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的密切关系是大多数人拥有的信仰。现在这种信仰在中国找到了新的实验场。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会最终导致民主化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连接二者的变量是什么？前者导致后者的机制又是什么？新产生的企业家阶层会像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推动民主化的中坚力量吗？政府又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虽然现在对中国的政治前景给出肯定的回答还为时太早，但通过观察、分析改革在不同地区由于发展道路所导致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后果， 比较这些地区目前的具有指标性的政治实践，我们还是能够做出基本的预测。我国各地区之间巨大的差异和丰富多样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机会去从事这项研究。众所周知，从八十年代早期开始的市场化和权力下放的改革给各地区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机会， 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地方发展模式。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比较这些不同的模式和他们的社会政治结果而做出基本的结论。本研究的目的正是根据各地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分析梳理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为此，这项研究选择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发展模式作为比较案例。一个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苏南地区）。这种模式的典型特点是政府在这个地区早期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企业家角色， 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 是它的主要所有权形式；而在第二阶段，则经历了政府主导下的不公平的私有化。另一个模式是企业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人民或者说企业家是发展的主要动力，私有的企业产权和相对完全的市场化导向是它的主要特点。
让我首先简单地概述一下我的调查发现。在参考大量关于这两个地区的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我的研究简要地探讨了两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和这两个地区政府不同的政府能力如何决定了两地的发展道路。而不同的发展道路直接导致了两地人民同政府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和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导致权力的集中（或至少维持原来的权力关系），而温州地区民影企业的发展则迅速导致权力的分散。 这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决定了两个地区在乡镇企业转制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苏南地区采取了精英操控的、暗箱操作的私有化，而温州地区则采取了以相对透明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乡镇企业。
接下来我的研究分析了两种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经济平等和阶级结构。同传统理论预测相反的是，在温州由企业家和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中，由于机会大致均等，结果造就了更多的经济平等和相对均衡的阶级结构；而政府主导型的苏南模式则由于前期政府对机会的控制和后来不公平的私有化，反而产生了更多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
然后，我的研究用村级选举和地方商会、行业协会的实践作为例子，比较了两个地区的政治现实，并分析了阶级结构与政治实践的内在联系。意料之中的是，温州的相对均衡的阶级结构助长了精英竞争，从而产生了有利于基层民主的社会条件。这可以从竞争激烈的基层选举和富于生机的草根协会得到证实。而在苏南，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全能型的政府，和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联盟面对大众的局面。政府和地方精英操控基层选举和了无生机的官办协会就是证明。
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关于市场化、阶级结构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阶级结构是市场化和民主化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中介变量，它影响着阶级利益和阶级行为。虽然新生的企业家阶级有动机和一定的能力去推动政府改革，从而使这个阶级成为现阶段中国推动民主的潜在力量，但企业家在不同的阶级结构中以不同的方式追求他们的利益 。在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中（苏南），企业家们认识到他们同政府官员之间的共同利益，从而导致了精英联合（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在比较平等的阶级结构中（温州），企业家（经济精英）之间的竞争导致了 当地政治上竞争的出现。同时，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和群体利益，企业家们渐渐地开始组成各种各样的协会，这些协会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政府改革。简而言之，这个研究对假设的企业家在民主中所扮演的整齐划一(universal)的角色提出质疑。相反，它给出了权变的结论：市场化与民主的关系取决于市场化产生了什么样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
这个研究同时也发现政府能力对民主化的影响。政府的能力不仅直接影响民主化本身，而且，它还通过影响对地区发展模式的选择和阶级结构而对民主化产生间接影响。我的基本结论是：强政府不利于民主化。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权力和别的社会力量制约它，强政府将有控制和渗透(penetrate)社会的倾向。
以下是本文的顺序。首先，我简单讨论市场化和民主的概念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将重点讨论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它所带来的阶级结构，以及阶级结构如何影响政治状况。
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工作定义
市场化和市场建构不是简单的现象（例如：Fligstein 2001），它包含丰富的制度建构。这里，我所用的市场化的概念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众所周知，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为后来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国渐渐地从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而发展市场经济。
正如我们后来将要看到的，市场化改革只是提供了一个最初的刺激。由于各地不同的资源条件和经济遗产，在同样的国家政策下，却出现了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模式和后果。在苏南，地方和社区政府利用了发展机会；而在温州，人民/企业家则走到了经济发展舞台的中央。
同市场经济相比，对民主的定义则纷繁众多。如肯尼斯 伯伦所写：为民主下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定义是不可能的（Bollen，1990：7）。因此他建议，可行的策略是给出一个工作定义。很明显，中国仍是一个威权体制。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它不是民主。我们既没有分权体制，也没有多党派体制，没有由普选产生的政府。可是，不可否认，在过去的20年中，市场经济改革确实产生了可能影响中国政治前景的社会条件。这也正是为什么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研究。海外的许多学者都把各种协会、商会等作为市民社会的载体（例如：White et. al, 1996 ）。同时，在政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进步，其中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就是已存在十年以上的村级选举。在这项研究中，我以协会商会等经济社团和村级选举作为指标，来考察两个地方在政治实践上的差异。
我对民主的工作定义包括两个基本部分：有意义的参与和政治竞争。[1]正是通过有意义的参与 —— 让个人的意志得到体现和让人民的参与影响政府的产生——民主才得以实现。参与可以由投票率来衡量，或只是简单的用参与的性质来决定—— 比如区别积极主动的、有意义的参与和被动的、冷漠的参与。
竞争和它的副产品 —— 政治选择 ，是构成民主的第二关键要素。竞争在市场和政治领域有一定的共通性。正如熊彼特（Shumpter，1942） 所说，一个市场上如果有很多买主和卖主，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在政治领域，“竞争人民的选票”是竞争的主要特色。就选举来说，竞争意味着在选民对两个（或以上）候选人之间的真正选择，和候选人之间争取选民的竞选活动。
评价一个定义有效性的重要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能捕捉和区分社会实践。在这方面，我的工作定义完美地区分了两地企业协会和村级选举的实践。就企业协会来说，温州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由企业家组织和运做的、生机勃勃的草根组织（参看史晋川等编，2002），企业家之间为争取协会的领导权而展开竞争；而在苏南，绝大多数协会是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官方协会，而这些官方协会因为受政府控制、不能为企业家服务而被企业家们所冷落。而且，温州的各种协会渐渐地、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政府改革，而在苏南，他们只是摆设。
我对民主的定义也能有效地区分这两个地区的村级选举。在温州，选举竞争异常激烈，村民们被动员起来积极地参与；而在苏南，村级选举仍然被政府和地方精英控制着，村民们只是被动地参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冷漠，而不是热情。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政治实践呢？我的研究发现两地不同的社会条件是根本的原因。具体地说，不同的阶级结构（力量对比）、企业家不同的起源、和不同的政府能力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后果。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的关系的文献。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和民主
虽然许多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导致民主，但他们的逻辑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几乎所有的社会阶级在现存的文献中都被认定为民主的推动阶级。现代化理论家把中产阶级看作推动民主的动力；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是民主的推动者；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工人阶级是推动民主的阶级力量（比如， Rueschemeyer 等人的著作, 1992）.
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Lipset (1959) 运用定量方法，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民主有积极的关联，而中产阶级是民主的推动阶级。 他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带来信息和教育的扩张，都市化和中产阶级的壮大。这些发展理应带来民众对政治的兴趣和更多的宽容，而这也正是民主治理的行为基础。显而易见，这种解释受到了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在现代化理论中，社会、经济和政治是相互关联的系统，各个子系统靠共同的价值观来整合。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职业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分化也越来越大，价值观成为维系社会的关键因素。
但是，如许多理论学家所批评的(e.g., Rueschemeyer et al.,1992) ，重要的并不是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而关键是发展带来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变化，而这些变化才是影响民主的因素。我研究的经验证据也驳斥了Lipset的结论。我研究的两个地区都是当今中国的富裕地区，都见证了这二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这两个地区的政治状况截然不同。而且，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苏南比温州还要高一些。由此而引出的问题是：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导致民主，而是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如果经济发展把少数人的收益建立在大多数人付出代价的基础上，这样的发展只会对民主产生不利。.
同现代化理论不同，有些学者用历史比较方法来分辨出导致民主的阶级力量、社会条件和机制。 摩尔（Moore, 1967）影响广泛的著作《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是这一传统的开山之作。他的研究是根据对几个样本（国家）的深入透彻的分析，基于一个冲突的政治经济视角。在他的分析中，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关系被放到了中心的位置，认为社会中各社会群体（阶级）之间的冲突是导致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他强调社会条件、权力平衡、阶级和阶级的联盟等等因素如何使一个国家走向独特的道路。虽然他的结论复杂、精细，但简单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表达了他的基本结论。也就是说，根据摩尔的研究，资产阶级的强弱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选择近代民主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因袭历史比较研究的传统来分析对民主有利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力量。我认为，利益碰撞和社会冲突，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是推动民主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目前的主要阶级中，传统的工人阶级和新生的中产阶级由于以下的原因，可以首先从可能的名单中排除。中国的政治现实、它以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导向和它的压制性的劳工政策决定了工人阶级在我们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组成独立工会，从而扮演它的政治角色。 中国的其他的一些现实条件也使成立独立工会的组织难上加难，如极度过剩的劳动力供应、各地区巨大的差异，等等。就中产阶级来说，在当前中国70% 的人口仍然是农民时，中产阶级的力量仍然很小而不成熟。
相比之下，业以出现并逐渐壮大的企业家阶级则有一定的动机，同时也具备一定的能力来推动政府的改革和最终的民主化。从动机来说，这个阶级希望一个更有效率和理性运行的政府、法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防止政府的掠夺， 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最终导致民主化的改革，虽然民主化可能只是无意识和间接的结果。说到能力，这个阶级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在不断加强，这样使得他们同政府的对话能力和讨价还价的能力也越来越高。在二十多年前中国政府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当成首要任务之后，这个阶级就逐渐成为了当权者的宠儿，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他们有他们得到官方允许（有很多是官方组织的）协会和其他组织等作为平台来相互交流、联结，培育并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团结。所有这些都提高了他们作为“造王者”的潜力。.
但是，正如我的研究所发现的，并没有一成不变、普遍而同一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行为。而历史和阶级结构则是影响和决定阶级利益和阶级行为的关键因素。由于新兴的企业家阶级的起源、本质和力量在不同的历史路径和阶级结构中存在区别，他们的利益和阶级行为也出现了不同，从而影响到政治实践。在苏南，维持现有地位、同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是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在和行为特征，这样致使威权政治持续不朽。 但在温州，新生的企业家阶级则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积极地推动政府改革， 同时在基层政治中互相竞争，结果孕育了民主。
把历史和阶级结构带入分析框架
根据 C. Wright Mills（1959），只有当我们把事件置于社会结构和历史的结合点上，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它。对阶级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当我们考察企业家阶级的历史，并把它置于整个社会中，置于它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框架中，我们才能捕捉到它的利益和行为。也就是说，只有把企业家阶级具体化和情景化，才能理解它的政治利益和行为。.
虽然许多学者在讨论不同阶级和阶级联盟的力量对比时，或多或少地提到过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影响民主的可能性，但很少有人明确地讨论阶级结构的影响。 Lipset (1959)曾经指出社会分层结构影响民主的发展：拥有一个不断壮大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钻石型的分层结构是同民主发展相协调的；而拥有庞大的底部、拉长的金字塔结构则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但他并没有提出细节和令人折服的解释，我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阶级结构提供了不同的阶级相互互动的基本框架。每个阶级在这个结构中处于一定的位置，有自己的资源和筹码。 当他们同其他阶级互相互动时，尤其是与同它利益相敌对的阶级互动时，它的阶级特征和阶级意识就慢慢形成了。同时，由于阶级结构本身是个历史产物，阶级利益和阶级行为都不可避免的加上了历史烙印。简而言之，阶级利益和阶级行为是由结构和历史所决定的。
总的来说，阶级结构决定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在一个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中，精英们有强烈的利益诉求让从属阶级保留在原位。经济精英们会寻找政治帮助来保持社会的稳定、工人阶级的顺从并有效保护他们的财产。政治精英们也需要经济精英来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联盟就成了现实的选项。从可行性来说，两级分化的结构也为精英联盟提供了条件，因为少数几个精英更容易结合。.在一个相对平等的阶级结构中（钻石），精英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可能性。即使他们也企图保留他们的地位，但现实或来自其他阶级的挑战也让维持现状变得困难。由于有更多的资本家，因而要形成对付下层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很困难的。相反，精英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而互相竞争倒可能更容易些。简而言之，我们假设在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中会出现精英联盟，而在相对均衡的阶级结构中则会出现精英竞争 。这些假设在我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资源禀赋、政府能力和发展模式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和财政分权体制为不同地方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机会，这样在中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发展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是其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突出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苏南走了一条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而温州模式则代表了另一个极端，即通过发展民营经济而实现发展的道路。
Oi (1992)把苏南模式称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注重地方政府像控股公司运作的特色。其它一些学者则用“企业家型的政府”来描绘在苏南等地发生的现实 (Blecher, 1991)。我则用政府主导型发展来指这一模式，强调当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尽管文献中有大量的关于温州模式的研究（例如：袁恩桢, 1987; 张仁寿和李红, 1990; Nolan and Dong, 1990; Liu, 1992; Liu, 1992; Parris, 1993; Whiting, 2001），但并没有人提出一个广泛接受的术语来总结它的实践。实际上，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它是一条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我用术语“企业家推动的发展”来表述这一模式，因为这一术语强调了它的驱动力： 在温州的发展中，企业家（或人民）才是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而当地政府的贡献只是辅助或支持角色。许多中国学者甚至用“无为而治”来总结温州模式中政府的作用。
为什么在同样的国家政策下，这两个地区会采取如此不同的发展道路呢？据Susan Whiting (2001)和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导致两地差异的根本因素是资源条件和改革前经济条件的差异。苏南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地区，发达的农业为发展非农经济提供了剩余。再加上苏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上海等工业中心的辐射和支持，社队工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就得到了发展。70年代，苏南拥有全国最发达的社队企业。这些集体经济的积累就成为了苏南后来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相比之下，温州在改革开放前是一个贫穷地区，地处偏僻，远离工业中心，解放后国家投资少（因为是对台前线），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薄弱，因而不具备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 只能转而发展民营经济。我的研究发现，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当地政府的能力在决定最初的发展道路， 影响后来的阶级结构和两个地区的政治结构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政府能力同上述的资源条件和经济条件有密切关系，但二者还是有根本区别的。除了从社会汲取资源和控制资源的能力外，还有其它许多影响政府能力的因素。例如战争、革命和政治运动等。许多学者已经发现了影响政府能力的其他因素 (例如, Migdal, 1988)。 苏南和温州的地方政府由于其地理位置（离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对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历史遗产、和当地经济基础的不同，他们的能力也不同。苏南由于离政治中心近，并且对政治中心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因而从明清以来就受到政治中心的关注。 另一方面，由于苏南（如无锡等）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摇篮，因而在解放后成为一个在政治上需要特殊处理的地区。以前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人成了历次政治斗争的对象。从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等，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苏南都受到“特殊”的待遇，强大的政府因此建立起来了。正是因为苏南地方政府的强势，该地区成为全国最晚实行农村分田到户改革的地区之一，一直到1983年才全面实行，比大多数地区晚了3-4年。[2]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影响到改革开放后苏南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苏南有个强大的地方政府，他们既有资源又有能力来发展集体经济。而发展集体经济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能力。相反，温州在改革开放开始时恰好有一个薄弱的地方政府，他们既没有能力象苏南那样发展集体经济，同时又没有能力有效地阻挡当地人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冲动。 这些条件促使温州走上明显不同的发展道路，那就是发挥人民的力量来兴办企业、发展地方经济。
发展模式和阶级结构
由于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两个地区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 而不同的发展道路决定了机会结构的不同，在九十年代后期，他们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差异。我的研究不仅仅捕捉了两个地区不同的阶级结构形态，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产生不同阶级结构的机制。在我的研究中，阶级结构是由职业分布和每个职业相应的收入来衡量的。首先，我根据私有企业主和个体劳动者在不同地区总人口中的比例（这两种人，特别是第一种人，基本上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富人）来描画该地区全面的阶级结构分布，然后，我在每一个地区用一个村子为例，根据职业和所入的不同分布来详细地证明该地区的阶级阶层分布。结果表明，温州的富裕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要比苏南高得多。2000年，温州各种民营企业的总数达到了约4.7万家，个体工商户达到了约20万户（胡宏伟和吴晓波，2002）。再加上散布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温州人的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拥有自己的资产并且靠利润生活的富裕人群在温州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当可观。一个对温州非常了解的经济学家估计，温州可能有五分之一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事业。也就是说，温州出现了一个由比例很高的富人组成的、相对均衡的阶级结构。在苏南我们看到的则是两极分化，只有少数人属于处于社会顶层（精英），主要是那些由原来乡村企业的经营者转变而来的管理型资本家。大多数人，包括社区居民和原来乡镇企业的工人则处于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底层（群众）。两地群众的富裕程度和贫富分布可以从村民住房的状况看得一目了然。苏南村民的住房基本上是两到三层，每个村子里差别明显；而在温州的一些村子，村民的住房基本上是五到六层，且大多数家庭看上去都差不多。
导致苏南出现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主要有两个机制：早期政府对机会的垄断和后期不公平的私有化。在苏南发展的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垄断了建立工业企业的机会，不鼓励甚至禁止私营企业的发展。有些地方甚至强行把机器从从事私营经济的干部或党员家中搬走（新望，2002）。这样的政策妨碍了很多人在关键时期充分利用宝贵的发展机遇。客观地讲，这时期苏南的收入差别不大 (像社会主义时期)。 也正因为如此，苏南才可以自豪地说“社会主义在苏南”。但表面的平等并不能掩盖背后权力分配的倾斜。正如社会主义经济加强了国家极其代理人——行政官僚 (Bureaucrat) 和技术官僚 (Technocrat) (Djilas叫他们为新阶级。 参看Djilas, 1957)的权力一样（Moore, 1987），苏南的集体经济和政府主导型的发展加强了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的权力。这种倾斜的权力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90年代中期开始和不公平的和由少数精英操纵的企业改制。改制迅速地将原先不公平的机遇转变成不公平的财富分配，从而迅速导致了两极分化。在苏南的转制（私有化）中，几乎所有（或大多数）的原来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变成了新的企业所有人，而原来的乡镇企业的工人则变成了打工仔。在这一改制过程中，集体资产流失、逃避银行贷款普遍存在。在原来集体经济积累的基础上，资本家们一夜之间就产生了。这里需要解释的关键问题是私有化能否用另外一种方式进行。我的论点是这个地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改制， 绝对不是偶然的。相反，它是当地政治状况的产物。强大的政府和精英政治决定了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公平和少数精英操控的改制，改制只不过把原来不平等的权利分配转变成了不公平的财富分配而已。
相反，温州平等的阶级结构来源于它初期平等的机会结构。在温州发展的初期，市场导向使得人们有相对平等的致富机会，只要有经营才能和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发财致富。而且，广泛的模仿和传代效应使为数众多的人进入创业者行列。较低的进入障碍、财产权的广泛分布、和相互模仿使温州出现了一个相对平等的阶级结构。而且，平等的机会和广泛的市场竞争塑造了温州人民平等和公平竞争的理念。这样，对民主有利的社会条件就破土而出。同苏南相比，温州相对较弱的政府反而帮助造就了一个平等的阶级结构，因为它没有广泛出现政府利用权力控制发展机会而最后少数人获益的状况。
历史和阶级结构的政治影响
两个地区不同的发展模式决定了该地区企业家阶级成长的速度和本质，以及企业家阶级的力量，这些都塑造了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行为。在不同的阶级结构的框架中，企业家阶级发展出它不同的政治倾向。
在苏南，新的企业家阶级较弱，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历史较短，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它在过去依赖于政府。苏南企业家群体的主要组成成分是管理型企业家，即由原来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演变而来的企业家阶级。这个群体在过去是从属和依赖于政府的。作为以前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人和政府官员原属一个阵营，他们和干部之间存在流动。虽然乡镇企业的改制使得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分成两个群体，政府宣称要从“墙内”退到“墙外”（即由原来的对乡镇企业的直接管理转变为服务），两个群体之间传统的关系并不可能在短暂的未来迅速消失，特别是当两个群体还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时。
相比之下，温州快速成长的私营企业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温州的私营企业是在政府控制之外大量成长起来的。正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发展当地经济，特别是发展集体企业，才给私营企业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数量迅速增多，企业规模发展壮大，因而企业家阶级也随之成长壮大。这个 阶级的经济势力帮助他们逐渐获得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影响力。这样一个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有着巨大的潜力成为一种制约力量。事实上，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由企业家组织的商会和协会就说明这种潜力是完全可能变成现实的。平阳县和（苍南县）龙港镇企业家协会因为其巨大的影响力而被当地称为“第五套班子”（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之后），在与政府沟通和保护会员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两地新生的企业家阶级获得财富的途径也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苏南，转制资本家的个人财富建立于原来的集体积累的基础上。以社区居民和乡镇企业工人的利益为代价，再加之普遍的逃避银行债务，这些人迅速变成该地区的大资本家。这种极不公平的获得财富的手段成为这些转制资本家的原罪。转制资本家因此成为仇恨和嫉妒的对象，而不是羡慕的对象。在苏南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转制资本家有强烈的愿望保持他们的即得地位和利益， 而同政治精英结成联盟（同官员保持密切的关系），维持现有的威权政府就成了实现他们利益的最佳手段。
相反，温州自我致富的私营企业家们就没有这样的历史负担。他们靠抓住市场机遇和自己的努力而致富。在温州，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如南存辉等）往往成为人们羡慕和追求的对象， 整个社会对富人和财富的容忍程度也相对较高。这一事实使得企业家阶级更为自信。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民主，恰恰相反，他们可以民主化中获利。事实上，村级选举给企业家阶级赢得政治权力和社会承认创造了机会。温州的村级选举正是因为有大量富人的参与才变得非常激烈，在绝大多数村子，参选的候选人都是二十年来富裕起来的企业家。自我依赖的发展同样改变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由于人民和企业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政府的手里，他们不依靠政府来生活和致富，所以他们才敢于挑战政府，而政府也不得不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在与人民的博弈中达到一种平衡。在过去的20多年里，温州出现的许多新的现象正好反映了这种新的权力关系：第一例农民状告县政府的案子；第一次村民成功罢免村主任的事情；第一次农民状告政府“不作为”的案子；等等（胡宏伟和吴晓波，2002）。一位镇干部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同理，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除了由历史决定的两地企业家的阶级力量、本质、致富途径等不同而影响到这个阶级的利益和行为外，两地的阶级结构在影响企业家利益和行为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个地区阶级结构与政治状况的实证的相关关系是：温州相对均衡的阶级结构带来了基层民主的实践，而苏南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则与威权政治共存。这不仅仅得到了经典理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揭示了两个变量之间的机制联系。
经典理论家们基本有一个共识， 即平等是实现民主的关键条件，民主和阶级的极端不平等水火不容（如密尔）。民主只有在权力分配发生重大变化后才能真正扎根。平等对民主的重要性在这两个地区也同样显而易见，温州出现的草根民主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权利的分散和平等，而苏南持续的威权主义和精英政治则与权力的集中和社会的不平等如影随形。
阶级结构影响政治状况的实际机制是通过它对精英行为的影响和民众的态度来实现的。位于不同阶级结构中的精英，其利益和行为也表现出不同。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精英的竞争。少数大玩家可以坐下来协商，从而形成精英联盟。最极端的情况是寡头政治，虽然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森严的等级制。正如奥尔森所分析的，“特殊利益”小群体，或者说“既得利益者”，常常能自愿组织起来采取行动支持其共同利益，而大群体通常做不到这一点（曼瑟尔•奥尔森，1996：30，151）。苏南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营造了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少数大资本家同政府主要官员的精英联合，因为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都有共同的利益来保持现状。经济精英需要保持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而政治精英则希望保持他们的权威。为达到这一目的，双方都需要将民众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防止更多的人参与到当地政治中。这一特点使得苏南精英成为一种保守力量。这样可能的后果就是两个精英群体的保守联合。一些非常现实的需要也巩固了双方的联系。经济精英需要政治精英帮助他们提供好的经营环境、稳定社会秩序、对付外在和上边的掠夺等，而政治精英则需要经济精英帮助他们完成经济发展目标等(Wank 叫这种关系为共生的代理主义, 1995)。苏南在历史上形成的强大的干部考核机制仍然广泛存在并起重要作用，[3]这是政治精英需要同经济精英结盟的重要制度基础。在改制以后，苏南地方政府提出了“为企业服务”的口号，把服务企业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精英联盟和持续的威权政治解释了为什么苏南会出现政府和精英操控的村级选举和官办的、没有生机与活力的商会和协会。
苏南当地一般民众的态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们非常不满意不平等的机会结构，尤其是极其不公正的乡镇企业的改制，他们不满意目前苏南的政治现状。在目前的现状下，他们对事关自身利益的事情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定权。另一方面，他们的不满很难演变成为影响当前格局的实实在在的挑战。因此，我们看到的只是冷漠的大众。 他们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是有历史根源的。在长时期的强大的威权政府和精英政治支配下，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同时也应看到，苏南一直是中国的富裕地区，当地人们的生活，即使是一般民众的生活和其他地区相比相对富裕。社区政府也提供各种福利，这些福利即使在乡镇企业改制以后仍在继续，比如修路和修建其他基础设施、对农业进行补助，等等。这些基本事实解释了为什么苏南人民不会像其他内地人民那样出现抗争。
相反，温州相对均等的阶级结构带来不同的可能性和实践。为数众多而又地位相似的企业家们之间出现了联合和竞争的双重动力。面对强烈（有时是无序的）的市场竞争和不令人满意的政府环境（低效率和掠夺行为），企业家们有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联合起来一方面规范市场竞争，另一方面推动政府改革。这也正是温州出现各种不同协会、商会、企业家联合会等的实质背景。同时，著名企业家围绕协会领导权的竞争使得协会成为“民主的学校”。在此，企业家们通过竞选练习各种民主的本领如演讲、竞选等。 在中国众多的各种协会中，温州商业协会的功能同理论中所说的市民社会最为接近。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也卓有成效地塑造了当地政治。不论它是市场竞争的延伸还是本身具有利益的竞争，政治竞争已经出现在温州基层的政治舞台上。事实上，正是企业家之间的激烈竞争才导致了竞争异常激烈的村级选举。
一般民众在温州基本有两部分组成：当地居民和外来雇工。当超过百万温州人（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外出经商或务工的同时，大约也有同等数量的外来人口到温州来打工。这两个社会群体社会地位不同，表现也不同。由于相对开放的阶级结构，当地居民中精英同非精英的矛盾并不像苏南那样激烈。经济方面，大多数人有相对均等的机会致富；政治方面，当地居民是包含在政治过程中的，他们拥有选举权。他们成为当地精英在村庄选举时积极争取的对象，至少有被人关注的感觉。精英们以各种方式动员和拉拢他们，一般民众也以极高的热情参与当地的选举。
至于温州的外来打工者，他们在经济上被剥削，在政治上没有选举权（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有选举权）。因为中国特有的户口政策，他们仍不是当地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也不会成为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改变我的结论，那就是：精英之间的竞争和对民众的动员导致温州基层政治的竞争。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排除雇主和雇工（多数是外来打工仔）的矛盾冲突会影响温州未来政治格局的可能性。事实上，雇主和雇工之间的斗争已经 成为温州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
总而言之，在历史和结构的双重影响下，苏南的转制资本家和温州的私营企业家发展出了不同的利益和行为。这种不同的精英群体塑造了当地的政治走向。苏南的精英联盟趋向保持既得地位，这些可以从被操控的村级选举和政府组织的社团和协会中反映出来。被剥夺和支配的民众表现出被动和漠然。相反，精英竞争是温州出现基层民主实践的动力机制，这从村级选举和自发的商业协会可得到充分证明。当地民众也因为候选人之间的竞争而积极地参与政治。一句话，苏南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和精英联盟维持了威权主义，而温州相对均等的阶级结构和精英竞争催生了民主的萌芽。
政府能力和民主
Moore 和 Rueschemeyer 等人的研究都发现了政府能力和民主的关系。 Moore 曾指出，在西方，绝对皇权主义的存在是阻碍民主和多样化出现的条件。Rueschemeyer 等人的研究发现政府能力同民主有着很复杂的关系。对民主来说， 一个太强或太弱的政府都是不利的。一方面，政府需要一定的能力和自主性来确保法治的实施，避免成为利益集团控制的对象。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太强和过于自主，以致压制社会力量和无法被监督和制约。
我的研究发现，政府能力对发展模式的选择、阶级结构和民主化有着持久的影响。也就是说，政府能力不仅仅对民主化有直接的影响，它同样对发展模式和阶级结构又有间接的影响。
从我国的情况来说，一般情况是我们通常有一个极强的列宁主义的政党和强大的政府，而强大的政府阻碍了民主的发展。这一结论可以从我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在苏南，强政府变成基层民主的障碍，而在温州，相对较弱的政府给基层的民主实践和实现民众的民主意识和主动性创造了有利的机会。 以村级选举来说，苏南地方政府仍控制和主导选举过程，而在温州，当地政府正在赋予村民们（他们不得不这么做）更多的自主权。
逻辑非常简单。在法治不完善的情况下，只要条件允许，强政府就会倾向于干涉经济和社会。官员们出于自己和部门的利益会尽可能地巩固和扩张权利。对于新生的社会力量，政府趋向于将它们纳入现有体制中，而不愿他们成为独立的力量。这样，威权合作主义的实践就出现了。一个相对较弱的政府更愿意为市民社会的发展留下空间，容许社会力量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导致一个受到制约和均衡的权力结构出现，这样的条件无疑有利于民主。
引用文献
Blecher, Marc. 1991. “Development State, Entrepreneurial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t Reform in Xinji Municipality and Guanghan County,” in Gordon White ed.,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 NY: M. E. Sharpe.
Bollen, Kenneth A. 1990. “Political Democracy: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Trap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pring 1990.
Dahl, Robert. 1975. “Governments and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ed.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p. 115-74.
Fligstein, Neil. 2001.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 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in, Hehui and Yingyi Qian. 1998. “Public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 of Firm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3, No. 3：773-808.
Lipset, Seymour M.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Liu, Alan. 1992.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Asian Survey 32, No. 8: 696-711.
Liu, Ya-Ling. 1992.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China Quarterly 130: 293-316.
Migdal, Joel. 1988.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ills,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s and Peasant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 1987. Authority and Inequality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Oxford: Claredon Press.
Nolan, Peter and Dong Furen, eds. 1990. Market Forces in China: Competition and Small Business—the Wenzhou Debate. London, Zed Books.
Oi, Jean.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Oct. 1992): 99-126.
Parris, Kristen. 1993.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no. 134 (June 1993): 242-63.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umpeter, Joseph 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Wank, David. 1995. “Private Busines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Alliance in a Chinese C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 (January 1995), pp. 55-71.
White, Gordon, Jude Howell and Xiaoyuan Shang. 1996.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Clarredon Press.
Whiting, Susan. 2001.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胡宏伟，吴晓波，2002，《温州悬念》。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曼瑟尔·奥尔森，1995，《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编，2002，《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袁恩桢编，1987，《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仁寿，李红，1990，《温州模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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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定义受到了 Robert Dahl (1975)的启发。
[2] Jin 和Qian （１９９８）用１９８３年时没有采用大包干家庭责任制的农户比例来测量社区政府的政治力量（political strength）。基于这种测量，苏南社区政府的能力是非常高的。
[3] 据作者对许多地方的研究和观察，苏南的干部评估机制是最强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