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早已超出文学的范畴，有时它也如现今流行的名片，成为向他人与社会介绍和推销自己的工具，特别是格律严谨，因难见巧的律诗、排律，更给作者以向人展示才华、诉说怀抱的机会，因之纷纷被用于交际应酬、投赠干谒。用现今时髦的话说，可以叫作“公关诗”，即是起到公关作用的诗。这类作品作为诗的那些特征如“诗言志”、“诗缘情”、“言为心声”等自然而然也就消失了。如果读者从中要寻找什么生活、真情实感，只能怪自己是笨伯。

投赠干谒是把写好的诗文呈给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一般说来皆有所求。宋以前以求官谋事为主，宋以后以请资助、打秋风者为多。因此在诗中都要详述家世履历，以及自己的志向抱负。在这方面如同今日印名片一样，吹得越大越好。诗中或言自己数代簪缨、累世华胄；或言自己诗书传世、抱道自守，总之是不同凡响，但诗中写及现今时则与印名片大相迳庭了。诗中不仅不能张扬自己的得意之处，还要反复陈述自己如何穷困潦倒，如何不得志，不得展其长才，仿佛是落难公子、倒运王孙。这样不仅能唤起对方的同情，也为张口求人作铺垫。这种写法逐渐成为一种程式——干谒诗的程式。它影响极广，像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未能免俗。这类诗歌中所写的内容究竟有几分可信，则依作者的人品而定，谨悫老实者，打上几分折扣，还有点儿可信之处；油滑玩世者，也许就是南辕北辙，相信一分则上一分的当。

冯梦龙《笑史》中记宋代李廷彦给上官献上一首《百韵诗》，其中有句云：“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长官看了十分同情他：“没有想到您家中有如此大的灾祸，兄弟全都死在外乡。”李廷彦回答说：“您不必难过，这是写诗，我只图个对偶工整亲切。”有位客人在一边与他开玩笑说：“何不写作‘爱妾眠僧舍，娇妻宿道房’，还可以保全兄弟呢！”

故事中的那位长官读了《百韵诗》受了误导，相信了李廷彦的话，白白地浪费了感情，没有想到李廷彦只是为了“对偶亲切”，从李廷彦方面说，他还是个老实人，没有就坡下驴，默认了家中的“凶祸”，而就此求得一些同情与帮助。从上官那方面说，他也是个忠厚长者，性情敦厚之人。其实，他看到长达百韵的干谒诗，第一个念头就应该是其中一定有大量的水份，有大量的“虚比浮词”。这种百韵排律即使精于此道的杜甫、白居易、刘禹锡一生也未写几首，李廷彦有多大诗才？他要作足百韵诗，除首尾四句两对不需要对偶句外，还要凑足98对196句对偶，这真是要搜索枯肠、没话找话，自然会用许多不情之辞去充塞。其中最常见的是渲染不幸，它不仅有实际功效，从“艺术”上来说也是“欢愉之词难工，穷愁之词易好”。这是自古以来诗人们的共同认识。因此，李氏在“舍弃”了自己的兄弟之后，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上官”的关注。文学的社会效果达到了，可惜李氏没有充分利用它，这也许是古人的醇厚之处。从公关角度看，这首“诗”是成功的，因为它引起对方对自己的关注，并表示了同情；从文学角度看，由于作者的自我招供，则贻人以笑柄，被认为是假冒伪劣作品的典型，被批评家揪出来示众。平心而论，这类作品并非只此一篇。它们大多散布在许多诗人词人的作品集中，甚至被文学史家勾稽出来，作为研究他们生平家世的历史资料，到处被人们引用呢！

当然，夸大自己的痛苦、诉说自己的不幸只是投赠干谒诗的一种方法，其他方法还很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关键是引起对方的关注，这要出奇制胜，正如当今做广告，以引起大众注意为目的。哪怕这个“注意”是令人讪笑、讨厌、甚至痛恨也好，最怕的就是平淡无奇。前几年“统一面”刚在电视上做广告时，真是令人“惨不忍睹”（让一个京剧花脸在荧屏上翻跟斗），许多人表示讨厌，写信向电视台反映。后来策划人说你“不忍睹”也睹了，即使讨厌也记住了，这就是目的。写公关“诗”也是如此。唐代卢延让奔走豪门、投赠干谒数十年，如石沉大海，到老还是个白丁。于是他在投赠诗文中写了一些如“饿猫临鼠穴，馋犬舔鱼砧”之类的怪句。这些马上流行起来，被达官贵人们所哄传，被人推荐，当年考上进士。此后他对人说：“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晚唐李昌符也是久不登第，于是他下了一番调查研究的苦功，侦探得长安公卿权贵家中婢女仆人的隐私，写作《婢仆诗》五十首，马上传遍长安（这种手段与现今记者揭示歌星影星隐私以饷读者是一个路数，可见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气得那些婢仆“怪骂沸腾，尽要掴其面”。在这种沸沸扬扬的氛围中李昌符也中了进士。为什么不直接写公卿权贵隐私呢？那不是更有轰动效应吗？如果李昌符真的这样写了，那不是“尽要掴其面”的问题，而是要掉脑袋的，更不用说中进士了。李昌符是颇能掌握分寸的。他揭的是那些既能引起人们兴趣，而事主又对他无可奈何的“春娘”、“秋菊”、“春花”之类。她们永远是社会新闻的热点，但又没有惩治制造“热点”人物的能力。可见李昌符等人工于心计。古代没有报刊、广播，更无电影、电视，卢延让、李昌符们，尚能把自己推销给社会，引起高层人物的关注，他们的许多不拘一格的手段是值得公共关系专家们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