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看到这个题目可能会发笑，谁把老百姓当作大人物啦？他们默默无闻、在现实生活中奉献着他们所应奉献的一切而又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难道这还不“普通”吗？当然这种意见是对的，但是本文要辨析的不是社会上实际情况，而是社会舆论的期待，而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不仅达不到真正的目的，而且往往干扰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使人们生活得不开心。这些是司空见惯的，而又是熟视无睹的。

这里说的“普通人”，不是王愿坚五十年代写的小说《普通劳动者》中的“普通劳动者”，那种“普通人”，是成就了革命大业以后的革命家又深入普通民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在思想境界上，他不仅高于老百姓，而且与其他“老革命”比较起来也是一个升华，虽然从为政的实际角度来看，什么具体也解决不了，但却能给老百姓心理抚慰。这里我们这里说的“普通人”就是一般的芸芸众生，不好也不坏，或用法治社会的词儿说就是“守法公民”。这是人民的大多数，是人民的主体。我们说的“人民”不是个抽象的概念，它所指的主体就是普通人。

在“英雄”泛滥的时代，有的人把“普通人”也戴上“英雄”的高帽，这样既降低了英雄的标准。使其缺少应有的内涵；也不适当地拔高了普通人，使其手足无措。这是“两失”。几年前有个不太长的电视剧《不该将兄吊起来》，剧中写了一位京剧团的姓马（似乎叫马最良——他很崇拜马连良）的老生演员，业务水平不高，平时爱说风凉话，嫉妒团中一位能挂头牌的唱旦角的女演员，与几个“哥们”在背后窃窃私语，说她的风凉话、给她小鞋穿，把这位优秀的女演员弄得很尴尬。有一次，这位马先生在街上碰到一个女高考生，车子坏了，来不及上考场了，老马把自己的车子借给她，使她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这件普通人做的普通事被传媒知道了，大肆渲染，无限夸大，把马先生捧为“英雄”。评奖、提级、演主角等一系列的“好事”都落在他头上。众人的嫉妒马上转移到马先生身上。其他条件是软的，可以由着领导和传媒的嘴说，而业务能力是硬碰硬的，老马离马连良太遥远了，他根本唱不了主角，可是他是“英雄”就要无所不能，而且唱主角是个政治待遇，哪能轻易放弃呢？这使他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他很感慨，有所悟似地对以前的“哥们”说：“不该将兄吊起来。”可见“英雄”的高帽不宜乱戴，乱戴不仅对社会没有好处，对被捧者也是灾难，使他们脱离真实的生活，处于表演的状态中。

舆论对普通人期许过高似乎是个传统。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又把“天降大任”期许给每一个人，从而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这本来是鼓励读书人自强的一种愿望，可是到了宋明理学那里逐渐变成对人们的普遍要求，他们对人的要求越来越苛，“人求完人，金求足赤”。鲁迅讲到《三藏取经诗话》时说，“偷人参果”的故事，在宋元话本中本来是唐僧指使孙猴子取干的。而由于“士大夫论人极严”，唐僧作为高僧不能干这等事，于是《西游记》中就变成了孙悟空的“个人行为”。这种论人的主张通过意识形态（如小说戏曲、乡规民约）使之制度化。这成为中国伦理教育中特别看重的问题。就算这些圣贤是真诚地希望把老百姓塑造成为“尧舜”，可是这对于一辈子种地作田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何况统治者的“真诚”是要打许多折扣的，他们实际上是要求老百姓作自觉地放弃自己合理权利的顺民，所谓的“舜尧”“尧舜”不过是一顶毫无意义的高帽罢了。“圣贤”是没有私心的，不会计较个人利益的。尊你一声圣贤，剥夺了您争取个人利益的权利，这对统治者看来是很合算的。因为统治者就可以实现利益的独占了。鲁迅先生特别熟悉这些伪善者，他在《牺牲谟》一文中就刻画了一个处处要“同志”牺牲，并时时把“英雄”的高帽戴在已经被剥夺得一丝不挂的“同志”头上的“道德家”。所以看惯了这种现象的钱锺书先生激愤地说：“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谈教训》）可见一些矫激的主张，看似“革命”，看似“尊重”广大民众，有些不明事理的民众，甚至也感到自己受到尊重和优待，实际上是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把他们剥得一丝不挂的。经过“文革”的人们认真思考一下，我想会有同感的。

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个问题上也走了一些弯路。总的说来，五十年代初，对于民众、受教育者提出的要求比较平实合理。那时虽然没有强调法治教育，但是 在《婚姻法》《宪法》初公布时，都曾掀起全民学习的热潮。因为他们不仅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使老百姓懂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作守法公民。后来特别是“文革”当中，“守法”已经成为“反动”的别名，“革命者们”无不以“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自居。那时的领导者似乎要把每个人都训练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要大公无私、不怕苦、不怕死，而且还要懂得政策策略、谙熟辩证法，勇于斗争，善于斗争。当全国学习“九评”时，要求每个革命青年（那时不做“革命青年”就是“反动青年”了）都要符合“五项标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这些大无当的要求，只能贻后世以笑柄。只有它的荒诞性和那个时代匹配。

从文艺创作角度来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文艺批评还算正常，作品中还允许普通人的存在，即使英雄人物也离普通人不太远。《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转》中英雄就是如此，后来随着一个个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开展，这种现象越来越不能见容于理论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这些“新”创作方法催出了《红旗谱》《红旗歌谣》一类代有样板性质的作品，正面人物向“神”转化，把老百姓越写越假、越假越高大。大跃进过去以后，跟着而来的是“三年困难”。一些文艺理论家们也感到人物饿着肚子的时候，再鼓吹什么“高大全”，那是对人民的戏弄。于是，邵荃麟曾提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赵树理在这些方面也有所实践），这本属常理常情，到了文革中便成了滔天大罪。邵氏为此丧命。实际上，“中间人物”恰恰是民众的主体，大家都做好“中间人物”社会该是多么稳定与祥和！我想亿万斯年以后，只要人类存在，大约还是这样。如果一个社会里都是“英雄”，都是头脑里装满了“精神原子弹”的人们，这个社会还得了，面对这些大约上帝也难在此安眠。

现代社会，民主法治逐渐成为社会调控的必由的手段，作守法公民更是社会之必须，可是我们在这个“必须”的问题上宣传得很少，实际上我们社会中守法公民太少了，平常看来是“顺民”的，遇到事情往往是“暴民”。有的传媒报导仍然停留在 “英雄时代” 宣传工作的路子，可气复可笑。例如今年抗“沙”斗争，香港医务人员很尽心尽力，也做出很大牺牲，当有的传媒学着大陆传媒热情歌颂他们的“奉献精神”时，他们很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挣了这份钱，本该如此，从业者就应该敬业。许多普通人尽了公民义务，其概念中的民众还应是“英雄”。最近受到一般民众欢迎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在理论界就有人认为宣扬张大民这样的中间偏落后的人物，对观众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些同志内心里还残留着“文革”中的关于“工人阶级”的定义，于是，他怎么看张大民也是个“落后分子”，不承认他的普通人的性格。这种文艺理论如果只流行于文艺界，那还只是多出一些不真实文艺作品（当然这些作品当面对社会时也会对人们产生误导）；如果在社会舆论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用所谓“英雄”的尺度来衡量和要求老百姓，不是削足适履，杀头便冠；就是制造虚伪，其结果是诚心丧失，相率而伪。

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虽然没有理论家期待的“英雄乐章”，但是它们确实存在你我之间，而且时时刻刻在感动着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