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人
我是安徽徽州人。
让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带的地理环境，做个综合的叙述：
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便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徽州人四出经商，向东去便进入浙江；向东北则去江苏；北上则去沿长江各城镇；西向则去江西；南向则去福建。我们徽州六县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只有祁门和婺源靠近江西。近些年来［抗战前后］，最西的婺源县，被中央政府并入江西。但是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居民引以为荣，不愿脱离母省，所以群起反对，并发起了一个“婺源返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统领大陆前几年，婺源终于被划回安徽；但是我听说在中国共产党治下，婺源又被划给江西了[1]。
所以一千多年来，我们徽州人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有关“徽州帮”其他的故事还多着哩[2]。
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续经商。自此以后，他们每三年便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返乡探亲。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语，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3]。
当然徽州人也有经商致富的。做了大生意，又有钱，他们也就可以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了。
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国性的，并不限于邻近各省。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贸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欢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你一定听过许多讽刺“徽州盐商”的故事罢！所以我特地举出盐商来说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徽州人另一项大生意便是当铺。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通常社会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词，原是专指当铺里的朝奉来说的，到后来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绅和商人了。“朝奉”的原义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勤俭刻苦；但有时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义，表示一个商人，别的不管，只顾赚钱。总之，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们的籍贯。正如在美国一样，人们一看电话簿，便知道谁是苏格兰人，谁是爱尔兰人，谁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样的清楚[4]。
我的家族——绩溪县上庄胡氏
正因为我乡山区粮食产量不足，我们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接济的项目并不限于金钱，有时也兼及食物。例如咸猪油（腊油），有时也从老远的地方被送回家乡。其他如布匹、棉纱，等等，在城市里购买都远比乡间便宜，所以也常被送返家中。
所以离乡撇井，四出经商，对我们徽州人来说，实是经济上的必需。家人父子夫妇数年不见也是常事。同时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于造房屋、置田产，也都靠远在外乡的父兄子弟汇款接济。
不过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12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5]。
现在再谈谈我们绩溪县。绩溪县是徽州府六县之中最北的一县，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县。在经商一行中，我们绩溪人也是比较落后的。绩溪县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离乡远去大城市。他们先由杂货零售商做起，然后渐渐地由近及远。所以一般说来，我们徽州人实在都是很落后的。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作川沙的小镇[6]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在太平天国之乱时，上海城区为匪徒所掳掠和焚毁，川沙镇亦部分受劫[7]。先父对这场灾难，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以最有限的基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尽的记录[8]。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
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元）。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在这里我也顺便更正一项过去的错误记载。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9]。蔡先生指出“绩溪县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翚（1782—1849）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10]。这个在十八九世纪时便以汉学闻名的书香望族，其远祖可直溯至11世纪《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11]。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将胡宗宪，也是他们一家。但是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12]。
我家世代乡居。故宅在绩溪县城北约五十华里。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我家第一个有志为学的是我的一位伯祖胡星五。他是个乡绅兼塾师。在乡里颇有名望，但是科场却不甚得意[13]。
我们的村落（上庄）正与华南其他地区的村落一样，是习于聚族而居的。洪杨起事之前，我们聚居的胡氏一族总人口在六千上下——当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经商的族人在内——大半务农为生。但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经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14]。
（编者注：以下注释均来自唐德刚）
注释
[1]根据大陆出版各类分省地图，婺源均被划入江西省治。
[2]“无徽不成镇”这句话的含意，正和“无湘不成军”一样，表示徽州人做生意，和湖南人当兵一样地普遍罢了。胡氏上述这段话是解释给外国读者听的。因为这句话如不加解释，外国读者便不能了解；如果噜噜唆唆的解释，洋人还是不大能理解的，所以胡氏就决定做上项简单明了但是并不十分正确的解释。
[3]我国单音节的方块字，和旧诗歌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成语、格言以及一般民谣的构造。所以一般乡土成语，大半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一两句平仄十分和谐的小诗或韵文。有些在农村“说书”或“讲古”的民间艺人，他们虽然多半是文盲，但是由于声音是“发乎天籁”，他们的“七字唱”，也都能音韵和谐，出口成章。例如王公子进京“赶考”，三千里路，走了好几个月的艰难旅途，一个“说书”的艺人，两句话就交代了。他说：“一路行程来得快，说书（的）嘴快风送云。”这一来，王公子就从杭州府的一间破庙里，一跃而进入长安城的相府里招亲去了。
胡适之先生的乡亲“徽州朝奉”夫妇的婚后生活是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人命各有短长，都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为顾全这句“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七言成语，他们的老伴就得多活六年了。可是把这句话翻成洋文，洋读者就多少有点茫然。他们要问：为什么中国人结婚之后的同居生活，不是三十六年便是四十二年呢？他们就不了解“七字唱”在我们语言表达的方式里，所起的作用了。这也是“文化沟”在作祟罢！所以胡先生这篇口述自传，基本的设计是说给洋人听的。我们那时并没有想到后来要把它译成中文来出版的。
[4]胡先生毕竟是科举时代出生的——正如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说的“生当太后垂帘日”——所以他头脑里仍然装满了“科举时代”的许多旧观念。在那个“太后垂帘”的宗法社会里，由于“籍贯”对一个士子的“出身”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读书人”一碰头便要叙乡里、攀宗亲、谈祖籍，尽管有些“祖籍”他们连做梦也没有去过。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途中的一种社会心理上的后遗症。这个传统在一个流动性极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里，是很难保留下去的。但是在胡先生的“夫子自道”里，他却无意中为我们这个“颇足珍惜”的传统观念，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第一手社会史料。
[5]朱熹以后的许多徽州学者如婺源的江永（1681—1762）、休宁的戴震（1724—1777）、黟县的俞正燮（1775—1840）、歙县的凌廷堪（1757—1809）和绩溪的胡培翚（1782—1849），都是清初和中叶不世出的汉学大师。赵尔巽主修的《清史稿》和张其昀续编的《清史》，在《儒林传》里，他们都有纪录。房兆楹、杜联喆夫妇为《清代名人传》（Arthur W.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所撰的戴、俞、凌诸人的传记，则尤为翔实，考订亦远较一般中文著作，更为审慎，足资参考
[6]川沙位于上海之东约五十里。城傍“盐运河”，距海仅十二里。其地原属南汇县，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为防倭寇始置川沙堡，驻兵戍守。清代改为川沙厅。“厅”是清代县级单位的地方行政机构。民国成立，乃改川沙厅为川沙县。关于川沙早期建制沿革见诸可宝监制《江苏全省舆图》（清光绪二十一年，江苏书局印行），页33—34。
[7]太平天国之乱时，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至一年半之久（从1853年初秋至1855年初春），清军无法收复。其时上海海关原设于英租界之内，小刀会未加干扰，然英领事竟暗助小刀会拖长占领；并以此为借口，破坏中国海关，不让中国政府课税，直至英人完全控制中国海关管辖权而后已。笔者曾为英人趁火打劫、破坏我关税自主之史实，在英美国家档案里稍事搜查，以阐明此事真相。详拙著《早期中美外交史》（Te-kong Tong，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1844—1860.Seattle：Univ.of Washington Press，1964.Chapter9.）胡家在上海和川沙两处的茶叶店被毁，就是这时期的事。“小刀会”原与“太平天国”无关。上海所受的糜烂，当时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实在应负很大的责任。
[8]根据罗尔纲《师门辱教记》所载，适之先生的父亲铁花先生“全部遗集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启、日记六种，约八十万字”。在纽约我看过一部分罗尔纲的抄本。已印行的除《台湾纪录两种》（1951年，台湾文献委员会印行；另有1960年“台湾文献丛刊”重印本）和1931年胡适通过潘光旦于《新月杂志》所发表的《一本有趣的年谱》（第三卷，第五、六期，1931年7、8月上海出版）之外，我记得还看过另一本胡铁花先生年谱的单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图书馆中，却遍索不得。
[9]蔡元培于1918年8月3日，为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所写的序，大意是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云云。这篇序后来在原书改名《中国古代哲学史》（1929年“万有文库”本，和1965年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本）而重印之时仍被保存。笔者承乏哥大中文图书馆期间，曾为该馆搜得该书1919年第一版的原本，列为该馆“珍版书”之一。不幸此书已自哥大遗失。
[10]见注[5]。
[11]胡仔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三十卷，后集四十卷）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据《四库提要》的记述，该书是“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凡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相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一。
[12]胡宗宪（1511—1565）为明代抗倭名将。《明史》卷二○五，有专传。房兆楹所撰的英文《胡宗宪传》载《明代名人传》（C.Carrinton Goodrich，ed.，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II，pp.631—638）颇可参考。
[13]参阅《胡铁花先生家传》（《台湾纪录两种》卷上《代序》。1951年，台湾文献委员会印行）。李敖的《胡适评传》（1972年，“文星丛刊”本）写得很扎实。也是有关胡适的家庭和幼年时期最好的一本传记，极有参考价值。只是在他所制的《胡适一家子的谱系》里，把“胡星五”列为“胡传”的祖父，不知何所本？
1957年适之先生曾为笔者试拟一绩溪上庄胡氏的五代世系表。此表后来由笔者转交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保存，现已无法寻觅。然据《胡铁花先生家传》，则胡星五为胡适的“伯祖”；适之先生的《四十自述》中《我的母亲的订婚》那一章也提到“星五先生娘”是他父母订婚时的媒人。她说铁花先生是“我家大侄儿三哥”。所以，李敖书中的“谱系”可能有误。
[14]胡铁花先生在他的自述里提到洪杨乱前，他们绩溪上庄的胡氏，人口总数有六千之众。这数字可能是笔误——罗尔纲抄写时所发生的笔误，亦未可知。绩溪是皖南山区里的一个小县，人口甚少，有这样六千人聚居的大族，是件不可想像的事。
太平之乱时，李鸿章奉旨回籍组织“团练”。这些后来发展成为清末有名的“淮军”的“团练”，事实上便是皖北一带——尤其是合肥一县之中，各大宗族所自动组织的子弟兵。合肥是当时安徽省，甚至是整个大清帝国里人口最多的一县；其时充当淮军骨干的周、刘、唐、张等大族，似乎没有一族的人口是超过六千人的。据此类推，绩溪八都上庄胡氏的丁口似乎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数目。
原文摘自欧阳哲主编《胡适文集 1》,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