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带病来参与开学典礼，很愿意听听诸位新教授的言论及对于我们的希望。我从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来到本校，参与了三年的开学典礼。一年得一年的教训，今天又是来亲受教训的日子了。

我本来不预备说话，但蒋先生偏偏提出我的谈话的一部分，偏偏把“且听下回分解”的话留给我说，所以我不能不来同诸位谈谈。

我暑假里，在南京高等师范的暑期学校里讲演，听讲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时髦的教员了。这些教员是从十七省来的，故我常常愿意同他们谈天。他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又常常问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实在回答不出来。我以为我们现在那里有什么文化，我们北京大学，不是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吗？你看最近的一期《学艺杂志》里有一篇《对于学术界的新要求》，对于我们大学很有些忠实的规谏。他引的陈惺农先生对于编辑《北京大学月刊》的启事，我们大学里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共同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只出了五本。

到陈先生编辑的时候，竟至收不到稿子，逼得他自己做了好几篇，方才敷衍过去。《大学丛书》出了两年，到现在也只出了五大本。后来我们想，著书的人没有，勉强找几个翻译人，总该还有，所以我们上半年，弄了一个《世界丛书》，不想五个月的经验结果，各处寄来的稿子虽有一百多种，至今却只有一种真值得出版。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所以我对于那一句话的答语，就是：“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再讲第二问题，现在外面学界中总算有一种新的现象，是不能不承认。但这只可说是一种新动机、新要求，并没有他们所问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既然动了，按物理学的定理，决不能再使不动。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把这种运动的趋向，引导到有用有结果的路上去。

这种动的趋向有两个方面：

一、普及　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

二、提高　提高就是——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既有这种新的要求和新的欲望，我们就应该好好预备一点实在的东西，去满足这种新要求和新欲望。若是很草率的把半生不熟的新名词，去解决他们的智识饥荒，这岂不是耶稣说的“人问我讨面包，我却给他石块”吗？

我们北大这几年来，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这方面贫穷到这个地位，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功夫。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人手不可。我们若想求高等学问，非先求得一些求学必需的工具不可。外国语、国文、基本科学，这都是求学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应该拿着这种切实的工具，来代替那新名词的运动，应该用这种工具，去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我们若能这样做去，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了。二三十年以后，朱逷先生和陈女士做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也许我们北大当真可以占一个位置。

我把以上的话总括起来说：

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功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

（本文为1920年9月17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陈政笔记。原载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又载1920年9月23日《晨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