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近一个世纪以前提出公有制经济的运行问题以来，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就几乎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永恒主题”。近年来，我国经济界又就计划与市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反复进行了热烈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作为稀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参与讨论的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在相当多的场合，从不同角度提出的问题是混杂在一起的，因而不时发生“三叉口”式的争论，陷于低水平的重复。我们把讨论集中到实质性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上来。这样来处理问题，不仅可以使讨论少生枝节，使讨论能步步深入，更重要的还是资源配置问题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对于实践都至关重要，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以计划经济能否与市场、市场调节、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为例。“计划经济”一词往往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从经济的运行方式立论，指明这种经济靠人们预先规定的计划在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配置社会资源。第二重含义则从经济的运行状态立论，指明在这种经济中，社会能够有意识地保持国民经济平衡的即按比例的发展。从词义的历史演变看，第一重含义显然更具有本源的性质。本文着重从前一个角度讨论问题。
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历来有着重要的地位。说到底，经济体制是由处理生产问题的需要产生的，它的首要功能，在于有效地配置资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衡量各种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长短优劣的最终标准，乃是它们能否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从原则上说，在社会性、协作性的生产中，资源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和手段来配置：一种手段是行政命令；另一种手段是市场力量。按作用的范围划分，资源配置可以分为一个厂商（firm）内部的微观配置和厂商之间的社会配置。就后者而论,按照基本的配置方法，可以划分为两种社会资源配置方式：（1）以行政手段为基础的行政配置；（2）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市场配置。
对于市场资源配置的机理，古典作家只作过十分原则的说明，其中最为著名的,首推斯密关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商品生产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满足社会需要的论述。从现代经济学的眼光看来，斯密的上述论述，也许只能算是一个天才的“猜想”，而不是严密的证明。马克思比斯密进了一步，触及了资源配置问题的症结。不过，他也没有作更详细的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过采取行政资源配置方式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是他们没有对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作更具体的分析。对于市场机理较为精密的分析，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以马歇尔、瓦尔拉、帕累托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作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其中的新福利经济学家，不但对保证市场资源配置有效率的前提条件作了精密的分析，还对保证计划资源配置有效率的前提条件作了细致的研究。
在从生产一般的角度考察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后，让我们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把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放置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既没有用过“商品经济”，也没有用过“市场经济”来称呼他们称之为“商品生产”或“货币经济”的经济形式。首先，“商品经济”是一个表达和“货币经济”同样内容的俄语词。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所以没有使用“市场经济”这样的词语，则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先行者——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商品关系的质的方面，而没有对货币经济的资源配置机制作细节的研究。
“市场经济”一词，是在19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以后才流行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细致地剖析了商品经济如何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配置资源，市场被确认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从此，商品经济也就开始被通称为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marketeconomy）或称市场取向的经济（market?oriented economy），顾名思义，是指在这种经济中，资源的配置是由市场导向的。所以，“市场经济”一词，从一开始就是从经济的运行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立论的。它无非是货币经济或商品经济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看的另一种说法。
列宁是一位不断用实践来检验和修正原有结论的革命实践家。在他的一生中，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认识有很大的变化。在新经济政策正式施行以后，他已经明确地把“计划经济”的两重含义区分开来，认为国家可以以市场为基础，再加上自觉的协调，实现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即按比例地发展。
列宁去世后，在20年代末期，在苏联领导层中就新经济政策的存废问题进行了一轮新的论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斯大林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把一种在特定情况下采用的资源配置方式凝固化，并且把它说成是唯一符合社会主义本性的体制，是没有根据的。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主义各国陆续开始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这些国家经济改革的具体做法虽然各个不同，但它们的基本方向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引进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我国1980年代中期在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集中地表现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有关论述中。首先《决定》作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论断：“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我国“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在当前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讨论中，双方意见分歧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状态有两种不同的认识。问题的焦点在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只能按照预定计划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源，让指令性计划成为稀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
在目前的争论中，反对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同志，常常把问题归结为对方主张搞“纯粹的市场经济”。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纯粹的”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在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也并不存在。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管理、政府干预或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
同主张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人们的情况相似，主张指令性计划应成为基本的资源配置者的同志所主张的，也并不是“纯粹的命令经济”（用他们的语言，应当叫作“纯粹的计划经济”）。真正“纯粹的计划经济”，大概只存在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的短暂时期，甚至斯大林在30年代初期建立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商品关系，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内保留了商品—货币的“外壳”，实行“经济核算制”，所以也算不得“纯粹的计划经济”。
所以，当前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并不是主张“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之争。事实上，争论双方都是主张把计划手段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的，只不过各自设想的结合方式完全不同：一部分经济学家主张保持传统命令经济的基本框架，以预先编制、以命令形式下达的计划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同时运用某些市场因素作为贯彻计划的辅助手段，甚至还可以开放一点无关紧要的经济领域，让市场力量去进行调节；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主张以市场—价格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同时用社会管理和行政指导来弥补市场的缺失。在1981—1982年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反对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论者，其主张的要旨在于让指令性计划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
以下，我们就来从资源配置这个特定的角度考察这两种观点——“行政（计划）配置论者”和“市场配置论者”之间的分歧，比较前者所主张的命令经济和后者主张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两者的长短优劣。
行政资源配置的要点，是用一套预先编制的计划来配置资源。主观编制的计划能否反映客观实际，以及它能否正确地执行，决定了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成败。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作出决策和执行决策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信息方面的障碍和激励方面的困难。
对于社会化的经济，只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除了以行政手段为基础的方式，就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方式。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前提条件不具备，有很不相同的情况：前者的前提条件是完全不可能具备的。特别在现代经济中，科学技术飞跃进步，新的生产可能性层出不穷，需求结构极其复杂而且瞬息万变，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是这样。后者的前提条件不可能完全具备，但它们有可能基本上具备。因此，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是相对地有效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就是建立在这种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党和政府的历次重要决议，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指出了正确的方向。1979—1988年这10年改革的巨大成就，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正确性；同时，由执行改革开放路线不够系统和不够果断带来的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蔓延等消极结果，也从反面说明，不坚决走这条道路定会产生种种严重问题。
在当前，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同近期经济发展提出了迅速改善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有关的。
从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出发进行分析，大致上有三种可供选择的路子：（1）在基本上维持现有经济体制和发展格局、只作某些小的修补和调整的条件下,主要靠不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和一定速度的增长。（2）强化对资源的集中计划控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整顿秩序,调整结构。（3）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依靠市场竞争力量和依托于统一市场的宏观调控，促进企业潜力的发挥、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国家财力的增强。解决办法取向上的这种差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人们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产生的。认为行政配置方式与市场配置方式可以平起平坐地“结合”的人们，大概会选择第一种路子。但是，理论的分析和实际经验都证明，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必须是一个有机的组织、一个控制论系统，把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板块拼合起来，只会造成大量漏洞和严重摩擦，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主张采取坚决措施改变目前状况的人们大体上都认为，“体制失灵”的原因在于：当前的体制既非集中计划经济、又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种上述两种体制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混乱体制。可是怎么改，朝哪个方向改，却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想法。
一种是“行政集权解决法”。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应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同志大都持有这种主张。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根本的问题不是实行行政性再集权在政治上是否可能，而在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经济上是否可行。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回到集中计划体制已经很少有可能性了。原因有二：一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其复杂程度已经比50、60年代高得不可比拟。二是利益主体多元化也已经走得很远。对于如此复杂多样、正在迅速变化的经济，恐怕是根本无法用指令性计划体制或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体制有效地加以管理的。
另一种主张是采取“市场整合（一体化）解决法”。从解决资源有效配置问题的角度分析，采取这种办法是可以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见到成效的。但是，目前对于采取这种解决办法，存在几方面的顾虑，或者说，有几种反对意见：第一，政治方面的顾虑。第二，经济方面的顾虑。第三种疑虑同上面两种有原则的不同。它并不认为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而只是觉得目标虽好，但很难实现。这种疑虑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从以行政协调为主的经济向以市场协调为主的经济的平稳过渡，不但需要有良好的经济环境（总供给同总需求的对比越是宽松，过渡的震动也就越小），而且取决于企业主体和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
理论推导和国际经验都证明，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运行方式是一种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能够保证有效率地成长的经济体制，因而它的确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吴敬琏，1930年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