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是什么？
阿里·舒尔曼 著 吴万伟 译
是的，为应对新冠病毒，停工隔离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考虑如何结束这个措施，它就难以奏效。
停工隔离需要多长时间？既然疫情非常可怕，回避它真值得再来一场大萧条吗？这个措施如何结束？
随着疫情越来越逼近，美国人的态度巨变，在短时期内从耸肩摇头到支持停工关门。可以理解的是，有人已经在质疑这种措施是否明智，如果注意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信息是多么少，停工给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纽约时报》的文章似乎让人觉得，对停工禁令的质疑似乎就是犯下“禁忌”一样令人担忧和恐惧。
这种怀疑的很大部分误解了这场疫情的破坏性可能有多大----不仅很多人将因此丧命而且对经济造成破坏。从短期看，怀疑论者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但是，说人们无法长久容忍这种措施，他们是正确的。说人们无法就停工禁令何时实现了目标，或者何时停工已经有些得不偿失达成共识，他们也是正确的。
本周在与公共卫生官员、政策制定者、记者、朋友、家人等的对话中，我听到了很多观点，从“两到三周，直到每个人都能做检测”到“12到18个月，直到疫苗出现”等来解释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应该考虑终止停工禁令，需要多长时间到达这个阶段等。引人注目的是，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国家领袖表达的远景是---停工15天来延缓疫情的大爆发，随后再重新评估。
我们迫切需要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停工是必要的，在什么条件下禁令应该放松，我们应该做什么来实现这个转型。而现在的不确定性不仅威胁经济，而且对人们抗疫的努力造成破坏。现在，我们必须有计划。
没有其他选择
很多人仍然没有明白疫情可能会变得多么糟糕。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幸的叙述：既然死亡案例大部分是老年人和身体虚弱者，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多大问题。因此，我们面临究竟是挽救弱者的性命还是挽救救经济的艰难决断。
但是，这种选择是错误的，它误解了疫情不仅对生命而且对经济可能造成的破坏。
如果情况没有缓解，人们预测死于疫情的美国人将从数万人增加到220万人。这么多人要死去的现实---比我们在进行过的所有战争中牺牲的士兵还要多---可不是现代美国人能够想象的局面。
虽然这些死亡可能无法想象，但是如果将焦点仅仅关注在这上面，我们或许会犯下错误。两千万美国人需要住院是有可能的，虽然现有证据还是零碎的，但在纽约和意大利，有报道说住院者中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占了一半。现在无工作但健康的数百万美国工人可能因此感染疫情。
重要的是，即便“低”死亡率也是假定所有患病者都能得到医学治疗。如果医疗卫生系统超负荷运转而陷入崩溃，美国人口99%中的许多人---年轻的、健康的和我们大部分人---都将死去。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现实在意大利上演，那里的医生现在面临艰难的选择，要治疗什么人或放弃什么人，死亡率到现在为止已经是8%---韩国的死亡率只有1%，在韩国，大爆发被限制在医疗卫生体系的能力范围之内。
更糟糕的是，新冠病毒之外因素造成的死亡也将大幅度提高，因为医疗资源被挤占，对任何人来说，医疗都变得极其稀缺。因疫情感染而死亡的医生和护士将进一步破坏高峰时期急需的医疗卫生体系。这种糟糕的局面再次已经出现在意大利。
我们也不能信心满满地知道所有幸存者都可以渡过难关。就现有少量的宝贵数据而言，最初的报告暗示，有些康复病人的肺功能已经受到破坏，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巨大的、长期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只要说如果听任疫情泛滥不仅意味着亲爱的爷爷奶奶会死去，而且意味着大量人口感染患病和医疗卫生体系彻底崩溃，这就足够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反过来又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彻底崩溃。
除了说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种局面将比现在的停工措施更加糟糕之外，我们不可能对其真实经济成本进行有意义的评估。简单地说，我们没有很好的视角来看待未来。当今世界已经变得大为不同了，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多大的指导。
停工禁令如何结束？
那么，现在，停工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其目的是尽可能延缓疫情的蔓延，同时为我们快速找到其他选择赢得时间。本周与我交谈的公共卫生专家抱怨说联邦政府领袖缺乏远见。我们全都困在一艘船上，可怜的是群龙无首。
总统和国家领袖最紧迫的任务是说明停工的目的，它要达到什么目标，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做什么。现有的答案---“封锁15天以延缓传播速度”是任意性的，根本没有说服力。问题不是还需要多少星期或者多少个月？而是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可以放松“封城”“封国”？
其实很多答案已经不言自明。我们或许可以说当案例曲线出现拐点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每日新增病例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封城就可以结束了。我们或许寻找测试回归正常的比例持续下降，说明测试最终已经覆盖了绝大部分案例。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或许寻找新冠病毒住院病例和死亡病例的峰值和下降。
这些成套的具体条件需要由联邦领袖提供，并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赢得了胜利？“压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已经在下降，但这还不够。
计划是什么？
停工不是计划；它是匆忙但必要的退却。其目的肯定是减少案例为提高基础设施水平赢得时间，从而转向更具针对性的限制措施。
我们已经拥有抗击疫情的黄金标准：早发现症状，阻断传染源，隔离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大范围随机筛查辨认出在没有明显感染源头的接触者中的新爆发。只有通过辨认和隔离病人，健康的人才能复工复产。
关键的教训是我们不需要在整个疫情期间承受全面隔离。我们现在这么做是迫不得已，因为我们的防御机制太糟糕，没有在足够早的时候实施常规的控制疫情方法。
这不是假设的要点：韩国在没有求助于大规模封城措施的情况下成功控制住疫情。它是通过大范围检测、强有力的追踪密切接触者和隔离感染者做到这些的。当局不仅对有症状者进行检测和检疫，而且做出了很多努力追踪可能的接触者并对他们进行检测。
我们或许需要借鉴韩国、以色列和新加坡的方法，他们接受了符合美国人生活中“老常态”的相当程度的监督，而且这或许是需要忍受一两年的，如果要取消限制措施的话。现在最紧迫的是，国家领袖提供停工后生活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新常态”的清晰远景，我们如何在这些措施的要求与公民自由之间达成平衡，以及如何尽可能快地实现这个目标。
必胜心态
现在，很多人提到“必胜心态”：我们在进行一场战争，就像闪电战期间的英国那样，我们全体国民必须团结起来。如果这是真实的，国家领袖和公众都必须团结在一起，清晰理解什么应该算作胜利，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实现了目标，每个人必须做什么，牺牲什么。
就在我们停工第一周接近末尾之际，公众的决心似乎坚定不移。但是，如果国家领袖没有给出清晰的远景，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停工持续一年半载，民众的强烈抵制很快就会出现。反过来，如果我们都知道它将如何结束的话，哪怕这段痛苦和困难的时间更长，我们也能够忍受。
近期的问题不是争取胜利的计划是否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而是我们是否有计划。国家领袖的首要务必须是在他们定义的停工阶段---一周之后的结束之日到来之前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前景。
作者简介：
阿里舒尔曼（Ari Schulman），《新亚特兰蒂斯》编辑。
译自：What’s the Plan? By Ari Schulman
https://www.thenewatlantis.com/publications/whats-the-p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