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如何对待财富
编者：去年底，有媒体盘点了“落马官员藏钱障眼法”，我们先来列举一二：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原副调研员、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因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被查处，在其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搜出的现金有些甚至已经发霉；“不头疼如何赚钱，只头疼如何藏钱”，说这话的是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其东窗事发后，侦查人员从他位于北京和呼市的两处住宅中查获大量现金，包括8800万元人民币、419万美元、30万欧元、27万港元、43.3公斤黄金；广东省韶关市原市委常委、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对受贿得来的巨款既怕“露富”不敢乱花，又怕存到银行被人发现，只好将钱装进了保险柜，藏在老屋的杂物堆中……
钱本是用来花的，但因得之不义，结果是非但不敢花反而成为沉重的负担，岂不让人笑话？但一笑过后我们不得不反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无人不知，但为什么贪官们仍会走到“头疼”藏钱的地步，不但无法享受金钱承载的实际利益，甚至付出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幸福感没有随着财富的增多而增加，“致富不义，为富不仁”的现象频频出现？此文将探讨构建财富伦理的重要性，及我们如何正确对待财富。
的确，今天的我们越来越富有，但却越来越难以感受到幸福与快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允许人们追求利益，通过正当途径致富。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财富的急剧增长，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要，同时也出现不顾道德约束、不择手段获取钱财的问题。且不说社会上充斥着大发横财暴富者，就是官场上也有不少大肆敛财的“老虎”。土豪也好，贪官也罢，之所以肆无忌惮，不外乎他律与自律原因。就他律而言，主要是制度安排问题，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与约束，使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成为可能；就自律而言，主要是价值观念问题，最根本的是缺乏财富伦理，不能正确地对待财富、正当地追求财富、合理地使用财富。
■缺乏财富伦理会使人心智迷乱
不可否认，多年来我们国家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了世道人心的构建，在财富骤增的同时，并未形成适当的财富伦理与市场伦理，以至于很多人心中只有“财神”，将获取财富作为终极目标。缺乏财富伦理，会使人心智迷乱，什么钱财都想要，什么钱财都敢捞。在那些“财迷”看来，不管怎么样能发财就好，只要取得钱财，是非可以颠倒，阴谋即为智慧，欺骗即为技巧，侵占即为胆识，受贿即为回报。如此种种，“致富不义，为富不仁”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侵害社会公平与正义。因此，倡导并遵循合乎理性与道义的财富伦理，规范与约束人们的追求财富行为，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其实，中国古代早已出现较为成熟的财富观，诸子百家典籍中包含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尽管各家思想差异较大，但几乎形成一种共识，即以“义”作为获取财富的前提。义者，宜也，亦即适宜的意思。“义”的精神主要体现为：不宜自私，不宜侵占别人的利益。如管子提倡“义不自进”（即有道德的人不会只照顾自己）；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人之利而利之”（即根据他人的利益要求而成全他人）；墨子主张义与利的统一，指出“万事莫贵于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孟子主张“舍己从人”（即舍弃自己的利益以成全别人），等等。以上几种思想都以“义”为导向，体现了以义取利的价值观。
在人们的印象中，儒家似乎重义而轻利。其实，儒家并不笼统排斥财富（利），也不拒绝合乎道义的财富。孔子曾经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意思就是，若能发财致富，哪怕拿鞭子赶马车，他也愿意干。尽管如此，孔子并不赞成走歪门邪道去发财。所以他又说：“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总而言之，孔子对待财富的获得，以道义作为限度。他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是，“不以其道得，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更通俗地说，孔子所倡导的财富伦理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财富的获取必须“取之有道”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在一切历史时期，凡是可能的地方，都存在着不受任何道德约束、无情谋取财富的现象。”为了消除或遏制这种不良现象，使人们合情合理合法地获取财富，应有一系列伦理和法律规范人们的求利致富行为。今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仍是我们应当遵循获取财富的伦理准则。当然，在追求财富上人们未必能表现出“君子”风范，但起码要做到“取之有道”。这个道，包含两层涵义，即大道与小道。
所谓大道，从宏观层面上说，即为国家选择并建立促进财富增长的方式。大道至简，大道至公。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这是让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配置的机制，也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放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充当裁判员的角色，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着眼于维护公平正义，并调节市场失灵。在非市场经济或不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直接介入经济活动，而且缺乏有效监督，这样为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容易滋生权钱交易，便于官商发不义之财。只有建立完备市场体系，推行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为国民追求财富铺设公正的阳光大道。
所谓小道，从微观层面上说，即为个人选择并采取合适的致富方式。这个合适，包含着合理与合法。合理，即合乎情理，合乎道理，更合乎伦理，其关键在于应该遵循三个原则：人道原则、恕道原则和生态原则。人道原则，即孔子所主张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因人之利而利之”；恕道原则，即孔子所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个原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不能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坑害别人。生态原则，就是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人们在追求财富过程中不能破坏生态环境。所谓合法，不言而喻，就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通过劳动创造与合法途径获取财富，不能作奸犯科，使用不正当手段谋取钱财。
■财富的使用亦应“用之有道”
财富的获得，要取之有道；财富的使用，也要用之有道。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发财致富之后，有钱就任性，肆意挥霍畸形消费。有的热衷于炫富，购豪宅买奢侈品，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异常铺张奢华，听任子女飚豪车招摇过市；有的涉足“黄赌毒”，或沉迷色情，或出入赌场，或吸食毒品；有的甚至为富不仁，成为地方黑恶势力，垄断某个行业市场，欺行霸市，鱼肉百姓；有些官员聚敛了巨额钱财，一分钱没有花，只能以私藏、把玩来获得贪财的满足，同时也担惊受怕，毕竟钱财来路不正，终究难逃法纪的惩罚。
欧美发达国家，经过长期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财富伦理和市场伦理。西方人的财富伦理之发源，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在新教徒看来，上帝的意旨是通过那些处于完善状态的人而起作用，上帝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财富即为上帝所赐，富豪只是替上帝保管财富。作为财富管家，自生谦卑感恩之心，基于如此认知，西方富豪大多乐善好施，愿意按上帝所喜悦的方式将财富使用出去，广散家财回报社会。多年名列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向社会捐赠大量资金用于慈善事业，并且立下遗嘱，将来只给三个孩子各留下千万美元现金和一亿资产，此外所有财产都捐献给社会。
相对而言，中国有些富豪视财富为己有，认为是自己凭本事挣来的，所以有钱就任性，宁可穷奢极欲花天酒地，也不愿无偿捐献回报社会。实际上，富人之所以致富，绝非靠个人一己之力，乃国家政策、社会环境、自然条件、家庭背景等多种因素促成。毫无疑义，富人的钱财来源于社会，并非个人凭空创造。既然财富源于社会，那么有钱就不可任性，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就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源于每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有责任。没有基于道德感基础之上的责任感，任何职业或经济行为都将失去它的社会价值：对于社会，它不能实现职业职能、创造效益、稳定社会的价值；对于个人，它不能实现为社会创造服务与作出贡献的价值。因此，钱财用之有道，主要体现为有社会价值。在满足自身需求之后，将更多的财富回馈社会，给予更多的人以帮助，才是真正的用之有道。
古往今来，许多人总有一种“恋富”情结：希望永久享有财富。古代帝王无不以丰厚的财宝陪葬，却往往招致盗墓贼惦记，即便未能被盗，也是“荒冢一堆草没了”。多少富豪拼命赚钱，指望子孙后代富甲一方，殊不知“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不肖子孙转眼败光万贯家财，终究“富不过三代”。多少贪官大肆敛财，尚未来得及享用，就落入法网，以致身败名裂。一代巨贪和珅聚敛天下财富，最终成为“嘉庆吃饱”的祭品。历史无情地证实一个道理：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拥有财富，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财富原本源于社会，使用财富的最好方式就是用之于社会。财富如水，也只有像水那样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才能更好地滋润万物。
结语
古语云“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意思是说，人的需求是有限的，不要过于贪图钱财。当然，现代人向往高品质生活，追求财富倒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获取财富也好，使用财富也好，都必须遵循国家法律与财富伦理，唯其如此，才能自利利他，活得充实美好。对于官员来说，更应该讲规矩守纪律，自觉恪守财富伦理，保持洁身自好的定力，清白做人，清廉为官，这样就不至于沦为遭人唾弃的贪官，就不至于身陷囹圄而痛哭流涕却悔之晚矣。
——原载2015年4月1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