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这个有点含糊的题目，我建议先谈点中日战争最初两年的事并简略解释一般情势，然后再依照国际情势来考虑远东冲突的未来。

去年我曾在七月四日那一个星期来到密歇根大学，七月七日我应中国同学会之邀在战争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那时节我说中日战争的第一年可用三句话加以总括起来：

（一）中国抗战的力量远超过吾人所预料的。

（二）日本的弱点远超过世界各国所想像的。

（三）国际对中国的援助远超过我们多数人所敢期望的。 (1)

过了十三个月，我重临贵校，日本进行其侵略战争已达二十六个月之久，而今和平尚未在望，这时我仍然可以用以上的三句话来描写现阶段的中日战争。

首先，战争经过两年后，中国的士气和一样坚决高昂的抗战决心是前所未有的。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失去了汉口和广州。因此中国第一次给切断了一切海上重要的通道。我们的敌人以为中国已经被击败了，公开和私底下均曾建议和谈，要中国在骄横敌人的枪炮下接受命令式的和平。中国以一年坚强的继续抗战作为答复。今年四五月间从长城到珠江，中国军队在各战线发动一连串的反攻。根据中立国观察家保守的估计，日军每天的损失八百至一千人，大会战的损失还不计算在内。等于说平均每年损失三十至三十六万人之谱！

中国人渐渐适应于新情势。我们不但成功地建造后门的交通与通讯的临时路线，而且也建造了新的和永久的铁路线。更有进者，我们正尽力开发华西和西南部，开采煤、金、钨、锑、锡的数量比从前更多，我们在大后方也建立了新工业。这个大后方将成为我们长期抗战的根据地。

我又可以预料即将来临的第三年中国抗战的力量将增加不少。

我的第二句话是日本在两年侵略战争中暴露了一切的弱点。

我不谈论外国军事专家低估日本军事力量的评价，也不想强调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和各地毒害沦陷区民众中所表现道德沦丧的事。也不强调日本表现在缺乏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八年政治动荡不安与两年战争间未能产生全国领导力量的政治与学识的弱点。

我仅想以统计数字指出日本基本的经济弱点。据估计日本在这两年来所花费的战费等于甲午战争（1894～95）、日俄战争（1904～05）和满洲侵略（1931～现在）战费总计的四倍，这三次战争日本共耗费卅一亿九千三百万日圆，但是中日新战争（1937～39）为一百四十亿日圆。

再看看日本包括战费在内的预算比以前激进增加：

一九三一年 十四亿七千六百万日圆（百分之百）

一九三七年 五十四亿三千六百万日圆（百分之三百七十）

一九三八年 八十三亿九千三百万日圆（百分之五百七十）

一九三九年～四零年 一零二亿九千四百万日圆（百分之七百）

从这些预算来看日本在现在战争中所耗费的战费：

一九三七年 廿五亿六千四百万日圆

一九三八年 五十五亿二千六百万日圆

一九三九～四零年 六十六亿日圆（估计）——三年总计一百四十六亿九千万日圆。

为应付浩大战费，日政府求助于通货膨胀的政策。且纸币发行额如下：

一九三七年 卅三亿日圆

一九三八年 五十四亿日圆

一九三九年～四零年 七十五亿日圆（估计）

这是远超过日本债券市场所能吸收的限度，到一九三八年末，已经有三十一亿六千万日圆的新公债还留在各银行里无法售出。

更有进者，日本为购买战争物资使进口远超出口的数额，入超的款额须以黄金偿付，结果日本黄金储存量大为减少。

一九三七年售予美国的日本黄金为二亿四千六百四十万六千美元，一九三八年为一亿六千八百七十三万九千六百四十三美元。甚至日本作家都承认日本黄金准备金已减到一亿六千万美元而已。可是中立国观察家相信日本的黄金储存量实际上已经完全耗尽。其每年开采的黄金数量是不必重视的。［据张伯伦（William H.Chamberlin）估计为每月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日圆，其他人估计为每月仅二百万美元。］

日本因为缺少石油、铁、铜、铅、镍和橡胶，所以必须大量进口。因此入超与黄金储量之枯竭造成一个严重的情况，而战争的结束仍尚未在望。

这是日本一大悲剧。一个伟大的国家轻易地抛弃了六十年来光辉灿烂的成就来从事一个大规模的自杀愚行。全世界看到了日本的大弱点，那就是无法控制其军事机构，甚至冒着毁灭自己的危险。

我的第三句话是在过去两年间中国获得了超过我们一些人所期望的援助。

当然，中国有些乐观主义者曾对外援寄予奢望。他们对于两年来中国需独立作战而其友邦却未能挺身出来支持我方而感到失望。但是我们这些了解国际情势的人，了解爱好和平国家厌恶战争的心理，从不怀着中国从其友邦获得军事或财政、或物资援助的大奢望。

可是由于中国抗战立场纯正而日本侵略意图之可憎，使各个友邦心甘情愿地尽量给予我们一切的援助。中国如果没有英、法、俄、美等国的援助，确实是不能在战争中有那么好的表现。

最靠近我们，最不怕日本军事力量，在中国境内最没有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是苏俄，当然苏俄对中国的援助是最不必忌惮什么的。其援助最大的地方有二：一，沿着满蒙边界集结大军牵制了日本驻北满和内蒙古三十多万训练精良武器锐利的军队；二，以贷款方式运来卖给中国大量武器弹药，并包括大量的作战飞机、大炮和石油。苏俄也是以大量财政与军事援助给予中国的第一个国家。

英法在中国大量的权益，时刻都面临着日本的威胁，从一九三五年以来英法两国在欧洲有事，无法兼顾远东。可是虽然有了这些大困难，英法在这两年来仍然是很慷慨的援助中国。十五个月来英国殖民地香港是中国武器弹药的大输运站，尤其是广州沦陷后香港地位更是重要。法属安南通广西的桂越铁路和英国帮助筑成的滇缅路等都是中国对外的交通要道。英国对中国货币之安定也曾给予很大的帮助。

美国当然是我们国家的人民所最期望向之获取精神与多数物资援助的国家。我们在这一方面并不失望。如众所周知的，你们的财政部根据银元购物法案的规定购买了我们全国大量的银元，这件事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还有美国进出口银行于去年十二月给予中国贸易公司一笔美金两千五百万元的贷款。这笔贷款间接的使中国建立信用而因之获得其他国家美金五千万元的贷款。美国这笔两千五百万元的贷款援助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尤其是贷款时正当我们失去广州，士气低落之时，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数目虽然不大，但是那笔贷款大大的鼓起了中国的民心士气，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困苦艰难之时，朋友们并没有抛弃他们。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政府给予中国以同样鼓励的作用，那一天美国通知日本废除一九一一年签定的商业与航运的条约。那时候正当英国在东京向日本让步之时，中国正在疑惑究竟会从那个让步受到多少损害与困难，而美国政府的行动使我们获得精神的鼓励，和士气的提高。

所以我说中国获得比所敢期望的更多的外援，我也说如果没有这些外援，中国确实无法能够有那么大的战绩。这些话并非过甚其辞。

上面所述的为中日战争过去二十五个月的简略报告。

那么将来的情况呢？

考虑到中国战争的前途时，我们绝不可存有日本军方突然醒悟或者人民发起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战争的前瞻只有两个方向：

（一）假如国际情况没有重大改变，这个战争会长期地延续下去直到日本被经济的困难所逼而接受一种“朴斯茅斯的和平”，那就是没有胜利的和平。

（二）但是假如国际情势发生激烈的变化，假如日本变成为轴心国之一员，又假如太平洋大战发生，则中日战争成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无法单独结束。

第一个可能性是不难想像的。假如没有激烈的变化，假如欧洲和太平洋没有发生大战，假如没有第三国卷入此战争中，中国唯一的路就是继续打下去，再打两年、三年、五年，一直到日本为经济的压力所拖垮。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休战时，德军还占有比利时和法国的大部分土地，但是德国是被打败了。

假如爱好和平而目前正供应日本铁、石油、铜、镍、棉花与其他物资的国家能够有效的实施对日禁运的话，日本会更迅速崩溃下来的。日本处在今日经济的困难中，只要用外力加强对日的压力，将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日本并不希望一个长期战争，他们所希望的是迅速征服中国。他们希望促成国际情况的突变，使国际情况不再有利于中国的抗战，而迅速结束战争。

日本知道无法能阻止苏俄援助中国，而日本至少目前尚未公开注意到美国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日本把战争长期延续下去的责任归咎于英国，一年多以来日本军方发动强烈的反英运动，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日军开始封锁天津的英法租界，这时日军对英国侮辱的话使英首相张伯伦大为冒火。虽然英日终于达成天津租界的协议，可是在日本本国和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沦陷区的反英运动仍有增无减。日本想用武力威胁逼英国屈服，因为他们知道英国在欧洲有事，故对亚洲将无法兼顾，而且英国在中国的很多生命和财产需加保护。所以英国人不敢冒触怒日本之险。

所有读到八月四日张伯伦演说的人都会同情英国今日处境的困难。张伯伦在演说时详述日本军方所善加利用的英国背景。

结果国际情势不但不利日本，而且敌视日本，美国已通知日本政府关于六个月后废除“美日商约”。英国下议院也在讨论废除“英日商约”。甚至爱好和平的张伯伦都公开警告日本说“在某种情况之下”英国“会认为有派舰队前往的必要”。

日本军封锁天津租界不久，美国销路很广的几个报纸突然改变其平常孤立主义的论调，而公开主张英美海军联合封锁日本的意见，这是很具有意义的事。

日本逼英国屈膝的事会成功吗？日本会冒着西太平洋大战的危险不断施行其敲诈的行为吗？日本会和欧洲侵略者合作共同发起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吗？

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只能说中日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事件乃是世界大战后世界新秩序寿终正寝的开端。也清楚的看到后来德、意、日对衣索比亚、西班牙、中国、奥地利、捷克和阿尔巴尼亚的侵略行为乃是国际混乱状态一般现象的自然发展。我们现在清楚的看到花费了两千亿美元八百五十万条生命所造成的战后新秩序是经不起满洲、衣索比亚和西班牙等事例严酷的试验的，而现在这个新秩序业已寿终正寝。因此各国需要本身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渐渐来临。

罗斯福总统两年前在芝加哥发表有名的演说，那篇演说辞在今日或许比当时更易了解。今日听来，似乎是篇预言：

世界不法行为的流行症正在蔓延中。

一个身体上的流行症蔓延时，社会赞成和参加防疫和隔离病人运动以保护社会人士的健康，并防止疫病的蔓延。

假如我们要有一个大家可以自由呼吸和毫无恐惧和亲睦相处的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同心协力支持和平可得安全保障的法律和原则。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同心协力反对那些毁坏条约的人，反对那些不顾人道，正在制造国际混乱和不安定的人，仅靠孤立和中立是无法阻止他们的。

要维护和平，必须要有积极的作为。

今日世界的问题还是罗斯福总统两年前所清楚看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开始就不仅仅是中日的问题，那一直都是“积极维护和平的作为”和“防疫隔离”国际混乱状态的问题。

所以今日要提出的题目是政治手腕是否可阻止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并以有效的方法但不诉之武力来重建正在摇摇欲坠的世界秩序吗？或者是否人类必须再经过一次血和炮火的洗礼后才能带来某种国际新秩序吗？

（本文为1939年8月10日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州安纳伯远东事务研究院的英文演讲，郭博信中译文收入胡颂平编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