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节”这个词有点“古”，现在很少有人用了，所以在此文的开头不能不对它做些解释。最初“士”就是成年男子的通称，周代至春秋时期多指贵族最低的一个阶层，后来遂指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知识能够进入官僚阶层的人们，再后来则指读书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教育总长章士钊著文说晏婴的“二桃杀三士”是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把“士”解释成为“读书人”，没有考虑到“士”之所指是有个发展变化过程的，遂为鲁迅所笑。“节”指节操，“士节”也就是“士”所应该有的节操。这里的“节操”包括操守和尊严。朱自清曾说：“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出来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论气节》）朱先生只是讲了士节的外在表现，忽略了“士节”也是士人的内在需求。用现代语言来说“士节”实际上是士人的角色意识的表现，士人在严守士节中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士。
一、士节的基础
作为角色意识的士节的形成于贵族社会，士在那个社会里是军人和下层官吏，社会要求他们必须自尊自爱和遵守某些原则，社会也为这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那时士遵守士节是极其自然的。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等级流动，士人存在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士对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与操守感到茫然，但士节还是保存了下来了，只是此后的士节的张扬不是靠制度、而是靠统治者的宽容尊重和士人自我意识的坚挺了。
《吕氏春秋》专门有一节就叫“士节”。《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集合各个学派的精英写的一部著作。“士节”大约是纵横家的作品，文章写得铺排夸饰：
士之为人当理不避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
文中强调“士”的操守的坚定、人格的独立、并夸大士的能力和作用，强调了他们的“独立”和尊严。但这种强调本身就缺乏底气，因为已经没有了制度的保障。当时天下纷纷，你争我夺，强者渴望统一天下、传之万世；弱者也在争取一席之地，至少也要保守社稷，使祖宗的香火不致断绝。而士是各国争夺天下的助手，一些士人还制造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舆论，一时哄传，《吕氏春秋》中的这段很像广告的妙文也是“舆论”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高价出卖给识货者，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时的诸国的国君因为是世代相传，退化者多，面对纷乱列国形势这些君主不知怎么办才好，争相从各国引进士。于是，需求者众，“士”自然会以为奇货可居，不必对统治者低三下四，“说大人则藐之”，士仿佛坚挺起来，但这离真正的独立性还很遥远。不过我们也应看到那时毕竟离贵族社会相去不远，每个阶层的人们对属于自己操守的记忆，尚未完全丧失，有的还能严格遵守，所以才会有“宋襄公不杀二毛”“二桃杀三士”“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等被后世聪明人视为“愚蠢”的事件的发生。也因为君臣之隔尚不太悬绝，上下之间也还保留了一些相对关系，没有单方面的奉献。
还应该看到在当时学派蜂起、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游走于诸侯之间，在游说人君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利益，在许多学者看来君臣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他们之间互有权利义务。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主张君臣要共同遵守礼的规范。虽然这个“礼”不单纯是揖让进退之节，但确实包含着君主对臣工的人格和利益尊重；孟子说得更清楚明确：“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这样，当时的士人不仅争得到应该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赢得了一些做人的尊严。士人们的进退出处也都自己的标准，这些在当时的诸子（除了法家）著作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吮痈舐痔之徒不能说没有，但他们受到社会舆论一致的蔑视和鄙弃则是不言而喻的。此时传统的保护士节的制度和措施也受到有远见的统治者的尊重，其中《礼记•曲礼》中说“刑不上大夫”就是重要的一条。这也是使士人保持“节”的一个外部条件。
古代刑事惩罚主要是“身体刑”（近代则主要是限制人身自由），其中最轻的是“髡”（剃发），最重的是“辟”（杀头）。这些摧毁着人的尊严和自信。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到士大夫“受辱”的若干层次时是把重点放在身体所受的伤害上：“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被摧毁了自尊心的和被摧残了肢体的士人怎么能够承担当时社会赋予他的职责呢？司马迁在讲了一系列的“受辱”之后也谈到了《礼记》的“刑不上大夫”之说，他认为“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统治者提倡“士节”，似乎不能完全从特权角度理解，其目的在于使士大夫保持其精神追求，也是他们从事其职业的保证。当时士大夫是社会的管理者，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掌握着“公权力”，倘若士节被摧毁，使其没有了操守，可以无所不为，这样“公权力”就会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那么本来的社会的中坚就成为社会的蠹虫。另外还应看到由于社会舆论的鼓励，培养了一批有廉耻、识去就、守信义、重然诺的官员，这对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力也是一个制约。
先秦诸子大多看重士节，有的还张扬士节，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品格就是一例，他们对于君王权力的扩张有不同程度的抗拒。儒、墨诸子是以“帝王师”自视的（使后世有道统与治统之争），道家特别是庄子视权位如腐鼠敝屣，不值一顾（后世遂有与君主不合作的士人）。他们的为人也多有品、有守、有趣。
惟有法家把权力绝对化，漠视众生，面目可憎。他们造就了对君主奴颜婢膝、对臣民冷酷无情的酷吏。后世所说的“三纲”的首倡者实际上法家。韩非说：“臣事君，子是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法家认为统治者应该拥有无限的权力，臣民只是他的驯服工具，应该绝对服从，否则不应在世上存在。商鞅、韩非的“理论”只考虑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和权力，从不为其他阶层的人着想。他们设计的“理想国”中，除了君王以外，其下面只有替他卖命的战士和为他生产食物的农夫（所谓“耕战之士”），其他的都是虮虱或蠹虫，都在应予消灭之列。这些法家代表人物也真是“大公无私”，在他们的设计的理想国中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位置，难怪商鞅、韩非死在实践了法家“理想”的秦国。这种现象用文言说是“作法自毙”；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活该”。他们的死不具有“悲剧意义”！然而，还应该看到法家代表人物所制订的治国方略剥夺了后世广大士人保持自尊和节操的外部条件！
这个法家的理想国，被称作“虎狼之国”的秦统一了天下（其实当时有可能统一中国的还有齐国和楚国，但历史选择了文化最落后的秦国，这才是历史的悲剧。恩格斯曾指出，冷兵器时期，往往是骠悍野蛮民族战胜先进的文明民族，秦统一中国，在文化上其主要倾向是倒退）。秦野蛮的文化专制政策对后世的起了非常坏的示范作用。“百代皆行秦政制”，秦实现大一统后，士人的依附者只有皇帝一家了。士的出路被皇帝垄断，他们在惟一的主顾面前再也硬不起来了，“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士人保持节操的外部条件基本上消失了，士人变成了非得依附某张“皮”上的“毛”不可。这时“士节”表示出的相对独立性和所展示的士节，往往是要依赖统治者对士的尊重的程度和士人自身的内在力量。
刘邦是个来自农村的痞子，没有多少教养，好轻侮人，当着士人的面让两个侍女给他洗脚，在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当谋士郦食基求见时，他说不见“儒人”，郦食基说“我乃高阳酒徒也”！意为我只是个高阳的酒鬼，与你这个沛县的痞子差不了多少！刘邦见来者不善，明白了这是光棍见光棍，赶紧以礼待之。刘邦的儿子惠帝就比较尊重士人，能赢得胜过遗贤“四皓”上门。但从历史的总趋势来说，专制越来越加强，士人所受到的尊重就越来越差，循此而递减。例如古代大臣与君主之间可以从容地坐而论道，唐代的宰相在皇帝面前还有座位，到了宋初，宰相的座位就被撤掉了。明清两代，士人地位跌到了低谷。明代的诏狱、廷杖；清代的跪见奏对制度和申斥制度残酷地摧毁着士人的尊严。士节所依存的外部条件几乎消失殆尽了。
二、廷杖与廷跪
一个朝代开国皇帝很重要，他的性格和统治风格对于本朝影响很大。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人比较仁厚，他定下三条要子孙遵守，一不杀柴氏子孙（赵的皇位来自柴氏）；二不杀士大夫；三不杀上书言事人。宋朝历代皇帝都能恪守。虽然从总的趋势说宋朝的专制有所加强，但由于“不杀头”的政策，这一朝政见、思想、学派还是呈多元的趋势的。
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与赵匡胤正相反，他为人苛酷寡恩，滥杀功臣，用刑酷而滥；又由于其出身卑微、对士大夫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嫉恨，但又很难说出口，于是找各种岔子在精神与生理上侮辱士人。明代对士大夫的两大酷政——诏狱、廷杖都始于朱元璋。所谓“诏狱”就是皇帝直接审理处置官吏不必经过司法部门和司法程序；所谓“廷杖”就是皇帝在朝上令锦衣卫当廷打官吏板子。朱元璋晚年疑心特重，喜怒无定，官员的赏罚没有一点章法，完全是凭一时的好恶。言官直臣王朴，因一事与朱元璋辩论是非，朱说不过他，把他推到市上问斩。正要开刀，朱元璋又召他回朝，问王朴：“汝其改乎？”王朴正气凛然地回答说：“陛下不以臣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这个坐在皇帝位上朱元璋希望王朴求饶认错，自己出了气，又保护皇帝的威严，而梗直的王朴这种掷地有声的回答和严正的逻辑，把朱元璋气坏了，立刻催促把他推出去杀了。另一个直臣茹太素也敢于与朱元璋争，朱既觉得他有用，又恨他不能卑躬屈膝，有时甚至让他带着脚镣办公，最后还是把他杀了。廷杖也是从茹太素开始的。廷杖之惨，清初的胡承谱《续只麈谈•廷杖故事》说得十分具体：“凡杖者以绳缚两腕……缚囚定，左右厉声唱：‘喝阁棍。’则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三，令：‘着实打！’或伺上不测，喝曰：‘用心打！’而囚无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喊声动地，闻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毕，以布掷地，几绝者，十之八九。列校行杖之轻重，必察二官之话言，辨其颜色；而黠者则又视其足。足如箕张，囚犹可生；靴尖一敛，囚无生理矣。”从这个记载中可以想见“廷杖”时的氛围和对受杖者人格的摧残。
清代取消了“廷杖”，但君臣之间关系更加悬绝，特别是与汉族臣工的关系。终清之世皇帝对于汉族臣工的防范一直很严，特别是对身边的汉族大臣。其防范的方法之一就是打压。大臣在皇帝面前上奏或回话都要跪着，不管多大年龄。清代笔记中记载内阁、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的堂官预备奏事时都要先想好了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言就把事说清楚了，话说得罗嗦了，跪的时间太长，膝盖受不了。年龄太老的军机大臣在上朝时都要在膝盖上套上护膝，免得在回话时膝盖受不了而“失仪”。君臣一个高高在上，坐在龙椅上，一个跪在殿下。哪里像现今一些以康雍乾三朝为题材的电视剧描写的那样：君臣之间，同榻而坐，言笑宴宴，亲密无间。编剧认定这三朝皇帝是胸襟开阔、特别大度的，这纯粹是臆想和杜撰。清代皇帝之所以对大臣如此贬抑，除了专制主义的发展、达到最高峰以外，也因为的满洲统治者以文化落后的数十万的少数族人，统治着数以亿计人口和文化先进的汉族，皇帝们口头上虽然常说“满汉一体”， 实际上偏见和歧视时时压在心头。他们特别小心眼，这从那个时期文字狱也可以看出一二，例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与“罪犯”士人曾静的没完没了的“辩论”，最后曾静被“感化”了，愿意到各地作现身说法，宣扬皇清的恩德和雍正仁爱。雍正还在诏书上向臣民推荐曾静“认罪书”，要臣民认真学习，而且诏告子孙，要保障曾静的安全。然而乾隆一继位就把曾静杀了，说诽谤我没有关系，谤及先皇是不可原谅的。从这个案子可见雍正、乾隆父子可笑的表演。“奉旨申斥”是另一种羞辱大臣的方法，皇帝要羞辱谁，可派太监当朝“申斥”他，这个被“申斥”者，要跪在殿下敬聆。清代的太监都是粗人，他不管娘老子地在那个倒霉大臣耳根子旁痛骂一阵，因为太监是代表皇帝骂的，不能质疑、反驳，更不能回骂，被骂者有时被骂哭了。当然，如果被“申斥”者使了钱，太监在耳根子那里随便说两句也就完了。“廷杖”和“奉旨申斥”把“庄严”的朝堂弄得与市井差不太多了。
三、士节的涨落
秦代以后士节外部条件总倾向是越来越恶劣，士人在皇帝眼中越来越像奴仆，他们用刑罚和名利双向消解着士节。士节是士人的灵魂，那些自尊自重的士人，很有抵御能力，没有被收买也未被吓倒。这在两汉很突出，给后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汉代被人们尊称为“关西夫子”的杨震，其任荆州刺史时有人夜中赠金十斤，杨震坚决拒绝，赠者说“在这深夜里没人知道。”杨震回答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就是后代常说的“四知金”。这个事情不大，却被后世视为士大夫严于自律的表率而津津乐道。两汉有的士人竟敢触动皇权专制制度下最为敏感的问题——帝位问题。他们看到国家动乱和人民遭受的苦难，遵循原始儒家的“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居之”“和更受命”的理论提出汉德已尽，要求皇帝下诏“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历代臣子们都会视为大逆不道的事情，而汉代一些士人敢于上书要皇帝遵循儒家的“革命”理论去实践。如眭弘、谷永、盖宽饶等都是敢于言人之不敢言，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坚挺的士节。至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争”中广大士人面对宦官的镇压与迫害抱着临难勿苟免的精神，前赴后继，宁死不屈。史家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这些士人“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党人”坚持自己节操与理想对抗“威权”“贵势”，置倾家荡产和破室灭族于不顾，这也鼓舞了广大太学生和在野的士人，声震天下，整个天下都在热血沸腾！两汉之所以士节高涨，这与汉朝初年，士人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否定了秦朝的绝对专制、士人有意识师法先秦密切相关，另外汉代皇帝经常提倡与褒奖气节也有一定的效用。
三国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也有较安定时候，但社会动乱是主流，士人也像普通人一样把保持生命为第一要务，诸葛亮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颇有代表性。当生命稍有保障时便是抓紧时间享乐。乱世与求生的交织促进人性的觉醒，士人感觉到“本我”更重要，所以属于角色意识的“士节”被淡化了。
唐宋时期的“士节”凸现在与异族的武装斗争中。为君主尽忠不仅在实践臣的义务，也是与春秋大义中的“攘夷”联系在一起的。最早的榜样就是唐代安史之乱中壮烈牺牲的常山太守颜杲卿和睢阳太守张巡，他们的在无外援的情况下的坚持苦斗和惨烈的牺牲把许多士人从盛唐的浪漫生活中惊醒。从此士节与民族斗争中的表现联系了起来。
“士节”本是随着受到尊重程度的高低而涨落的，奇怪的是明代士的尊严被打落到谷底，然而这一代重视“士节”者却不少见。许多士大夫把皇帝家的事情当作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去办，甚至不惜牺牲性命。嘉靖初的“议大礼”事件就是一例。一些反对派的臣工聚集在朝门，撼门大哭，声震于廷。有些大臣被廷杖，首席大学士杨廷和被罢官，其子状元杨慎被贬到云南二三十年。看来士很有“节”，实际上他们以死相争的不过就是嘉靖皇帝如何称呼他的生身父亲的问题、与国家的命运和民生的苦乐没有什么关系。
有明一代，士大夫因为抨击宦官当政、揭露奸臣当道、批评皇帝昏庸被廷杖、被杀戮、被贬斥的不知凡几。他们前赴后继、勇于献身，甚至牵连家人九族。在明亡过程中，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士大夫争相殉节、慷慨赴死，其人数众多、其自觉、其酷烈也为历代所少见。这使人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操守没有随着尊严稀缺而低落呢？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是指理学对明代士大夫全面渗透。理学产生于宋代，真正畅行的是明代。明代开国文臣很多是理学家，从朱元璋起皇帝也在不断的提倡。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它否定了先秦时期士人们就已认识到的属于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强调士人对国家和君主的绝对忠诚，而且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个对君王绝对忠诚的舆论，把能不能尽忠尽节、能不能无条件为君王去死看成士大夫的基本道德规范，在思想上剥夺了士大夫一切属于个人的东西。这使得本来通达中庸、不走偏锋的儒家思想变成了走极端的邪教（应该把走极端看成邪教的特征，谓予不信，可周览一下给人类带来巨大伤害、把平常人弄得五迷三道的教派，大多是邪教），把重理性、重人情的儒生弄成了痴迷症患者。明末王夫之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特别强调君王的权力，是一个绝对专制的鼓吹者（在这一点上，他与黄宗羲、顾炎武有根本区别）。在《读通鉴论》中曾就唐代宰相张说为了涵养士大夫的廉耻而反对刑杖士大夫的意见驳斥说，这是“士大夫自护其类，以抗上避害”，并说这种做法是乱了“天下之公理”，使得“君臣之道丧”，从而导致了廷杖诏狱之祸，“燎原而不可扑矣”。这种说法不仅君权至上，而且剥夺了士人为争取自己权利和利益而做的努力。王船山的看法在当时的“正人”中颇有市场。这种“理”给历史带来的祸患很大，清代戴震说的“以理杀人”，也是对这种只讲君王权利的“片面道理”的控诉。因此明代有的士大夫尽忠殉节给当时和后世的外御强权，内抗强暴做出了示范、提供了榜样；有的则如《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说的是“浊气一冲”，以为是慷慨赴死，实际上是给后人留下了笑柄。这时的“士节”高涨是一种畸形的士节，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于事无补。有的甚至不能体现士的尊严。正像当时俗谚中所说“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
到了清代，统治者提倡理学虽然也是不遗余力、特别是在康熙、雍正两朝，但由于它毕竟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君臣之间的隔阂外又增加满汉之间的隔膜，所以清代争着抢着做忠臣的现象不多，那些高官心里明白得很：知道自己是局外之人，皇帝不是自己的亲娘老子；倒是一些没有功名、没有受过什么皇恩雨露的普通读书人，不知山高水深，把皇帝看成亲爹娘上书撒娇，反被杀头发配（文字狱的受难者多是这类人），鲁迅称之为“隔膜”。乾隆皇帝把明代投降了大清的官员都编入《贰臣传》，但是他也不喜欢当世有忠臣。他认为自己是“天纵之圣”、是“有道明君”，在明君之下只能有“良臣”“能臣”去努力做事；而不能有“忠臣”尽忠。昏君之下，国乱之时才显忠臣。这样有个别的士大夫想尽忠也不可得，因为尽忠等于批评皇帝昏聩。
没有了忠臣，“士节”无由表现，清代是士节全面低落时期。士风的颓靡完全暴露出来，这在小说《儒林外史》中有深刻而生动的描绘。但这不能全怪清代，而是两千多年来专制制度发展演变的结果。没有士节的士大夫是卑琐的，他们之间热衷于官场的可以抠抠八股文；惑于名场的弄弄诗文；朴学考据也恰成为官场、名场的点缀。没有士节的士大夫只能沉醉于卑琐无聊之中，决不会出大才。龚自珍就激愤地感慨社会的平庸，官场里没有了“才相”“才史”“才将”；学校里没有了“才士”；民间没有“才民”“才工”“才商”；甚至街巷中没有“才偷”，江湖中没有“才盗”，一片浑浑噩噩。如果有一位“才士”“才民”出现，那么就会成百上千的“不才”之人诋毁的对象。他们束缚他、围攻他，直到灭了他为止。龚自珍还说消灭有才者，不是用刀锯、不是用水火；一些人学说文章、道德舆论、音容笑貌都是杀人的刀斧。这段话说的真是深刻。
士节的低靡，也很少有忠烈之臣。清末许多官僚以忠烈自诩，可是清朝亡了，他们没有一个以身相殉的，只是搬了自己多年辛勤搜刮来金银珠宝住到天津或上海的租界里，以“大清遗民”自居，过着优哉游哉的闲散生活，有的还要从清室那里领点儿津贴。
当然，清末不是完全没有坚持士节的士人了，最典型的像为变法自觉献身的谭嗣同和稍后一些自立军的领袖唐才常以及清末许多献身于反清的烈士如徐钖麟、秋瑾、邹容等等，都是“敢将热血写春秋”的英雄，说他们没有“士节”，恐怕读者难于接受。但这些人士已经有意识地在摆脱传统了，连谭嗣同这样改良派人物，也曾在变法中酝酿结束专制统治。他的思想中还有力图摆脱君臣关系的束缚的一面，并主动接受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以他们表现出的高尚的节操和轰轰烈烈献身精神已经不能用“士节”来概括和解释了，虽然人们在叙说他们事迹和勇气用的还是歌颂士节的语言。如“望门投止”“党人”“张俭”“杜根”之类，但其内容却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自海寇西来，欧风东渐，传统的宗法制度开始解体，士农工商这种传统的社会分层也已动摇，这样有别于士人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出现。尽管新产生的知识分子还是带着士人的深刻烙印的，但他们已经不是依附在皇权专制制度上讨生活的官员或准官员了。他们不再是依附在专制国家这张“皮”上的“毛”了。他们是国人中最早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中一分子的，他们也是最早思考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人们。或者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了初步独立公民意识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