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满怀激情、信心百倍地指出：“中国人民有能力，有志气，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可是，中国至今却还是落后，而有关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所用的时间要远远少于中国。

（一）

从“十字军东征”和诞生大学算起，到16世纪实现跃居世界先进，西欧用了400年的时间；

从1783年获得独立算起，到1894年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美国用了111年时间；

从1864年实现基本统一算起，到 1900年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二和科学技术水平居世界第一，德国历时36年；

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至1894年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跻身世界列强，日本用了26年时间；

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到1945年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为超级大国，苏联用了28年时间；

……

这说明：就世界范围来看，落后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是呈加速度之势，所用时间愈来愈短。

再来看中国赶超世界先进的情况：

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算起，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至今，已经用去了近140年时间；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至今，已经用去了56年时间；

邓小平预计规划，中国到21世纪的中叶才能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

那么，从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开始，再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这又需要多少时间呢？

难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果真是：路漫漫兮其修远?

不仅如此，尤其值得注意和深思的是：国情相似，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还落后于中国的印度，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在刚刚进入21世纪就已经呈现出了赶上和超过中国的趋势。

这情形，与19世纪末期，更为落后的日本却实现了赶超中国而跻身世界列强的史实，何其相似乃尔！

事实证明：这一百多年来，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努力奋斗尽管成就惊世骇俗，但却并不是圆满无缺，还大有改进的余地和必要。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没能把握住中国从先进沦为落后的根本所在，自然也就没能把握住实现赶超先进的根本所在。

（二）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

1844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战败；

接连两次战败，两次签订不平等条约，两次割地赔款，西洋商品潮水般的涌入，严重冲击着社会经济，动摇着统治的基础，迫使一向高傲自大的大清帝国的权贵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正视落后、设法追赶。

恭亲王奕?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333页）

于是，以奕?为首的清廷权贵在19世纪60年代发起了以军事为主体的“洋务运动”，买进了机器设备、置办了洋枪洋炮、聘请了洋人练兵。

1865年，浩罕汗国阿古柏侵入新疆，实行奴隶制的统治。由此，俄国乘机占领了伊犁，英国则获取了特权。

1884年爆发的中法战争，法国尽管战败，却依然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获取了在中国的若干特权。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又签订了《马关条约》，除若干特权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并赔款两亿两白银给日本。

至此，“洋务运动”失败，亡国灭种的危机降临，举国震惊。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标志着维新派的形成和制度变法已取代了制器变革的主张，成为社会的主流。

维新派主张：“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正法”，“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

1898年，由他们主导了戊戌变法。这是一次爱国政治和思想解放的双重运动，但是却仅以百日就告失败。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但是却被八国联军的入侵所镇压，中国又被迫与世界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由此沦为半殖民地。

于是，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了革命。

显然，孙中山既学习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又接受了少数民族文化落后造成国家落后的观点，他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不仅成功的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而且彻底结束了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家天下，但是也将中国引入了军阀混战的混乱。尽管如此，可北洋政府不仅保持了议会制，而且还居然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1919年的巴黎和会，竟然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转交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人们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是制器和制度的原因，而且还有思想和精神的原因，仅仅是制器和制度的变革，也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还必须实现精神和思想的变革。

于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喊出了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三）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混乱的中国送来了希望。

于是，孙中山提出，向俄国人学习。他改造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和作，筹划准备着北伐，以统一中国结束混乱。不幸的是，他却壮志未酬身先死。

由此，蒋介石开始了在国民党内的争权活动，并通过“党务整理案”排挤和剥夺了共产党的权力。

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战争的胜利中，蒋介石发动政变建立了南京政府。此后，他纵横捭阖，既剿杀共产党，又剪除各派军阀，虽然在表面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却引来了日本侵略军，中国又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

通常都以为，蒋介石国民党只知穷兵黩武，理论研究和宣传则是共产党的强项。其实不然。面对着中国的落后，蒋介石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表了一番高论：

“不过我们中国一般人士，向来对于哲学不如西洋人之有兴趣与重视，所以每当一个大哲学家出世以后，对于他的学说，仅仅和他接触很进的极少数几个学者与知识分子信奉他，学习他，而一般社会人士与民众，都不知道重视，而且当政的既不予以赞助奖进，使他的学说建立起来，甚至还要反对他，排斥他；近世以来，我们中国的哲学之所以不能发达进步，因而影响到国家、民族不能获得永久的独立自由，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他所发展的“知难行易”哲学是攻击日本和抵抗日本侵略最要紧的一个武器。蒋介石甚至提出：“我们立国保种，是在知难行易！”“什么兵器，都没有这样重要！”

因为据他考证，日本是用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片段，做了“武士道”的立国精神，他们又拿了这个行动的哲学来侵略别人的国家。

“因为日本没有我们中国固有的国民性，他仅在智、仁、勇的勇字方面努力，而中国儒教整个精神道德，所谓信义、和平的要素，完全不讲，所以他只知道勇，且只知道血气之勇，不知道义礼之勇，所以他虽学得了王阳明动的哲学一片段，而其结果，充其所量还是乱动盲动，陷入一个动的大毛病，所以他就成了一个侵略的民族”。

“这样子，我们相信日本现在这侵略民族的程度，已经到了了极点，他没有这仁字，辅助这个勇字，他国家民族一定不能存在的！”

所以，蒋介石提出：“我们要打倒日本侵略的野心，要打倒日本侵略的武力，先得打倒他日本侵略的精神。”（庹平：《蒋介石研究》，团结出版社，2001年7月，第161至172页）

正因如此，蒋介石主张从“哲学运动”入手来做复兴民族的工作，而且他也果然组织发起了全国性的“哲学运动”。

结果，蒋介石他不仅没能做好民族复兴的工作，而且是一败涂地，只好跑到台湾岛上去反思了。

（四）

当1925年蒋介石开始破坏国共合作，至1927年4月发动政变之前，共产党内的多数和国民党内的左派，都强烈要求给予坚决的反击，可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却无动于衷，完全妥协，结果造成了在政变中共产党人大批被杀，损失巨大。

就陈独秀个人而论，此前曾被北洋政府，此后又被蒋介石政府所逮捕，都是大义凛然、不屈不挠，显然他的妥协不是因为害怕。

那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认为:

“世界各国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发生，也几乎紧接着都有社会主义运动。他们的成败，都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使然，并非人类主观上故意要先采用较坏的资本主义制，后采用较好的社会主义制。”

“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蜴，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来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

“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72和76页）

既然有了如此的认识，陈独秀当然也就要与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妥协了。而他的这种认识则是来自于他对古中国从先进沦为落后、西欧从落后跃居先进原因的分析。

陈独秀指出：

“欧洲罗马衰亡后数百年，便踏进了资本主义社会。日本德川幕府一倾覆，紧接着便是明治维新，两个社会的过度时期为时不久或几等于无。中国自晚周封建崩溃以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延长了二千年，第一是因为四邻都是些生产力和文化较低的民族，没有外来的刺激；第二因为海岸线实际的短，不容易形成沿海岸对外贸易的都市；第三因为缺少纵线的河道，形成大陆内部交通之困难，不容易发展国内市场，迅速的集累原始资本；第四因为最大的四次蛮族侵入（五胡、金、元、满清），破坏了中国经济之继续进展，以此种种，遂至延长了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中国和欧洲、日本强弱盛衰之历史原因。”（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67和68页）

与此同时，毛泽东则认为：

“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入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贫困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第623和624页）

尽管毛泽东也以西方的标准将中国自秦至清朝称之为封建制度，而且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也并不是如他所言长期地陷入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但是这却丝毫不影响他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走以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政权的道路。从1939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领袖，到1949年10月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中国就恢复了强盛至今。他获取了惊天动地的伟大成功。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以后，正值第三次世界技术革命风起云涌，而中国依旧落后。

对此，邓小平认为：

“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困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就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90页）

于是，他组织领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果然，中国由此开始了空前的繁荣发展。但是，中国不仅还是依然落后，而且已经呈现出被原本还要落后的印度所赶超的趋势。

（五）

16世纪以后，西方列强陆续侵入，东方各国才发现了自己的落后，于是就奋起直追。

其中，日本和中国都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起步的，但是日本却获得了成功，而中国却还尚在努力之中。究其原因：

日本曾总是落后和追随着中国，有着追随先进的丰富经验，知道怎样着手追，中国落后就改为追随西方，这只是追随目标的改变；

中国却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丝毫没有追赶先进的经验，一旦发觉沦为了落后就是手足无措，既不知如何沦为的落后，自然也就无从着手，众说纷纭，无所适从。

晚清时代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落后这单一的问题了，而且是到了积贫积弱、内外交困、腐烂透顶、积重难返的程度了。

此时的中国真可谓百病缠身、数症并发：内有统治集团腐朽无能、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土豪劣绅鱼肉百姓，劳苦大众贫困交加、铤而走险，全是王朝覆灭的征兆；外有列强压迫、瓜分宰割、强敌入境，大有亡国灭种之势。

值此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的各阶层各阶级都必然要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努力救亡图存。这些努力的目的，首先是使中国由弱变强，其次才是赶超世界先进，尽管有的失败、有的成功，但是却也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的贡献，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从而使有关古中国从先进沦为落后的原因的认识，也随之由现象深入到了实质。

以奕?和光绪为代表的清政府内部的先进力量，注重的是在维护皇权专制条件下的强国。因此，主张“实业救国”和“变法图强”。也就从此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发展，激发了一批志士仁人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发展起近代的民族工业，形成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基础。特别是由此开始的中国近代教育事业，激发了大批优秀人才走上“教育救国”之路，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但是，由于他们既不着手解决民生问题、也就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又不能清除官场腐败、也就无力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派和贪官污吏的破坏，自然是会失败的。

以早期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注重的是借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实现强国富民。因此，要求从上层建筑开始、全面学习西方，从而使近代的社会思想和科学观念深入了人心，全面开创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基础。但是，世界列强是决不会允许、更不会帮助中国强国富民、甚至还要赶超世界先进的，所以，资产阶级的希望自然是要落空的。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势力，注重的是既借助西方的力量，又依靠本国的传统统治势力的支持，实现强国富民。因此，更强调在城市学习西方，以官僚和资产阶级为主导；在农村保留传统，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虽然统一了混战的中国，并与国际社会合作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获得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胜利。但是，他们不仅根本不顾占社会主体的农民阶级的死活，而且也无意清除官场腐败，甚至对一切不同政见的人赶尽杀绝，“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人。”这必然激起社会主要力量的反抗，推翻他们的统治。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重的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因此，提出了优先发展工业化社会的主张，重复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错误。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只是生产力发展的消极等待者，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领导力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注重的是先进的科学理论与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和人民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实践了以社会制度革命、生产关系变革为主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

由于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解决了民生问题，获得了最广泛的人民支持，又集中了最优秀的社会组织管理人才，尤其是开创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明政治，所以，实现了国家的强盛。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注重的是人民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实行了改革开放。由于既激发了人民的发展积极性，又引进了国外的资金和技术，走上了生产力发展的捷径，所以，不仅保持了国家的强盛，而且实现了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经济繁荣。

（六）

实际上，关于15世纪以后中国从先进沦为落后和西欧从落后跃居先进的现象原因，是显而易见、一目了然的：

中国和其它地区没有而西欧却产生了诸如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瓦特这样一大批有着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技术伟人，是他们发起了近代的科学革命，创生了近代科学技术，催生了生产力革命，推动了西欧从落后中崛起，将中国和其它地区甩在了后头。

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着生产力的状况，科学家的水平决定着科学技术的状况。在这种趋势下，谁能把握住建设先进和强大的科学家队伍，谁就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美国之所以能用111年的时间就创造了跃居世界之先的发展神话，决不仅仅是因为从1807年起开始广泛的引进和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与设备，走了工业革命的捷径，更主要的是产生了诸如富兰克林、菲奇、富尔顿、莫尔斯、贝尔、爱迪生、莱特兄弟这样大批的杰出科学家，他们发明了避雷针、轮船、电报、电话、电灯、飞机这些新技术，形成了新产业，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日本之所以能在20多年的时间里就跻身世界列强，根本原因是：

“在闭关自守时期（当印度的拉姆•莫汉•罗伊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体系方面与孔多塞相一致时），日本已了解欧洲人在数学、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但没有注意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

“幕府和诸氏族都提倡军事工业，维持学习外国语言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当时，总的知识水平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在医学方面，学生们在诸如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之类的专门领域里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只是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打牢之后，才开始教授射击课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6月，第486和484页）

这也就是说，至少是早在19世纪初，日本就已经开始培养着近代的科学技术人才，明治维新则不仅是扩大了这种培养，而且还为这些人才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英国之所以能在17世纪赶超了西班牙，成为“日不落帝国”，就是因为产生了吉尔伯特、牛顿、瓦特、焦耳、法拉第、麦克斯韦、道尔顿这样大批的划时代的科学家。

法国之所以能在19世纪初赶超了英国，原因就是从18世纪后期开始产生了拉瓦锡、安培、拉普拉斯、盖吕萨克等大批杰出的优秀科学家。

德国之所以能在19世纪70年代率先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跃居世界领先，就是因为集中力量发展教育，建立起了现代意义的大学，培养出了西门子、伦琴、普朗克、奥托、狄塞尔、拜耳、赫普这样大批的科学家，发展起了以电气和化工为主的新产业。

（七）

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德国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复元崛起，主要原因就是科学技术人才没有遭受损失。从1921至1940年，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法国5人，美国12人，英国15人，德国18人；德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依然居世界领先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德国之所以失去了领先地位，主要原因就是失去了诸如爱因斯坦、梅特纳这样成千的优秀的科学家。他们或是被纳粹政权杀害，或是被纳粹迫害逃亡，或是在战后被美苏两国掠走。

美国之所以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居世界领先，主要就是引进和培养了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尽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国，可是科学技术却落后于工业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也是低于德国和英国。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建国时间短、导致大学教育水平低。所以，尽管美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19世纪末的大学生数量就超过了教育最发达的德国，却缺少优秀的科学家。

为此，美国利用优厚的条件吸引外国的科学家。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躲避迫害和战乱如爱因斯坦等大批欧洲的优秀科学家潮水般涌入，从而使美国的科学技术能力迅速上升。

战后，美国一方面坚持引进，另方面提高教育质量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结果：

“从1930年到1968年，全国劳动力只增长百分之六十，可工程师增长了四倍半，科学家增长九倍”；

“现在美国名牌大学的教学质量已经可以和英国的剑桥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等一些欧洲名牌大学相媲美”；

“美国的科技人才数量多质量高，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申漳：《简明科学技术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7月，第296页）

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美国的生产力能够实现持续地创新发展，至今居世界领先地位。

印度之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就是因为“印度的高等教育在发展中国家是名列前茅的。80年代有150所大学5000所学院，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数量居世界第三。设在克勒格布尔、孟买、钦内、坎普尔、德里和高哈蒂的六所技术学院和斑加洛尔的科学学院，其教学设备、水平、学生质量都具有世界一流水平，毕业生被政府部门、大财团和跨国公司竞相高薪聘用。”（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548页）

在此基础之上，1984年拉•甘地执政了。他认为：印度必须紧跟世界潮流，必须在科技水平上奋起直追。

拉•甘地强调，以先进科学技术带动经济跃进式的发展。为此，印度政府，不仅经全国讨论后于1986年出台了《全国教育政策》，成倍增加科学研究和教育发展的投资，而且设立风险资本基金用于支持科学研究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同时突出以发展科学技术作为消灭贫困的手段。

不仅如此，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拉•甘地开展了强力地反腐败斗争。

正因如此。拉•甘地既有了“计算机总理”的雅号，又有过“廉洁先生”的美名。从而，为印度的优秀人才开辟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自然也就为印度的发展开启了强大的动力。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和国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根本所在，就是：　

培养和使用足够的杰出科学技术人才。

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所在。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为了强国富民前仆后继、奋斗不止。但是，由于没有从战略上将先进和强大的科学家队伍列为国家的根本性基本建设，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是以仿制为主，没能获得领先的创新发展，导致中国赶超世界先进的努力还不理想，至今依然落后。

　所以，邓小平曾强调指出：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2页）

科学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所在，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所在。所以，中共中央确立的“人才强国”战略是非常英明和伟大的，关键就看能否化作持之以恒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