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转型分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指导，要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所代表的“市场经济范式”教条。伴随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化和中国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兴起，中国经济转型分析的基本框架应该坚持转型目标明确、制度约束刚性、改革形式开放、以及阶段性推进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范式，基本框架

回顾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还是西方国家开出的转轨药方“华盛顿共识”、渐进-制度观点、“后华盛顿共识”等理论观点；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认识基本上建立在三大理论基础之上。这三大理论基础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三大理论基础基本上代表了现代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理论所有可能的理论认识；其中西方经济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就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而言，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前者的经典代表就是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后者的现代代表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三大理论范式的根本差别主要不在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而在社会制度上，由此而形成的信念差异显著地反映在对市场运行机制和经济制度的一般认识上。不存在超越社会制度信念的市场经济信念，后者总是带有前者的烙印，加深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科学认识。无论从市场经济的理论范式、还是市场经济的真实进程来看，市场机制、国家干预、混合经济、福利社会基本上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共识。与此相适应，市场经济在制度安排上存在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前者涉及市场和国家的界限、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以及社会制度；后者则涉及社会的心理、行为、习惯、道德和观念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全面的经济体系。市场运行机制是其中的核心框架，涉及到效率、公平和稳定三个基本要素，市场运行机制体制内力量的自发演进和体制外因素的改革发展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最基本的动力。根据市场机制的运行特点，相机抉择地安排好经济体制因素是关键环节。市场经济的体制安排必须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理性建构和自发演进是市场经济发生作用的基本形式；但体现社会制度的一般要求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和方向。把社会共同的理想认识和市场运行机制的发展趋势相结合，既不盲目迷信市场万能，又不过分依赖人类理性建构的能力，看待中国经济转型中的许多问题就能够更加中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理论指导思想，要保证中国的经济转型不重蹈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覆辙，不但要对不同理论范式形成细致明确的认识，形成中国的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1]；而且要始终坚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中国经济转型分析的基本框架。这个基本框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转型目标明确

就三大市场经济理论范式的比较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实践道路而言，不与社会制度联系就不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把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制度，还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与社会制度相互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在转型经济问题研究上必须首先澄清的一个理论问题。如果把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制度，那就真正是激进道路和渐进转型殊途同归了；但如果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与社会制度相互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中国经济转型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创造性发展过程。因此，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明确的转型目标，并不存在模糊或者没有最终阶段的发展趋势。尤其伴随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确立，中国经济转型应该承认已经跨越了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不可兼容论的鸿沟。与苏联、东欧转轨国家把市场经济作为转型目标的显著区别，就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在阶段性发展和探索的基础上确立了明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目标。这在经济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个目标模式的确立，首先就要破除西方经济学理论所代表的“市场经济范式”教条。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范式、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都是把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作为研究主题。对这些理论范式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但必须加以改造和鉴别。其次，要辩证看待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现实所产生的“示范效应”。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既有工业化革命领先的技术机遇，也与其长期国际殖民贸易掠夺的历史有关，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全球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普遍的繁荣和富裕，世界富国仍然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历史地看待中国经济转型的成绩和不足，有助于坚持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和自主精神的发挥。最后，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研究的一个突出主题，就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理论内涵和体制特征。离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明确的转型目标，中国的经济转型就必然陷入混乱和崩溃的状态。

二、制度约束刚性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只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一个层次性问题；中国经济转型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层次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制度创新必然涉及宪法架构以及政治领域的改革，1999年的修宪和不断深化的政府改革都是制度创新的典型事件。国际著名学者安德列斯•皮克尔在《跳向市场经济：从民主德国的经验评经济改革的激进战略》一文中指出：“‘宪法政治’与‘正常政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关于社会秩序、社会契约及制度形式的框架，后者是关于在这一框架下受利益和其它选择支配的方向。自由和公平选举属于宪法政治，钢铁工业私有化属于正常政治，激进者努力把市场经济的体制观挤进宪法政治的范围，因此，他们认为速度论、全面论和同时性这些与制度有关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2]可以说，皮克尔所提出的转型经济中“正常政治”基本上属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宪法政治”则属于社会制度创新的问题；上述问题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同样是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但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条成功经验或者说伴随中国经济转型不断强化的制度约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社会契约及制度形式的框架，即“宪法政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可以说，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宪法政治”制度约束呈现刚性的过程。这样才保证了转型过程社会制度坚持和创新的统一，离开了社会制度约束刚性，激进者所谓的转型速度论、全面论和同时性必然将中国的经济转型引导到歧途上去。皮克尔还较早提出了改革合法性问题，认为“激进战略的成功有赖于政府实行根本改革的合法性。”苏联的转轨道路生动地说明了这个结论，当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妄图通过人民授权的所谓现代西方政治合法性道路实现社会制度的转型时，事实上就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丧失了政治合法性，根本不具备继续领导苏联实行根本改革的可能。因此，才有叶利钦振臂一呼，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基于政权获得合法性的证明和政权保持，叶利钦经济改革的最优选择就是坚定不移地走激进改革的道路。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按照S.M.李普塞特的解释，“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能力”[3]。让•马克•夸克认为，合法性“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概言之，合法性是民众对既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合法性问题的中国语境就是“天下，天下人的天下”，或如孙中山先生指出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研究中，往往关注于经济体制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忽略了与转型相联系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培育、特别是政权合法性的制度建设和合理转型。转轨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证明，经济转型绝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理性设计，更重要地是来自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支持。忽略转型过程中群众利益和愿望的充分表达，表面上能够推进改革的不断前进，但事实上却是在耗尽改革者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因此，转型成功的核心就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社会制度相联系的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稳定转型。没有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稳定转型，就谈不上经济转型的成功，而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稳定转型主要源自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制度刚性不断增强。

三、改革形式开放

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从简单商品经济和初级市场的培育，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达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市场经济 运行机制内生力量自发演进和社会制度因素的束缚与规范相辅相成，不但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进步，也加速了市场经济理论范式的成熟和繁荣。虽然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在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都存在显著的差异，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则是一个无止境的发展过程。首先，市场运行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框架，可以作不同层次的理解但具有共同的真理内核和运行规律；经济转型就是要把市场运行机制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运行框架，说到底也就是要让价格机制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机器和经济信息传递的手段，与此相关的市场体系建设的核心就是要鼓励和开放一切形式的改革探索。从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来看，市场体系的演进是市场运行机制不断发育的主要载体，放松市场管制培育市场机制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个领域。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受阻的重要原因就是封建制度割断了作为市场体系演进龙头的金融市场升级。中国经济转型虽然基本架构起了市场运行机制，但市场运行机制的演进是不断和自发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方面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采取开放的改革形式和大胆创新。尤其要在以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市场体系高端市场的转型中，体现管制和创新的灵活博弈的新体制。其次，市场机制、国家干预、混合经济、福利社会基本上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共识；以效率、公平和稳定为基准在考虑社会制度的创新方面，也要有开放的态度和大胆的创新，实现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在创新中的沿承和转型，实现与此联系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道德和观念等社会整体进步。实现现代社会主义制度在市场机制、国家干预、混合经济和福利社会制度建构上的有机统一。

四、阶段性推进

经济发展的显著规律就是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生产率、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主导产业和增长方式。革命和改良都不能超越经济发展的具体阶段，只能加速或者延缓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工业革命和知识经济等所标明的是大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工业革命和知识经济内在地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在落后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因为列强侵略又出现了现代化进程的中断。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史专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ison）估算，1820年中国的GDP是以1992.12亿美元雄踞世界之最，占世界GDP总量的28.7%。人口在1794年即已达到约3.13亿，占世界9亿人口的1／3，是世界上名副其实最富的国家[4]。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2004年美国人均GDP是37610美元，中国人均GDP只有1100美元，差距约34倍。这就注定了发展的阶段性差距和以增长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的永恒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转型也是寻求经济发展效率的必然结果。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指出：“增长是经济渐进地、有效率地吸收新技术的结果。或者，如库兹涅茨所述：‘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源于现代科学的有用知识存量的不断增加以及随现代意识形态的兴起，社会演进制度的能力不断增强，允许更多地开发由知识存量的增加所提供的增长潜力。’”[5]中国的经济转型正是以这样的经济使命为背景，甚至中国经济转型可以看作是实现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制度建构。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中就必须注意经济转型中市场运行机制的建立、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体系制度的创新以及社会制度的创新，还必须尊重和结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学会运用阶段性推进的策略来解决转型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这样就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世界经济的真实进程和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就与差距，通过阶段性调整解决转型过程中的不足和问题，稳步地把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使命和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发展相融合，最终形成成功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

参考文献：

[1] 张建君：《改革、转轨和转型——基于转型经济学的划分》，《经济学消息报》2006年10月27日

[2] 参见李兴耕等主编：《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3] S.M.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4] 参阅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5]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作者：张建君（1969-），男，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品园4#124室[北京 100872]，电话：010-62516474，13141202236；E-mail:zjjism@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