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经济和谐发展是推进和谐社会的基本建设。事实证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经济的内在要求，违背这个规律就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结构失调，现今我国社会经济中之所以还在不断形成结构性矛盾就是因为否定了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
（一）
我国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问题由来已久。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特点是“经济大起大落的大跃进，社会绝对贫穷的相对和谐”。
期间，50年代的超高速发展后即是“三年困难时期”，接着就是三年调整时期的超高速增长，随即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三年停滞时期；又进入70年代前期的稳步发展，至70年代中期因天灾人祸几乎停滞增长，到70年代后期又开始了急躁冒进的“洋跃进”超高速增长。
1950年至198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9.4％，从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世界先进的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纯朴高尚的社会风貌。
但是，与经济增长共生的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非生产性产业萎缩，人民生活水平停滞，社会经济效率下滑。
正因如此，邓小平开创了改革发展的时代。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特点是“经济大起大落的大发展，社会相对富裕的绝对矛盾”。
期间，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的“调整、整顿、改革、提高”，实现了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随即进入80年代中期的超高速增长，而后就开始了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的“治理整顿”；90年代前期又出现了超高速的经济过热，到90年代后期通过实施软着陆进入正常发展。
自1980年至今，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在9％以上，从而实现了总量翻两番，进入了小康社会，人称经济奇迹。
但是，与经济奇迹共存的是大量的发展悖论：
我们以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村成为希望的田野为目的，开展了农村改革，结果却是农民、农村愈来愈相对贫困和落后；
我们以搞活国有企业为目的，进行了城市改革，结果却出现了国有企业大面积的亏损破产和改制；
我们以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为目的实行对外开放，结果引进的却是以初级技术和管理为主；
我们以精简人员为目的，进行了机构改革，结果却是出现了机关人员的恶性膨胀；
我们以“科教兴国”为战略，结果科技竞争力在世界排位却呈现出下滑的趋势；
我们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结果却是呈现出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趋势；
我们以“两手都要硬”为方针，结果却是社会犯罪层出不穷；
……
毫无疑问，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和社会发展的矛盾重重迟滞了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进程。
建设和谐社会就是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中，既要保持经济的跃进式大发展，又必须同时减小乃至消除其中的波动；既要追求社会的绝对富裕，又必须同时弱化乃至消除其中的矛盾。
所以，建设和谐社会不是静态的改变而是动态的发展，必须首先找出以往社会发展中比例失衡的根源。
（二）
追求发展的高速度，速度压倒一切，违背社会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导致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是经济增长处于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的循环中的根源。
中国尽管“一穷二白”，可却是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第一、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自然也就必然会被发达国家和其他大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
因此，我们曾长期处于被封锁之中，至少是在毛泽东时代也就不存在利用先进技术的优势和被国际经济格局变化所左右的问题。
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长之所以呈现出经济大起大落的跃进式大发展，既不是由私有制的经济危机，也不是由所谓的经济周期所决定，而是由计划经济所决定的。
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虽然具有消除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自发经济危机的可能，但同时也形成了自觉经济危机的可能。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是由于个体经济的市场盲目性与社会经济内在计划性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形成经济危机。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是由于计划脱离实际的错误导致经济失衡，形成经济危机。
从理论上说，市场经济的自发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计划经济的自觉危机是可以消除的。
从实际上看，计划经济的自觉危机也是在所难免的。原因有二：
其一、人类进化在达到理想境界之前，不可能实现主观与客观万无一失的统一。“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846页）
其二、“如果能够对长期计划人员和参与制定计划的理论经济学家进行精神分析检测，也许会发现一种特殊的计划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他们似乎有两个彼此冲突的灵魂。
灵魂一是‘和谐灵魂’。……
灵魂二是‘增长率灵魂”。（亚诺什•科尔内：《突进与和谐的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2月，第12页）
“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名言，道出了竞争世界的发展真谛。在全球竞争的时代，落后国家的发展必定是以实现生产力赶超为主导，“增长率灵魂”必然战胜“和谐灵魂”。
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对“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发展的关键首要的是从无到有、是数量和速度，然后才能从有到优、从数量到质量、从速度到效益。
高增长率必须以高投资率支持。超额投资的来源，一是牺牲消费水平的增长、二是推迟乃至牺牲当时非必须的建设、三是得到充足的外来援助。
少数地区和国家由于得到了充足的外援支撑起了持续的高增长率。“亚洲四小：南朝鲜、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地区，近二十年来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而发达国家的来料加工对它们的高速增长无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姜洪：《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11月，第53页）
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外援是不充足的；对于处于封锁中的国家来说，外援是不存在的。这样，被推迟和牺牲的当时非必须的建设的后遗症就会在一定时间后发作，形成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阻碍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中的大起大落波动。
正如邓小平所总结：
“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调整一下，再前进。”
“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68和376页）
所以，导致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大起大落的根源。
（三）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发展主题。毛泽东时代形成绝对贫困的和谐，邓小平时代出现相对富裕的矛盾，是因为不同的时代发展主体引起了发展重点的不同，导致社会经济不同的结构失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后，开始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东西对立的“冷战”时期，世界列强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形成了第三世界。中国面临的是国内“一穷二白”的基础、百废待兴的战争废墟、人口众多劳力紧缺的压力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和颠覆。
毛泽东时代，国际社会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国内社会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时代，是巩固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完成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实现工业基础化的创业时代。
这就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是以强国为第一要务，不仅以工业为主导、实现从无到有的零的突破，而且生产资料和军事工业优先增长。
这就必然要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推迟乃至牺牲农业、轻工业和非生产性产业的发展。
为此，国家从主观上就必须将主要社会活动纳入计划管理，不仅控制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低速提高，而且控制着劳力的流动和资源要素的投向，束缚个体、压抑个性、限制私欲。
同时，不仅由于经济落后规模小，而且以生产资料产业为主导，钢铁、煤炭、水泥、发电、……，目标单纯明确，计划简单易行，又从客观上提供了计划经济的可能。
这样，就形成了：
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与人民收入停滞，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与生活资料发展落后，工业的高速增长与质量差、消耗大，工农产品“剪刀差”与城市高福利的四个结构性矛盾；
另方面强调长期利益、国家利益、全局观念、大局意识 ，“我是革命的一块砖”，“愿做革命的螺丝钉”的集体主义思想，导致了所谓知识分子受迫害的思想“一花独放”和社会路不拾遗的和睦和谐。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和世界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变化之中，这必然要求相应的政策和策略的变化。
从当时的国际社会看，出现了三个战略性的变化，形成了“和平与发展” 的时代主题：
其一，苏联在全球争霸中发起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侵占阿富汗、进驻金兰湾，迫使美国不得不谋求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中国也就打破了敌对势力的孤立和封锁，走向世界。
其二，世界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生产力进入了质变的革命阶段，发达国家工业结构全面升级换代，向外淘汰转移初级产业，经济呈现出全球加速增长的趋势。
其三、在美国的扶植下，不仅西欧各国已经复兴成为独立力量，而且日本和东盟国家经济扶摇直上，开始与美国摩擦；不结盟运动如火如荼，世界呈现多极趋势。
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有三个战略性的变化：
一是，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半文盲为主转变成以中学文化为主、从少儿社会成长为青年社会，劳动力由半文盲化和短缺转变成知识化和过剩。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和城市劳力多经济规模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下跌，冲击着原有的体制。
二是，国家以城市为基地完成了基本工业的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不仅以往被数量和速度问题所抑制的质量和效益问题开始上升、资源和生态压力突出，而且工业规模超出了社会管理能力，导致计划经济的效率下降。
三是，冷战的“窗口经济”发生作用。“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5页）
社会劳动力过剩和工业规模超出计划经济能力导致原有体制效率下降和社会资金供求矛盾突出的双重压迫，决定了必须放松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广开就业门路、搞活经济，这就必须发展商品经济，解放个体、张扬个性。
冷战“窗口经济”的作用，决定了必须将发展战略从强国为主转变为以富民为主，社会发展从以生产资料主导为主导转变为以消费资料生产为主导，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为发展的重点。以生活资料为主导，衣食住行、品种繁多、各有所好，计划经济难行，只能交由市场经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四）
“我们真正干起来是一九八○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一九八四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6页）
1984年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分解点。此前，是计划经济为主；此后，是计划与市场的共同作用。
到这一年，中国社会发展达到了空前和谐的状态。经过70年代末以来的“调整、整顿、改革、提高”，农业持续丰收增收、基础工业持续高速增长、加工工业合理增长，经济结构趋于优化，人民收入普遍增长、城乡差别日渐缩小，国家财政实力上升。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以愉快和自豪的口吻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形势很好，不只是一年好，而是连续几年好，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前景，已经开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1984年的良好基础上，至1988年，“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6页）
1984年，从下半年开始简政放权、价格双轨制和工资改革，出现了加工业超常增长，信贷和消费基金双膨胀，全民都经商、倒爷满街跑。
于是，权钱交易盛行、楼堂馆所大兴土木、滥发奖金实物化公为私、集团购买规模飞涨、消费基金膨胀有增无减，不仅开辟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而且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力，拉动消费资料生产迅速扩张升级。
加工工业的超高速增长、消费基金膨胀、官倒私倒横行，导致基础工业滞后，贫富分化形成，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
从1985年起，由于“打白条”的“卖粮难”，导致“谷贱伤农”，农业发展徘徊不前。
1988年至1991年，经过“治理整顿”，控制了集团购买力和楼堂馆所建设，遏制住了消费基金膨胀和通货膨胀和粮食收购“打白条”问题，导致市场疲软，大批乡镇企业破产倒闭，经济增长回落、速度放缓，长期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1992年开始，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指导，以改革统揽全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资料，粮食、矿产、土地进入市场成为商品。
这样，就爆发了历史空前的全民经商运动，以至于连高级领导机关，乃至军警部队都大张旗鼓的倒买倒卖，信贷投放再度失控。
结果，经济增长高速、市场繁荣兴旺，私营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大上，官场腐败横行、经济犯罪猖獗，国有企业亏损、农村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贫富分化严重，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恶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997年，汲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为了抑制经济泡沫化，防范金融风险，国家治理经济过热， 严禁党政机关、军警部队和公职人员经商办实体，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农村退耕还林还草，粮食敞开收购。
结果，经济增长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市场供求迅速恢复正常，社会经济增长迅速回落，大量私营企业破产、大批乡镇企业倒闭、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银行贷款形成巨额烂帐。
1998年开始，我国经济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突出了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素质建设。
消除了经济泡沫后国家随即以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推行国有银行商业化和国有企业改制，倡导扶植私营经济，诸如公路、城市、学校、住宅成为主导产业。
结果，经济发展稳步增长，房价逐年攀升，学费恶性膨胀，贫富严重分化，资源日益紧缺，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经济犯罪日甚一日，城市日渐美丽，农村日趋落后。
所以，虽然就实质而论，无论是邓小平时代的富裕的矛盾，还是同毛泽东时代的贫困的和谐一样，从根本上说都是追求高增长率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比例失调，但从具体原因上看，毛泽东时代是以计划失误所造成的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为主，而邓小平时代则是计划经济弱化、市场经济横行所导致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比例失调。
（六）
1979年3月，陈云强调指出：
“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1979年4月 李先念强调指出：
“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1和27页）
这是对社会发展实践最深刻地规律性总结，也是遭到形而上学者否定最坚决的规律。自1985年以来，几乎再也没见到有人提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所以，社会和谐发展之首要的就是自觉尊重社会经济的按比例发展规律。
比例问题就是结构问题，决定着物质和事物的性质状态。从自然到社会，任何物质和事物都是由其组成元素按比例形成的。氢二氧一是水，氢一氧一就是重水；独木是树，双木成林；一人为私，两人为公；13亿人口的是中国，2亿人口的是美国；有80％农民的是发展中国家，有20％农民的是发达国家；……
社会经济有着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客观内在要求。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来自于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社会发展的矛盾重重来源于政治结构的比例失调。
关于经济结构的协调，市场经济是通过供求变化导致的价格起伏自发反映和调节的，计划经济是通过供求变化导致的短缺积压自觉反映和调节的。
关于政治结构的协调，主要是通过社会问题的形成演化反映，通过社会秩序的改变调节。
比例问题，就是和谐问题，就是效率问题。大起大落和矛盾重重导致发展速度是个变量，常常产生过犹不及的低效、无效乃至负效。建设和谐社会实质就是通过自觉地追求经济按比例和谐增长、社会按比例和谐发展，避免失误、少走弯路，实现最大的常量增长和发展效率。
协调社会各种结构的比例关系是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基本职责。国家就是社会矛盾协调的产物，即便是极力鼓吹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政府也必须通过宏观管理协调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
比例问题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社会结构不仅是复杂多样的、有着各种各样的比例关系，而且是发展变化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日趋科学化的。所以，自觉选择科学的社会结构的各种比例是人类进化的永恒课题。
所以，建设和谐社会之首要的就是依据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组织社会发展，恢复被否定了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指导作用。
（七）
邓小平指出：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3页）
计划和市场都是协调经济结构比例的手段。自由市场的自发协调存在着时滞因素，必然形成经济危机的破坏性。这样，国家主导的计划机制自觉协调便应运而生。计划经济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克服市场经济自发协的破坏性。
计划机制主要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以政府的行政力为依托而形成的。所以，私有制国家不仅也能实行计划化，而且还必须是保持计划化与利润最大化的统一，否则计划化不能持久。
在此基础上，公有制的计划化可以实现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统一。利用这个特点，可以使新技术新产业脱离利润最大化的市场时滞效应，实现跃进式发展。所以，发展中国家曾普遍实行惟计划化。
计划经济的效率取决于组织者协调经济结构比例的能力和水平。计划经济是通过组织者的自觉协调克服市场经济自发协调的破坏性实现高效率的，那么组织者的协调能力和水平发挥就决定着效率的大小。当组织者出现工作失误，或者是经济活动超出了组织者的能力，计划经济就失去了效率。
所以，计划机制本身具有高效、低效、无效和负效多种可能，关键取决组织者的应用能力和水平。
惟计划化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普遍出现了效率不理想的时期就在于比例的失调。其原因，首先是组织者的失误，如中国的“大跃进”；其次是组织者的偏好，如苏联争霸导致的军事工业畸形发展，中国工业不顾效益的零突破发展；第三是经济活动的失控，如中国20世纪70年后期的劳动力过剩和工业规模扩大。
计划经济的效率主要取决于社会控制能力决定的计划经济的客观范围和计划经济组织者的主观能力。计划经济的规模是由社会有效控制能力决定的，只有在社会有效控制能力的范围之内才有可能取得高效率。一旦计划经济的规模超出了社会有效控制能力，计划就必然脱离实际失去效率。即便是在社会有效控制能力客观范围之内，计划也会因为组织者的主观因素而脱离实际失去效率。
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是发展着的。所以，计划经济必须不断依据社会有效控制能力科学确定计划经济的规模、不断提升计划经济组织者的能力。否则，就必然形成陈云所指出的，“市场调节受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的“该宽的不宽”和必须按比例的却又“该严的不严”问题。
社会主义之所以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因为计划经济组织者的能力和经济规模超出了社会有效控制能力导致经济的结构比例失调、总体效率下降，并不是因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本身的不科学。相反，公有制具有兼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最大效率。
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必须科学界定计划经济的规模和提高经济组织者的计划能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效率的最大化，恢复被玷污的计划经济的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