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类学是一些西方学者在新世纪伊始时提出来的概念。今天看来，这样一种关注的出现与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有关。它关注国家权力之外的力量对社会的管理的参与以及对国家政府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它也应当研究国家权力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即：国家权力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应对全球化影响下国家社会内所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和思想激荡。因为在难以捉摸的“当下”，国家的职能无论在种类上和倚重方面已经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无论有何改变，其核心都是权力的把持与运作。
关于权力
权力一直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经典社会学家对权力的关注承接了霍布士-洛克关于社会契约假设的传统，关心社会如何达成控制与和谐的问题。一般说来，权力指的是那种能令人服从的能力。布尔迪厄之所以把象征资本视为一种不具权力形式的权力，就是因为在追求“被认可”的背后所期待的是别人的尊敬与服从。但是，把权力仅限于此显然不行。如果权力仅为令人服从的能力，那么我们每个人在特定的时候都对某些人拥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还必须问，权力通过什么方式来令人服从？令人服从的方式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其本身就在言说着权力。在这一点上，国家与权力几无不同。韦伯式的国家定义抓住了国家之所以为国家之最实质性的要害，即：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强迫被治理者服从它的意志，尽管在现代国家里这种强迫性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因而，为所欲为的国家权力不符合现代文明。
在大部分当代文明社会里，权力的暴力实质隐藏得很深。公民教育其实也是权力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是权力实践之最重要领域。它是把统治者意志以合理的方式传送给社会的重要渠道。统编教科书无疑是权力在教育领域操演之最重要手段之一。所谓教科书都是按照一定的主导思想撰写的。在我国，历史教科书里展示和描述各种所谓的“历史性”事件，通过这些历史性事件的追因、归纳、推演来证明现在是过去的逻辑结果，从而证明所谓历史选择现行体制的“科学”论断。所以，所谓的历史性实际上是对客观历史过程与历史事实的主观裁断，历史因此而成为一个环环相扣因果相生的线性过程，连续性因此成为所有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关键之点。历史在此实际上阐述的是政权的正当性。正因为如此，所有的政权都把编写本国历史视为要务。对于那些威权、极权等专政体制的国家而言，国家历史编撰尤其重要，它们往往设有类似“族谱编修处”的机构，有组织地进行国史编撰，专门从事国史知识的生产。杜赞奇把通史这类东西称为“史志”，用大写的H来表明，这种叙事就是国家的谱牒，其意义在于民族认同的建构。
虽然以上提及的民族叙事最初可能仅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之所为，但是它很自然被权力所接受并被定于一尊。这就使大部分国家对自身的历史过程往往有较为统一的说法，使一些国家的“统编教材”或者“部颁”教材在社会人文科学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这种方式可能用“格式化”来形容更贴切些。思想被格式化对治理者来说，乃是最理想的状态。于是，“我们”取代了“我”，个体被淹没于整体之中。这倒也符合现代国家为便于治理而把民众化约为“人口”的做法。
权力还善于通过仪式性操演来自我赋权，以显示其存在之合法性。“我们”之所以能取代“我”，或者所谓“大我”之所以能取代“小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权力对仪式操弄的结果。仪式由一系列程式性行动所组成，其中的最重要之处便是参与者按行动步骤各司其职，整齐划一。仪式有助于参与者增强整体归属感和增进相互间的情感，而不在于他们的思想能否达成一致。由于威权或者极权政体国家无法或者不愿为公民提供强调民主、自由、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制度或者意识形态，以使其公民的国家认同有所固着与依托，因此，在治理术上，这类国家政府所能达到的只能是某种所谓缺乏共识的团结。如何能使公民产生对国家的忠诚感和认同感？那就是把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仪式化。信念虽然可以培养，但它毕竟是个人的想法，一个人的真实想法旁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在治理术的意义上，仪式自然比信念重要。通过共同参与做某件事，一起共享某种东西，某种程序，以激发某种共同的情感，这对于稳固政权或者政治组织远比成员间同质性的信念来得有效。仪式不仅是权力的展示和自我赋权的有效途径，也是权力维护自身稳定的一种方式。
关于稳定
任何国家都不愿社会处于无序与动乱当中，因此，维护稳定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从国家的观照点来看，稳定意味着既定的秩序能够得到维护，社会与政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正常运作以维持整体的动态平衡状态。因此，如果选择一个西方语言的词汇来精确表达这种状态，homeostasis最为合适。利奥塔指出，社会结构性的权力中心为homeostasis原则所驾驭，是为什么有时新的、重要的发现会被科学阶序无视多年，因为该发现可能危及原先人们所接受与认可的规范的稳定性。得注意的是，在涉及不稳定时，利奥塔用的是“去稳定”(destabilize)。所以，他的homeostasis是动感的，有着自我调节的意思，虽然他本人并不喜欢这种状态。因此，homeostasis存在的目的是稳定，或者说超然的稳定。这一概念可用于总结涂尔干和帕森斯的主要思想；对于理解曾经盛极一时的英国政治人类学的主要理念也有一通百通之良效。我们对国家提倡和极力想要维护的“稳定”应当建立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
这样的分析思路带有这样的意义指向，即国家实体的拟生物机体化，或者“身体化”。如此一来，保持动态平衡的稳定状态也就是保持着“健康”，即为权力中心所理解的“和谐”。此种“和谐”的要义在于各部分各司其职，步调一致，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不可同日而语。英文里的和谐与和声、和弦是同一个字，说明和谐必须是由差异与不同构成的，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应是“和而不同”。整齐划一不是和谐，正如齐唱与合唱截然不同。齐唱作为一种操演形式是军队所青睐的，我们所领悟的、承负着来自权力中心的信息的和谐就是如同齐唱和团体操式的声音一致、步调一致。维稳便是维护这种步调一致的稳定，如此也就可以套用homeostasis。
生物体都有一套防御系统以应付病原体的入侵。在人身上，这一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便是白血球。如果我们将整个国家比附为人体，那么便可以把维稳的林林总总考虑为保护肌体的白细胞。据说我国政府投入维稳的经费达6000多个亿。除了人们想得到的一些必须的要素外，我们很难想象，为了维护所谓的稳定还有哪些地方可打发如此庞大的经费？如同一些发达国家一样，监控摄像头在我国无处不在；对互联网进行管理，政府更是不余遗力。外来的互联网信息如同病毒或者细菌，会侵蚀机体，于是国家遂建立起庞大的网管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国家有效地监控公民的线上交流。此外，政府的“白血球”还包括庞大的城管保安大军。
显然，国家在张开双臂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并没有使自身的其他条件与之配套。许多地方政府在追求发展的同时，无视民众的各种诉求。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强拆仅仅是为了追求GDP的增长，因为增长的数字代表着地方官员的治理能力与业绩，而这是进一步向上升迁的必备条件。我们的国家目前则进入城市化的状态。有些地方在明知现有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的情况下，还继续在基础建设上加大投入，力求使发展的快车保持惯性。这样的发展侵蚀着我们子孙后代的权益，制造着贫富分化、东西部的差距、城乡之间差距和难以弥补的心理落差；使社会上弥漫着仇富、仇官的愤怒情绪。面对这种状况，政府孳生对民众的不信任，视民众为威胁稳定的因素，其结果便是国家应激反应过度，陷入维稳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一个社会能否稳定取决于制度因素。民主国家的政坛闹得再热闹，整个社会依然正常运转。而保证社会稳定的国家制度最低应当是遵从民意，治理者可以听见真正的来自百姓的声音。被治理者如果可以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自己也参与治理的感觉，不管事实上是否如此。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原先那些先贤们所奠立的民主制度已不再沉沐于美好的理想状态之中，它们早已成为国家治理术。换句话说，民主制度虽然已经不是理想中的样子，但被管理者至少还有选举、博弈，甚至参与决策的机会。中国社会走向真正的稳定必然要求在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有所作为。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