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光：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内容提要：2013年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60周年。60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这一场战争，对于战后的中国、美国等当事国家，对于东北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是研究新中国外交史、战后中美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史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已逐步从单纯的战史研究转向中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影响。

相对而言，学界对朝鲜战争爆发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较多，而对战争结束问题的研究较少。其实朝鲜战争的结束与其发生一样，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费解的疑团，尤其是苏、中、朝各方有关停战谈判的决策过程，是相当重要、但以往研究幷不充分的课题之一。本文拟利用近年来逐渐解密的苏联政府档案，就朝鲜停战的有关问题，主要是苏、中、朝、美各方的政策方针和决策过程，以及相互协调与意见分歧做一简略的分析，尝试着解明何以战争“边谈边打”以致于如此难以结束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朝鲜战争  停战谈判  国家利益的博弈

2013年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60周年。60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这一场战争，对于战后的中国、美国等当事国家，对于东北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至今仍然是研究新中国外交史、战后中美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史的热点问题之一。尽管进入了后冷战时期，但朝鲜战争的研究还是受到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已逐步从单纯的战史研究转向中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影响。

相对而言，学界对朝鲜战争爆发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较多，而对战争结束问题的研究较少。其实朝鲜战争的结束与其发生一样，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费解的疑团，尤其是苏、中、朝各方有关停战谈判的决策过程，是相当重要、但以往研究幷不充分的课题之一。国际问题学者伊克莱曾对此曾感到大惑不解：“为何战争如此轻易地爆发，却如此难以结束？”1以往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将是战、是停、是打，还是和的责任和原因完全归结于中国，毋庸讳言，在抗美援朝的战争进程和谈判进程中，中方领导层的许多决策未必都是最优选项，有不少值得商榷反思之处，尤其是失去了一些很关键的达成停战的机会。但苏联和朝鲜的作用事实上也是无可否认的，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和中苏同盟主导方的苏联因素更是不能低估。

本文拟利用近年来逐渐解密的苏联政府档案，就朝鲜停战的有关问题，主要是苏、中、朝、美各方的政策方针和决策过程，以及相互协调与意见分歧做一简略的分析，尝试着解明何以战争“边谈边打”以致于如此难以结束的有关问题。

20世纪90年代，随着前苏联政府档案的公开，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取得了很多进展，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陈兼：《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中美冲突的形成》（纽约，1994），沈志华：《朝鲜战争揭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力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斯坦福，1993），金澈凡：《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言》（汉城，1991），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郝雨凡、翟志海：〈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载《中国季刊》第121期，1990年3月，威瑟斯比·凯瑟琳：〈进攻还是不进攻？斯大林、金日成与战争序幕〉载《冷战国际史专刊》第5期(1995年春季号)，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朴文洙：〈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修正〉（载《朝鲜观察员》第25卷第3期，1994年秋季号），青石：〈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载《百年潮》1997年第1期，青石：〈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载《百年潮》1997年第2期；朱建荣：《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岩波书店，1991年；平松茂雄：《中国与朝鲜战争》劲草书房1988年；沈阳军区百科编审室：《抗美援朝战争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军事科学院军事研究部编：《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以及老将军的回忆录，如：杜平：《在志愿军总部》，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杨得志：《为了和平》，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等；还有日本陆战史研究会编：《朝鲜战争》（原书房1973年）和美国将军李奇微，克拉克的回忆录等。均可以参照。关于朝鲜战争如何结束的研究有：青石：〈朝鲜停战内幕〉载《百年潮》1997年第3期；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僖田昭治郎：《中国和朝鲜战争─围绕停战谈判》，载《亚洲研究》第39卷第3号，1993年6月；安田淳：《中国的朝鲜战争第一次、第二次战役─三八线和停战协议》，载《庆应法学研究》第68卷第2号，1995年2月。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另外，还有沈志华编辑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主要包括：《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编印，1996年；《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三卷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第48辑，台北，2003年。

一、朝鲜战争：战局进展与国际斡旋

朝鲜战争就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二个阶段：从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到1951年6月10日是作战双方争夺战场主动权的第一阶段；1951年6月11日以后，战线基本上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此后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在2年另1个多月的时间里，朝鲜战争处于停停打打、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第二阶段。2关于朝鲜战争停战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考察第二阶段中与停战谈判相关的决策及过程等问题。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种种关于停战谈判的建议和斡旋，可以视为正式停战谈判的“前史”，简单地加以回顾将有助于对正式停战谈判的缘起和过程加深了解。

1、联合国的停战斡旋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国际社会就开始谋求停战和平的努力。但战火方兴，交战双方都不愿罢手，停战和谈的努力自然很难取得成果。1950年7月初，英国提出了关于朝鲜停战的第一个方案，建议由包括新中国政府在内的五大国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朝鲜的停战与和平问题。由于这一方案涉及到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所以尽管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仍被顽固反对中国的美国所拒绝。考虑到当时朝鲜人民军节节进攻、势如破竹，战局发展对朝鲜极为有利的情况，停战的条件实际上幷不成熟，即使美国同意，该提案恐怕也不会得到朝方的首肯。8月4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提案：1，讨论朝鲜问题时有必要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幷听取朝鲜人民代表的意见；2，停止朝鲜境内的敌对行为，同时撤出外国军队。8月20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支持苏联提案，要求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3中苏两国在此问题上的互相配合、政策协调，显而易见。但美国政府正调兵遣将、准备扩大介入朝鲜战争，对苏、中的和平提案毫不理会。

9月15日，美军在朝鲜半岛蜂腰部的仁川登陆，随即攻占汉城，战局急转直下。由于美韩军队越过三八线逼近中朝边境，中国政府认为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遂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赴朝参战。中朝军队首战获胜，将美韩军队击退数十公里。国际上再次开始了停战谈判的试探活动。11月23日，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K. M. Panikkar）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提出：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利益，幷拟在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总部后，向安理会提出讨论朝鲜问题的建议。他强调：“中国必须参加安理会会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讨论朝鲜问题。”幷建议以英国方案作为“非正式协议的开端”。4但当时中朝军队全力以赴准备进行第2次战役，美韩军为发动“圣诞节攻势”从11月6日开始对朝鲜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浴血奋战的双方对停战谈判建议都不感兴趣。

到12月下旬，第2次战役结束，中朝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仅夺回平壤，而且将战线重新推回到三八线附近。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解决朝鲜和远东问题的政策方针和基本立场，中国政府于10月23日正式表明：接受联合国的邀请，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11月24日，以伍修权为特别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11月28日，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演说，提出缓和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3点主张：1，联合国公开谴责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和干涉朝鲜的罪行，幷采取具体的制裁措施；2，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从台湾撤出其武装力量；3，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军队和其他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朝鲜的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处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5把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相联系，反映了中国政府意图通过联合国外交解决美国在东南、东北两个方向上对中国安全构成的威胁，并挂钩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12月7日，中国副外长章汉夫会见潘尼迦，潘向章转交了印度等13个亚非国家准备提交联合国的有关朝鲜问题的提案，建议：“首先应在三八线停战，然后实施协议”，并通报说：“印度政府将在几天之内向安理会提交该提案。”6但中方并不准备立即停战。12月8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家康约见印度大使馆参赞卡吾鲁，不赞成要求在三八线停火的印度等13国提案。73天后，周恩来会见潘尼迦解释说：“问题的关键在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美国或联合国提出的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意见”，“因为美国已经越过三八线，三八线被麦克阿瑟破坏，已经不存在了。”并强调“朝鲜问题与东方问题是不可分的。”8由于此时朝鲜战场的军事形势对中朝军队明显有利，中国领导人已经决定越过三八线作战，继续打击美韩军，以实现将美军驱逐出朝鲜半岛的战略目标，所以坚持把朝鲜问题与远东问题相挂钩的基本立场，不接受国际社会以在三八线停火和不涉及远东地区和台湾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斡旋。12月12日，印度等13国向联合国大会提请设立关于朝鲜问题的联合国三人委员会（印度、伊朗、加拿大）。14日，联合国大会以51票赞成的多数通过停火案，幷委托三人委员会斡旋朝鲜问题，确定有关各方对于朝鲜停战的条件。15日，三人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中国驻联合国特别代表伍修权向周恩来递交照会，就朝鲜停战问题试探中国政府的反应。9

2、朝鲜战争有关各方的停战方案

美国政府也提出了停战方案。1950年12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马歇尔提交一份关于朝鲜停战条件的备忘录，幷由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转交给三人委员会。主要内容有：1，所有有关政府及当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北朝鲜当局，应发布命令，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武力行动，幷予以执行；此项停火应适用于全朝鲜。2，建立一条横贯朝鲜纵深约20英里的非军事区，其南界大致沿三八线走向。3，所有地面部队，应留在原地或撤至后方；在非军事区内或越过非军事区的部队，包括游击队在内，应移至非军事区的后方；敌对双方的空军应尊重非军事区及该区以外的地区；敌对双方的海军应尊重与双方部队所占领的陆地毗连的距离海岸三英里以内的水面。4，应由一个联合国委员会监督停火，委员会委员和指定的观察员应保证停火条件得到完全遵守；他们应可以自由地与无限制地出入全朝鲜；所有政府及当局均应在停火委员会及其指定的观察员执行任务时予以合作。5，所有政府与当局应迅速停止以任何方式把增援或换防的部队或人员，包括志愿军在内，运入朝鲜，幷停止增运军事装备和物资；此项装备与物资幷不包括维持健康福利所必需的供应品及停火委员会所和准的其他供应品。6，在朝鲜问题最后解决前，应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交换战俘。7，在停火协议中，应适当规定步骤保证：部队的安全；难民的迁移；处理由停火而引起的其他特殊问题，包括非军事区内的民政和警察权力的问题。8，停火协议应提请大会确认，在由联合国批准的进一步办法予以替代之前，该协议应继续有效。10这一方案的内容主要涉及朝鲜战争的军事问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善后安排问题，既未谈及政治解决路径，更未超出朝鲜半岛的地理空间范围，说明美国政府只想解决单纯的军事问题，以扭转朝鲜战场的不利局面，幷不想一揽子解决中国关注的、与朝鲜相关的地区安全和国际局势问题。

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案（1，立即停火；2，举行政治会议以谈论恢复和平的问题；3，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4，为统一和管理朝鲜作出安排，使朝鲜人民能自由选举政府；5，召开中苏美英四大国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解决包括台湾地位和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等问题在内的远东问题。）正式提交中国政府。11由于当时美军在朝鲜战场正处于节节败退的不利地位，该决议案又将美国政府不愿意讨论的台湾地位和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包括在内，因此在付诸表决之前几个小时才得到通知的美国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同意，将可能会“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又可能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基于“政治正确”和“国际舆论”的考虑，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决定支持这一决议案，但同时“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案”。12

当时中方也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人主张暂时停战，使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以利再战。1950年12月8日，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电告中共中央军委，由于部队连续作战疲惫不堪，粮食和弹药供应不足，减员甚多，冻伤减员人数甚至超过战斗减员人数，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处，停止进军，待来年春季再战。13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也认为，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部队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很大，亟须休整补充，所以向毛泽东建议把下一次战役的发动时间推迟两个月。14由于中国政府当时奉行“对苏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总方针，出兵朝鲜的决策又是在苏联的鼓励和支持下作出的，因此苏联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在事关社会主义阵营战略全局的朝鲜战争的每一个进、退、打、停的关键时刻，中方都不能不把对于战局的看法和下一步的想法事先通报苏联征求意见。12月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曾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谈，探询美国在朝鲜战局的现状之下是否会提出停火建议，以及“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等问题。葛罗米柯说，目前美国方面尚无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15显然苏联幷不想在这个时候停止战争。虽然葛罗米柯声明这只是一己之见，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外交决策机制告诉我们，在如此重大的战略性问题上，即使是外交部长的个人意见也不会不反映出最高决策者斯大林的政策倾向。

不过，中方从政治外交的策略方针着眼，还是希望能首先提出停战条件，以便在停战和谈的问题上保持主动。12月7日凌晨3时，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紧急召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表示：鉴于近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的代表多次就朝鲜停战问题探询中方意见。为掌握政治和外交的主动，中国政府拟提出“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岛和台湾海峡；3，朝鲜问题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幷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的代表；5，召开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如上述5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16 幷向苏方正式转交了有关5项停战条件的书面文件。中方停战条件在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主解决朝鲜问题和召开国际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等方面与联合国的立场基本一致，但明确要求讨论台湾问题、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和对日媾和等问题，而联合国只是准备通过国际会议加以讨论。其实只要能在国际会议上讨论这些事关中国重大利益的问题，就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进步。不过中方停战条件幷未言及停火问题，而联合国方案的第一项就是“立即停火”。这显然是双方最大的分歧所在：是先停火，再逐步实现各项停战条件，还是先满足停战条件以后，再实现停火，成为一个能否实现停火的关键问题。

尽管中方对于朝鲜停战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意愿，但在“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总方针之下，对于战与和这样重大的战略问题，不能不正式征求苏联的明确意见。所以周恩来强调：“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幷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希望当天就能得到苏方答复。17苏方当天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方所提5项条件，但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明确要求把满足5项条件作为停火的必要前提，认为“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到中国亮出自己所有底牌的时候。”18对中国提出停战方案的时机选择提出了具体要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幷向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出指示：目前的所谓停战提议，多半只是美国为了改变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局面而采取的缓兵之计。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应在苏方提案中加上中方条件中的第1和第3条。19苏方认为停战建议是错误的，即使提出也只是外交上与对手虚与委蛇的策略。接苏方电报后，周恩来于12月8日致电中国驻联合国特别代表伍修权和顾问乔冠华，转达苏方意见，要求在停战问题上“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20缓和了中方对于停战的积极态度。12月20日，周恩来又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声明：“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21这2点即是前述中方5项条件中的第1点和第3点，也就是苏共中央电令驻联合国代表团补充加入苏联方案中的2点。从苏联的全球战略看，这2点显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边际利益相关，但与中方重大关切的台湾、对日媾和以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无关。苏联对集团利益予以关注不足为奇，而中方接受苏联政策方针则说明，中方在朝鲜停战问题上把与苏联的战略协调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放在了优先的位序上。

综上可知，对于朝鲜战争中的重大战略问题，中方实际上有操作权，甚至有掌控权，但幷没有最终决策权。尽管中方为了掌握政治外交的主动权而准备了停战条件，但为了与苏联保持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一致性，还是遵从苏方意见未首先提出停战条件，并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坚持先撤军、后停火的强硬立场，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提案。周恩来1951年1月17日致电联合国，认为“先停止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绝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幷提出了包括美军撤出台湾海峡，在中国境内召开7国（中、苏、美、英、法、印度、埃及）会议讨论和解决远东问题等四项内容的提案。22

对于中国来说，接受联合国停火提案是实现朝鲜战争停战的一次绝好机会，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政治上，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斯大林所担心的可能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将烟消云散；中国既履行了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得到了斯大林的信任，又有朝鲜作为战略缓冲区，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美国威胁的担忧也可以大为减轻。外交上，中国可以取得主动权并分化对方阵营，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都可以付诸讨论，并有可能得到对中国较为有利的解决。军事上，不仅可以把停火线置于汉城以南的三七线，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时间，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但由于苏联在联大发言反对联合国提案，实际上划定了政策红线，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中国领导人的政策选择余地，因为在何时和如何提出停战条件的问题上，苏联的态度、斯大林的意见几乎是决定性的。如果没有苏联在联合国的配合与支持，中国无法解决和谈问题，而志愿军把战争进行下去也离不开苏联的军事援助。一旦拒绝联合国的停火提案，中国不仅很难通过提出停火条件以掌握政治外交和国际战略的主动权，而且失去了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形势都有利的情况下实现朝鲜停战，以及讨论有关台湾地位和联合国席位问题的大好时机。

3、战争的惯性：越过三八线

当然，中国政府之所以拒绝联合国的停火方案，主观原因是中苏领导人对朝鲜战局的发展较为乐观。作为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和决策者的毛泽东、斯大林为朝鲜战争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国军队全部驱逐出朝鲜半岛。231950年12月初，毛泽东对访华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分析朝鲜战局时认为：朝鲜战争虽然有迅速解决的可能性，但也有延长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至少要准备打上一年，敌人也许会要求停战。美帝国主义承认从朝鲜撤军，而且必须首先撤退到三八线以南，我们才能考虑停战谈判。现在志愿军首先歼灭韩国军队，这对于促使美军撤退是有效的。美帝国主义如果承认撤军，联合国大概也会同意在中苏参加的条件下，全体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选出自己政府的主张。24毛泽东提出的通过军事打击，迫使美军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幷承认最终撤出朝鲜半岛，实际上成为中方的作战目标和停战条件，他认为：“美英──为政治宣传，企图把我方诱入停战。”25所以应尽量避免陷入美英主导下的停战谈判，以掌握战略和政治外交的主动权。他于12月13日致电彭德怀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果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26他命令志愿军向三八线以南进军，继续打击敌人，而且坚信“主导权在我方”。27尤其是二次战役后，中朝军队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战场形势对我方确实较为有利。

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在视察朝鲜战场后，也认为美军不可能组织起有效防御长期阻止中朝军队的进攻，故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作好撤军准备。参联会遂秘密指示麦克阿瑟：一旦战线不守，务必将美军安全撤出朝鲜。28毛泽东得到这一情报后即转给彭德怀，幷据此判断美军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半岛。他于12月21日致电彭德怀指出：“如果将韩国军队全部或大部歼灭，美军被孤立，就不可能长期停留在朝鲜。如果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的解决也就更容易了。”29他估计美军或是“进行微弱的抵抗，然后撤出朝鲜”，或是“在釜山─大丘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南朝鲜”，对“全朝鲜的早日解放”持乐观看法30。

这也是苏朝两方的看法。彭德怀提到：“两次大胜之后，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朝方也有如此要求。”31由于中朝苏各方均对战局持乐观看法，因而把停战建议视为美国的缓兵之计，拒绝停火继续作战，直到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夺取彻底胜利，就成为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了。彭德怀从军事行动上有利与否来考虑，曾于12月8日电告毛泽东建议：“暂时不越过三八线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来年春再展开战斗。”32但基于“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他还是于12月15日晚22时命令志愿军各部“为了粉碎敌人以三八线为界，整顿残余部队，准备重新开战的阴谋，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继续向三八线以南前进，决心在汉城、原州、平昌一线以北地区歼灭一部分美韩军队”。33第三次战役由此开始。

不过，作为前线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志愿军在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决定暂停进攻，部队进行休整。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且“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

苏、朝似乎对中方的决定都很不以为然。金日成鉴于人民军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曾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只是提出不同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宪永推到前台，其实内心深处是主张速胜的。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彭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苏联军事顾问扎哈罗夫得知中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他仍然坚持己见。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志愿军司令部与彭德怀会谈。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虽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即使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很重要。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金声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当即打电话叫朴宪永即刻赶来。当日，彭、金、朴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朴宪永列举新闻报道和苏方提供的情报，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就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消灭美军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金则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斯大林得知中朝在军事问题上的争论后，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但这并不等于斯大林赞同中方暂停进攻的部署。斯大林来电建议，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可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综合中朝的意见搞了个折中。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于1月11日致电彭德怀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并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由朝鲜自己直接指挥。彭德怀跟据冒得电报提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毛泽东也致电金日成表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金日成1951年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象的。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的一厢情愿，显然是国内政治考虑优先的结果。不过，这只是军事策略方面的不同主张，而在总的战略目标上，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而这一军事目标的确定，不可避免的左右了对于停战谈判的时机选择和条件、内容的认定。

为在政治外交上表明斗争到底、绝不妥协的决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于1950年12月22日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不会上联合国所谓停火方案的当，除非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美军撤出台湾海峡，中国在联合国获得合法席位，否则绝不停止战斗。34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明确拒绝了联合国三人委员会的停火方案。尽管印度等国家认为中国的停火条件与联合国的停火方案幷非毫无接近之处，因而再一次提出关于朝鲜停火问题的修正案。但美国政府趁机攻击中国的“战争狂热”，幷迅速向联合国提出了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的提案。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一提案，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中方拒绝联合国的停火提案后，美军迅速地实施了大规模反攻，中朝军队处境危急，不得不全线撤退了100多公里，不仅放弃了刚刚夺取不久的汉城和仁川，而且损失了5万多人，重新回到了三八线以北地区。第四、第五两次战役后，战线在三八线附近逐渐固定化。朝鲜战场的军事形势也开始转为胶着的状态。

二、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开始

面对战争的僵局，交战双方都很难再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都不得不开始考虑停战和谈的问题。美国政府判断，在军事上不可能取得全面胜利，因而决定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在此基础上谋求停战，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

1、现实：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

1951年2月6日，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卢思克认为：解决朝鲜问题的最稳妥方案是“稳定战线，使敌方确信要取得胜利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此才有可能实现停战，最低限度在1950年6月状态的基础上寻求朝鲜问题的解决。”35国务卿艾奇逊翌日致电美国驻韩国大使指出,“要遵循美国政府战后有关统一朝鲜的政治立场来解决朝鲜问题，即韩国在三八线以南地区确立幷维持其政权，使联合国军最终可以撤离朝鲜”，但只有“联合国军能在三八线附近稳固战线，才能通过寻求停战达到这一目的”362月13日，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朝鲜问题，卢思克强调：由于共产党方面尚无停火的表示，美国需要继续为之战斗的目标应该有2个，一是实现停战，二是在事实上达成一项恢复到1950年6月以前状态的协议。37参联会主席布莱德利上将指出：从军事的角度看，三八线没有任何价值，是否越过三八线取决于美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38国务院依据三个机构研究讨论的结果，就朝鲜问题拟订了提交总统杜鲁门的备忘录，认为联合国与美国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因此联合国军的军事目标是“打退北朝鲜的侵略幷重建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接受任何低于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状态的条件。”39国防部长马歇尔3月1日指出：“必须承认试图仅仅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有关朝鲜的政治问题是不对的。”40

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也不愿长期陷入朝鲜战争；但由于战线变化较大、战局还不稳定，如果首先提出停战谈判，又恐怕中苏会在台湾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要求补偿，使美国在政治和外交上陷入被动；因此不愿意立刻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实现停战。马歇尔认为：“恢复战争前的状态，会使共产党军队在三八线以北公开或秘密地集结，在现在或将来，这种军事力量的集中将使美国和联合国军陷入危险。”参联会提出：“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不仅在政治上不能被接受，从免于军事冒险的角度看，也完全无法接受。”41美国驻韩国大使穆西奥（Muccio）致电卢思克提议：最理想的是使联合国军移动到平壤和汉城之间易于防御的地段建立防线，这种防线可使联合国军用最少的兵力支持韩国军队，使之强大到足以与北朝鲜军队对抗幷自主承担防卫任务。42因此当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之后，美国政府认为军事和政治形势对其有利，遂开始积极谋求停战谈判。3月19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参加的参联会会议，根据当时的朝鲜战争局势，提出了关于停战条件的新备忘录。与1950年12月12日的备忘录相比，新增加或修改的内容有：1，设立停战委员会监督停战条款的具体实施，该委员会隶属于联合国大会设立的和平委员会，可在朝鲜全境不受限制地自由活动；如有必要，该委员会应有一定数量的由中国和（或）北朝鲜军队派遣的观察家协助工作；停战委员会有权监督所有在朝鲜的包括游击队在内的武装部队执行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应向该委员会提供数量充足的有能力的军事观察员，以保证其职能的施行；停战委员会组成并准备开始行使其职权之后，可履行该委员会的各项条款，并及时向联合国大会报告所有违反停战协定的情况。2，非军事区应以三八线为中线或在三八线以南，纵深二十英里；非军事区的确切位置应由停战委员会根据敌对双方地面部队当时的战斗位置而定。3，停战协定不应妨碍战地指挥官保证其部队、供应和设备的安全，但非军事区内不允许存在用于以上目的的安全部队。后因认为第3条可能会被中朝用来增加兵力而加以删除。43上述2点新内容反映了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军事上的失利而把军事分界线南移，从“以三八线为南界”改为“以三八线为中线或在三八线以南”，以及试图组成联合国下属的停战委员会作为监督机构，确保停战协议得以实施，幷逐步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政策意图。

4月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朝鲜战局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单靠军事行动是无法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谋求解决朝鲜问题。5月3日，美苏两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进行了非正式会谈，双方都对停战和谈表示出积极意向。5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1，通过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2，尽最大可能在三八线南部或者超越三八线的地区确立韩国政府的统治及军事防卫；3，准备在适当时期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4，允许建立足够的韩国军事力量，以阻击或击退北朝鲜的进攻；5，在实现上述4个目标之前，继续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目标，努力通过政治外交渠道试探停战的可能性，以便结束在朝鲜的敌对行动。44这一政策方案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5月18日，已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G.F.Kennan）应国务卿艾奇逊的要求赴华盛顿，奉命以国务院顾问的名义与苏联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进行接触。

5月3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M.B. Ridgway），命令他在尽量使中朝军队付出重大牺牲和代价的前提下，争取“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同日，凯南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45正式建议停战谈判。在6月5日与凯南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马立克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苏军没有参与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认为它不能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表明苏联政府拒绝直接介入朝鲜停战谈判的立场，但作为个人意见，他建议美国政府与中朝就此事进行接触46。值得注意的是，马立克在会谈中幷未提及超出朝鲜半岛以外的台湾以及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说明苏联政府已经不准备把中国提出的前述5项停战条件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基础或前提了。

2、停战：中、苏、朝的分歧与协调

此时，中国领导人也开始觉得在达到一定政治目的之后，可以实现军事停战。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研究讨论朝鲜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回忆说：“第5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末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因为开战初期我军的优势已逐渐失去，130万大军集结于狭小的朝鲜半岛，不仅挤成一团施展不开，很容易成为敌人飞机大炮的靶子，而且后勤补给的负担日益沉重，继续打下去短期内不可能解决问题，战争长期化财政也承受不起，现在“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47与会者多数之所以同意争取在三八线附近停战，边打边谈，谈判解决问题。理由有三：1、政治上，占领三八线以北，已经达成了出兵的政治目的；2、外交上，沿三八线停战各方都比较能够接受。3、军事上，优势逐渐失去，短期内很难战胜对手。4、财政上，难以支撑长期战争。会议最后采纳了大多数的意见，确定了争取停战谈判的政治目标，以及“在敌不增兵、不登陆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三八线’至‘三十八点五线’地区，幷构筑三道防御阵地”的军事部署。48

中方在有关朝鲜战争问题上的任何战略方针的变化都有必要得到苏朝两方的认可。所以毛泽东请金日成来北京进行商议。6月3日，金日成访华与毛泽东会谈。中方向朝方通报了有关朝鲜战争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但朝方对此时展开停战谈判有所不满，双方并未取得完全一致。据苏联驻朝鲜大使的报告，“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从北京回来后十分沮丧，认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后的几天里，北朝鲜报界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及时、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

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作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的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作这种让步。”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要求，并在谈判区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朝鲜人的情绪才有所好转。不过，苏联大使注意到，“最近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

中朝的分歧使毛泽东于6月5日致电斯大林，要求派代表前往苏联，就“我们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报告、请求指示。首次暗示中共中央有谋求停战的想法49。经斯大林同意后，6月10日，金日成和中方代表高岗同机前往苏联面见斯大林。在6月13日的会谈中，当高岗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以三八线为界开始停战谈判时，斯大林问道：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甚末要停战？他认为：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在中朝代表反复解释所遇困难的严重程度之后，斯大林最后说：如果你们一定想停战，那就试一试吧，也许是件好事。斯大林当天即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50有了斯大林的认可，中国政府决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毛泽东电告高岗，要他与斯大林、金日成商量应采取怎样的措施以争取停战。并建议：在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上，“我们认为先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最好这样做：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也“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因为在中朝军队进行防御作战的情况下，如提出停战可能会被对方视为是软弱的表现，所以中方希望由苏联出面促成谈判。关于停战条件，毛泽东提出：“恢复三八线；从南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决不允许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中立区的情况发生”。“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同时建议：“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但“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作出相应的让步。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由此可见，虽然毛泽东仍然希望一揽子解决因朝鲜战争而不得不搁置的台湾问题，但已经将注意力放在朝鲜战争上，并放弃了对联合国席位的要求51尽管马立克此前向美方表示苏联不便出面提议停战谈判。但由于斯大林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显然苏联政府也发出了指令，所以马立克于6月23日在联合国发表了讲话《和平的代价》，认为朝鲜的武装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有关各方必须表现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因此他建议“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和休战，幷从三八线撤退各自的军队。”52

美国政府早已确定了停战谈判的方针，所以迅速回应了苏联提议。6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S.Truman）在田纳西州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6月27日，美国驻苏联大使科克与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会谈，确认了苏联政府关于停战的建议。6月3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将美国关于停战谈判的政策立场电告联合国军司令官李奇微：1、谈判只限于朝鲜以及军事问题，不应涉及任何政治或领土问题。2、在被其他协定替代之前，停战协定应继续有效。3、应要求司令官下令停止在朝鲜的敌对及所有的武装行动；应要求在朝鲜建立非军事区（宽二十英里，由双方司令官根据当时各自部队所在位置确定）；应要求所有在朝鲜的地面部队停留在原地或撤退到后方，超越非军事区的部队也应后退。4、为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应成立一个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会应由联合国军与共产党军的成员对等组成。委员会成员及其所任命的观察员有权在朝鲜全境自由行动，各方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及合作，以便于他们发挥作用；军事停战委员会有权监督幷保证包括游击队在内的所有武装部队遵守停战协定，双方最高指挥官应任命足够的人员帮助委员会履行其职责；在委员会未能组成并履行职责之前，停战协定不能生效。5、停战期间，应要求司令官下令停止向朝鲜增派任何空军、海军和地面武装人员（军事停战委员会核准的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人员不在其列）；但这不能妨碍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单位或个别人员的交换，国际红十字会应获准访问战俘营。6、停战期间，应要求司令官下令限制在朝鲜增加战争设备和物资；但维持医疗和救济的物资不在其内，委员会将授权使用汽车、船只和飞机来运送这些物资）。53

与此同时，朝鲜也提出了关于停战谈判的方案：一，建议由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外务副相朴东祚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共3人组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二，提出包括6项内容的停战谈判方案提交苏联：1、停火和停止战斗行动的时间；2、敌对双方各自从三八线以南、以北撤退5-10公里；3、从停火时刻起，禁止飞跃或穿过三八线；4、从朝鲜领海撤退海军，解除封锁；5、在2个月内从朝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6、交换战俘和遣返被驱赶的难民。54苏联要求朝鲜与中方协商后提出共同方案，于是朝方将上述方案的第2条改为“双方部队在停火生效后3天之内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这一地区建立非军事区”；第6条改为“自停火之日起，2个月之内交换战俘”；增加第7条“从三八线以北被强行驱赶的难民应返回家园”。然后将修改后的方案提交中方。55

中国提出的停战谈判方案有5项内容：1、双方同时下令停火后，双方海陆空军在朝鲜全境停火并停止一切其他敌对行动；2、双方海陆空军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三八线南北各10公里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形式；3、双方停止从外部运送装备、部队和补给（包括海陆空军的运送）到朝鲜，以及运送到接近朝鲜的前沿地区；4、建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监督以上条款的执行，该委员会成员应来自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由交战双方对等提出；5、在禁止军事行动的4个月内，分批办理相互交换战俘的全部事宜。中方特别提请苏联考虑2点：一是鉴于“遣返难民”问题比较难办，南北朝鲜很可能就此发生无休止的争吵，以至影响到其他重要问题的解决，所以建议把难民问题交由国际性会议讨论解决。二是，中方准备酌情提出“所有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规定时间内（如3-4个月）分批撤出朝鲜半岛”。对于中方的方案，苏联同意前2点，但建议删去第3点的后半部分，反对列入第4点，主张把第4点作为针对美国方案的反建议；对最后2点，认为应该在谈判中提出幷坚持到底。56 至此，有关各方分别提出了停战谈判的方案。

1951年6月30日，李奇微奉命发表致中朝军队司令官的广播讲话，正式建议停火谈判。7月1日，李奇微指定了联合国军方面的停战谈判代表团，拟定有关停战谈判的8项条款：1，通过谈判议程；2，限定谈判范围，所有谈判过程都限制在与朝鲜有关的纯粹军事事项上；3，为避免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重新引发敌对和在朝鲜的武力行动，谈判应终止在朝鲜的敌对或武装行动；4，确定贯穿朝鲜的非军事区；5，确定军事委员会的组成、职权和功能；6，在军事委员会之下组成军事观察组，确定其在朝鲜不受限制的监督权力的原则；7，军事观察组的组成及其职权；8，关于战俘问题的协定。后又增加“设置由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访问战俘营”一项。57

中朝方面对美国提出的停火建议立即作出积极反应。7月1日，中朝军队指挥员发表声明同意美方建议。7月4日，中共中央向志愿军总部发出关于谈判细则的指示电报，幷派李克农、乔冠华协助谈判。7月5日，中朝双方就《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协议》（草案）达成一致，主要内容有：1，1951年*月*日，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在朝鲜的陆海空军力量停止敌对行动。2，双方陆海空军力量从三八线各自后撤10公里，在三八线以南、以北各10公里地区建立非军事区；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三八线以北属于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管辖，三八线以南属于南朝鲜政府管辖。3，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调运装备，调动或补充人员（包括陆海空运输）。4，在停止军事行动后的3个月内，双方应分批全部交换战俘。5，在朝鲜的所有交战的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2-3个月内应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6，南北朝鲜难民应在4个月内返回从前的居住地。587月8日，交战双方各自派出联络官进行事务级协商。从10日开始，双方代表在朝鲜开城的来凤庄正式谈判。中朝达成协议：“对外由朝鲜人民军代表中朝军队，实际的谈判业务由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导”，59幷提出了3项原则性建议作为谈判基础：1，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行动。2，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谈判。3，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只有撤退外国军队，朝鲜战争的停战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才有基本保障。60金日成认为难民问题列入谈判议程将己方不利，所以将原方案中的“遣返难民”一条删去。由于马立克的停战建议幷未涉及到台湾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葛罗米柯也对科克强调：停战谈判“应严格地限于军事问题”，61所以对于新中国来说极为重要的政治外交问题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谈判议题之外，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时机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3、谈判：意料之外的艰难

停战谈判开始时，双方都认为，既然彼此都不愿意再打下去，所以可能很快就会达成协议。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电报频繁往来，协商有关谈判的策略方针，幷向斯大林提出“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假如谈判真能举行的话”，建议斯大林“直接与金日成同志通讯，密切地指导此次会议，同时将您的意见告知我们就行了”，并请金日成经常与斯大林联络，“有问题直接向他请示”。

毛泽东为什么甘愿放弃在停战谈判中的主导地位，中国为什么不愿意作为主要角色参与停战谈判？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中、苏、朝三方自开战以来在战略、政策和策略上的某些分歧。据苏联驻朝鲜使馆1951年9月发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称，中、朝在停战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中方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拒绝进攻性战役”，“力图尽快结束战争并摆脱援助朝鲜的负担”，朝鲜则担心“会被强加上破坏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威信的停战条件”。从中方的角度看：中国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既然已经帮助北朝鲜将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左右，中国参战的基本政治目标已经达成，将剩下的问题甩给苏联和朝鲜，自己抽身而出，至少减轻沉重的负担，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但斯大林坚持不直接介入朝鲜战争、不直接与美国冲突的策略方针，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谈判桌。故而明确回电毛泽东：“这是不可想象的和没有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我们最多可以对某些问题提出建议。”斯大林认为：由莫斯科领导谈判“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苏联“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毛泽东拟定了停战谈判方案，并向斯大林通报：1，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自后撤10英里，建立非军事区；3，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4，停止军事行动后的3个月内分批交换全部战俘；5，所有外国军队3个月内全部分批撤离朝鲜；6，南北朝鲜难民应在4个月内返回原来的居住区。62由此可见，中方在停战条件上已作出重大让步，放弃了曾经最为关心的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台湾问题，仅把外国军队限期撤出朝鲜和以三八线为界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作为重要条件。

但美韩方面因在三八线以北所占地域多于中朝在三八线以南所占面积，又自恃占有海空优势，所以不同意以三八线为界，提出“海空补偿论”，要求中朝军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所以会谈开始后刚进入议程问题，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是否列入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而相持不下。

毛泽东于7月15日致电斯大林，认为尽管在战略全局上需要坚持三八线和外国军队撤出的停战谈判条件，但“在从根本上讨论这些问题时，需要解决三八线问题，至于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这可在一个单独阶段实施。”637月20日，毛泽东再次就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致电斯大林指出：经过5天的争论，敌方始终拒绝把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谈判议程，根据目前的谈判进程以及朝鲜和远东问题的发展看，“敌人希望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目的在于在战争中避免进一步伤亡和拖延时间。关于其他问题，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敌人希望继续维持目前的紧张局势，以便更好地在国内强行动员和在国外进行扩张”。而“我们的武装力量在今天只能将敌人赶出北朝鲜，还不足以把敌人赶出南朝鲜。如果战争拖延下来，敌人可以受到更大的损失，而我们自己在财政上也会受到很大冲击，并且那时我们也很难进行国防建设”。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时间拖延，例如6-8个月，我们可能会把敌人赶出南朝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会付出很大代价。”但“目前这种可能性还不存在。”因此毛泽东建议：“最好是不要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这样做要比用长期军事行动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好”，“双方从三八线撤军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而外国军队撤退问题可以在停止军事行动之后进行讨论。”64苏联对此表示同意。

1951年7月26日，谈判双方终于就5项议题（1，议题的采纳；2，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和非武装区的设定；3，实现停战和休战的具体措施；4，关于俘虏的安排；5，对有关各国政府提出的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65这些议题的设定证明，美国把谈判严格限定在军事方面，排除政治性议题的意图得到了实现。而中朝方面原来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外国军队从朝鲜全部撤出和划定军事分界线，但达成一致的5项议题中幷未包括外国军队撤出的内容，说明中朝为使停战谈判不至于因为这一问题而夭折，作出了重大让步，同意把该问题留到停战以后再讨论。

双方就谈判议题达成协议的当天即开始关于划定军事分界线的谈判。由于双方都力图使军事分界线的划定有利于己，所以立场相差过大。考虑到“敌方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金日成表示：只要双方军队各自后撤10英里，可以暂时放弃在三八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要求。为不使正式谈判因双方争论激烈而破裂，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和谈判代表团提出：“最好考虑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不再为三八线而进行斗争。”但斯大林表示反对，他强调说：“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谈判，而不是我们；如果首先让步，是示弱的表现，将会被美国人认为是中朝方面更需要签订停战协议，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66促使中朝方面在谈判中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最后双方同意各出5名代表组成小组，以圆桌方式讨论细节问题。但因美军飞机轰炸非武装区和谈判场所，停战谈判从1951年8月23日到10月24日被迫中断了2个月。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毛泽东主持的扩大会议，研究朝鲜战争问题。会议预计：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或者达成停战协议，或者还要再打一个时期，方能达成停战协议。6710月25日，停战谈判恢复，会址转移到板门店。中朝方面于11月10日建议“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幷由此线各自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斯大林提醒中朝，在谈判中要“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示”，但也同意可以“采取灵活战术”。68到11月27日，经过4个多月的18次正式会谈、37次小组会谈、14次参谋会谈，双方终于就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临时协议。连当时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的杜平也认为：停战谈判“如此费时是出乎预料的”。69尽管停战谈判步履维艰，但中朝仍希望在1951年年内能就剩下的议题达成协议70，对谈判前景较为乐观。周恩来分析说：“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不能不谈判停战。由于内政外交原因，他不能不拖一下，但不敢破裂，而只能破坏。破坏多了，得承认错误。拖得久了，得转弯让步。目前谈成的可能性增长，但拖的可能性还存在，全面破裂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们的谈判方针是：争取公平合理地就地停，使之成为和平解决朝鲜乃至远东其他问题的第一步。不怕破裂，也不怕拖。愿和，但也不急。”71

进入第3议题后，在关于停火期间不得增加兵力和停火监督检查的问题上，双方再一次发生严重争执，导致会谈停滞不前。为加快谈判节奏，双方同意从12月11日起把第3、4两个议题交给专门委员会分别同步协商。1952年2月6日，第5议题也交由专门委员会讨论。结果最晚开始讨论的第5议题反而最先达成协议，仅用了不到两周时间，到2月17日，双方一致同意停战协定生效后两周内，召开有关各国政府高级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讨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5月2日，关于停火监督的第3议题也达成协议。但5月初，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国休养，美军首席谈判代表乔伊（C.Turner. Joy）也被哈里逊（W.K.Harrison）取代。乔伊离任时不无感慨地说：“没有任何值得谈判的东西。”72似乎表明双方对停战谈判迁延不决都感到失望。

对于唯一剩下的战俘问题，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曾乐观地认为：“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中方谈判人员李克农、乔冠华在前往朝鲜之前曾问：准备去多久。毛泽东说：三、五个星期就够了。73显然对停战谈判在短期内取得成果是比较乐观的。因此中朝方面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主张实现停战后立即“遣返全部战俘”；而美国坚持“自愿遣返”，于1951年1月2日提出“一对一”交换自愿遣返的战俘、剩余的战俘、他方所拘留的外籍平民，不选择遣返的战俘一律释放为平民。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反映出在朝鲜问题上中美两国军事实力较量和意识形态斗争互相交织的特点。美国试图通过大批中朝战俘不愿意返回，“从政治上给共产党人的脸上抹黑”，这是注重政治形象和政治影响的共产党人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双方战俘数字相差极大，据各方公布的数字，美韩军队俘虏的战俘中，朝鲜籍111,774万人，中国籍2.07万人；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中，美英等国籍的4417人，韩国籍的7142人。志愿军战俘中存在着大量的前国民党士兵，使台湾方面意识到：如果能够以“自由遣返”的名义，将大部分的志愿军战俘争取到台湾去，无疑是一种极好的政治宣传。1951年8月，台湾“国防部”就通过了该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提出的“策反共产党战俘来台”的方案；到1951年11月，台湾方面的特工已经进入了关押志愿军的战俘营，秘密从事动员策反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的工作。韩国的李承晚也试图利用战俘问题进行反共宣传，或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74台湾的工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自由遣返”战俘的政策，由于资料不足，目前还很难准确地量化分析。但确实是在台湾方面明确发出欢迎战俘前往台湾的信息、以及派遣特工进入战俘营之后，才出现了大量不愿被遣返回大陆的战俘。从而使得朝鲜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而进一步复杂化和长期化。

1952年5月5日，印度的潘迪特夫人来华斡旋朝鲜停战问题。周恩来对她坦诚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他说：“停战谈判所谈的，主要是四个问题，现在除一个问题外，都已基本上取得协议。而美国政府还在这个仅剩的问题上无理地拖延谈判。”“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战俘问题。本来按照美国政府所曾签字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战争一旦停止，双方即应无条件地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因此，这本来是很简单，而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美国政府却无理由地以此拖延会议”。 “我们不想压倒对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公平与合理。”759月28日，美方代表提出了一项“二者取其一”的方案。中朝方面拒绝了这一近似于“最后通谍”的方案。10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76。一部分中方代表也回国休养77。

1953年2月19日，受周恩来委托分析朝鲜战争与和谈局势的乔冠华提交了一份报告：“谈判是美国人主动停下来的，也应当由他们主动恢复，我们一动不如一静”78，主张根据战线已经稳定在三八线的情况，最好先静观美军的动向，然后再作出反应，保持弯弓待发的主动态势。三天后的22日，美国方面就有了新动向，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M.W.Clark）致函中朝军队指挥官彭德怀、金日成，建议在停火之前首先交换伤病战俘。经过5周的幕后磋商，由于苏联改变了关于停战谈判的政策方针，中朝方面于3月28日同意了克拉克的建议，幷在战俘问题上作了一定让步。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79 4月6日，双方联络官开始就交换伤病战俘的具体手续和方法进行商谈。18日，联合国大会就双方交换伤病战俘通过决议。20日，双方开始正式交换伤病战俘，仅仅2周后，就全部完成了交换工作。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正式谈判于4月26日恢复。80 5月25日，联合国军方面提出了关于俘虏问题的最终方案。81 10天后的6月4日，中朝方面接受了这一方案。8日，双方代表签署了关于交换俘虏的协定。至此，全部5项议题都达成了协议。7月27日，双方代表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长达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

三、朝鲜停战谈判迁延日久的原因：利益与目标的博弈

交战双方谋求停战的主观原因无非是都认识到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结束战争、达到政治目的，因此才各自作出政策调整。但导致这种主观愿望的客观原因又是甚末呢？究竟是甚末情况使得双方都不想打下去而接受停战呢？从中朝方面看，首先不愿意继续进行战争，或者说难以继续承受战争重负的是朝鲜。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中方准备停战谈判时，朝方不愿停战；但停战谈判开始后，中方坚持“边谈边打”时，朝方又主张早日达成停战协议。双方对停战谈判的态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朝鲜：难以为继 急于停战

进入1952年1月，朝鲜开始“不愿意继续进行战争”，“因为每天伤亡的人数比争论中的遣返人数还要大”，要求在谈判中尽量作出让步，以便尽快达成停战协定。82朝方之所以急于停战是因为遇到了极大的困难。1951年夏秋之际，朝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洪水，美军趁机于7月下旬开始对朝鲜的铁路运输线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轰炸----“绞杀战”，意在利用空中优势，切断中朝军队的补给线，摧毁朝鲜的抵抗意志，迫使中朝方面在停战谈判中作出让步。从9月1日开始，美军集中轰炸作为朝鲜铁路运输要冲的新义州、西浦、价川这一「三角地带」，使朝鲜损失极为严重。“在4个月的时间里，该地区80％的铁路运输限于瘫痪，给粮食、弹药的供给带来了极大的困难”，83幷直接导致了1952年3-5月发生严重的饥荒，饥饿人数高达总人口的50-60％。为进一步破坏朝鲜的发电、输送电系统，摧毁朝鲜的工业基础，美军自1952年6月23日开始轰炸位于中朝边境的水丰大坝，使朝鲜90％的发电设施被毁坏。84从7月11日起，美军又对朝鲜进行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打击，轰炸目标包括城市和乡村，以及所有的军事设施、军火工场和政府建筑，仅7月11日夜间，平壤居民就伤亡6000多人“从平壤那样的大都市到地方的农村，所有的城镇都变成了废墟，凡是能破坏的都被破坏了，此外任何还能予以破坏的东西都没有了。”85。3年战争期间，美军共出动飞机104万多架次，平均每天800架次，最多的一天2400架次，投掷和发射弹药69万多吨。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确实给中朝军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聂荣臻回忆说：“在后勤方面遇到如此之多的问题是超乎预料之外的。”86志愿军总部对此也深有同感：“粮食和弹药的补给不及时，很多部队不得不用野草充饥。──部队的体力消耗极大，伤病员激增。要求补充粮食和弹药的电话响个不停。”87供给物资的30-40％因美军的轰炸而在运输途中损失，第1-3次战役期间前线只能得到最低需要量的25％，第4、5次战役期间也仅为50%88。严峻的困难使朝鲜不愿将战争进行下去了。

因此，当1952年2月谈判各方就签定停战协议之后90天之内召开有关国家政治会议，以解决朝鲜问题达成一致后，金日成就主张尽快达成停战协议、结束谈判。1952年下半年的朝鲜战场上，双方基本取得军事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金日成甚至直接向毛泽东表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 特别是到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均已达成协议，唯独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方提出“自愿遣返”的原则，中方坚持应全部遣返，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政治工作，结果因战俘问题的争议、谈判拖延而告吹，“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作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中朝方面临着最后的选择。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的报告对于中朝两方的分歧有着详尽的说明。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议，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指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作出让步”。89为便于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各项工作，金日成希望能在5月底以前签署停战协议，他“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作出让步，幷争取签定停战协定。”90拉祖瓦耶夫报告说：中国领导人担心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担心大量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李克农主张，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做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作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的，他给李克农下达了如下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作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91

考虑了朝方的意见，中方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了新建议，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但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美方不顾中朝方的一再退让，于7月13日提出把准备遣返的中朝战俘人数从70000人增加到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金日成即于7月14日电告毛泽东，表示不想继续进行战争，主张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立即实现停战。

2、中国：信心十足 作战到底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7月15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2天的研究，一致认为，正当敌人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其实际上幷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欺骗性的停火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因为这“必然会使敌人更加自负傲慢，幷有损我们的形象。我们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寻找改变目前形势的出路，迫使敌人让步。战争如果继续下去，固然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失，但我们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去反对侵略战争，幷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而且只要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幷使其不断遭受损失，就能促进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劝金日成坚持下去，幷允诺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请您不客气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所要求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92他强调：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不利，不但对中朝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 93毛泽东的基本判断是：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极为不利。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

尽管金日成在7月16日的回电中表示同意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分析，但同一天致电斯大林却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虽然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94试图争取苏联同意朝方意见并帮助朝鲜说服中方。

中朝之间在战俘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表明双方在政治上的考虑不同。中方更多从战略全局考虑，朝方更多从本国利益考虑。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是双方的战俘政策和战俘数量完全不同。受国内战争传统做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以及朝鲜战争阵地战的特点，中方从一开始俘获的战俘就不多，也从未想过扣留战俘作为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筹码。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以便动摇敌方军心。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特别是由于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因此，中方掌握的战俘数量远比美军为少。这是中方坚持不论战俘数量多少必须“全部遣返”的原因。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继任苏联驻朝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说：“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

意见相左的中朝双方只能请苏联出面解决问题。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肯定中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95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所提方案的“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斯大林翌日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是以苏联的权威再一次以支持中方的形式解决了中朝之间的意见分歧。

1952年8-9月，中国政府派周恩来访苏，与斯大林多次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了朝鲜战争问题，确定今后战争的方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斯大林同意彭德怀和金日成秘密访苏。彭德怀和金日成、朴宪永中途赶赴莫斯科参加了后期会谈。斯大林首先指出：按照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实际上是先入为主地提出了“全部遣返”的原则立场，接着询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的想法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介绍了中朝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朝鲜人认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所以朝鲜准备同意美国遣返83000名战俘，但没有考虑到美国人在耍花招离间中朝关系，因为其中只有6400多名中国战俘，还不到中国战俘总人数的1/3，其余76000多名均为朝鲜战俘，美国人手里还有13600名中国战俘。然后转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周恩来表示志愿军有力量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显然，中方关于“影响整个革命阵营”和“打乱美国战争准备”的说法符合斯大林的国际战略构想，所以斯大林再次明白无误地肯定中国坚持“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是正确的，支持毛泽东继续打下去的主张。他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除了在战争遭到牺牲以外，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反过来也提出了一个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应当知道，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而这一点是最能打动中国领导人的，因为台湾问题正是中国领导人须臾不能忘怀的问题。斯大林要求中国“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但应该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关于战俘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周恩来提出：如果美国作出某些让步，则可以考虑：1，如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我们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国战俘；2，由中立国（如印度）调解战俘问题；3，先签定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斯大林建议：中朝方面可以考虑宣布按比例交换战俘，即美国人扣留多大比例的中朝战俘，中朝也宣布扣留相同比例的美韩战俘；如果这样还不行，则可以考虑由中立国进行斡旋，先解决停火问题96。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而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中苏在具体政策策略上也有分歧。但他们一致同意：坚持全部遣返战俘，美国先表示让步，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在9月4日的会谈中，斯大林强调不能认同美国的“自愿遣返”方案，幷主动提出，为支持中朝方面将战争继续下去，苏联可以提供更多的飞机、汽车和高射炮等各种军事装备。97苏联的这一政策立场固然反映了其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东亚地区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但无论如何，苏方坚持全部遣返战俘，美国必须首先让步，否则就打下去，决不在美国的恐吓和压力下妥协的意见，对于解决中朝之间的分歧以及决定朝鲜战争的战、和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52年10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而陷入僵局，导致无限期休会。

中苏达成一致后，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斯大林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问，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希望尽早结束战争进行经济建设，所以回答说：“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

朝鲜停战问题在板门店谈判陷入僵局，但在联合国又活跃起来。1952年11月3日，墨西哥建议在朝鲜问题实现政治解决之前，应允许所有拒绝遣返的战俘前往其他国家。但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坚持先停火、再基于“全部遣返”的原则谈判战俘问题，拒绝了墨西哥的方案。11月17日，印度提出：设立一个特别遣返委员会（以下简称“特遣委”），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或其他任何4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但安理会成员国不得参加；交战各方将达成协议的战俘交换人数、在商定的非军事区地点移交给“特遣委”；在“特遣委”的监护下，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可以立刻返回祖国，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签署90天以后交由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解决。联合国通过了印度的提案。尽管印度一再提出可以商议，毛泽东仍斥之为“荒谬”，表示“无答复必要”。98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是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幷致电联大主席，要求撤消在印度提案基础上形成的联大决议，呼吁以苏联的建议为基础恢复板门店谈判。99

美国和印度均认为：中苏之间在战俘问题上有分歧，中国的拒绝是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100 这一看法并非毫无道理，但此时的毛泽东基于政治、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考虑，也决心把朝鲜战争进行下去。他坚持“俘虏一个也不能丢，一定要争”，101斯大林把打败美国作为收复台湾的必要前提条件的说法，与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不谋而合。他电告斯大林：中国“准备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为此已在国内征召新兵，“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25万补充人员”，并拟派海军赴朝参战，并要求苏联再提供624门火炮和235.5万发炮弹。102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政策构想再次表示完全的支持，幷承诺在原定向中国提供的1320门火炮、80万发炮弹的基础上，再追加提供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103。毛泽东为出动海军而要求提供18艘鱼雷快艇、60门海岸大炮、103架作战飞机的要求。斯大林表示可以提供18艘鱼雷快艇、34门海岸大炮、83架飞机，并派遣3名海军顾问。104尽管未能全部满足中国有关提供军事装备的数量要求，但斯大林还是尽力支持中国继续进行朝鲜战争。对于苏联的战略利益来说，维持朝鲜战争大战没有、小战不断、和谈但不停战的局面，是最有利的。因为战争一旦扩大，就有可能把苏联卷入战争；而如果实现停战，又无法把美国长期拖在朝鲜战场和远东地区；所以在朝鲜半岛维持现状是斯大林的最佳选择。

当时中国领导人研判认为，朝鲜战争具有规模扩大和时间拖长的可能性，因而所关心的不是如何尽快解决战俘问题，而是如何应对可能扩大的战争。1952年11月24日，总参作战部向彭德怀提交报告，认为由于选举和季节的关系，目前美国“对朝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新总统上台后，有可能“明年3月下旬解冻以后”在军事上采取某种行动。志愿军代司令邓华在致毛泽东的报告中也分析说：华尔街用艾森豪威尔表明美国将更积极地准备战争，由杜勒斯出任国务卿则将推进美国的远东政策，共和党上台后，可能在对朝政策上生硬、急进一些；直接指挥作战的克拉克、范佛里特都曾请求增兵，幷对在我军侧后登陆很感兴趣。同时认为志愿军更加强大，已经“能与敌人进行更持久的斗争了。”苏联也向中国发来敌情通报：驻日美军总部索取北朝鲜东西海岸地图，联合国军在朝鲜调动部署，范佛里特要求增兵4-5个师，并因此判断“美军将在1953年2月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准备占领全部北朝鲜，直抵鸭绿江”。 105无论苏联转来这一情报有何主观意图，但结果是更加坚定了中国领导人对于敌方进攻的担心和积极备战的决心。

此后，中国领导人全力以赴为战争的长期化进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12月，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指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会更加频繁，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106因此，“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107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应肯定敌以5至7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幷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12月9日又电令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彭德怀当日召集军事会议研究：防敌侧后登陆，改善朝鲜铁路，国内新兵动员，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海岸布防等战备工作。12月11日，毛泽东批准了国防部的战备部署幷指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特别应注意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108

在政治上，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场合，多次表明战斗到底的决心。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线上“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二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他还在政务院会议上强调：“现在我们虽然已经挡住了敌人，幷给予敌人很大的杀伤，但还没有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停战，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直打到它不得不罢手为止。”109彭德怀在12月16日的空军党委会议上指出：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110《人民日报》1953年的元旦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加强抗美援朝战争。充满必胜信心的毛泽东更是于1953年2月7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出了震惊世界、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末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111

四、苏联政策转变 停战协定签字

然而，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及其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使中国领导人为保持与苏联的战略一致，不得不随之进行有关朝鲜停战政策的转换。斯大林虽然曾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说：苏联愿意与美国举行首脑会谈，“因为苏联关心结束朝鲜战争“。112但这仅仅表明了他对于朝鲜停战问题的“关心”，不希望战争的扩大，幷不等于他采取了迅速停战的政策，恰恰相反，他对中国的支持和对于停战谈判的态度都表明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强硬立场。1953年2月28日，斯大林召集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听取关于朝鲜战场军事形势汇报，再一次确认朝鲜战争已经到了可以“逼和”的火候，决定翌日由莫洛托夫建议中朝在停战谈判中“争到底”，最后再同意停止军事行动。113维辛斯基也奉命于3月2日在联大政治会议上重申苏联1952年12月2日提案的立场，即朝鲜战争的交战双方完全停火，在联大设立一个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责成委员会立即采取包括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各项措施以解决朝鲜问题。114这充分说明，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未改变在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1、斯大林去世与苏联政策的转变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新的苏联领导人开始奉行以缓国际关系为中心的对外政策方针，强调“最正确、必要和公正的外交政策，就是以互相信任为基础的、有效的、以事实为根据、幷为事实所证实了的一切国家人民间的和平的政策”，“最关心的是制止新的战争，与一切国家和平相处”。依据这一国际战略总方针，迅速停止朝鲜战争成为最优先的课题。莫洛托夫重返外交部后，认为“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已经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一场战争了。”115他首先提出一份关于朝鲜停战的备忘录提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和中朝两国都带来了沉重负担。以前曾经有过几次实现停战的机会，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目前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这一建议得到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一致赞成。116 苏联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推动恢复朝鲜停战谈判。3月13日，马立克指示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呈交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于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致彭德怀和金日成的信。117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方案。118

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依据尽快停战的原则而起草的苏联政府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以及给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指示。苏联政府在致中朝领导人的信中指出：对于朝鲜战争“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表现出主动精神，或者说应当善于利用对方的主动精神，按照中朝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寻找从战争中脱身的道路。”接下来提出了恢复停战谈判的具体步骤：1、请彭德怀和金日成对克拉克将军关于依照日内瓦公约交换伤病战俘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2、中国政府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随即在北京发表声明，表示对交换伤病战俘的积极态度，同时应强调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以确保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到来；3、与此同时，朝鲜政府首相金日成同志应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赞同中国政府声明的正确性，幷表示完全支持；4、在中朝两国政府发表声明之后，苏联政府也将迅速表态，充分支持中朝的立场；5、为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推进上述方针的实施。苏联政府还指令驻联合国代表团迅速与波兰代表团进行协商，“对于有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波兰议案，做如下涉及朝鲜战争的修改：删去原提案中的第6条（关于让所有战俘返回祖国），代之以以下文字：‘6，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力消除妨碍朝鲜战争结束的障碍。’”苏方对中朝方面作出了极为详细的指示：给克拉克的答复应明确提出“交换伤病战俘对于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幷指出“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都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议和缔结和约的障碍。”同时“在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苏方表示：“当前，虽然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但如果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衷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的进程中商量决定。119 周恩来于3月8日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时，苏联领导人当面递交了有关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政策给中共中央的书面建议，幷同时派库兹涅佐夫和费德林赴朝鲜，向金日成转达苏联关于朝鲜停战的新方针。

1953年3月21日晚，苏联新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会见了出席斯大林葬礼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专门讨论朝鲜问题。周恩来向苏方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于朝鲜停战谈判的考虑：利用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止谈判无限期休会的无理行为，在恢复谈判的问题上可以再拖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为遣返战俘而斗争是正义的，敌人故意刁难，并非我们节外生枝。”拖下去“不但可以锻炼我们，增强国防力量，增强国际和平主义运动，而且可以消耗美国的兵力和资金，使敌人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增加西方阵营的内部矛。”但苏联领导人建议：利用克拉克来函，恢复停战谈判，尽快实现朝鲜停战。他们认为：关于朝鲜停战谈判“过去‘拖’的路线应改为‘停’的路线，不改是不正确的。因为拖下去，不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停下来，有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决停止问题的有利时机。必须在战俘问题上主动让步，使战争停下来，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这种让步，在政治上是有好处的；继续拖下去不仅对苏联和中朝都不利，反而有利于美国扩军备战，推迟经济危机的到来，有利于（美国）胁迫他国服从其侵略目的。”周恩来问到：既然如此，美国是否仍将采取“拖”的政策呢？苏联领导人认为：“不能说没有此种可能，因为这是美国的事，权力在他们手中。但我们可以主动推进朝鲜停战谈判，如果我方毫不让步，美国‘拖’的可能性就大；如我方作出让步，美国‘拖’的政策就增加了困难，有迫使其达成妥协的可能。”而关于“俘虏的争论，在于将战争拖下去，而不在于解决问题。经过仔细研究，认为这样解决（拖下去）是不正确的。”至于采取主动行动的时机，“可以利用克拉克的这封信。”周恩来问：苏方建议“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一切一系列的办法”，是指抓住联合国开会的时机，还是另有所指？苏联领导人回答说：“是指联合国开会期间，时间有限，回去后两三天至四五天内予以解决为好。”120

由于苏联的新建议与斯大林关于遣返战俘和准备长期作战的一贯主张截然不同，所以周恩来当时就表示：苏联的新建议是“一个新的方针”，而我们在“过去一个时期，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的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战俘的正义性的斗争。”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弯，必须回去报告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后才能回答。”121 当天，周恩来即将会谈情况和苏方的书面建议报告了毛泽东，幷指出：“苏方提议的中心问题，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意回者暂交中立国，幷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由中朝双方当局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然后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即作同样活动。”122

2、中朝再次意见相左

结果，就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中朝之间在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这是朝鲜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分歧。

早就希望在战俘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求得停战的朝鲜方面无疑非常欢迎苏联政府的决定，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再拖下去对朝鲜和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都不利，由于朝鲜每天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非常大（平均每天300-400人），因此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并非十分明智。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关于恢复停战谈判的建议，赞扬这一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因而“必须尽快实现”。123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对北朝鲜的统治。而毛泽东因中共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冷战格局，着眼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这与斯大林关于战后国际战略的构想相契合。这是毛泽东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屡屡得到莫斯科支持的重要原因。

中国此时却对朝鲜战争的前景充满了自信。1952年8月周恩来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表示：“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所以我们一可以打退敌人的进攻，二能够守住现有阵地，三有力量发动反攻。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124 1953年夏季，中国人民志愿军有19个军、135万人，人民军有6个军团、45万人，经过休整和补充，中朝军队兵强马壮、粮弹充足、士气旺盛、阵地巩固、可攻可守，在双方兵力对比上也占有绝对优势，幷作好了反击美军登陆作战的一切准备，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125毛泽东认为：从纯军事的角度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是可行的。对于我方有利的战争态势，可能会迫使美国在战俘问题上作出让步。126彭德怀在总参军训部关于入朝部队战斗训练计划上批示：“入朝新兵训练以80%的军事、20%的政治训练为好。”127中共中央军委因此指示志愿军总部：停是谈判会场的事，我们争取和，准备拖；而志愿军则应做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从1953年1-4月，中朝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次，歼敌5万余人。128军事战场上一系列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毛泽东的胜利信心和对战争前景的乐观预期，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满怀信心地宣布：“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129

当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建议先交换伤病战俘，志愿军谈判代表丁国钰请示是否给予答复。由于无法准确判断这是美国的让步，还是为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大会而施放的政治烟幕；也由于研判确认朝鲜战场形势对我方有利，毛泽东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130就在苏联领导人决定了朝鲜停战政策的3月1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讲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131可见中国领导人当时对于如何答复克拉克的建议尚无既定方针，需要与苏联商量以后才能作出决定，幷未把克拉克建议看作是恢复停战谈判、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较好的契机。

但在“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总方针的框架内，是否与苏联保持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一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的集团利益和中苏同盟是否牢固的政治性问题，而且朝鲜战争说到底只有在苏联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下才得以进行下去，所以为顾全大局和保持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战略的一致性，中共中央幷不打算背离苏联制订的朝鲜停战方案，因而同意了苏联领导人的新建议。3月22日，毛泽东覆电周恩来表示：“我们同意（苏联）所提方针”，但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132翌日，毛泽东致电丁国钰，告之正在起草致克拉克的回函，幷就停战谈判问题发出了新指示：“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幷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战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的时间，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133 开始放缓在停战谈判中的强硬姿态。

3月26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当天即向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了同苏共中央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幷确定了中方应采取的政策方针和具体实施步骤。按照苏联提出、中朝方面认同的步骤，3月27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金日成的电报：“现拟以金、彭名义覆克拉克一信，表示我方完全同意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伤病战俘的建议，以重开谈判之门，然后再由北京、平壤、莫斯科相继发表声明，准备在遣俘问题上作一让步，以争取朝鲜停战，但也准备在争取不成的情况下继续打下去。”134一方面与朝鲜方面就停战谈判问题进行协商，一方面幷派李克农、乔冠华立刻赴朝。3月28日，中朝司令官向克拉克递交了回函。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认为完全解决战俘问题幷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已经到来，“鉴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幷且为满足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中朝两国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135第2天，金日成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4月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赞同中朝两国的“崇高举动”，幷表示相信将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正确理解”。一切行动和步骤都是按苏联政府拟定的程序和内容进行的，而苏联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接受了美国一直坚持的“自愿遣返”原则来处理战俘问题，使得中方也无法坚持“全部遣返”的立场而不得不有条件地接受“自愿遣返”的原则。结果最后只有7110名中国战俘回到大陆，另外约有14000多名中国战俘被运往台湾，连台湾当局都“对自愿遣返原则的贯彻执行情况感到非常满意”。136

当然，由于在朝鲜问题上的切身利益幷不完全一致，中苏在最后结束朝鲜战争的策略方针上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异。苏联希望立即结束战争。莫洛托夫在1953年4月1日发表的声明中强调：不仅是要交换战俘，恢复谈判解决战俘遣返问题，而且要缔结停战协定，结束战争。而中国领导人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尽量争取一个更好的结果，因此采取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方针。周恩来4月3日在政务院做了题为“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报告指出：“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4月5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了致金日成、彭德怀、乔冠华的电报：“在6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109、110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4月8日的电报又要求：在就交换伤病战俘达成协议时，发表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137。4月6日，双方联络小组恢复接触。4月26日，停战谈判重新复会。但是由于谈判幷不顺利，中方还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就是否把不愿意遣返的战俘留在朝鲜、中立国特遣委开展解释的期限、解释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如何处理等问题通过印度提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积极备战，以打促谈。邓华4月20日电告中央军委：“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然比过去大，但拖的可能不是不存在。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计划中配合谈判的积极行动就是军事反击，“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而后视情况再定动作。”毛泽东4月23日批示：“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作好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1384月30日，彭德怀要求志愿军：“增加战术性的出击次数，在有利情况下相机扩大战果，一次消灭敌一至两个连，使新到的部队轮番取得经验和促进谈判。”如谈判仍无结果，大规模反击按计划于6月进行。5月11日，邓华命令部队：板门店谈判在6月底以前停战签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备战工作务必于5月30日前完成，6月1日开始按预定作战计划发起进攻。当美方于5月13日提出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就地释放”时，中方的回答是提前开始夏季反击战。5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志愿军：“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139从5月16日到6月3日，朝鲜停战谈判再次中止。

总之，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推进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教训李承晚，并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无须追究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夏季反击战并取得成功。

3、中国志愿军的最后一战

为了在最后的谈判中争取更为有利的结果，为了打击拒绝停战的李承晚，志愿军于5月27日发起了夏季反击战的第二阶段攻势，但把打击目标锁定于李伪军。6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发布命令：根据当前的军事形势和板门店谈判，“目前反击作战打击对象主要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等仆从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也不做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战准备仍应进行，以便必要时再打，不管任何敌人，凡是向我们进攻，应该坚决地彻底粉碎之。”1406月17日，李承晚突然释放朝鲜籍战俘，破坏即将达成协议的停战谈判。中朝方面向克拉克送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信，幷停止谈判，准备进行新的军事进攻。6月2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将停战协定的签字推迟到月底，拟再消灭李伪军15000人。毛泽东翌日回电表示赞同：“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1416月25日，志愿军司令部下令一线部队加紧战备，狠狠打击李伪军。李克农在6月28日向毛泽东汇报：“朝鲜停战的前途是肯定的。谈判虽然目前会拖一下，但准备停战的实际工作不应受影响。我们要利用有利形势，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停战。”142正是基于这样的战役目的，所以尽管克拉克于6月29日来函表示“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事件，联合国军一定尽力追回战俘，建议重开谈判以确定停战生效日期。志愿军还是决定按原计划发动进攻，7月6日，第20兵团确定了7月13日发起攻击，战役时间5-10天的作战方案，幷上报中央军委，得到批准。143

尽管中方同意苏方关于停战的战略决策，但依然竭力谋求在最为有利的时间和形式下结束战争，只是中方在停与战的任何决定，都必须按照惯例通报苏联。为了向苏方通报朝鲜战场形势和中方的策略方针，周恩来委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于7月3日凌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转交了中方对克拉克6月29日来函的答复，以及“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函的对策”的中方报告，强调指出：克拉克来函的目的是表明美国将甩开李承晚单独签署停战协定，幷希望通过签署停战协定加强对李承晚的控制，摆脱“释放战俘”后的困境，同时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愿意结束战争。因此，尽管美韩之间在停战问题上有分歧，但达成停战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为此，中国将采取以下步骤：1，准备于7月5日复函克拉克，同意恢复谈判。2，在停战协定签字之前打击李伪军，把战线向南推进，在新的实际控制线的基础上建议修正分界线；如对方不同意，则按照1953年6月17日达成的协议来划定分界线。3，7月5日以后恢复协商会议，提出关于实施停战协定的有关问题。4，会谈开始的同时，参谋和翻译人员应为签署停战协定进行准备工作幷准备好场所。5，预计7月15日左右进行停战协定的签字。伍修权还口头通报说：李承晚宣称如果美国不在签定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上让步，他将命令韩军战斗到底，不过是虚声恫吓。美国担心如果向李承晚提供大规模援助，回促使李采取冒险行动，把美国卷了进去，因此只会有限增加对李的援助。美国不想在远东卷入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行动。没有美国的大力支持，李承晚只能采取一些小的挑衅和破坏，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的行动。最后伍修权表示中方希望听取苏方的意见。144翌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同意中国“对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145但莫洛托夫在回电中就美国的政策意图提出了与中方不同的看法：“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不是他自己的政策。……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而“美国的目的不是如同中方所说急于签署停战协定，而是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拖延缔结停战协定。”即使美国不能长期拖延朝鲜的停战，也“不能排除李承晚集团会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并为拖延朝鲜停战协定的缔结而做某种新的尝试。”146言下之意是担心中国的军事反击会影响朝鲜停战协定的顺利进行。显然，苏联希望在谈判中作出政治和外交上的让步，以尽快达成停战协议。而中国则希望以军事打击迫使对方作出最大让步，求得最为有利的谈判效果。这一分歧虽然不足以使中方改变苏方“将战争停下来”的战略性决定，但中方对苏联突然决定停战似乎也有所不满，所以力图通过对战场军事行动的掌控权，在大方向不与苏联冲突的前提下，尽量按照于己有利的方式和时间，谋求并最终达成了最有利的结果。

7月8日，毛泽东电令我方谈判代表团：谈判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出调整军事分界线的问题，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方面的情况再定；尽量取得对方对于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作出肯定回答；停战协定的签字日期，推迟到7月20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147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预定的作战计划，志愿军于7月13日发起了夏季反击战的第三阶段战役“金城反击战”。5月13日到7月27日，中朝军队的“夏季反击战”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打击敌军目标104个，歼敌110，000余人，扩大阵地面积240平方公里。志愿军伤亡3.3万余人。敌我伤亡比例为2.3∶1。148

由于这一战役主要打击韩国军队，所以遭受重大损失的韩国领导人李承晚无力也无法继续反对停战。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掌握着军事与和谈两个战场的主导权，因此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积极谋求外交上的进展。周恩来于6月5日指出：“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攻破。……前三条我们有准备，后两条美帝的同盟国也不会同意，怕引起大战。”1497月8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指出：克拉克来函所做的保证既不完全，也不明确。必须有一个完全的保证，以使停战协议的文字和精神都得到充分的实施。中国同意恢复谈判，但首先要弄清楚，美国签署停战协议时所代表的联合国军是否包括李伪军？美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否则无法停战或者达成停战协议后也会被破坏。150 美方作出的让步使朝鲜停战谈判最终走向达成协议。5月25日，美方通过联合国提出了一项经过修正的方案。这一方案“与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作出了很大让步。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不愿意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的提案，新提案规定，朝鲜战俘将同中国战俘一样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3个月时间对战俘进行解释，而以前联合国提出的期限是2个月，中朝提出的期限是4个月”，新提案“采纳了中朝关于将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通过的原则作出决议，放弃了原来坚持的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原则。”151中方认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因此决定接受美国提出的新方案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52

经过近两个月的谈判和军事战场上的较量，双方最终就交换战俘问题达成了协议。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历时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3年的冲突在不稳定的停战中结束，美军有36914人死亡，103284人受伤。相比之下，在9年的越战中，美军死亡58167人，伤153303人。”153

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使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清醒认知，对于美国政府此后的对华政策、亚太战略无疑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在东北亚地区，以中苏朝为一方，美日韩为另一方的两大阵营集团性冷战对抗的格局，由此正式形成。

五、关于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与中国外交的几点思考

朝鲜战争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1958年2月17日，周恩来也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指出：“朝鲜战争不是我们预料的，可是也不应该看成完全不是我们预料的”，“这就是说我们同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看是选择在甚末地方”。155从而明确指出朝鲜战争的发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举的困难条件下，决心派兵入朝作战，既为了表明中共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忠诚和义务，也是接受斯大林关于中共负责指导亚洲各国共产党的分工建议后，在真实意义上承担亚洲革命领导者责任的实际行动。由此，中苏同盟得到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得以加强，毛泽东和中共也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所以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策略方针往往得到苏联的支持。对于朝鲜战争，中共和中国政府之所以一开始从出乎意料之外到积极出兵参战，从准备长期战争到迅速结束战争，其决策中的苏联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彭德怀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的谈话中为最后达成“光荣协议”而向“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国家致敬”，强调正是“由于他们的屡次创意和不懈努力，朝鲜停战才得以实现。”154实际上是以赞赏的口吻和褒扬的词句，婉转地指出了苏联党和政府在有关朝鲜战争停战的决策过程中，居于政治主导地位、掌握最终战略决策权的事实情况。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奉行的“对苏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总方针和中苏结盟，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际上承担着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本国利益的国际性、集团性义务。由于苏联居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核心地位，在有关意识形态解释和国际战略决策的能力和权力方面，无疑占居着主导地位，国家实力的对比也决定了苏联在中苏同盟中的强者地位。因此在无论是在中苏同盟，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战略和政策的形成以及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也就难免更多地、更为强烈地反映苏联的意志和利益诉求，中国的外交政策无论如何强调独立自主，最终还是不能不与苏联的国际战略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地进行着解放台湾的战备工作。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不得不停止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将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从东南沿海转向东北方向。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决定出兵朝鲜，一是斯大林所描绘的“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危险前景156；二是苏联承诺提供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物质支持和有力后盾。据统计，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消耗军事物资9600种，300多万吨，其中弹药25万吨的80％、即20万吨是苏联提供的。157 没有苏联提供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很难想象中国能抗美援朝并坚持作战到底。

在朝鲜战争的全部过程中，尤其是在历次战局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苏联党和政府的最高决策权力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何时该行、是否越过三八线？何时该止、是否开始停战谈判？每一个重大的战略性决策，即便是中国方面提出建议，最终也都是由苏联作出判断和幕后指示的。当中朝双方就战与和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要事先通报苏联取得同意，然后才能付诸实施；当中朝双方出现意见分歧、争执不下时，要提交苏联作出最后的裁决。只是由于大规模、持续不断地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在朝中国志愿军多达百万，战争主要是志愿军打的，中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对于战争进程的战略和策略的实际控制权，斯大林则不得不放弃战前苏联对朝鲜的直接、完全的控制，只能通过对于战略和策略的最终同意与否来掌控中朝两方和战争进程。因此当中苏两国领导人意见一致时，仰人鼻息的朝鲜只能“忍辱负重”，即使心中有气，也只能采取服从的态度。尽管当时中国幷不具备有效控制和全面管理朝鲜半岛的政治安全和军事格局的强大能力和完整权力，但却不能不承担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义务，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安全和战略空间承受巨大的民族牺牲。实际上，在朝鲜战争中也好，在整个亚太地区东西方冷战对抗的国际格局中也好，中国尽管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利益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的牺牲，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在朝鲜战争中，并没有跟苏联同等的政治地位和战略决策权。欲战、苏联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必不可少；欲和、有赖于美国的诚意和政策调整。而美苏两国都不会只从中国的利益出发考虑其政策，一旦美苏关系缓和，就必然增加中国政府在调整对美、对苏关系时的困难，使中国外交不能不受到美苏关系的牵制，这恐怕也是朝鲜战争之所以不得不打了3年、谈了2年的原因之一吧。

朝鲜战争期间，中、苏、朝三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的产生、发展及其协调、解决的过程，除了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之外，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国家主权利益与整个阵营的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的两难选择。中朝关系、中苏关系，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无不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模式中的结构性弊病，即国际共运中党际关系以及由党际关系扩展形成的国家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排斥各党、各国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利的领导、被领导与管理、被管理的上下级关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老大，一贯粗暴干涉他党他国的内部事务，斯大林更是与毛泽东商定由苏共、中共分别指导欧洲、亚洲各国的共产党。这种集团阵营内部的权力分配与东亚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中华帝国”为宗主国的“宗藩秩序”相结合，对于熟读中国古书、头脑中难免留有“中央王朝”理念的毛泽东来说，更成为他对朝鲜战争发号施令的“天经地义”、“ 顺理成章”。此外，中朝之间的分歧，除各自国家利益的差异之外，更是集团的全局性战略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与当地局部性本国利益（一般由朝鲜提出）之间的博弈。苏联之所以在中朝争议的问题上多数支持中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中国实力更强大，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更重要的因素，但更多地还是因为中国的主张更符合斯大林所构想的美苏冷战对抗的阵营利益和国际战略。

问题在于，所谓阵营的或集团的共同利益或总体利益，一般都是基于该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领导人的认识和理解而确定，并形成战略方向和政策方针的，即使符合这个国家或集团的利益，也不一定符合集团内其他国家的利益。一旦阵营中的某一主权国家由于实力增强或利益转换不再认同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领导人的所认识和理解的集团或阵营的共同利益，或阵营中的秩序格局或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局部服从全局、一国服从集团的权力逻辑以及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向心力就不再发生任何具有约束力的作用，各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危机、冲突乃至解体、终结。中朝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历史演进，都证明了这一点。

朝鲜战争停战不仅给亚太地区国际战略格局带来了重大影响，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趁此时机进行了对外政策的重要调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朝两国进一步加强了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联系；韩日两国则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利益边界和敌我阵线严谨分明的亚太地区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格局最终形成。美国放弃了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将在短期内迅速造成中苏分裂的幻想，对新中国实施了政治外交上孤立、经济贸易上封锁、国际战略上遏制的政策方针，使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处于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对抗的前沿和焦点，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中国共产党以朝鲜停战为契机确定了坚持和平外交、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方针。朝鲜战争后，中国不仅派代表团出席了万隆会议，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构建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沟通管道。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恢复与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发展商贸交流和友好往来，同时开展积极外交，力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探索与地区内各国、包括日本等西方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和文化往来的途径，表现出非意识形态化的对外政策倾向，体现了中国希望通过广泛的对外交往和国际联系，打破美国推行的遏制政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的良好愿望。

注释

1F. C. Ikele著，桃井真译：《战争终结理论》(Every War Mast End)，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74年。

2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页2。

3Burton I. Kaufman，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1986)， 53-54.

4Peter Lowe， The 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London: Longman， 1986)， 199-200.

5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页67。

6、7、10　Henderson to Acheson， 7 November 1950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VIII Kore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 1093-1095.

8日神谷不二编：《朝鲜问题战后资料》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76年第一卷，页488。

9参谋长联席会议致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备忘录，1950年12月12日，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2辑(FRUS.VII， 1950， p. 1592)。

11日 陆战史研究会：《朝鲜战争（7）》(原书房，1973)，页120-122。

12美 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69)，页381。

13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页453-454。

14《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页740。

15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记录，1950年12月5日， 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515，第35-37页。

16罗申致莫斯科电，1950年12月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336，第17-19页。

17罗申致莫斯科电1950年12月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336，第17-19页。

18葛罗米柯致罗申电，1950年12月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336，第20-21页。

19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9号记录，1950年12月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28，第23-24。

20《周恩来军事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4卷，页125。

21《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79。

22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页76。

23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页32。

24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见1950年12月4日条。

25、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册，页719-720。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册，页722。

28青石：〈朝鲜停战内幕〉，《百年潮》1997年第3期，页47-48。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册，页719-720。

30杜平：《在志愿军总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185-186 。

31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457。

32《彭德怀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437。

33《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355-356。

34青石：〈朝鲜停战内幕〉，《百年潮》1997年第3期，页47-48。

35联合王国及北欧事务办公室布顿.奇坦备忘录，1951年2月6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II， Washington， D.C， 1983， p.156.

36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驻韩国使馆，1951年2月7日，(FRUS.VII， 1951， p159)

37、38　美国副国务卿马修斯致布莱德利电，1951年2月13日，(FRUS.VII， 1951， p175)

39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马歇尔函，1951年2月23日， (FRUS.VII， 1951， p190）

40；41　 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致艾奇逊函，1951年3月1日，(FRUS.VII，1951， 204-205)

42美国驻韩国大使穆西奥致国务院负责朝鲜事务的官员艾莫思，1951年2月24日，(FRUS.VII，1951， p196)

43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马歇尔的备忘录，1951年3月27日，(FRUS.VII，1951， 286-288)

44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备忘录，1951年5月17日，(FRUS.VII，1951，p.439)

45、4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II，Washington，D.C，1983，p.462，p.507-511，

47《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页741-742。

48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506。

49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6月5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9，页23。

50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9，页31-32。

51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1951年6月13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9，页57-59。

52马立克在联合国的演说，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页511。

53参谋长联席会议致李奇微电，1951年6月30日，《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VII，1951，p598，)

54拉祖瓦耶夫就朝鲜停战谈判问题致甚捷缅科，1950年7月1日，沈志华编：《苏联政府档案》。

55毛泽东就金日成的停战谈判方案致斯大林电，1951年7月2日，沈志华编：《苏联政府档案》。

56、58　毛泽东关于中方停战谈判方案致斯大林电，1951年7月3日，沈志华编：《苏联政府档案》。

57参谋长联席会议致李奇微电，1951年6月30日，《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VII， 1951， pp. 608-609)

59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90-91。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页203。

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II，Washington，D.C，1983， 546-547。

62；66　青石：《朝鲜停战的内幕》《百年潮》1997年第3期53-54。

63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122-128页，第188-189。

64毛泽东就停战谈判议程问题致斯大林电，1951年7月15日，沈志华编：《苏联政府档案》。

65毛泽东就撤退外国军队问题致 斯大林电，1951年7月20日，沈志华著：《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页484-485。

67《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抗美援朝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页355。

68青石：〈朝鲜停战的内幕〉，《百年潮》1997年第3期，页54。

69杜平：《在志愿军总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350。

70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188-189。

71《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上卷，页83。

72Charles Turner Joy， How Communists Negotiate (California， 1970). 161.

73乔冠华：〈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中共党史资料》1998年12月版，第68辑，页29。

74《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抗美援朝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页238。

75《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上卷，页83。

76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页136-137。

77；80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页481。

78乔冠华：〈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中共党史资料》1998年12月版，第68辑第32页， 参照Mark W. Clark， From the Danube to the Yalu (New York， 1988)， 240-241 。

79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页147-148。

81Mark W. Clark， From the Danube to the Yalu (New York， 1988)， 338-342 。

82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年2月8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2，第81-83页。

8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抗美援朝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198-199。

84；85　《金日成著作集（7）》(朝鲜外文出版社，1980)，页209-210；248，506。

86《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页748-749。

87杜平：《在志愿军总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页280-281。

88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页79-80。

89；91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Russia Foreign Policy Archive) 全宗0102，目录8，卷宗35，案宗10，页157-158。

90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二季度工作报告，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Russia Foreign Policy Archive) 全宗0102，目录8，卷宗36，案宗11，页19。

92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年7月18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3，页72-75。

93《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上卷，页250。

94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1952年7月1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3，页65-68。

95菲利波夫致克拉索夫斯基电，1952年7月16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3，页69。

96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9月19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页54-72、91-101。

97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页456。

9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页547、624。

99《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上卷，页270、273 。

100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2年12月1日、16日；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230。

101《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六卷，页263。

102毛泽东致谢苗诺夫（斯大林）电，1953年1月7日，1952年12月1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3，页125-128、105-114。

103谢苗诺夫致毛泽东电，1952年12月27日，1953年1月15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3，页115-116、133-135。

104毛泽东致谢苗诺夫（斯大林）电，1953年1月7日；谢苗诺夫致毛泽东电，1953年1月2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3，页125-128、139。

10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页345-348。

106毛泽东致谢苗诺夫（斯大林）电，1952年12月17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3，页105-114。

107〈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页45。

10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页638-639、632、640-641。

10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页305。

110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538。

111〈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页45。

112《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6日。

113俄沃尔科格诺夫：《胜利与悲剧》(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中文版)，页632。

114《人民日报》，1953年3月5日。

115俄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中文版)，页126。

116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53年3月19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0，页60-71。

117拉祖瓦耶夫致莫斯科的信，1953年3月14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0，第58-59。

118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5.

119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53年3月19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0，页60-71。

120；121　熊华源：《关于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恢复的情况》，提交「抗美援朝50周年学术讨论会」（2000年10月，丹东）的论文。

122；131；132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3年3月21日；转引自逄先之、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118-119、117-118、119。

123库兹涅佐夫.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1953年3月29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0，页97-99。

124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1952年8月20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页54-72。

12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页358-372。

126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1953年7月29日，俄外交档案馆，全宗059，目录5，案宗11，卷宗5，页156-158。

127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544。

128；148　谭旌樵主编：《抗美援朝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页289、325-326。

129《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卷，页102。

130；139；14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页380、399-401、406。

13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页148-149。

134熊华源：〈关于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恢复的情况〉，提交「抗美援朝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135《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上卷，页307-310。

136《顾维均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册，页353。

137；14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上卷，页292-294；313。

138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页3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47-348。

141《毛泽东军事文选》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350；《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553。

14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页425、431 。

143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页451-452、432。

144苏联外交部第17286号密码电报，1953年7月3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0，页6-13。

14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4号记录，1953年7月4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0，页135。

146莫洛托夫致库兹涅佐夫电，1953年7月5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0，页148-150。

14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页453。

1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页322。

150；15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313；304-305。

151莫洛托夫日记摘录，1953年5月28日，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0，第136-147。

153美理查·库珀：〈退伍老兵仍为朝鲜战争所困扰〉，《洛杉矶时报》，2000年1月19日。

154.《新华月报》(1953)，第8号，页18。

155.《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上卷，页288。

156.《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1950年10月8日，《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第1期，页29。

157.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385-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