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下中国经济的判断，海外政要、中国主流及舆论几乎不谋而合，认为中国经济有下行甚至失速的可能。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却并不认可这种判断。

上周五，在北大国发院与学习型中国合办的论坛上，姚洋发表演讲说，与197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面临的糟糕的外部环境与日本没什么两样，但是日本经济还维持了7%增长率，原因何在呢?姚洋认为，那就是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大潮中，中国在某些领域可圈可点。中国不但能够搭上新技术革命的列车，而且还可能坐上头等舱。经主办方授权，观察者网在此刊发姚洋的演讲稿整理。】

今天中国面对的恶劣的外部环境，与1970年日本面临的石油危机等糟糕背景没啥两样。那么为何人们仍然难以消除悲观呢。

我每年都来参加学习型中国的论坛，学习型中国论坛是我参加所有论坛最接地气的论坛，来参加的人很多来自企业界，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愿意和学习型中国合作的原因，没有中小企业的活力，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我是经济学家，所以谈一点对当下经济的感受。我们经济学家来谈这些事情，可能没有在坐的企业家自己来谈好。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我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老师叫宋国青，被誉为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第一人，他弟弟大概只有初中毕业，他给他弟弟学教会了炒期货，他和弟弟一起炒，最后的结果，他弟弟发财了，他亏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企业家最重要的就是3%的企业家精神，这个是教不会的，很多经济学家不具备那3%的东西，决断力、判断力，因为这个能力有利可图。经济学家会瞻前顾后，想可能有风险，最后就失去机会了，企业家看准了投下去，就成功了。经济学家擅长的是分析，擅长的是讲一些经济表象背后的东西，今天我也希望做这样一个事情，和大家分享，并对大家有所帮助。

转型为什么这么难?

刘景斓主席(指北京人间远景文化教育集团董事长)刚刚也在讲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处于一个转型的时代，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下降，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结构的变化。

从2001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超高速的，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这样一种超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试想一下，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贸易国，如果我们的出口增长速度还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那就一定意味着有些国家的出口在萎缩。这种事情不可能长期下去，所以我们只能期待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能维持世界在世界平均水平，这已经非常不错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第二个转变，以前我们是靠一些低级产品就可以打遍天下，今天不行了。看宏观数据，我们的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也好，对GDP的占比，都在下降，而服务业的占比在上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制造业的市场是全球的，它的需求是来自外部，但是服务业不一样。服务业的需求是靠我们自己创造的，是内生的，所以这个转型增长就变得非常困难。这是我们今天遇到深层次困难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短期的原因。短期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就是过剩，因为前一阶段我们上了很多项目，盖了很多房子，到了今天就过剩了。这有一个痛苦的调整期，这两项叠加，使得我们经济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

外部环境恶劣 日本1970S也实现了高增长

但是，是不是我们因此就悲观了呢?如果大家关注一下国际上的经济学家的看法，他们的声音都是比较悲观的，比如美国前财长、哈佛前校长萨默斯,他认为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长期低速增长的时期，他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的经济增长，他认为在十年之内，中国的经济增长会跌到3%、4%。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的的确确我们要进入长期低速增长的时代。

但我觉得这个判断过于悲观了，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历史。我觉得和中国可比的是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因为我们现在今天经济所达到的这个高度，和60年代末的日本，80年代的台湾和韩国几乎一样的。比如都是高储蓄、高投资，教育水平都非常高;再比如我们的科研投入非常高，所以用他们来跟中国比较，把他们作为中国未来的走向，我觉得是有意义的，我们也会有很大的信心。

比如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基本是日本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超过了7%。1970年代是日本产品开始统治世界的时期，整个1970年代1980年代世界可以说是日本的时代，日本成了世界产品的主导，几乎所有新的产品都来自于日本。大家可能说他赶上了好时间，实际不是。1970年代和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差不多：石油危机、债务危机，到了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整个美国也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但是日本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的增长。那么日本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呢?就是创新，它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爆发。

韩国的经济爆发性增长相对短一些，我的感觉本来应该90年代爆发，但是由于亚洲危机而推后了。今天韩国达到的高度已经是接近了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的水平。韩国能做到这点是靠什么?靠创新，而且是一些战略性的创新。今天我们知道韩国的芯片，特别是三星的芯片在统治世界。但是三星从70年代末就搞芯片，投入海量资金下去，他成功了。

这方面也可以对比一下台湾，台湾的人均收入一直比韩国高，但这几年韩国超越台湾了。我们没有听到任何的台湾国际性企业。但是韩国有，这是和韩国重视创新分不开的。

下一轮工业革命的苗头

展望未来，我觉得这个世界还会保持高速的增长，只不过这是一个痛苦的调整期，这个调整期可能需要十年时间。就像1970年代危机之后有十年的调整期，到了90年代新经济起来了，美国进入了十几年高速增长的时期。

那么，下一轮工业革命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些苗头是非常好的。

比如上个周末我们也开了一次会，科协的陈章良副主席做了一个讲座，他讲了几个新的技术，我是第一次听到，我可能孤陋寡闻。其中一个是量子通讯，这个我们国家是领先的。中国科技大学有个年轻人，他以前在国外，现在回来做应用，我们国家实现了最长距离的量子通信，他们在长城脚下做了一个实验，一个量子态，在没有任何载体的情况下，瞬间传送了22公里。22公里大家听上去可能太短了，但是这是革命性的。我一直也搞不清楚这个量子通讯究竟是怎么做的，但是如果一旦成功，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是对传统通讯方式的重大突破。

现在电动车唯一的一个问题是电池太重，充电太慢，续航能力太低，如果石墨锡实现应用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今后大众化的汽车一定是电动车。

我以前对电动车抱有怀疑态度。电动车，先用煤发电，然后储存为化学能，化学能转为机械能，实际它比我们内燃汽车的效率要高两到三倍，如果有了石墨锡，它更是插上了翅膀，电动车就会主导未来。

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是走在世界的前列，有可能成为一个突破性的东西。特别在石墨烯方面已经接近应用，我想前途还是光明的。

我们都说现在企业盈利难了，因为成本增加，工资水平增加了等等。工资水平一定要提高，GDP在增长，如果工资水平不提高，这个叫什么经济增长?在提高的过程中，工资的提高唯一的出路就是技术进步，中国创新有很好的基础，我们的教育水平非常高，我们每年有700万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培养出来，我们只要求有10%的人参与创新已经足够了。

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本存量又极其多，刚才刘主席也提到，我们资产是越来越多，我们的M2现在达到130万亿，M2实际上就是我们纸面上的财富。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纸面上的财富变成实际的财富，如何变呢?

一个是搞固定资产投资，但是这个现在已经开始饱和了，而且成本很高。

最好的投资是投到哪里呢?投到创新上面，投到人才上面去。这样才能把我们过去15年积累的财富变成未来一个资产，一个有收入流的资产，现在它是睡在账面上的。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应该有信心。

我给大家举一个数字，我们的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十二五初期的时候，大概这个数只有1.7%，今年是我们十二五结束之年，会达到2.2%，十三五要达到什么水平呢?十三五我估计铁定超过2.5%，2.5%的水平就是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大概也只会是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我们的科研投入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是非常非常多的，有人会说很多投入，特别国家的投入都浪费掉了，的确有浪费的，但是它会有收益的。

美国的科研投入也有很大的浪费，我听一些做科研的人说他们很多实验设备在美国都没用，发展中国家的访问学者，他们说我们不要了，你打个包带回去吧。也有很多浪费的，但是一定会起作用。很多科学家估计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间，中国有可能有人会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在物理、化学，特别是物理方面极有可能获奖。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因为这些年投入增加了。

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在我们科技投入里头，我们的企业投入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投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企业的投入是市场导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我去看过一个华夏幸福基业的企业，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孵化器，他们是一个地产公司，但是他做孵化器，而且真正做，做生物医药方面，投入了海量的资金进去。他希望有10%的成功概率就行了，他就可以收回成本，这都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

"破"的阻力

除此之外，我还想讲讲，我们说今年是改革的元年，我们很多改革措施都已经推出来了“你看政治上这么紧，难道经济上的改革就能推进吗?"我告诉他们说，一点问题没有。市场化改革已经是势不可当，改革无非是做两件事，一件是破，一件是立，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的改革历程都是破的过程，今天还破的不够，破的阻力来自于哪呢?

我觉得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思想方面。因为我们很多官员他们还没有转变观念，他们还没有建立一个概念，市场和社会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市场和社会有自主能力，市场和社会可以达到非常有效的配置，有效的社会管理，他们不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老听说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他们老担心这个乱，其实放了，一点都不会乱，我们市场会做的很好。

第二方面是权力，为维护自己的权力，把这个权力都放给市场。我们总理很少发脾气，总理是个谦谦君子，但这次他发了脾气，说我们国务院做的决定为什么一个处长就能给它挡住?处长他有权，他手中有权力，他有使用。我们很多规制，我们在教育界深有感触，都是这些官员自己生造出来的，根本毫无用处。比如报考研究生，以前都是各个学校自己报就完了，教育部弄了一个网站，说所有的报考研究生必须到那个网站上去注册一下，必须在网上报考。人为的加了一道成本，一点用处都没有，那是权力，要体现出我教育部有权力，把这个权力收起来，你得听我的。

第三个方面是利益集团的阻挠，有很多人在旧体制当中有很强大的利益，不想变革。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有一些强有力的领导，好在我们有习近平总书记这样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敢行动的领导，中国的改革有希望。这是在战略层面上。

我们具体到实施层面上，怎么去搞改革呢?最好的办法还是我们以前用过的办法，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改革这是用外力的改变来促成国内的改革，在这方面我觉得有两件事值得大家关注。一个是自贸区的扩容，一个是我们和美国正在谈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

自贸区扩容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好多老外问我，下午我还要接待一批老外，我估计他们还会问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自贸区要做的无非是两件事，一个是金融开放，一个是服务业开放。既然你对外开放，对内一定要开放，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今天我们的论坛是资本论坛，金融业的开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

我想稍微谈一下和美国的投资保护协定，投资保护协定是什么样的一个协定呢?它名义上是保护双边国家在对方国家投资的这么一个协定，美国人到我们这里来投资，我们要给予保护，中国企业到美国去投资，他要给予保护。

但是按照美国拿出来的那个母版，这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远远比这个要大得多。对中国而言这是个关于全面改革的一个协定，我们要开放市场，要求我们开放市场，准入前国民待遇，所有的企业都必须一律对待，包括我们民营企业，他们要求外资企业和国营企业同等要求，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还有规制环境保护、劳工保护方面都会有新的措施出来，双边保护投资协定通过22条，每一条对中国都是革命性的。

“立”什么?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立，中国过了这么多年，有些地方要立，立什么呢?我觉得要立产权，要建立产权。我们对民营资本的保护远远不够，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远远不够。

因为我自己在大学里头，我对知识产权是深有感触，我们大学里头的老师搞科研，基本上就是写论文，写完论文之后就撂到那儿不管了。因为我们现在知识产权的法律，你在实验室里做的这些成果都是属于学校，学校是属于财政部，北大的一草一木都是属于财政部的，财政部要管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把知识产权转移出去。

我们知道现在还有几个案件还没有判决，大概比较显著的案件就是浙江大学的一个顾校长他把自己的知识产权，自己的产品拿到自己的公司去生产，现在把他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和我们创新有关的，如何把我们的知识产权给它建立起来，建立的更灵活，使得我们真正的把产学研相结合给做到位，需要我们建立更加灵活的知识产权。

在这方面，我的母校做的是非常好的，美国也有同样的法律，但是这个法律之外有一些灵活度。在我们那个大学，老师有了自己的科研成果，你就可以拿出去办一个企业，企业的收益，学校和教授有一个分配机制。这样做的结果，威斯康星州的人在下降，但是大学所在的这个城在扩张，就是因为大学知识产权成果的转化，产生了很多新兴的生物医药公司，带动了就业。

我想总结一下，世界未来十几年，我觉得会有一个科技革命，我们正处在科技革命的前夜，这一轮科技革命，中国一定能搭上这趟列车，而且可能会坐在头等车厢里头，中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完全取决于我们在座的企业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