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合作举办了第1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CF40学术顾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作为主讲嘉宾，与读者们分享了写作《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心得。CF40学术顾问、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及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进行了点评。本次活动由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金融城和交通银行承办。
“CF40·孙冶方悦读会”旨在以“名家+好书”的模式，为国内经济金融界人士奉上深度阅读与知识分享的高端聚会，引领参与者深度思考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重点问题，探讨国际前沿理论创新，享受读书之乐趣。
易行长的演讲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创新的本质、产权界定与市场效率、农村信用社改革等主题展开。最后，易行长提出了一个令全场观众深思的问题：“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到什么程度？”
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逐步完善产权、依法治国、激励相容、社会监督，从而建成比较有效的市场经济。
很高兴参加第一期“CF40·孙治方怡悦读会”，我是北京大学77级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有幸听了几次孙冶方先生的课。孙冶方先生是1983年去世的，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工作以后依然积极到北京大学讲课，让当时的年轻人受益匪浅。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仍然坚持价值论，坚持市场具有配置资源的作用。他提出，“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这是当时我听孙冶方先生讲课的主要收获。现在看来，他的观点比较保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观点让人非常震撼。他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真理、敢说实话、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经济学人学习。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内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现在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含义已经完全不同。1978年，农村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属于集体所有制，在中国整体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据了99%以上的比例。当时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企业负责人、各单位负责人不要再开展阶级斗争，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建设、投资、生产、流通。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国有经济占比与1978年相比已经小了很多，非公经济就业已占总就业80%以上，非公经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现在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从直接抓经济项目、招商引资转移到执法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但是很多政府官员，对于1978年和改革开放30年后不同状态下的政府职能的定位依然不清楚。未来，这些地方政府会逐步认识到应该转变观念，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公共交通、社会治安、学校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
寻求效率与公平兼得
关于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由于自身的工作经历，在这本书中我体现出的更多的想法是如何注重效率。但是我也要向大家报告一下我是如何考虑公平问题的。
比如环境问题，涉及到如何执法，如何把环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2002年时，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应该把就业、环境、银行不良资产率和GDP增长率做一个综合的指标来考核地方政府政绩”，GDP增长率只放在第四位，第一位是就业，第二位是环境，第三位是当地银行不良贷款，因为如果有些地方的金融环境不佳，银行不敢批贷款，就会影响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这个综合指标反映了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与地方政府的责任，环境问题靠企业和个人无法解决。
创新的五个层次
提到创新，大家很容易联想到产品创新，比如计算机、互联网等产品。我们总说中国的创新能力不足，周围很多高科技产品都是外国人创造的。最近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很快，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也有一些自己的创新，但主要也是在讨论产品创新。我认为，产品创新只是创新最表面的现象，是最浅的一个层次。
在考虑产品创新能力时，应该更加关注创新的第二个层次——组织创新，即公司、企业、市场创新。为什么PE这个概念是由外国人提出的？私募如何选择值得投资的企业？在互联网时代，为什么美国能出现雅虎、微软等巨型互联网企业，中国能出现阿里巴巴、腾讯等大的互联网企业？相比之下，为什么欧洲和日本反而没有特别出色的巨无霸式的互联网企业？不难发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很多是由美国的PE或互联网企业进行初始投资的。现在我们常抱怨为什么新浪、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无霸企业不在中国上市。如果仔细考察其成长路径，观察最初的投资者、成长过程，就会发现他们到国外上市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投资者一开始就把这家企业如何成长、VC/PE投资人如何退出、在哪个市场上市都进行了规划。所以，当你思考这些企业是如何出现、如何成功时，就会发现比产品创新更高级的是组织创新，即公司、企业和市场，这些组织以什么方式竞争，以什么方式创造。
创新的第三个层次是规则、概念、制度的创新，第四个层次是人的创新。创新者必须要有独立的人格，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还必须有平常心，不能那么焦躁或者短视，必须要宁静下来。为什么真正能创造的人是宁静的、是着眼长远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是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这样他才能持续创造。这正是创新的第五个层次——法律层次上的创新。
产权界定、宏观经济波动与市场效率
在中国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先秦时代有这么一句古话：“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德斯鸠也说过类似的话，在这一点上其实东方和西方的文明是有交汇点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产权非常重要。
在这本书中，我从产权缺失角度讲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分析了几个问题，包括经济波动的原因，部分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产权不清晰的原因，以及产权不清晰为什么会导致经济过热，治理经济过热为什么会产生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之后为何又再膨胀。我提出了一个“通货膨胀-紧缩-膨胀”的三期分析模型，无论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需要界定产权。
我在1988年写了一篇文章《市场效率与产权界定》，主要就是讨论为什么市场经济一定要以产权保护为核心，为什么产权是交换的前提，为什么有恒产才有恒心。此外，无法界定公共意识和私人空间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由于产权不清晰造成的。
在市场经济下，产权是清楚的。计划经济下是政企不分，市场经济下是政企分开的；计划经济靠行政命令来治国，市场经济应该是依法治国；计划经济是政治激励，市场竞争应该是激励相容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自己创造得越多，为社会创造得也越多，个人创造出的产品在市场中有需求，社会对产品估价很高，因此个人收益也会很高，所以是激励相容的。比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个要素都可以参加分配。在计划经济下依靠内部监督，在市场经济下要靠社会监督，比如企业上市，上市后就需要社会监督，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报表披露等。现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逐步完善产权、依法治国、激励相容、社会监督，从而建成比较有效的市场经济。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关键点
我非常关心“三农”，也非常关心公平。我认为农村信用社改革是我的学术思考中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我接触了农村信用社改革，当时领导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处理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0.26% 资金 研报]的关系。农村信用社过去归属农业银行管理，后来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剥离出去，农村信用社划归人民银行管理。在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剥离出去时，有部分资产负债不清楚，处理起来非常困难。
当时采用的方法是设计了一个新的制度——“专项票据置换”，采用花钱买机制的办法，为农村信用社改革注入资本金。农村信用社所有的历史欠账由国家注资，保障其能够继续可持续发展。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国家可以给国有商业银行注资，但是不能给农村信用社注资，因为农村信用社是合作金融。最后的方案是人民银行用1700多亿人民币的专项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这1700多亿是如何确定的？是2002年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总额的50%。当时锁定这个数字后，才对外公布，每个县农村信用社都不能再改。注资是以县为单位，中国有2600多个县，但是对中部省和老少边穷地区有一定倾斜，注资比重远高于50%。总体来讲，这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国家通过一项宏观金融政策解决了农村信用社的历史遗留问题。原来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存在一个大窟窿，没有私人资本愿意进行投资。注资把农村信用社的资本金提升为零以上，资本金虽然达不到8%，但是这样外部社会资本愿意参股，使大部分农信社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为了解决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初这些年，我调研了全国150个县，去了很多农村信用社，参加了农信社工作中所有的内勤、外勤工作，包括催款、写发票、财务管理等非常详细的工作，从最基本的业务逐步规范起来。比如农村信用社给农民发放的无担保小额信贷，分为金卡、银卡、铜卡。在90年代，金卡可以无抵押贷款2000元，银卡可以无抵押贷1000元，铜卡可以无抵押贷500元。农民可以用这些资金买小鸡、猪崽，这就属于生产性信贷。
在农村信用社的票据改革中，票据需要申请和兑付，申请后，农信社需要符合一条条标准才能给予兑付，比如存款、贷款、会计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披露等需要达到标准。兑付时间大概为两年至五年。如果在两年内达到标准，人民银行就用票据置换其不良资产，人民银行把不良资产委托给农村信用社清收，如果清收得好就给予奖励。有人认为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不把置换出来的不良资产归入人民银行？实际上，如果把置换出的不良资产归入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一分钱也收不回来，但如果把不良资产委托给农信社清收，它能收回来一部分，而且收回高的还给予奖励。这个机制的设计在当时非常费工夫。
改革方案开始执行时，每个县的农村信用社需要填31张表。一层层程序走下来，一个县联社需要准备七份文件，每份文件都非常厚，这会浪费很多纸，而且太复杂了，我认为这不可行。后来我们就把申请材料简化到每个农村信用社只需要填七张表，申请材料加起来一共不超过11页。原来都是只需盖章，后来要求所有申请表必须有人签字，有人负责。这样的细节保证了这件事能成功，能够花钱确实买到机制，监督公司治理结构达到我们的标准。
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
相信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因为我们坚持了市场经济。目前，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写入《宪法》，也写入了所有的党的重要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市场经济就是产权清晰、预算硬约束，即单位、企业、家庭对自己负责，同时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
我在书中讲到，每到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就容易产生动摇，会发现很多政策前后不一致。所以，整本书讨论的核心就是所有的政策应该如何相信市场，如何保护产权。
你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你相信市场能调整结构，还是相信调结构一定要通过行政指令进行调整？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到什么程度？”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本文节选自作者近期在第1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原文请参见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网站www.cf40.org.cn，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编辑马冬冬）
新常态下多举措防范金融风险
特邀成员 郭濂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正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风险逐渐暴露，金融体系和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备受关注，新常态既是风险逐渐释放的过程，也需要适时采用多方面举措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经济下行和转型压力下的局部金融风险
过去10年中国的商业银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业务规模和业务模式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十年同样是商业银行结构性发生明显变化的过程，股份制银行的占比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同时大量的农村和城市信用社转变为农商行和城商行，国有商业银行增长相对较慢但规模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
同时，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也不容小觑，根据FSB2014年10月的报告，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系统的规模达到3万亿美元。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则将影子银行规模测定在18万亿－24万亿元之间。相当于中国银行[0.22% 资金 研报]业规模的约20％。尽管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之后，中国影子银行系统的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但其扩张仍快于银行表内资产的扩张速度。总体上中国影子银行仍然是“银行的影子”，即在影子银行系统中相对活跃的，也通常是在银行业务上相对激进的股份制和城商行等。
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基本蕴藏于商业银行体系之内，从杠杆使用、业务创新、资产负债规模扩张的角度，均显示商业银行的风险远大于券商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次贷危机以来（2008-2013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扩张的结论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国有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仍然以银行体系是否稳健为主角，而业务扩张激进和风险容忍度较高的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则可能是局部风险暴露的重点部位。
金融同业、信托和委托贷款风险值得关注
金融同业扩张的驱动力在于规避监管、期限错配和有限创新。它给银行带来了更为强烈的流动性风险，加剧了银行风险和业绩的分化。商业银行同业信贷的总额为12万亿-15万亿元。金融机构之间竞争能力和风险容忍度的差异，导致了金融同业投融资始终不断地膨胀，超越了传统的流动性调剂的认知。而金融机构的市场表现仍将持续分化，这可能隐含着作为批发金融的货币市场创新仍将深化。同时，我们也不难关注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同业市场上仍然恪守同业拆借等简单业务，并未卷入纷繁多样的同业业务之中。目前银行同业的流动性风险，集中在资产负债两端大量运用了期限错配，同业负债久期大部分在3个月以下。在资产的应用方面，信贷类同业资产的久期为1-2年。
信托业务的膨胀和利率市场化、地方债务、房地产以及资源类行业的融资需求密切相关。目前风险已有暴露迹象，尤其是资源类行业信托风险较大，信托资金主要投向于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平台债，然后是煤炭有色等产能过剩的资源性行业。2014年信托资产增速明显放缓，由2013年的46%下降至19%，其中增长最多的是证券市场投资类资产，而对工商企业和基础产业的增长大幅放缓。2014年新增信托贷款总额5174亿元，大幅低于2013年1.84万亿元。监管的加强和信托业务风险的上升是带来信托行业调整的重要原因。信托资产的期限结构有在滚动中缩短的趋势，以集合信托为例，平均期限由2年下降到1.5年，存量资产的期限结构集中于1-2年，期限结构显示当前信托产品还本付息的压力仍然很大。
委托贷款的加速膨胀和信贷、信托增速的放缓并存，呈现以出表化和抽屉协议为主要特征的虚假委托贷款的明显特征。委托贷款在2010以后取得快速的发展。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0-2014年，每年新增委托贷款总额分别为0.87万亿、1.30万亿、1.28万亿、2.55万亿和2.51万亿。2014年委托贷款的存量总额突破10万亿，而2010年之前，委托贷款的总额仅仅2.30万亿。我们确信，大部分委托贷款，资金来源并不在于企业和非银金融机构，而在于商业银行自身，银行利用委托贷款出表化、逃避监管和提高贷款收益的冲动，导致了委托贷款的急剧膨胀。同时，委托贷款的风险管控相当薄弱，三方甚至多方的抽屉协议现象泛滥，损害了监管部门和总行对委托贷款的有效风险管控。2014年底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15年监管当局对委托贷款的监管必有所加强，规范和清理有助于缓解委托贷款业务所积累的风险。
改善风险管控的初步对策
目前银行同业业务存在巨大争议，银行同业部门已在事业部化。同业业务也有其特性，即创新性、复杂性和风险性。所谓创新性，是指同业业务的迅速增长，和银行在资产端、负债端能力的差异，经营风格和业绩表现的差异并存。意味着同业业务不仅仅是流动性头寸的调度，可能包含着货币市场创新的因素，从长期看可能持续增长。所谓复杂性，是同业业务的多金融机构协同，境内外协同，本外币协同，给同业业务监管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使得目前的监管模式受到挑战。监管套利本身就是同业业务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所谓风险性，是同业业务给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对央行基准利率期限结构调控能力，和紧急流动性支持能力等提出了挑战。央行可考虑紧急流动性支持预案，监管部门可考虑对同业业务的资负规模和结构强化比例管理和流动性要求。
信托业在逐渐规范化的过程当中，建议加强信托的业务透明度，加强信托资产投向的监控和管理，以使信托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首先，完善信托业的资本充足率和全面风险管理，尤其是资本金的规模总体仍然偏小，需要加速增资。加强结构复杂的信托产品的投资者信息披露。建议业务逐渐向主动资产管理或财富管理领域转型。其次，改善和规范信托产品的交易市场建设。推动信托收益权的转让市场建设，使信托一二级市场均衡发展。最后，在做好风险隔离预案的前提下，适度打破刚性兑付。应防范金融体系整体性流动风险。保持适度流动性，同时引导中长期利率逐渐下行。2014年底至2015年初，央行采取调降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的措施，有助于进一步引导中长期利率下行。
委托贷款的无序现状需予以清理和规范，尤其应推动业务透明度、杜绝抽屉协议、建立综合授信和防范出表套利。首先，应提高委托贷款的业务透明度，降低通道过程中的不合理收费。严禁利益输送行为。建立委托贷款业务信息披露机制。其次，商业银行应对单一客户建立综合授信额度控制。除表内信贷额度授信以外，将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等方式纳入综合授信额度控制，防止单一客户采取不同融资方式进行过度融资。最后，监管机构可考虑要求商业银行就非标业务占比指标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可要求商业银行就非标业务占比较高的情况，计提额外的资本充足率要求。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