给而到自足，当然是不难做到的”。[23]

其次，是对他们所见的相当多的事物持一种中性的，不偏不倚的报道。如他们指出苏联经济制度的优点在于：“第一，是人人有工作，无不生产的人和剥削阶级的存在；第二，是人人无私产，地位平等，没有阶级的差别；第三，是因为有社会保障的制度，人人可以安心职业，无须外骛和忧虑未来；第四，是因为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等设备，人人无家庭的烦恼，有家庭的快乐。” [24]对工业化和五年计划，他们毫不隐讳地说，“俄国的工业建设，实是军备建设，俄国的五年计划，实是国防计划，或者也是比较国防计划更进一步的远大计划”；认为其重工业会超过预期产量，但轻工业“成绩平常”，且“距预期很远”；像莫斯科的公共交通设施十多年没有什么改进，电车之拥挤“简直是一种痛苦”，但政府却不设法改良，并“连准备改良的消息也没听见过”；说这不是没有汽车制造厂，而是充作军用了，这从五一阅兵式展出的大量新式汽车和飞机也可看出这一点。[25]而“苏俄政府之农业促进计划”，实际上是“（一）以重税压迫私营农场，使之不易存在，而渐次并入集产农场；（二）实行农业电气化，并以优异条件之贷款及机器农具种子肥料等等供给集产农场，促其发展；（三）就肥沃的荒地竭力开发，以增加农产。” [26]他们对苏联“改良农业”的方法基本上是肯定的，并称大可供“也是农业落后”的中国仿照和借鉴。尤其是“我国西北荒地很多，可仿照庶联办法，由国家筹款经营，一方为农村做一改良模范，一方亦可广植工业原料，徐图自给”；但是，“至于农村集体化，在此浓厚的家族观念保存之下，和新式农具之非常缺乏，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强制执行。” [27]他们用了很多的篇幅报道了工厂女工及农场农庄妇女的解放与独立，但也记录了在西伯利亚看到的俄国农村妇女的艰难状况：“为求生存”，她们在零下十几度的冰雪中铺路基，打柴，赶车运货。[28]

其三，他们也毫不隐讳地揭露所见所闻的苏联经济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弊端。如曹谷冰对苏联媒体宣称人民获得了“解放和自由”就持疑问态度：“据我看来，‘苏俄’这个名称是不能把‘自由’二字连在一起的。现代世界上一般讲求民主主义的国家，对于人民差不多总是一样看待的，没有显然定出一种区别，说是和政府一党的便得优遇，不和政府一党的便得虐待。在苏俄却不然，谁和统治阶级一党，谁占便宜，谁和统治阶级反抗，谁该吃亏”。[29]他委婉地批评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虽见速效，但“实行这种急进政策之结果，曾发生多少不稳定之现象”，人民“处于种种紧张状态之下，工作繁重，营养不足，均达极度……无奢望能耐苦之俄国人民始能忍受之”。[30]并还有意无意地转述了在火车厕所里发现的一条用粉笔书写的标语“五年计划完成时，只剩史他林之命令，列宁之像片，与吾人之枯骨”。[31]戈公振还注意到了30年代已开始实行的贡税，这是苏联集体农庄除正常纳税外的一种义务，即将收成的一部分照官价售给政府，而官价比市价要低十分之二至十分之四。[32]如果考虑到当时苏联纸币贬值因素，实际上这部分收成几乎是无偿贡献给国家。曹认为苏联的生产计划，“完全是根据数字制定的”，“这种计划就理论上说，是很合理的，但就事实上观察，这不能不说是错误的了”。因为它没有考虑人民的实际购买力、社会时尚和心理变化等，“把统计看得太死”，导致货物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甚至无人过问”。[33]如许多地方的电器、瓷器、化妆、玩具等商品供过于求，而食品、纸张、香烟等却异常缺乏。[34]许多工厂“仅求生产之丰富，而不计品质之优劣”。[35]由于计划经济和国有化，商业没有竞争，他们一方面看到了排长队购物而“商店职员慢吞吞的工作效率”和宾馆服务员“似睬不睬的神气”，提出“分配手续”应“简易迅捷，将人民宝贵的时间用到工作上去”，“我想如果是私人经营，因为顾及本身利益起见，招待一定不会这样的不周，办事也不会这样的不负责任”；[36]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这里没有商业广告，而各种政治宣传或“政治广告”却非常壮观的奇怪景象。[37]这些事情初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却道破了计划经济和国营体制主要弊端和缺乏竞争，企业主体缺位而丧失责任感的本质特征。

从总体来看，中国新闻记者的观察和报道感情色彩较少，对苏联经济制度有批评和疑虑，但基本上持有所保留的肯定态度。有意思的是，曹谷冰还将与其同访苏俄的一位美国众议员“客观的见解”介绍给中国读者：苏俄“将由极端之社会主义逐渐趋向于欧美式之自由民主主义，同时则欧美各国社会政策，亦因时代潮流之要求，必将采取俄国之优点，随时改进。是以今后世界情势，将由上述之途径趋于大同，若谓并世各国将尽为社会主义所同化，则可断言其必无可能云云”。[38]这个论断今天看来仍意味深长，饶有趣味。

三 专家学者的理性分析

30—40年代，中国经济学领域里的专家学者对苏联经济体制争论激烈。有推崇的并认为也适合于中国的，也有批判的和认为不适合于中国的，也有肯定的但认为其不适合于中国的，众说纷纭。

由于30年代初世界经济大危机和苏联计划经济和工业化的速效，以王亚南、金天锡、沈志远等为代表的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体制抱有好感。他们援引日本学界的译法，将计划经济称为“统制经济”，并将其分为三类：苏俄社会主义国家的统制经济，意德法西斯主义国家的统制经济，英美等民主主义国家的统制经济。认为实施的程度以苏联“比较完全”，肯定其“已达到一个理想，即分配不均的程度比资本主义之下为少”，它不产生生产过剩的问题，“而消除失业上的成功，确是代表制度本身上的成功”。[39]有的则基本上使用苏联官方口径解说斯大林如何“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经济学理论，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如何的正确等等。[40]

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一般将国营经济称为“公经济”或“公营经济”，并认为这种公经济中国自古有之，即至少可追朔到汉代。现苏联国营经济被介绍到中国，使对其怀有好感的中国经济学家一方面将历史上这种公经济经营的失败归咎于落后的封建专制或官僚体制的腐败；一方面努力去寻求和探索适合中国公经济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路径。如王亚南指出：“我们的国策，向着国营省营一类公经济上努力，无疑是鉴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他们给予我们的变革经验，使我们认定：中国现代化如还从头做起，即先尽量发展私人经济，再依序顺导到公经济阶段，那不但太迂回，太跟不上时代，且恐日新月异的世界大经济环境，亦不容许我们从容作去，所以，今日着重公经济的建树，殆寓有‘亡羊补牢’与‘迎头赶上’两种企图”。而要达到目标，他开出的处方是，首先应改变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只有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中国的公经济才能有所成就。[41]此外，王还批评人们评价公经济“惯常是就那种经营在货币数字上的盈亏或利得的大小，来决定其失败或成功的准则。这种狭隘的利的观念，如应用到公营事业方面，那不但忽略了公经济的立场，且会歪曲公经济的真正社会作用。公经济的真正利得，不是这种经济本身的货币价值的大小来衡量，而是就它在全般社会经济中所发生的积极的促进作用来衡量。” [42]

对苏联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学家中持否定态度的不多，但他们的分析似乎也有理有据。如吴世瑞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将经济制度分为自给经济制度（指原始社会家族式经济制度）、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即指苏式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个人交换经济制度（意指市场体制），认为苏俄经济制度是一种“极端集中”的经济体制，“个人对于创作及其企业，无甚自由，工作既经规定，消费亦受限制”；说苏俄实行国有化，财产充公，按劳分配，“惟理想与事实相背驰，实徒劳其名而已”；批评取消市场的商业凭券制度，“理想虽佳，计划虽精，然施之实行，每发生种种之障碍焉”。其结论是“共产制度不适于中国，因中国不是分配不均的问题，而在生产力殊为薄弱”。与此相反，吴氏对其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却予以默许，说它是指介于自给与苏式经济制度之间的一种制度（大体相当于现代欧美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作者描述这种制度个人消费自由较大，且对社会服务可获报酬，购买物品不受限制，个人享乐之机会较多，虽大矿产、土地、大企业归公众管理，但人民仍可从事小规模经营。[43]

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中国一部分经济学家肯定统制经济，但又认为苏式统制经济不适于中国。说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乃富人经济，导致千万人失业，谈不上进步，“已现没落”；中国行欧美的关税和货币政策，因中国的贫穷和不平等条约又有重重束缚。所以中国目前采用统制政策“非此不可”；[44]至于将来经济繁荣和对外独立自主后是否行自由贸易政策另当别论；[45]对苏联经济体制则认为：“无论如何，苏俄于短期之内能有如此之成绩者，殊是惊人”，但各国只能“就其国情与历史之所适，酌量采用”。[46]所以，他认为“统制经济，非必与俄国制度相仿，与共产主义亦不相涉。共产主义国，虽必施行统制经济，但欲施行统制经济者，非必为共产主义国，非共产主义国亦可行之”。[47]

马寅初详细论证了中国为什么要实行统制经济的理由和条件以及不能仿行苏式统制经济的原因，略加整合后概述如下。他认为必须采用统制经济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条：（1）“今日中国之商业道德，极为堕落”，只有用统制加以约束；（2）“中国无大工业之良好环境”；（3）“煤产离海岸远”；（4）中国“工业幼稚”无竞争实力。[48]说中国“容易实施统制政策”有下列条件：（1）“中国正当危难之秋”，“向心力强”；（2）中国商界领袖势力远不及美国财团，故统制容易使其就范；（3）中国实行与苏俄和意大利“完全取夺私人产业”和“与民争利”不同的温和统制，国内和国际上的阻力将较少。并提出在实施时“可从小规模做起，由简而繁，逐步推进” [49]阐述中国为何不能仿行苏式统制的原因则有：（1）“主义不同”，即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生产工具和产品的处理方法和步骤不一样；（2）苏式统制排除竞争，导致“私人创造力之泯灭”；（3）苏俄“不计租息”的政策在中国环境下行不通；（4）中国人民自由观念比俄民众强，难以接受统制的束缚；（5）中国的国际地位或国际环境比苏俄差，很难效法。[50]

当时中国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立场出发，无论对苏式经济体制是赞成还是肯定，他们的具体分析一般都比较理性、客观和专业。当然，历史已证明他们得出的结论之正确与否，如苏式体制被扬弃就是历史的定论；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即使正确的结论在分析中也难免有误，如计划经济是否可行与商业道德好坏并不相干，“主义不同”就不能仿行苏式体制的说法也显牵强。再则，即使错误的结论也包含了历史的合理性，如实际上我们从以上三种不同观点中也可看出，他们都不同程度或变相地肯定了所谓统制经济的合理性，这在当时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如吴世瑞就对介于自给与苏式经济制度之间的“社会主义制度”取默许态度，而无疑其中就含有计划经济之因素。这种理论上的趋同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发展的某种趋同性——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资本主义国家输入计划指导的趋势是一致的。

当然，在当时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关近代中国未来路径的选择中，内心也许有过非常矛盾和痛苦的抉择，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还是无奈地割舍自由，寻求平等；摒弃改良，皈依革命。如丁文江早在1935年就曾明确表白过自己的心态：“我少年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时，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作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会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做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了”。[51]也就是说，在民族危难时期，宁愿选择“新式独裁”，也不能当亡国奴！何况国民政府也是打“革命”旗号的。

综上所述，苏联经济体制在近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和观念中，都是比较理想和美好的事物，因为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大同”理念相吻合，也在很大程度上似是而非地切近中国社会的实际。所以虽然有部分中国学者和经济学家已指出了这种体制的严重弊端，但这种理性的声音很快就被汹涌的大潮所湮没和窒息，这种情况与在近代中国社会特殊历史大环境下的政治趋向或路径选择——救亡重于启蒙也是一致的。中国知识界视野和观念中的苏联体制，通过他们的传播或张扬，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为国民政府小规模试验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是新中国全面推广之先声。

注引：

[1][2][4][5][9][12][15][16]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54、120、97、83-86、20和53、9-10、4、页。

[3][7][8][14]邹韬奋：《萍踪通讯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154、186-191、245-250、155-157、页。

[6][10][11][13]矛 盾：《苏联见闻录》，开明书店(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第五编80卷)，1948年版，第129、237、序、129页。

[17][18][19][20][25][26][28][29][30][31][33][34][35][36][37][38]曹谷冰：《苏俄视察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33、182-186、174-175、137-139、159-164、57、11、201、55、70、177-178、46、17、175-182、155、50-51页。

[21][22][23][24][27][32]戈公振：《从东北到庶联》，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92、49-56、199、100-101、128、122页。

[39]金天锡：《经济思想发展史》，正中书局(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第二编34卷)，1947年版，第562-566页。

[40]沈志远：《近代经济学说史大纲》，生活书店(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第二编34卷)，1947年版，第239-242页。

[41][42]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书店(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第二编33卷)，1947年版，第249-250、236。

[43]吴世瑞：《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第二编33卷)，1947年版，第24-27页。

[44][45][46][47][48][49][50]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第五编33卷)，1935年版，第193、705-706、192、206-207、193-196、193和198-199、199-206页。

[51]王思睿，何家栋：《自由民主主义在中国》，《博览全书》，2004年第6期。

（作者单位：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株洲 41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