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谢谢各位牺牲周末的休息时间来听我的演讲，尤其是有些朋友还是从外地匆匆赶来的，因此，在这里就更是应该表示我的感谢了。
今天的演讲是源起于我刚刚出版的一本新著——《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这是上海学林出版社推出的“潘教授的美学课”系列从书里面的第一本。这本书今年七月上市后，各方面都有一些比较好的反响，已经有了十几篇评论，也上过几个排行榜，销量也还可以。不过，我也听到了一些议论，例如，有些朋友就颇为不解，觉得尽管目前“学术娱乐化”已经成为时髦，但是学术界一般其实还是颇为不屑的，你潘某又何必去赶这个时髦呢？说实话，听到这样的话，我还是觉得挺冤枉的，呵呵。所以，今天我就来回答一下我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书的问题。
要演讲，总要有个题目。我今天的题目是《〈三国〉、〈水浒〉贻害中国》。这个题目是受了一篇采访我的文章的题目的影响的结果。江苏有一家咨询策划机构，负责在“东航”的空中杂志《银燕》上每期推出一篇“空中茶座”，其中涉及的都是热点话题，它们前一段来采访我，后来发表时用的题目是《〈三国〉、〈水 浒〉害了中国人》，我看后觉得这个题目蛮好的，不过我觉得“害了中国人”不太准确，好象《三国》和《水浒》在历史上一点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都没有似的，当时我就觉得，他们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就会建议他们用“贻害”这样两个字。凑巧的是，这次先锋书店来约我演讲，我就把《银燕》的标题改动了一下，这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标题：《〈三国〉、〈水 浒〉贻害中国》。
现在还回到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来，那么，我究竟是因为什么才会想到要出这样一本书呢？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其实也多少确实跟目前的“学术娱乐化”有点关系，换句话说，是被它“刺激”的结果。为什么被它“刺激”呢？因为我非常不满于目前的把学术“心灵鸡汤化”和“故事化”的时髦。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就说“心灵鸡汤”化吧，鲁迅在五四的时候就批评过。他老人家是这样痛斥的：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
笑。 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
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
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
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
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鲁迅：《灯下漫笔》之一）
鲁迅先生讲得真精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这是一个多么到位而且传神的洞察。《论语》是“心灵鸡汤”吗？为什么我们在某些主讲者那里看到的恰恰是“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呢？如果《论语》是“心灵鸡汤”，那么从“五四”以来，它为什么会频频受到批评呢？如果《论语》是“心灵鸡汤”，那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两千多年来一直生存在一种心灵痛苦当中呢？其实，如果非要说《论语》是“心灵鸡汤”，那它也只是“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的“心灵鸡汤”啊。可是，鲁迅先生言犹在耳，为什么却就已经被我们忘在脑后了呢？再说“故事化”，以中国历史为例，我认为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是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历史，鲁迅先生早就讲了，中国人编写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假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重新编写一部中国历史。他是这样说的：“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鲁迅）可是我们现在却无人去做这个当务之急的工作，而是不惜“揣着明白装糊涂”，去进而把十分虚假的历史“故事化”，然后以普及历史、普及知识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灌输给人们。我来举个例子，三国时名声最大的谋士应该是谁呢？有人说应该是贾诩。为什么呢？他举了贾诩出的一个“好”点子。当时有两个军阀联合暴动，要推翻中央政权，结果，他们的行动失败了，被中央军打出了洛阳。于是，他们不得不打算落草为寇。这个时候，贾诩就出现了。他去找这两个叛乱的军阀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或许你们能够得救。他说，你们何不杀回京城呢？现在洛阳的正规军都已经出来围剿你们了。你们连夜杀回洛阳，或许你们就能把天下得了。两个叛军首领一听，也有道理啊，于是就真的杀回了洛阳，结果还真夺得了天下。我们的某位时髦学者接着评价说：你看，这个计谋出得多好，是——三国第一计。我听到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却毛骨悚然。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地把历史“故事化”呢？一定要记住，他们毕竟是“叛乱的军阀”，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毕竟是民不聊生的动乱。要知道，他们杀回洛阳以后给中国带来的是长达十年的动乱啊。在三国的96年动乱里，贾诩一个人就占掉了十年。请问，我们还能够夸奖他是“第一谋臣”吗？难道历史真的可以简化成为爱情的技巧，公关的技巧，投资的技巧吗？难道在历史的背后不应该有一种深刻的价值关怀？各位，面对这一切，你会不会受到‘刺激“？我不掩饰，我是受到了“刺激”的。我于是想，既然他们可以这样去随心所欲地打扮历史，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用一种更学术而且更有价值关照的态度去说话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舞台无条件地出让给他们呢？
这就是我出版《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的第一个理由。不过，我还是要说，它绝对不是最最重要的理由。那么，最最重要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要说，最最重要的理由还是与我最近十年的思考有关。下面，我就来谈谈我的思考。
最近十年，在关注我们国家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我逐渐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日益遇到了一个瓶颈，这就是：文化的准备。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已经越来越缺乏一种精神的支持和文化的支持了。换言之，我们的现代化如果要再往前发展，就必须需要一代有文化、有精神寄托的中国人。但是非常令我非常吃惊的是，我们并没有准备好这样的一代中国人。然后我就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窘境呢？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那就是：我们还没有那样一种能够与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对应的文化。对于我们身陷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更是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与反省。打个比方，它就很象我们的母亲河——长江。长江固然永恒不息，但也确实污染严重。借用杜甫的《登高》诗来形容，可以说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也就是说，一边是“无边落木”，一边是“不尽长江”。今天，为了给我们的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持，我们就必须去作出回答。何为“无边落木”？何为“不尽长江”？你们可能看过托尔斯泰的《复活》吧？《复活》写一个男人为自己在女性身上所犯的罪恶而忏悔。可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会在全世界成为不朽名著呢？托尔斯泰在这本书里说得很清楚，他所做的是一种“灵魂清洗”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也恰恰为全世界的所有的人们所必须。我个人有一个联想，中国的现代化到了今天，我们也必须为我们的民族做一次“灵魂清洗”的工作。我们必须弄清楚：在中国文化里面，哪些东西是“无边落木”？哪些东西是“不尽长江”？在我看来，这个工作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这样，我们就又一次回到了上个世纪的世纪之初。那就是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我意外地发现，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还是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遇到的问题。不过，又有所不同。这个不同，我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我个人的浅见，我窃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两个方面是有缺点的，也为我们今天的努力留下了值得关注的思考空间。
第一个，是在清理中国文化的灵魂遗产和精神遗产的“无边落木”的方面，它所做的工作不尽彻底。因为它只批判了“孔家店”，只批判了儒教，而没有批判“小说教”。而这个“小说教”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三国》和《水浒》。因为很多很多中国人都是在《三国》和《水浒》的文化环境里成长的，我经常说，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其实不是学来的，而是“听”来的，是呼吸吸收来的，是耳濡目染来的。显然，儒教主要不是“听”来和呼吸吸收来的，也不是耳濡目染来的，儒教是有文化的人在课堂上、在私塾里去学来的。那么，什么东西是“听”来和呼吸吸收、耳濡目染来的呢？就是《三国》、《水浒》，还有以它们为代表的一大批通俗小说、戏曲。它们对我们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影响，其深刻程度和巨大程度，我们到现在也还是缺乏清醒与深刻的估计。我认为，这就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缺失。为什么我要出版《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呢？道理就在这里，我是要“接着”我们的五四前辈“说”啊。
第二个，是在清理中国文化的灵魂遗产和精神遗产的“不尽长江”的方面，它所做的工作也不尽彻底。在这方面我也完成了一本新书《带着爱上路——潘知常揭秘“〈红楼梦〉美学”》（“潘教授的美学课之二”，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中国文化里最健康的东西，最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想象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从《红楼梦》开始的一个美学传统。它包括，《红楼梦》、王国维、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林昭、史铁生，等等，这样一批人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新文化的真正的发展方向。可惜，我们过去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研究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没有去做这个工作。在总结中国文化有什么好东西的时候，他们已经回溯过去并且找到了明末清初，但是他们所发现的明末清初只是我们江浙一带的三袁，就是袁宏道、袁小修他们三兄弟。他们说明末清初的小品文、散文是中国文化里最好的。但是从今天来看，我们有理由说鲁迅这代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浅尝辄止的，这个问题他们完全可以做得更深，完全可以挖掘到《红楼梦》，完全可以把《红楼梦》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去挖掘，但是他们却没有去做。例如鲁迅竟然说袁宏道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实在是没有看懂啊。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为先生而扼腕叹息。
二
不过，清理中国文化的灵魂遗产和精神遗产的“不尽长江”的方面毕竟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因此，下面我想还是跟大家着重谈谈清理中国文化的灵魂遗产和精神遗产的“无边落木”的问题，各位可能已经不难想到，其实，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三国》、《水浒》贻害中国”的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说，上个世纪的中国走过的基本上是三条道路：启蒙、救亡和翻身。启蒙的对象是什么呢？是“人”；救亡的对象是什么呢？是“民族”；翻身的对象是什么呢？是“阶级”。显然，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完全不同，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江山”。那么，启蒙的代表人物是谁呢？梁启超、严复和鲁迅。救亡的代表人物呢？孙中山，翻身的代表人物则是毛泽东。按照一般的看法，二十世纪就是这三大思潮。而如果要问：在这三种看法里，谁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传人？我的回答是：启蒙。而在启蒙思潮里，又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梁启超、严复。他们着眼的是“民族的觉醒”，“群体的觉醒”，一个是鲁迅，他所提倡的是“个人的觉醒”。现在想想，历史让谁最后胜出，这简直是一道非常难算的计算题，回过头来再看看五四，你会发现比鲁迅出名的人大有人在。鲁迅在当时算个什么呢？在北大他一直是讲师，在教育部他一直是个科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基本没有地位。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他连他弟弟都不如。他弟弟当年是少年才子，知名度比鲁迅要高很多。但鲁迅为什么以一篇《狂人日记》就最终胜出？我想，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因为鲁迅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上，在发现中国文化的“无边落木”上，不但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在发现中国文化所造成的人性的颓败和民族的颓败上，确实是没有人能超过鲁迅。这就是鲁迅最伟大的地方，也是鲁迅最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地方。但是既使是如此，鲁迅的工作也并不彻底。鲁迅自己也说过，鲁迅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如一箭之入大海”，也就是说一点反响也没有。而且，“知者尚寥寥”。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这与鲁迅的“不彻底”有密切关系。鲁迅做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吃人”。中国文化不是造成了人性的颓败和历史的颓败吗？鲁迅用“吃人”来总结，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鲁迅写了《狂人日记》以后，等到他写《阿Q正传》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就已经离开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无边落木”的彻底批评了。因为在写《狂人日记》的时候，鲁迅还在说中国文化“吃人”，可是到写《阿Q正传》的时候，鲁迅却开始站在中国文化的外面去塑造“不吃人”的 “启蒙者”形象了。我觉得，这是鲁迅开始偏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的节点。为什么呢？因为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最重要的不在于“吃人”，而在于“被吃”。只有当我们发现了我们都在被这个文化“吃”掉，或者说我们都处在一种“被吃”的状态，我们才能更深刻的意识到这个文化的腐朽和颓败。而且，或许确实有人不“吃人”，、但是却没有人不“被吃”。可是鲁迅只认识到了“吃人”，但是没有认识到“被吃”。
只有从所有的人无不“被吃”的角度，才能够意识到对于“小说教”进行“灵魂清洗”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其实，《三国》、《水浒》已经成为我们的精神空气，我们在这个空气里的每一次的呼吸都是我们的“被吃”的开始。就在这一个个的呼吸瞬间里，我们在一点一点地“被吃”。对此，应该说后来鲁迅也有所发现，只是没有可能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明白而已。例如，鲁迅有两个比喻我就特别关注，一个比喻是“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说，唱老调子的最终结果就是唱衰中国。而且，中国都被唱完了，可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就好象我们的《论语》已经把中国唱完了，可是我们还在把《论语》当成“心灵鸡汤”，“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呢。还有一个比喻说中国文化像一把“软刀子”，它把中国人一点一点地杀死，但是中国人却乐在其中无不陶醉，而且含笑。鲁迅说 “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这就是“软刀子”。可是，“老调子”和“软刀子”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呢？鲁迅没有来得及思考，其实，在我看来，它就是那个比“儒教”更毒气冲天的“小说教”。
“小说教”并不是我的发明。在我之前，已经有两个学者提出过了。一个是清朝的学者钱大昕。他说：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
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
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
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
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
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
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中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
也。《潜研堂文集》卷17《正俗》。
还有一个学者，就是鲁迅。他说：
中国确也还流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
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
说得实在深刻啊，例如你就不要去看现在的电视连续剧《水浒》，就是听听它的主题歌也就可以知道了，充盈其中的还是“三国气”和“水浒气”啊。你听听：“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不是最典型的“三国气”和“水浒气”吗？当然，可能会有人不服气，甚至会私下说“《三国》和《水浒》难道就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吗？”当然起过！如果它们与《肉蒲团》之类在一个水平线上，那还需要我们去进行“灵魂清洗”吗？还要轮到我们才去批评吗？我们的古人就会说它是坏小说了。其实，“《三国》”和“《水浒》”的毒素就在于我们“日用而不知”，也“身陷其中而不知”。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随着地球成为平的，我们才日益发现，原来《三国》和《水浒》里的毒素远远的大于我们的想象！我甚至想说，《三国》和《水浒》所开拓的道路为中国所铺就的其实是一条“死亡峡谷”，它所开启的，也根本不是美学之路，而是——“地狱之门”.
三
那么，《三国》、《水浒》究竟是怎样贻害中国的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如果要正面讨论，那只有请你们去看我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在这里，我想就简单地以三句话来概括我的想法。
第一句， “使人不成其为人”。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其实都难以避免会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会存在不足，但是，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却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偏差。这就是：它必须是使人向善的，它必须是呵护人的尊严的，它必须是和“人的自由生存”同步向前的。全世界没有哪本经典是因为践踏人性而成为经典的，西方从荷马史诗开始没有一本书是因为无视人类的尊严践踏人性的尊严而成为名著的，而我们在《三国》和《水浒》里看到的却恰恰不是人类尊严，岂只是人类尊严，我们连“人”都没有看见。在《三国》和《水浒》里我们看到的是“人荒”。凡是呵护人的尊严的就是被它践踏的，凡是践踏人的尊严的就是被它保护的。凡是推动人类向上的就是被它批评的，凡是阻碍人类向上的就是被它表扬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叫“使人不成其为人”。
我给大家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三国演义》对分裂的歌颂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中国老百姓早就用“孟姜女哭长城”的方式发出了自己最最悲痛的历史吼声，因为任何一次战争灾难带来的都是历史的“抢椅子”的游戏。几个人一把椅子，然后曹操抢、诸葛亮抢、孙权抢。对不对？你们每个人都玩过“抢椅子”的游戏吧，抢到最后一个人，它坐到椅子上了，于是这个国家就是他的了。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2132年的发展史，假如说你连这个基本的判断都没有，反正“有奶就是娘”，谁有权谁就为大，谁能够占山谁就为王，成者就是为王，败者则是为冦，那历史就会不成其为历史了。况且，你们都知道，“三国”那种大幅度的战乱，完全是因为曹操、诸葛亮这些人想乱中夺权、乱中取胜的结果。而他们的“乱中夺权、乱中取胜”导致了中国的多少年的战乱呢？96年。而“三国归晋”以后，又出现多少年的战乱呢？我们以为以后就是一马平川了，就是盛世了，其实一天都没有过。又乱了将近300年。当我们写《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能无视360年的战乱，能无视360年间人民的生灵涂炭。而去歌颂那几个发动战乱的人吗？我们怎么能够歌颂得出口呢？再比如刘阿斗，他坏在什么地方呢？我没有看出来。刘阿斗为什么投降呢？他自己说的很清楚，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顽抗到底而再导致蜀国人民的生灵涂炭，他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刘阿斗这个选择是有益于蜀国的90万人民的。非得血战到底吗？不是这样吧？！
再如《水浒》，举一个《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里面举的例子吧，我们知道，一个民族要向前向上，应该提倡的是“流汗”而不是“流血”，也就是说，从美学的角度，从推动历史的角度，我们永远要歌颂那个踏踏实实“流汗”的劳动者，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歌颂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全世界的作品不都是这样写的吗？但是《水浒》很奇怪，例如，武大郎是好人还是坏人？武大郎每天汗珠摔八瓣，上帝什么都没有给他，连身材、个子都没有给他，但是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勤劳致富，他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吗？难道他弟弟那样的天下第一杀手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武大郎是“流汗”的，但是他竟然不如武二郎的“流血”。这就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一夜暴富的心态。看见“月黑”就想“杀人”，看见“风高”就想“放火”。而且，说是“逼上梁山”，其实真正被“逼”上去的只有两个，林冲和武松，其它的人？呵呵，都是“不逼也上”啊，而且还善于惨无人道地把别人“逼”上去。再看一个例子，你们说，是《水浒》梁山符合人性的发展，还是史家庄、祝家庄、扈家庄符合人性的发展呢？我们永远要说是史家庄，祝家庄、扈家庄的发展符合人性的发展。他们是老老实实的劳动者，他们是一个最简单的也是最真实的中国社会的细胞。如果我们中国社会没有了这样的细胞，都是水浒梁山这样的杀人越货者，那我们还抢谁杀谁呢?所以我说，《三国》、《水浒》的第一个缺点，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
第二个，使美不成其为美。
我不能不说，，在《三国》、《水浒》里，我们看到的美学评价基本上都是扭曲的，美的东西它不说是美的，丑的东西它不说是丑的，悲剧的东西它不说是它是悲剧的，喜剧的东西它不说是喜剧的，我们所看到的《三国》、《水浒》里里面的所有的美丑评价都是跟我们今天的健康、正常的美学感觉、人性感觉背道而驰的。不信的话，你们自己去找找看，看看哪一个例子是符合我们今天的健康、正常的美学感觉、人性感觉的？他们杀那些女性可以说是美吗？他们到处抢东西可以说美吗？在我看来，尽管从写作技巧上《三国》、《水浒》确实是很有成就，但是在美学上却实在是乏善可陈。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居住在外国的华人少年，他父亲对他说，你要学好汉语，那么怎么学呢，干脆看看《三国》、《水浒》吧，可是这个少年看了一半的《水浒》就扔下了，他跟他老爸说，这书根本不能看，因为里面没有一个好人。这种美学感觉真是令我震惊。它无疑是完全正确的。所以，鲁迅当时就意识到中国美学是“瞒和骗”的美学，这确实是很深刻的。但是我也觉得很遗憾，因为鲁迅没有能够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文本来加以说明。其实，“瞒和骗”的文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三国》、《水浒》。
第三个，无爱的世界。
《三国》、《水浒》塑造的是一个无爱的世界。我经常想，人类的文学作品，不管你写的是好还是坏，但你都只能去面对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去歌颂爱、歌颂光明、歌颂温暖、歌颂美。还有一个东西，当没有爱、没有光明、没有温暖、没有美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人类说现在没有爱、没有光明、没有温暖、没有美。如果一个作家他不告诉我们这个，甚至恰恰相反，还要把不美的东西说成美的东西，把美的东西说成不美的东西，那这个作品就非常之糟糕。我觉得，《三国》、《水浒》就是一个这样的世界。有一次做报告讲《三国》，我说我们在《三国》里可以学到无数政治技巧、战争阴谋、公共关系战略，但是，我们在《三国》的哪一个字、哪一个段落、哪一个标点符号里可以学到‘爱’呢？我还说，我在《三国》里只看到一个细节特别令我欣赏，什么细节呢？在《三国演义》的第七十七回，关公被杀后阴魂不散，到处喊冤说：“还我头来！”可是在玉泉山却被普净和尚痛斥道：“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我觉得小说家如果统篇都这样说话，那就是一本好小说。可惜我们在《三国》、《水浒》里却没有看到，而只是在个别细节里才偶尔看到。我们看到的到处都是砍脑袋像砍西瓜一样，如此等等，所以，我们在《三国》、《水浒》里看到的完全是一种被扭曲了的世界。
不妨与西方的两部名著比较一下。一个是《战争和平》。看看一个闻名全世界的大作家是怎么写战争的，你立刻就会知道《三国》的缺憾。就举两个小例子吧。小说里面有一个主人公叫安德烈，有一次，安德烈打仗负伤了，躺在野地里，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就写他抬头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天空。他于是想到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而只有美才是有意义的。我就想，我们在《三国》里为什么就没有“安德烈的天空”呢？我们永远都是阴霾密布的天空。永远是曹操、诸葛亮的天空，再举个例子，在《战争与和平》里你仔细去看，它的所有的人物人性都是很正常的，他不会滥杀无辜，他不会徇私舞弊，他不会心怀诡计，他都是很正直的人，他人格都是很健全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里面有一个知识分子彼埃尔，彼埃尔他不打仗，他也不懂得双方为什么要打仗。作品在描写彼埃尔的时候，有一个少妇说了一句我看了以后非常喜欢的话，他说彼埃尔“是那么干净，光彩，新鲜，就好像刚从浴室出来似的”。可是，在《三国》里我却看不到一个“那么干净，光彩，新鲜，就好像刚从浴室出来似的”的人。所有人都是双手沾满了鲜血。
还有一个，是《悲惨世界》。《悲惨世界》里主人公受的苦远远超过了《水浒》的任何一个人，冉阿让没有结婚，他替他姐姐养孩子，他姐姐有几个小孩？7个！有天晚上7个小孩嗷嗷待哺。他就说，不行了，我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去抢。于是他就跑到商场的门口一拳把玻璃打碎了，然后拿了面包回来给小孩吃，于是他被弄去坐牢。坐牢以后他的思维跟中国的《水浒》是一样的，就是特别恨这个社会。他说是这个社会逼我造反，这个社会没有好人，这个社会太坏太坏。然后他就越狱，他跑一次被抓回来一次，跑一次被抓回来一次。直到最后他以多少年的牢狱之灾走出监狱的？你们一点还记得吧？19年。为了一个面包，他竟然坐了19年监狱。结果出来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我的心现在像地狱一样的黑暗，我出来以后就要复仇，这是不是李逵心态？这是不是武松心态？一样的吧？问题在于这种心态在西方作家的笔下却是被批评的。雨果说有这个心态恰恰就造成了社会的动乱。雨果怎么去写呢？这个时候那个著名的大主教就出现了。你们记得那个大主教吧，冉阿让跑到一个小城市，找了五家都没有地方住。他跑到这家，拿身份证一看，19年的犯人，肯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了，人家说，不能住。跑到那家，也不给住。跑到最后一家，那有一个狗洞，他说算了吧，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在狗洞里跟狗住一夜，可是主人说你连狗都不如。最后冉阿让就到了这个城市的十字街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就是中国人不得不被“逼上梁山”的时候了，但是西方大作家比我们的施耐庵高就高在这儿。冉阿让到了城市的十字街头，问一个老太太，我到处找都没有地方给我住，我怎么办？老太太就问，你是不是把这个城市的所有门都敲了？他说我都敲了，老太太就指着教堂的门说：
那你就去敲那扇门。
于是，冉阿让就去敲那扇门。结果大主教一看见他来了，马上说，哎哟，你来了，太好了，我就等着你呢，快来吃饭，快来洗澡，就住在这儿吧，冉阿让就很吃惊，他说，你也不看我的身份证？你也不问我是谁？我告诉你我可是坐牢19年的惯犯。大主教说，这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兄弟。只要你来，这里的一切就都是你的。这个冉阿让就想，哪有这种事啊，我认为这个社会就一片黑暗了，我就要去打家劫舍了，可是怎么还有好人呢？后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冉阿让偷了大主教的烛台，结果，快出城的时候被公安局抓回来了，冉阿让就想，这回完了，我已经坐了19年，这一抓再判19年，这辈子就全交代了。没想到大主教一看见他就迎过来了，说：兄弟，走的时候你怎么忘了？我不光送了你烛台，我还送了你一套银餐具啊。就这一“送”，就把“爱”送给了他。冉阿让于是就知道了，这个社会尽管很黑暗，这个社会尽管给他带来无边的苦难，但是这个社会毕竟还有光明，而且，这光明和爱还是值得去追求的。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好人。最后，冉阿让死的时候，他说他这一生是什么样的一生呢？爱的一生。而雨果说《悲惨世界》的主题是什么呢？爱的故事，或者说是爱的火炬的接力的故事。爱的接力棒从大主教的手里传到他的手里，从他的手里再传到他的养女的手里，这就是爱的故事。但我们在《水浒》里看到了这样的故事没有呢？根本没有！
顺便提一下，有时候给我毕业的学生题字，包括有时候有读者让我签名，我都会题：“常念一二”。我觉得中国的作家、包括中国的美学家就偏偏没有这样的精神，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是，也正是因此，你才要“常念一二”啊！如果你是一个大作家、一个有人性的大作家，面对“不如意事常八九”，你就必须去“常念一二”。而我们中国的《三国》也好，《水浒》也好，就偏偏是不“常念一二”，他们都是把“不如意事常八九”太放大了，也都被“不如意事常八九”压倒了，往往导致仇恨之心、怨恨之心疯狂滋生，更往往导致对所置身的世界评价失衡。想想直到上个世纪，我们也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喋喋不休地利用人们的怨恨之心，还在不断地把苦难的渊源归结为“他人”，还在固执地认为只要打倒“他人”就一切都OK了。20世纪文学中著名的刘文彩、黄世仁等“四大地主”的形象不就是这样地被炮制出笼的吗？但是我们看一看《战争和平》和《悲惨世界》，就会发现，它们却偏偏是“常念一二”，而且是永远“常念一二”！
这样看来，《三国》、《水浒》的贻害中国也就再清楚不过了吧？！
四
那么，《三国》、《水浒》又是怎样贻害中国的呢？
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三国》《水浒》反映中国文化的“无边落木”的腐朽、落后的一面比儒教要纯粹得多，也要“毒气冲天”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在《三国》、《水浒》里看到的中国文化的不好的东西，比儒教里要更为充分。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务必要有充分的认识。为什么呢？这里我只能简单的跟你们做一个讨论，我们就讨论一个字吧，这就是：“仁”。
《论语》的关键辞是“仁”。我经常说，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例如有四大发明，但是还是比不过只有一大发明的西方。西方只发明了一个东西就把中国“盖”过去了，这就是：爱。爱是力量，而且是最伟大的力量，这就是西方的发明。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我们是直到今天才逐渐意识到。在这方面，李连杰是一个高人，有一次上海记者问他，最高明的武功是什么？最深刻的武功境界是什么？李连杰毫不犹豫地说，最高的武功是微笑，最深刻的武功境界是爱。我顿时就觉得李连杰现在真是已经大彻大悟了。就凭他这两句话我觉得历史就应该要记住他。但是我也一定要跟大家说，在中国文化里实在是没有“爱”这个东西的。我们只有“仁”，但“仁”却不是“爱”。当我们在抽象的意义上讲“仁”的时候，可以说它是现代的博爱的意思，但是这跟孔子没有关系。狭义的孔子的“仁”里是没有博爱的含义的，孔子的“仁”讲的那个“爱”是“差别之爱”，但是“差别之爱”就已经不是“爱”了。
其实，孔子的“仁”讲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上下互敬，一个是左右互助。第一个是讲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什么叫上下关系呢？就是下要敬上，上要怜下，上对下要照顾，下对上要尊敬。第二个是讲的人际关系，在这方面，要互相照顾。但是，我们知道孔子的这个“上下”和“左右”都是按关系远近来分的，而不是遵循的人人平等的原则。结果所导致的实际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谁的拳头大就以谁为主。在上下互敬的关系里，在中国永远有下敬上，但却永远没有上怜下，我们跟皇帝之间说起来要上下互敬，可是他敬你了吗？他可以随便地杀你的头啊。那么，“翻烧饼”和“翻身”就是“爱”吗？那无非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或者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转换，这都不是爱，因为，爱必须是平等的啊。再看左右关系。中国的左右关系讲的是一种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利益交换，而并不是讲的人人平等。左右之间为了在一个很狭小的生存空间生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先放弃你的所得，然后逼着对方放弃对方的所得。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最精典的故事叫孔融让梨，很多中国人就是在这里面学到了为人处事的哲学的。为什么孔融要让梨呢？为什么中国人看见梨就想到要让，为什么西方人看到苹果却就发明了物理学呢？这不是很奇怪吗？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奇怪。中国人看到的梨象征着“利益”。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只有利益。我敬重皇帝，是因为皇帝能给我利益。我敬重我的朋友，是因为只有吃了小亏，我以后才能占大便宜。所以我一定要吃小梨，下一次他在把最大的给我，我就可以把便宜赚回来了。
所以，在上下关系里是讲的“奉献”。成者为王，败者为冦，在左右关系里是讲的“互换”。这里面都并没有真正的爱的成分，但是，我还要跟你们说，我觉得儒教对中国文化的正面推动作用要大于《三国》、《水浒》。为什么呢？因为儒教里毕竟有两个东西是对我们很有好处的。要知道，从秦王朝以后，中国的政治是很糟糕的。但是中国的王朝却维续了2132年，为什么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儒教的存在。因为有了儒教作为润滑剂，才使得一个个王朝能够存在下去。具体来说，儒教的润滑作用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尽管在实际操作里面是上压迫下和左右之间只有彼此利益交换，但是从理论上儒教毕竟不承认是这样。从理论上它是坚持上下互敬和左右互助的，这无疑给社会以某种正面的力量。还有一个方面是那些中国的脊梁——儒生，他们对于上下互敬和左右互助的呵护无疑是非常真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于是，中国历史的残暴的一面就被极大地遮掩了。比如说西方古罗马时期就远比中国残暴，中国为什么不那么残暴而甚至有些温情脉脉呢？就是这样两个原因。
可是，儒教的没有爱的本质却在《三国》、《水浒》里被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你们都知道宋明理学吧？到了宋明理学，儒教就变得机械了，成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成了“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强势欺凌弱势，弱势则要无条件为强势“奉献”。大家注意，五四新文化所批评的也正是宋明理学的儒教，而不是原始的儒教。而《三国》、《水浒》的糟糕之处也就在这里。具体来说，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儒教讲是上下互敬，而宋明理学讲只要是在上面，就有权利欺压下面。《三国》讲的是什么呢？是在下面的也有权利造反，去取代上面、打倒上面。所以曹操才说，天下惟有能者居之。曹操大彻大悟了，说有什么了不起，谁有权谁就大。《水浒》则是打破了左右互助的结构。它把兄弟关系变成了结盟关系，变成了弱者对强者的绝对服从，变成了李逵武松对宋江的绝对服从。结果，到了《三国》、《水浒》里面，把坏的东西就都发挥到了极致，而《三国》、《水浒》跟宋明理学的区别在于：宋明理学是强势团体对儒教里的没有爱这一本质的发挥，而《三国》、《水浒》则是弱势群体对儒家学说里的没有爱这一本质的的发挥。作为弱势的一方他应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呢？《三国》、《水浒》就是教你这个的。所以鲁迅说中国有两个时代，一个叫“当上了奴隶的时代”，一个叫“没当上奴隶的时代”。“当上了奴隶的时代”的形象教材就是《三国》，“没当上奴隶的时代”的形象教材就是《水浒》。李宗吾的例子更典型，他说他写《厚黑学》是受谁的启发呢？《三国》！曹操是心眼“黑”，刘备是脸皮“厚”。这就是中国“国丑”——“厚黑学”的来源啊。
第二，我希望大家还一定要看到，《三国》、《水浒》的贻害中国比儒教要大得多。大家知道，中国有几个文化传统呢？你们可能说就只有一个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吧？错了，中国其实有两个文化传统，一个叫孔子传统，一个叫关公传统。你看一看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关帝庙，就会知道，尽管孔子传统是大传统，关公传统是小传统，但是，比较而言，我们必须说，大传统其实并不“大”，可是小传统也并不“小”。关公他的影响小吗？我现在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天下土匪，哪一个土匪窝你最熟悉？肯定是梁山和威虎山对不对？你再填一个你最熟悉的朝代看看？大部分人肯定要填三国吧？我们尽管表面上并不追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追星，我们都是诸葛亮的追星族，我们都是曹操的追星族。我们也都是刘备的追星族，对不对？他们的为人处事，他们的思考方式，都已经潜入到我们的骨髓里了。所以我会经常感叹，吃什么饭就成什么人，看什么书也就成什么人。我们如果整天看《三国》、《水浒》，我们最后我们也就是《三国》、《水浒》中人。再看一看中国历史，《三国》、《水浒》曾经是多少人的人生教材啊。比如李自成，他就是《水浒》的爱好者，罗汝才，也是《水浒》的爱好者，还有张献忠，张献忠你们该都知道，他把四川人基本上杀完了，四川人基本上没有了，后来的四川人都是内地移民过去的。而张献忠最推崇的也就是《水浒》.
第三，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三国》和《水浒》贻害中国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贻害”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受儒教的影响毕竟还是在正式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有或多或少的防御能力的，但是我们在被《三国》、《水浒》贻害的时候，这个防御能力我们却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国》和《水浒》主要是是用来“听”的，而不是用来“看”的。每天耳闻目染地“听”，这个东西对人的杀伤力当然是巨大的，鲁迅笔下的阿Q并不识字对吧？可是他是怎么知道“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的？他又是怎么知道“我手执刚鞭把你打”的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类似的有杀伤力的故事——狼外婆的故事吧？每一个人在幼儿园都听过狼外婆的故事。可是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却是一个最简单的对比，熟人就是好人，生人就是坏蛋。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熟人里坏蛋也很多，生人里好人也很多，不是吗？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听”来的是对于陌生环境与陌生人的莫名恐惧。再举一个例子，我给我的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批评“铁杵磨成针”的说法，我经常说这是最荒诞的学习方法。很多老师经常教学生要“笨鸟先飞”，可我总跟我的学生说，你千万不要“先飞”，为什么呢？先飞只证明了一件事，你是“笨鸟”，对不对？为什么别人学习得很快乐，可以睡个懒觉，可以去吃喝玩乐，然后还飞得很好，可是只有你却“笨鸟先飞”呢？无非因为你是“笨鸟”啊，那么你为什么不让自己先变成一只不苯的鸟呢？“铁杵磨成针”就是“笨鸟先飞”的重演，试想一下，有什么必要把“铁杵磨成针”呢？你拿着铁杵到市场上去换针不就完了嘛？这样，我们看到，我们民族很多很多的思维的误区和价值的误区都是被这样一点一点的通过“听”而灌输给我们的。《三国》、《水浒》也是这样。它们是“听”来的，而‘听“的时候往往是最没有分辨能力的。我们在自觉不自觉地爱其所爱，仇其所仇，善其所善，恶其所恶。而且，有多少国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是依靠《三国》、《水浒》充满了杀戮与阴谋的熏陶来完成自己的启蒙仪式的啊！一言以蔽之，我们就是在“听”中被《三国》、《水浒》“吃掉”的啊。这就是我们的“被吃”，何其痛哉！
各位，讲到这里，或许你们对我为什么要出版《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已经有所了解了吧？或许你们也已经看出，在这本小书里所蕴涵的，正是我在现代中国所体味到的千年之痛与世纪之痛。记得鲁迅在五四结束以后曾经非常沉痛地说：五四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只是“小改革”。于是我就经常去想，那么，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大改革”呢？而且，对于《三国》、《水浒》贻害中国的“灵魂清理”是否就是这个“大改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呢？我还记得，鲁迅在“五四”以后还曾非常沉痛地环视世界而问：“我的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不想掩饰，我也经常在回想鲁迅的这个追问。我把它当作一个郑重的世纪邀约。我更觉得这就是鲁迅所发布的新时代的“寻人启示”！而我也正是希望通过《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这本书而有幸成为鲁迅先生的“新的战友”。我觉得，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光荣。确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历经百年之后的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变得令人眼花缭乱，也已经有很多的人都不再以成为鲁迅的“新的战友”为荣，而是以成为别的什么什么的“新的战友”为荣了，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事实上，除了成为鲁迅先生的“新的战友”之外，我们仍旧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更大的光荣啊！
各位朋友，你们是否也愿意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回应鲁迅先生的“世纪邀约”与“寻人启示”呢？
我期待着你们的回答！
就讲到这里吧，谢谢！
2007年十月，南京，先锋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