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在与自然的矛盾斗争中生存和发展的。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类，与自然形成了不同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人类的不同生存和发展方式，形成了人类的不同文明。
中华大地的天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决定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与自然界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人与水的矛盾，决定了中华文明必然形成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导的社会发展的组织形式。
由中央集权主导社会发展，这虽然是解决水与人之间矛盾的最佳选择，但是却也由此产生了官吏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也就成为了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基本矛盾，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兴衰荣辱。
（一）
对于官僚主义，邓小平不仅深恶痛绝、恨之入骨，而且一针见血、
入骨三分地指出：
“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好摆门面，好说空话，
思想僵化，墨守成规，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办事拖拉，不讲效率，
不负责任，不守信用，
公文旅行，互相推诿，
以至官气十足，动辄寻人，打击报复，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27页）
官僚主义的实质就是，随心所欲、滥用权力。
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观根源是，只顾自己名利、不管别人死活，这是主观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产生的客观原因是：脱离人民，脱离实际，这是客观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的终极结果是：主观官僚主义由客观官僚主义掩盖着，形成政治腐败，直至政权腐朽无能，最终腐烂透顶，民不聊生，天怒人怨。
“官逼民反”主导着自秦以来历代王朝的兴衰。各王朝的灭亡原因，基本都是由官僚主义导致贪官污吏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投机专营、结党营私、瞒上欺下、排斥贤官能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造成政治腐朽无能，社会虚弱无力，引发民不聊生、铤而走险。
所以，清除官僚主义的能力就是执政掌权能力的标志。
能否消除官僚主义的特权阶级，这也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标志。当年，陈独秀曾指出：
“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75页）
正因如此，他才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
陈独秀的论点不幸被历史所证实。五十年后，“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就发动了自我政变，摧毁了苏共和苏联。
不仅如此，“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他们的腐败无能直接破坏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教育的腐败无能造成教育投入的效益低下，人才培养缓慢；学术的腐败无能导致科学技术投入的效益低下，科学研究的质量低劣；国有企业的腐败无能造成了国有经济的衰败，科学技术难以及时转化成生产力；军队的腐败无能导致军备松弛、战则必败；政治的腐败无能必定导致国家政权的腐朽无能、天怒人怨、离心离德、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事实说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 蜕变异化成人民的异己阶级，这个问题不仅是有着现实的可能性，而且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直接危胁。
社会主义，如果不能有效地防治“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那么不仅是“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而且还会养育出自己的掘墓人。
（二）
官僚主义导致腐败畅通无阻、政治腐烂透顶、政权腐朽无能。
主观官僚主义者多数就是贪官污吏，他们信奉的是升官发财，必然结党营私、嫉贤妒能，由此官吏或者胡作非为、为非作歹，或者明哲保身、无所作为，从而导致政治腐烂透顶、政权腐朽无能。
家国一体的皇权专制形成的是社会政治理念的二重性，即一方面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化纲常，另方面是“千里做官，只为吃穿”的世俗信条。其中何去何从，这主要取决于皇帝的品行。
当皇帝官僚主义严重、昏庸无道时，升官发财的理念就蔚然成风，就实现了政治的产业化。当官职变成了商品后，升官发财就成为主观官僚主义者的行为准则，所谓“忠君报国”就毫无意义了。历史上，贪官污吏大多数是投降派和叛国者。因为他们只关心升官发财，并不在意其它。
不仅如此，贪官污吏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结成各自的利益同盟，不仅压抑德才兼备的各种人才，而且开展朋党争斗，形成社会发展的反动，造成国家政权腐朽无能、政治腐烂透顶。
于是，国家机器也就成了泥足巨人，一有风吹草动，便轰然倒地。
掌权者的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掌权者的任人唯亲和卖官鬻爵是制造投机分子和贪官污吏的工厂。
晚清时代的中国之所以任由列强瓜分，主要是由于政权的腐朽无能。无论是早期的林则徐虎门销烟抗英，还是后期的娘子关守军抗德，都打得侵略者望而却步。这证明：中国军队完全能够打败侵略军。
经过“洋务运动”，大清帝国的军事装备在世界上也是堪称一流的，不仅有陆军60多万人，而且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六。相对实力，要远远大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
此时的中国，如若政治清明、君贤臣能，同心同德，纵然不能跻身世界列强，至少也让列强不敢小觑。遗憾的是，此时中国社会所固有的腐败绝症在大清帝国已经复发多时、病入膏肓，早就不再是腐败而是腐朽乃至腐烂的问题了。
梁启超指出：
“夫固用同此主义也，而俄何以不施诸英，英何以不施诸德，德何以不施诸美，欧美诸国何以不施诸日本？亦曰有隙无隙之分而已。”（侯宜杰：《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48页）
这个所谓的“隙”，就是人人痛恨却又不能根除的政治腐败。
（三）
官僚主义导致天怒人怨，社会离心离德、一盘散沙。
集权专制家国一体，国家即皇家。皇家爱大家，大家自然爱国家。既然皇家不爱大家，大家为何非要爱国家呢？
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明信奉“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大家只在乎皇家是否爱大家，并不在意谁家是皇家，且不论民族，不管国籍。历史上尽管有着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这些抗击异族入侵的英雄，但是更多的却是积极参加异族政权的知识分子和安顺良民。
“乾隆皇帝七下江南，皇家船队奢侈到了倾尽人间想象所能及的富丽堂皇，皇帝所到之处无不是地方官员进献来的人间宝物，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开始了‘行政’搜刮，泱泱帝国终于裂开了它走向腐烂的第一道缝隙。
“到了光绪年间，效率低下、贪污成风、奢侈腐化等一切政治丑陋行为已经成为帝国官场的风俗，所有帝国官员都公开而自然地向世人袒露着最丑陋、最肮脏的官场游戏规则：‘官可价得，政可贿成。’——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中最黑暗最肮脏的部分。”（王树增：《1901年》，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第333页）
慈禧为了维护权力和满足奢靡，既玩弄权术，制造养护政治派系；又卖官鬻爵，挪用海军军费。这样，就导致政治从乾隆年间形成的腐败，道光年间形成的腐朽，达到了腐烂的程度。
其时，日本仅有陆军十几万人，海军实力在世界仅是位居第十六，只与北洋水师旗鼓相当。甲午战争之初，没几个人认为日本能战胜。
可是战前，北洋水师为了军费，利用军舰开展商业运输，提督丁汝昌以下趁势经商，全体将士声色犬马，既损耗了装备，又荒废了技术。
战端开启，首先李鴻章为一己之利，下令“保船制敌”，迫使水师放弃制海权；其次，陆军除左宝贵、聂士成等所属个别部队之外，淮军其它各部兵无斗志，从朝鲜至辽东、一路望风而逃；最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其它各省督抚软磨硬泡，公然抗旨拒不派南洋水师和所属军队北上增援，形成了偌大中国只有北洋一师独抗日本全国之军力的局面。
结果，恰恰是中国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割地赔款。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时，从天津进攻北京，面对着手执大刀长矛冷兵器的清军阻击，用了40天。
40年后，“八国联军”入侵，总兵力不过3万人，且各揣心腹事、互不协调，不仅联军统帅瓦得西尚未到位，而且还要留下万人固守天津，最多有2万人进攻北京，同样的攻击路线，面对着的已经不仅是人多势众，而且装备一流的新式清军，可居然在10日内就大功告成。
“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时，只有炮台守军独自拼死抗战，其他各军竟然全作壁上观，海军甚至不战而作俘虏；尔后只有直隶驻军参加抗战，东南各省竟然与洋人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就连坐镇山东、近在咫尺、执掌最精锐的现代化新军的袁世凯也公然坐视侵略者攻陷首都，打进皇宫。
当初，太平天国兴起，八旗军不堪一击，大清王朝岌岌乎危哉！那时，尚且有以僧格林沁、曾国藩、左宗棠、李鴻章为代表的大批官吏和知识分子效命沙场，力挽危局。此时的封疆大吏却拥兵自保、坐视国破，大批知识分子投靠侵略者。
当年，三元里的普通乡民揭竿而起，尚且能将英国侵略军打得一败涂地、望而生畏；可如今几十万的义和团和数万的新式清军却是一触即溃、顿作鸟兽散。
可见，此时大清王朝的政治已经达到了腐烂透顶，气数已尽的地步。
（四）
官僚主义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往往积重难返。
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在有关变法的诏书中指出：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渐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王树增：《1901年》，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第733页）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就一针见血道地出了大清王朝和历代王朝走向覆灭的根本所在。也就充分说明，政治腐烂的先进化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先进化，所有的先进装备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中国的强盛就取决于能否持续地清除贪官污吏，保证由德才兼备者执政掌权。
官僚主义及相生的官场腐败，这几乎成了中国社会周期复发的不治之症。为了严明吏治，历代王朝说教严刑、软硬兼施，几乎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
尤其是贫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是对官僚主义和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严法酷刑、特务监督、百姓扭送，只要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他就都使用了，甚至抽筋剥皮、成万的杀戮，可就是不能根除，大明王朝还是因此而亡。
清朝的雍正和乾隆二帝又反其道而行，实行“养廉银制”，可也是无济于事。就从所谓的“乾隆盛世”起，在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压迫下，农民起义已成规模。
如果说明崇祯皇帝在上吊的衣襟遗书中指责官僚集团害民误国、还有推卸责任之嫌的话，那么清嘉靖皇帝诗中对贪官污吏的谴责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内外诸臣尽紫袍，
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
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
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时漫说君恩重，
辜负君恩尽尔曹！
由此可见，官僚阶级的腐败能力之强，就连乾纲独断、言出法随、权力无边的皇帝也是无可奈何。
对此，毛泽东指出了跳出这个“兴亡周期律”的方向：“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邓小平则进一步强调：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页）
所以，发展民主政治必须以强化民主监督为先导。
（五）
官僚主义的产生就在于权力的无拘无束，消除官僚主义就在于拘束权力。所以，实行民主政治，相对来说，民主监督比民主选举更为重要。
正如潘维博士所指出：
“民主的多数决原则并不能帮助我们遏制腐败，也无法控制住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绝对权力无论是属于多数还是少数，都是人治的一种，都会腐败。”（北大在线：《北大最佳讲座》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52页）
民主选举只是解决社会领导人的产生问题，不能解决权力监督问题。更何况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现有条件下的简单多数原则也不是包治政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民选产生的社会领导人也并不一定就是理想的，他的实际表现很可能并不如当初亲口所许和人民所愿。
但是，只要有了民主监督的弹劾制即可及时更换领导人，制止恶化。这样的威慑力，就迫使当选的领导人不得不尽力顺从民意，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正因如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钱民主”，尽管是财大气粗者的天下，但是由于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民主监督，当选的领导人也决不敢肆无忌惮的违背民意胡作非为。
倒是民主监督弱化的国家，社会领导者一旦大权到手便有恃无恐、恣意妄为，劳民伤财屡禁不止、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就连反贪污贿赂人员也加入其中，形成了贪贿分赃的猫鼠同盟。
早在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中指出：
“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近两三年来，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有了明显的增加，在少数地区、少数人员中还相当猖獗。这些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活动，往往是由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内的少数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相勾结进行的，有时还打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有的甚至受到某些领导干部的支持。问题远比一九五二年‘三反’时严重。”（《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43页）
时至今日，中国的贪官污吏不仅每年侵吞的金额竟然约占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七分之一、高达1.5万亿！而且大贪窃国，小贪剥民，官官相护，已初露官逼民反的端倪。
蔡定剑博士就强调指出，现在农村里群众闹事，砸乡政府、村委会的事情屡有发生，原因就是一些乡村干部为所欲为，不受老百姓的监督，任何一个基层干部都有机会可以盘剥老百姓。（北大在线：《北大最佳讲座》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3月，第159页）
事实一再证明，仅仅是“江南无日月，神州有青天”根本不能清除官僚主义的腐败，只有民主监督才是官僚主义腐败的天敌和克星。
关于实现民主监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就开始付诸实践。
毛泽东的办法是，以群众运动为主实行群众路线。因此，自执政开始，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起了“三反”运动和“大鸣大放”运动，60年代又先后组织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直到他逝世。频繁的群众运动确实对官场腐败保持了强大的高压抑制作用，但是也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盛行，严重扰乱行政秩序和激化派性争斗的副作用。
邓小平的方法是，以法制建设的专业打击为主。因此，他组织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了国家的检察、政府的审计和监察、党的纪律检查机构，颁布了大量的法律制度。这虽然抑制了派性争斗、恢复了行政秩序，但是却导致了官场腐败的恶性膨胀。
由此可见，既要有效监督官吏，又要稳定行政秩序，目前还是个二难选择。
（六）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苏维埃政权、边区和解防区的“三三制”民主政府，在建国后的民主政府，都开创出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明政治。
实践证明，有效监督官吏和稳定行政秩序完全能实现统一。
梁起超曾强调指出：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侯宜杰：《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20页）
在集权体制长达两千多年的压迫下，惟权是从的奴隶主义必然形成了深厚的社会文化氛围。
不要以为仅仅是普通群众有奴隶主义，其实官僚的奴隶性乃至奴才性更是十足！
这种奴隶性也是形而上学的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两面性，一方面表现为无权无势时的逆来顺受，另方面表现为大权在握时的无法无天。
奴隶性的两面性，造成了成了权力的威力与权力的监督相互矛盾。
社会是以一定的秩序形成，权力的意义在于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形成威力，组织社会活动。社会的和谐来自于社会的秩序，社会秩序来自于权力。社会处处需要秩序，社会权力无处不在。社会权力主导着秩序，社会秩序体现着权威。所以，权力具有维护秩序的本能。
权力既是对人类天性的普遍压抑，又是人类天性个体爆发的工具。人类的本性是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无法无天、无拘无束的，只是由于生存和发展产生了“组织起来”的要求，这才不得不收敛天性、服从权力。但是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人格化的权力是以追求权力的无拘无束为终极目，不断追求权力内容、权利运用和权力威力的无穷大化的。
权力监督就是限制权力内容和运用的无限扩张，防止权力的异化。权力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社会产物，社会必然要求监督权力，把权力限制在社会允许的范围之内，防止人格化的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
权力具有抗拒监督的本能，监督本身也是权力，同样追求最大化。权力必然要求威力，权威来自于权力的内容和运用。权力人格化后的奴隶性两面性，导致或者权力绝对权威，监督绝对顺从；或者监督绝对权威，权力绝对顺从。不只是权力失却监督就必然产生腐败，而且监督泛滥就会使权力失去权威。社会失却了权威就失去了秩序，秩序受到破坏就必然损害权威；权力威风扫地，秩序荡然无存。
毛泽东“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大民主，普及分散了监督权，使监督权失去了监督而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普遍削弱了行政权威，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天下大乱”。
邓小平“让群众党员监督干部”的法制建设，回收集中了监督权，限制了监督权，普遍弱化了行政权的监督，必然导致权力的无拘无束、无法无天。
（七）
“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42页）
这美好的心愿却被残酷的现实所无情地粉碎。
长期的集权体制养成了嗜权如命的中国社会传统，几乎人人都有自觉追逐和把持权力的本能。见到权力就如同苍蝇见血，到手的权力就不会轻易放弃。面对中央下放来的权力，大小官吏无不用足用活，有的竟然明目张胆地实行起所谓的“一把手负责制”，形成了“一把手专制”。
长期的集权体制养成“不怕官就怕管”中国社会的传统，“官大一级压死人”。几乎人人都有以权压人的本能，形成权力专制，造成社会畏惧权力怕“穿小鞋“的氛围。不要说工人和知识分子难以参与管理，就是多数同级副职也是甘当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于是，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和唯唯诺诺、甘做奴才成为官场的时髦。以往的国家统一集权，形成各地各级的分散集权，国家的总家长制变成了各地各级的分家长制，从大家长制变为了小家长制。改革不仅没有实现民主的目的，而且还动摇了中央的权威，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行其道。
这样，在“天高皇帝远”和没有民主监督的条件下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官场腐败更不在话下。下放权力不仅没有能提高经济效率，反而导致大批国有企业亏损倒闭和基层机构人员膨胀。
所以，不管采取什么办法，最根本的是必须解决“人民程度未及格”这个老问题。
“天下之论政术者多矣，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若是者，吾固不敢谓为非然也。虽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
“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之，及其人亡政息焉，……
“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整顿之，……
“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认为，什么样的国民产生什么样的官吏什么样的政府。无论是祸国殃民的官吏，还是腐败无能的政府，或是腐朽没落的制度，之所以能生生不已，就是因为国民素质低所导致。
正因如此，他提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侯宜杰：《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45页）。
在此，梁启超道出了问题的本质。确实，不仅是有种豆得豆、种瓜得瓜道理，而且还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在奴隶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任你选择什么样的体制，也必然造成各种权力的无拘无束、横行霸道。
事实证明，在国民没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条件下，简单的简政放权不可能实现民主，只能形成以民主的名义和形式强奸民意。
（八）
从根本上说，国民的政治文明的程度是由经济基础的特点和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
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于西欧的特殊经济结构和生产力水平。
首先，是在西欧封建领主制的无政府基础上产生的。在自然状态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民间工商业主的经济实力强大到了足以与阻碍其发展的封建领主的实力相抗衡后，工商业主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城市的自治共和。
其次，是经过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形成了开放的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到了工商业主的经济实力强大到足以左右国家政治走向的程度，通过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成为西欧社会主流政治的。人民有了政治权力，自然也就自觉的关心和参与政治。
最后，是由于其所表现出的政治先进性，又为其它国家所自觉选择或接受。
也就是说，国民的现代政治文明程度不仅取决于国民与政治的相关度，而且取决于政治向国民的开放度。
中国的地理和经济特点既然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上层建筑，也就同时决定了社会政治文明的集权性。中国既不可能出现无政府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产生出足以左右政治走向的民间工商经济，也就不可能自然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的制度。
所以，李约瑟博士强调：
“中国文明本身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很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国在本世纪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在本质上是外来的东西。中国人自己决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他们不理解，而且越来越不需要，什么资本主义。”（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10月，第130页）
我国国民的现代政治文明程度之所以低，就是因为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剥夺了国民的政治权力。“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贫困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第623和624页）
集权专制的政治向国民封闭。无论是皇权专制，还是政党专制，专制政治是通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法理和乾纲独断的制度，实现了对国民政治权力的剥夺。
人民没有政治权力，自然也就不关心政治。虽然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化，实际上人民更注重的是“说了也白说”和“祸从口出”的现实，造就了“肉食者谋之，有何见焉”的社会氛围和 “莫谈国事”的国民理念。
通过大量的调查和考察，蔡定剑博士指出：
“我得出的结论是民主的事件是最好的民主教育，无论经济文化发展，，选举人群的素质高低。”（北大在线：《北大最佳讲座》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3月，第159页）
所以，只有用民主的方式提高民主的意识，用民主的政治提高民主的素质。将人民监督权力的权力具体化成每个人的权力，并保证这个权力的有效性。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有保持协调的同步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发展。否则，上层建筑就会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既然是在通过自觉的行动推进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那么就必须同时自觉地推进政治文明的跨越式发展，向国民开放政治。
（九）
邓小平强调指出：
“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实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42页）
国家和民族的先进必然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先进，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必然是政通人和、同心同德。赶超世界先进，尽管必须以实现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赶超先进为根本，但是却又不能仅仅是如此。因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来也不是脱离社会而单独发展的，相反却是在社会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发展的。所以，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先进了，可政治腐朽无能也不可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谁都知道，权力失去监督就必定产生腐败，无限的权力必定产生无限的腐败，可是又由谁来监督权力呢？
权力来自并从属于体制，自然由体制实施监督。体制能否有效地监督权力取决于体制的效率，体制的效率来自于体制的能力和对象。
体制的能力是由体制的所能发挥出的智慧和技术组合而成，体制的对象规模是由社会活动的规模。当对象的规模处于体制的有效能力之内时，体制的权力运用得当就形成高效；当对象的规模超出体制的有效能力时，体制的权力运用不当就形成低效。
新中国的经济经济体制之所以曾经高效无比，就是因为：
其一、社会规模相对的小，“一五”时期只有156个重点工业工程项目；
其二、体制内积聚的是一世的人杰各显其能，所能发挥出的智慧也就达到了最大化。
所以，对象的规模处于体制的有效能力之内时，体制的效率达到了最大化。
邓小平所主导的改革之所以是以下放权力为主，就是因为社会经济的规模发展已经超出了体制计划的能力，导致了经济效率下降，只能把超出了体制计划能力的那部分经济活动从计划体制中分离出去，交由市场调节，形成市场经济。
正是因为体制的无能才下放了权力，体制也就不可能对全部权力实施有效监督。这样，所谓的法制自然也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的，必须也只有借助于体制之外的力量才能有效地监督下放的权力，民主监督的重要性即凸现出来了。
现实的问题是，从理论上说，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自然必须监督权力。可在制度上，权力是通过制度而实现了人格化了的具体力量，人民却是没有通过制度实现人格化的抽象概念。
因此，权力是无敌的，只有大权力制服小权力，没有哪个公民能监督权力，就连同级副职都奴性十足，更何况普通百姓呢。
所以，消除奴隶主义实现民主监督的关键是，以“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的气魄，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从法律和制度上将人民由集权体制下的弱势变为强势群体。
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也只有实现群众路线和法制建设的有机结合、专业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有机结合，才能在保持秩序和稳定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抑制官僚主义和官场腐败。
首先，将法制建设建筑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实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其次，将组织建设建筑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坚持定期的开门整党审干，才能及时发现和清除投机异己分子，纯洁组织和队伍。
又次，将官吏的查处至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因为只有能将专业反腐败工作的主要过程置于人民的严密监督之下，才能有效防治猫鼠同盟，这就必须实行科学的审判陪审员制、检察陪查员制。
再次，将社会的主要工作至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为此，必须实行人民代表的必须提案制和一定比例的基层人民代表轮流住会制，专司调查、弹劾官吏之职。
还有，至少是将现今人民代表享用的弹劾权推广到民间，落实到每个人，若干群众代表或一定比例的群众联名即可启动官员的弹劾程序。
最后，必须追究那些推荐和考察官僚主义者和腐败分子高升的人的责任。
在官僚阶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高压下，人民作为集权官僚体制下的弱势群体只能是忍辱负重，形成了“莫谈国事”的理念。可是，一旦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就会出现“民之轻死”、铤而走险的局面。
如此循还往复，代代相传，直至国民政府。
这就是中国历代政治最大的教训！
至今，中国的政治实质上还依然停滞在“训政”阶段。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必须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以对国家民族和历史负责的精神，放弃一切私利，以完善传统的精英治国、再加上现代的民主监督为主题，主动向着民主政治前进。这正是：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新民时代——梁起超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9页）。
所以，必须以“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理智，从法律制度上巩固提升人民的政治地位，从实践上培训涵养人民的民主素质；必须将反对官僚主义纳入政权的基本建设，“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每时每刻都要讲，使每个同志对这个问题都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主革命先驱们的梦想，不负毛泽东、邓小平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