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左”“右”仅指方位的话，那么有许多老北京是分不清左右的，因为作为古老帝都的北京，建筑十分规范，街道横平竖直，东西南北方位明确（有少数几条不正的街道，在命名上就加以标明了，如“杨梅竹斜街”“李铁拐斜街”“白米斜街”之类）。如果问个路，大多北京人的回答是“往北”“往南”“往东”“往西”。四、五十年代，您从前门火车站（现在此站已被废）下了车、出了站，打听一下崇文门怎么走，如果回答者是个老北京，他会说：“往东！”；去宣武门？“往西！”。大多不会回答“往左”“往右”。连洋车夫也是这样，他们拉着乘客低头猛跑，在要拐弯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吆喝出“东去！东去！借光，借光……”从来不说“往左、往左”。这是北京人的习惯。与北京不同的是天津、上海之类的新兴城市，它们缺少像北京这类古城的全盘规划，其街道方向规整者少，纵横交错者多。所以天津人、上海人说到方位就爱用“左、右”。
一、方位之外的“左右”
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叶以来，“左”“右”跃出了方位的范畴，成为极其敏感的政治话题，许多人因它尊荣，为它倒霉，本来只是方位的“左右”却代表了不同的价值。特别是1957年以后“右”“左”代表不同价值的观念迅速在民众中普及。现在“左右”几乎成了口头禅，特别是文革当中，“右”成为一种禁忌。刚刚看的凤凰卫视一个谈话节目“鲁豫有约”，采访对象是大陆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说到文革初他被打成“黑帮”的情况，他与凌子风等导演都被关进了牛棚劳动改造，每天上工吃饭都要排队。牛棚在食堂左面，从牛棚去食堂要往右走，可是排好队，作为队长的凌子风不敢喊“向右看齐”和“向右转”。而是喊：“向左看齐，向左转弯走！”1966年文革高潮中，以“左”为尊，达到顶点。天安门游行，从东往西，从毛主席角度说是由左往右，罪莫大焉。有人倡议由西往东走，这是由右往左，又合“东方红”之寓意，然后，把交通标志改为“红灯行，绿灯停”，这样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和“左”都受到尊重和推崇，可惜如此完美方案只实行了几天，由于老出交通事故而被放弃，很令革命群众痛心疾首。
那时，日常生活中发生冲突，只要被人骂一声“老右”，就会望风披靡，败下阵来；真是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现在就是街道老太太面对一些不近人情之事，也会带着厌恶的口吻甩出一句：“这人真左！”好恶完全变了。
这种意识是如何深入社会，而形成风气的呢？这不能不归结我们宣传力量的伟大，不管对错美丑，只要宣传机器开动，“舆论”铺天盖地而来，天天说，日日讲，不用多久就可以弄得尽人皆知，深入人心。正像现在电视台们的主持们所说的，就是一条狗，每天让它在黄金时段出现一次，不过一个月就会成为“名狗”，让“地球人都知道”。这真是悟道之论。
1957年6月开始讨伐“右派”，“从工人阶级说话了”，到人人都做批判家，“右派”很快就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状态之中。那时颇有点童谣风格的革命歌曲《社会主义好》整天在电台上广播，几乎人人会唱。这支歌子的歌词中就有“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句子，连小孩也懂得了“右派分子”与“反动派”是一个级别的。因此，“右派”这个词很快就进入了骂人语汇之列。当时有人做民谣说：“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你要不把它消灭，它就猖狂把你害。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这种骂几近于恶毒了（那时也没有右派告他侵犯名誉权），只是工具书《辞海》没有登载和标明（当然，词汇是语言现象中的最活跃因素，词汇工具书的编辑永远赶不上词汇的变迁）。但它为众人所熟悉，连那些不会骂架的人们在气急败坏时，也要尝试一用。我曾看到过一位很有教养的知识女性与他丈夫吵架，原因是丈夫太不顾家，没有家庭责任心，但丈夫能言善辩，这位女士吵不过他，气的浑身发抖。最后她咬牙切齿地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你这老右派！”此语一出，其老公如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软了下来，张口结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那位女士也为骂了如此重的话感到后悔。
可是自1978年底，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右扩大化、认为绝大多数右派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据说没有改正的仅有五人）的文件，不改正的也都“改造好了”，予以摘帽。于是，“右派”作为骂人语汇成为过去。但又出现了另一个偏向，“右派”成为褒扬的语汇。这是八十年代初一些小说、电视剧、电影宣传的结果。中国作家仿佛对真实的生活特别隔膜（所以我一直认为什么“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一些新的写作手法的探讨不是毫无意义，但对中国文学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写真实”），过去作家往往把右派写成为形容猥琐、人类所不齿的糟粕；而1979年以后的“右派”一律都是关心国家民族、忠于党、忠于国家的仁人志士。他们有才有学有品，有道德、有理想，而且为了实现理想不惜做出个人牺牲，他们忍辱负重，以大局为重，不怨天，不尤人的男子汉。这种人真是男人见了同情、女人见了爱，这样作品中的“右派”同样是远离真实的。这给观众造成另一种形象。听一位同事说，在地铁候车的地方，她听到两位女青工在谈论她们技术学校的校长如何无才无德，被大家看不起。其中一位女工说：“听说他还是右派呢？”另一位说：“这样人也配当右派！”“右派”在民间获得了另一种价值。右派是应该平反改正，他们绝不像过去人们说得那样坏，他们遭遇也值得同情，写一些反映他们不幸的文艺作品、从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十分必要，然而我们习惯的是宣传，一宣传，十有八九要走形。把右派写成上面说的那个样子，也是主流社会舆论始料不及的。
二、“尊右贱左”与“尊左贬右”
赋予“左右”这个方位词以正负面价值的做法，不完全是今人的创造，而是古已有之的，古代对于“左右”也存在着“尊”和“贬”的问题。
中华民族传统中特别关注政治，许多日常中事务性的问题，也常常被纳入政治范畴去思考，这就使它们有了不平常的意义。不过古人的泛政治化倾向是通过泛伦理化这个中介实现的，也就是说先把一般问题变为伦理问题，然后再把它提到政治的纲上。例如古人说到左右，一般不只是讲方位，有时也包含有政治地位的高低贵贱和肯定否定之意。其起源大约与左右原始词义为左手、右手有关，而人类大多习惯于用右手，因此世界上许多民族如古老的希腊、印度等民族都有“尊右贱左”的习俗，中国古代尤甚。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的词汇，这些词汇中的“右”大多与较高级的、肯定的、具有正面事物相联系，而“左”恰恰相反。如古代的大学称之为“右学”，小学则称之为“左学”；高位称之为“右职”，小官低职则称之为“左秩”；贵宾称之为“右客”，卑贱之物称之为“左物”；升迁称之为“右移”，贬官降级则称之为“左迁”“左降”“左除”等。先秦调动军队往往用虎符（魏国公子信陵君请魏王夫人如姬在魏王卧内偷盗那个发兵的凭证），朝廷掌握的是“右符”，而在外的将军所执的是“左符”，左要受右支配自不待言。如果您借给他人金钱，要写借据，先秦是用竹子写的，您作为债主所拿的一半称之为“右券”，而债务人所拿的一半自然是“左券”。豪门大族为“豪右”，被发往长城戍边的多为“闾左之民”，如果这些表现的还多是强势、弱势之分的话，那么失策为“左计”，乖戾之语为“左语”，固执不化为“左性子”，老百姓称之为“左脾气”等词组就带有鲜明的贬斥色彩了。至于“左道”则被认为是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门派，谁要被定为“堕入左道旁门”那真是万劫不复了！
由于民族的、居住的（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北面南向为尊位，而楚国以西面东向为尊位其左右自然也就有了差别）以及实际的需要（如乘车作战的需要）等原因，先秦有些国家“尊左卑右”，但对这对后世影响不大，没有形成为大多数人们所遵守的习俗。
近几十年正与古代相反，不仅是“尊左贬右”，而且闻“左”而喜，闻“左”而捧，闻“左”而踊跃；闻“右”而惧、闻“右”而怒，闻“右”而践踏了。当然这不是古代习俗演变的结果，纯粹是近百年来民族泛政治化的成果。这里的“左”“右”都成了政治派别的代称。
左右为什么成为政治术语了呢？有人认为，一百多年前，中国受欺负，人民受压迫，先进的中国人感到必需革命，要革命就得学习老革命的西方，西方人中最擅长革命的要数法兰西，于是，不仅到法兰西留学、学习法兰西的革命理论与实践，而且连法兰西的革命行话也进口了。这种说法是不错的。可是最近我读了在文革后期作为“内部发行”的瑟诺博斯的《法国史》，此书在叙述到1814年拿破仑垮台，波旁王朝复辟之后，说此时法国政治制度完全仿照英国，其下院的议员也学英国的样子，拥护内阁的坐在议长的右边，反对政府的坐在议长的左边。但这在英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比较保守的党派掌权时是这样，如果另一派掌了权，拥护和反对的将调换一个位置。“而在法国政党的位置永远不变，反对革命的人坐在右边，自由派坐在左面。因此，‘右派’‘左派’这两个名词取得了永久的政治意义，到现在还是如此，并且流传到其他国家的政治术语中”（《法国史》P442）。
在世界政治语汇中，右派或左派的含义已经不是简单的拥护或反对政府了。一般说来右派是指政治上比较保守，强调秩序、稳定，社会政策上比较注重富裕阶层的利益；而左派则与此相反，政治上比较开放，强调进步、变革，关注民众或个人的权利，社会政策上注重广大民众的福利。甚至可以简化为：右派一般较为关注效率，左派比较关注社会公正。当然，这也只是大致的倾向而已，并非每个国家、每个时代被民众认同的右派和左派都是这样。
法国是近代革命的一面旗帜，不仅欧洲大陆热衷革命的国家民族仿效它，就是美国的独立运动、亚洲反殖反封的斗争也受到它的影响，因此，法国革命中的许多政治符号取得了永远意义，“左派”“右派”等政治概念也是如此，它成为持不同政治理念人们的旗帜。当人们认为“革命”“进步”具有永远的正面价值的时候，在这种环境下说某人为“左派”，是带有褒义的；说某人是“右派”则相反。
三、“左右”派观念传入中国
“左右”派观念是随着现代“革命”（古代“革命”是“革”去旧王朝的天“命”）的观念一同传入中国的。大约自中国有了革命派，“左派”“右派”的说法也就随之流行了。清末，革命派中的同盟会在海外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民报》。《民报》常常介绍外国的革命情况，俄国与中国社会情况相近，介绍俄国尤多。在22期介绍俄国现状时说俄国的政党分为三派：右派是保守派，中派为君主立宪派，左派主张废除君主制，左派内又分三派为民主立宪党，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这是在我所见到的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左派”“右派”。从《民报》的介绍行文中也可以看出来，作者是肯定“左派”、否定“右派”的。这只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开始的情况。
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革命更激进、更深入时，左右问题也更突出了，更实际了。这时不仅评论外国政治派别要分左中右，就是分析中国问题也要分门别类、按“左中右”排队了。而且大多时候是“左派”喜爱这样做，因为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舆论中，“左派”已经获得了正面价值。例如1922年初创刊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上，青年团在35号《通告》中就称自己是中国最有觉悟的社会势力，是由学生阶级中“最左派组织成功的”，并承认原先自己的组织中也有一些“右派爱国的和平主义者”和“左派无政府主义者”。
二十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政治到思想都很混乱，当时许多人人为革命是人类惟一出路。于是，主张革命的人，又在如何革命上互相竞赛，看谁更革命、更能采取激烈的手段，一个比一个“左”，用鲁迅话说就是“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都得死”（《上海文艺之一瞥》）。那时一些年青向往的革命不仅仅是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废除私有财产、废除性别、废除姓氏，有人甚至认为人一到老就会保守，所以有到了四十岁都该杀头，这样才能永葆人类之青春。
如果这种左右的交锋只停留在思想和口头上还可以，一进入政治操作领域便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政治团体中分“左右派”者，大约始于国民党“一大”。国民党这次党代会的目的是确定新的亲苏方针，接纳共产党员入党和实现“扶助工农”等“三大政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内出现了分歧，有了左右派之称。廖仲恺、宋庆龄等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被人称之为“左派”，胡汉民、张静江等老一派人物被称之“右派”。这种话语大约也是左派人物提出的。他们所指实的右派人物不承认。如被人们划入右派范畴的谢持、邹鲁等人说：“这是鲍罗廷造出来的，国民党就是国民党，没有什么左右派。”（好像孙中山也没有用过“左派”“右派”等概念）但后来国民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国民党也有内部派别斗争，但国民党一般不用“左右”来定性其内部斗争（因为“左右”是与革命密切相关的）。“左派”“右派”“左倾”“右倾”遂纳入共产党话语系统。这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就开始了。
共产党和“少共”（即共青团）是革命团体，他们头脑中“左右”观念十分强烈。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最左派”的结合，在建党以后的活动中把自己的方针政策看成是左的，那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左”就是革命的别称。与此同时，把自己的对立面、或本不对立只是自己看不上眼的派别或人们，称为“右派”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中国在引进左右观念的时候，还把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也掺和了进来。中国传统观念中，“左”“右”都是带有偏差的，惟有“中”才是最正确的。所以才有正确路线和“左、右倾”机会主义之说。“右”在革命者看来是错误的很好理解，因为它反对革命；而“左”本来就是革命的，怎么错呢？于是对“左”不能不做新的阐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受到特别的关注。“左”倾的“左”是带有引号的左，不是真的左。真左是革命的，而且方针与操作规则也应该是正确的，带有引号的“左”则是革命中的“冒险主义”，所以才称它是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患者，可见对于“左”倾错误的批评是革命队伍内部的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是由于从国际贩来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的。由于“左”的教条多与莫斯科的圣旨有关，而且那些执行者如王明等又以“钦差大臣”自居；当时中共仅仅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所以在总结“左倾”错误时多少还有些顾忌。总是肯定他们还是“要革命的”（如果要看一下这些人在执行“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杀“AB团”的行为时，简直就是刽子手，还谈什么“革命”？），“左倾”分子勇于内斗、热衷内斗的做法，与我们民族的游民传统一拍即合，下层社会的人们在心理上容易理解和接受。至于“右倾”那是被定名为“投降主义”的，共产国际斥责他们不要革命、甚至说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大陆一些描写第一次国内革命的文学作品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是这样定位的。把大革命的失败归结为这是陈独秀思想右倾，大搞投降主义的结果，而且把它定名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现在一些党史研究者又说这个右倾的错误，本来是共产国际领导犯的，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瞎指挥，出了问题，又把它硬栽到总书记陈独秀的身上，没有一点革命者的道德，中国党内也有些人为了讨好国际和自己的攀升，昧着良心把自己的领袖搞下了台）。左右都不好，只有“中派”最好（这符合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但行文上不这样说，以避折衷主义或中庸之嫌，称之为正确路线。
这是从政治角度来说，如果从思想上看，革命意识刚刚引进时是被视为激进思潮的。激进就应与“铁血”相联系，打打杀杀是最时髦的口号，因此就不能有那么多温情。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应该残酷，“左倾”分子不过打击面大了一些，在“打”上他们还是很积极的，因而对其总有恕词。这种意见使许多受过正规或传统教养的知识分子是很难适应的。他们的参加革命，不是因为没吃没喝，到革命队伍中找生路来了。知识分子抛弃了舒适的生活，舍死忘生，投入革命，是怀着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向往的，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则是他们理想社会中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在党内遇到的现实与当时社会上的你争我夺行为差不太多、只是这种争夺又假借革命的美名，因此显得更为丑恶。这些知识分子的苦恼悲哀可以想见。瞿秋白为什么要写《多余的话》？三十年代投入革命的清华才女韦君宜临终前为什么要写《思痛录》？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冒着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之名的残酷内斗感到极度的痛苦与茫然。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虽然有党内大量的知识人参与，但是它给知识人带来的痛苦也最深。
应该看到“左倾”“右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还是个真问题的。因为那时革命队伍的领导还没有固定，党内资深人士、有国际背景的人士、有武装实力的人士都很多，许多人都可能占据领导地位，因此选择谁、选择坚持什么路线的人士就很重要了。共产国际领导和马列主义者认为，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只要按着它所指示的方针去办，革命一定会胜利，那么胜利者所执行的必然是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正确路线。毛泽东所倡导的方针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包括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无往而不胜，于是他取得了全党的拥护与支持。而反对他的路线的自然是“左倾”或“右倾”了。在毛的指引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因此全党有了共识：毛泽东思想是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正确路线。
四、建国后“左右”观念的普及
在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是取得政权，赢得胜利。那时不管犯的是什么样的错误，只要给革命造成损失，导致失败的，都要受到革命者的一致谴责，因为它关系着革命的生死存亡。所以不管如何定义“左”和“右”，不管用“纯理论”衡量有多少不合之处，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它们都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因此批评这些方针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有必要的。
革命胜利以后，形势变了，全国已经“定于一”，这对全党全国来说是毫无疑义的。这个“一”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领导集团。作为胜利者的毛泽东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代表了历史方向的左派，于是，他也很自然地把与他持不同意见者看作是右派了。
建国后面临的主要是建设问题，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学词汇说就是个治理问题。按理说，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政府不宜干预过多，可是这个道理是我们教了三四十年的学费才逐渐认识到的。五十年代初，国家领导人和知识界大多数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政府全能主义者（当然，在社会重大转型期间，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组织多做些干预也有必要），那时大到经济建设，小到老百姓穿衣吃饭，乃至头发留多长，裤脚应该多宽，都要管，官者，管也。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对于这个管理大体还能接受。但当时认为仅有此还不够，还常常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实现这些本不该管理的管理，而且方法多取之于战争时期的做法（一是所谓群众运动或曰“人海战术”；另外就是人分五色，令其互斗），这种激烈的手段往往会出现偏差，给无辜者造成伤害。汉代政论家贾谊就说过“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这是指取天下（战争）与守天下（和平建设时期）的形势根本不同的，使用方法也应有所区别。
和平时期，组织经济生活，实现农业社会到工商社会的转化，对于当时的领导者来说是个新问题。此时本应鼓励有不同治国理念的人们去做试验，看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对社会、对国家更有利，经济增长更快。可是长期以来，重政治权力、轻经济规律，不尊重专家，不注重技术，闻同则喜，闻异则怒，给持不同意见的人们插以各种标签，打入另类。此时没有丧失权力之虞（当然，领导者总以为有强大的觊觎政权者在床榻之侧，不知道这是头脑中的幻像，还是要开展斗争的说词），更无你死我活、上台下台的可能。当然，人的思想肯定是有差异的。如果像现在欧美一样，仅仅把“左”和“右”理解为激进与保守同义词，那么实事求是地说，人们的思想是可以分为左右的。毛主席曾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这是确切不移的真理。关键是人不论持左、中、右哪种观点，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激进有激进的价值，保守有保守的价值（我年青时崇拜进步、崇拜革命，认为保守是个贬义词，直到老了才明白“进步”“革命”也不都是正面的，社会也需要保守力量以协调）中派有中派的价值。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高低对错之分。有国者、领导者应该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根据现实情况制定政策方针，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另外，左中右落实到具体人头上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左中右”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因此不宜说某人是“右派”“中派”“左派”。
那么五六十年代为什么特别强调“左中右”呢？这是由当局对形势的认知及其哲学思想依据决定的。一是认为局势还不稳定、敌我斗争还很尖锐（而且认为越来越尖锐）；二是认为斗争是绝对的，特别是中国人口众多，必须通过斗争以协调阶级关系（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两种思想决定了划分左右的必要。解放初，在批判美国的《白皮书》和“反美亲苏”的教育中就对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分类，把“民主个人主义者”（即自由主义者）划归为“人民中国的中间派、右派”。在后来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这些人都是重点。这时的左中右已经不是能与当政者一争高下的实力派人士了，划右的民主党派人士中最高的不过就是交通部长章伯钧、粮食部长章乃器、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共产党内最高的不过是浙江省长沙文汉。其他人绝大部分是极普通知识分子。像北京大学这样名校，在划右派时大多是学生，而教授、特别是名教授划得很少；北京师范大学与此正相反，它划学生较少，而划教授多，特别是名教授（中文系几乎把名教授囊括殆尽）。即使是教授罢，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1957年，把这种本来只在内部掌握的“左中右”派的划分，推诸社会，公开而且固定了下来。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整风反右”运动。这一春天，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多次以及其恳切的口吻征求各方面对党的意见，为此他在春夏之交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发表演说，鼓励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当时有个专名词叫“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极大地鼓舞了从小就受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感到，政治春天到来了，自己应该对国家负有一定责任。于是各种意见纷至沓来，不料所谓“鸣放”只是一个“阳谋”，是“引蛇出洞”，然后聚而歼之。“歼”的方法不是肉体消灭，而是把他们划为“右派”（这个右派已经是政治帽子，随着这顶帽子而来还有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的改变，甚至限制人身自由），让群众进行批判。为了把这些人划成右派，还是费了许多心机和很大气力的。
我记得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词刚刚出现时（《人民日报》1957.6.8社论《这是为甚么？》有“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的句子），并没有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映，大多数平民百姓也不懂得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天津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因为一段讽刺相声——《买猴》划为右派，消息传到他们家，他的养母说：“怎么？三立划右派了？不是男左女右吗？三立怎么成了女的了？”当然这只是流传市井的一个笑话，从中也可见右派这个政治词汇对于的老百姓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另外，《人民日报》最初在批判时也强调他们是“人民中的右派分子”。但后来随着批判的升级，《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的社论，人们才越来越感到右派问题的严重。
“反右派”顾名思义本应该是反对其政治主张的，由于“右派”被执政者定位为敌人，老百姓按照习惯自然把他们排在“坏蛋”之列（我们的传统就是习惯以简单的“好、坏”来论人）。于是，凡属负面的东西都可以加到右派身上。对于普通民众，政治上的观念和倾向，与他们关系不大，许多人对此也不甚了了，很难唤起他们对右派切实的痛恨，而且，右派都是知识分子，一些老百姓还认为他们有学问、有技术、有修养（解放初，民众中还残留着一些对于知识的尊重）。于是就要针对这些打掉他们的威风，搞臭他们的为人。首先要破除对他们知识的迷信。从哲学高度来说毛泽东提出“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最无知。而且还要落实在具体人身上，特别是被人们崇拜的大知识分子。例如物理学家钱伟长当时被人们称赞为“万能科学家”，他不幸参加了民盟主持的“六教授会议”，成为了被报纸点名批判的大右派。于是，清华实验室的实验员就批判他说：钱伟长算什么“万能科学家”，他连最简单的实验都不会做。那些著名的学者、大学教授、科学家如被批判，无一不是“不学无术”的。而且你在那个方面有名、你最珍重什么，就从那个方面批你（用当今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专击你的软肋）。
著名书画家、文物鉴赏家、京剧名票张伯驹，因为力主一些禁戏的解禁开放（如《马致远》《宁武关》之类）而被划为右派。其实他根本不问政治，也不懂政治。他文采风流，也不以划右派为意。他对当年的首席右派章伯钧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也是这样。”他想得太天真了。身一成右派，人人得而批之，“批”是书面语汇，实际上嘲讽、谩骂、呵斥，甚至动手动脚也包括在内。文革当中的棍棒交加也属于“大批判”范畴。张伯驹对政治批判不以为意，可是在批他时专找一些京剧名演员，批他说：“你算什么名票？你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京剧、而且自我感觉良好的张伯驹这才被打懵了，为此伤心落泪。如果他不是右派，戏剧界的哪位好意思当面说这位为京剧的振兴做了许多好事的老好人，唱戏像蚊子哼哼，尽管他的嗓子不是那么好！
政治上成了敌人，道德必然也是堕落的，这是近几十年又一个逻辑。中国民间的道德评价往往在“奸盗”二字。特别是不正当（除正式登记夫妻以外，概视为“不正当”）男女关系问题，人们既有高涨的兴趣去探寻，又有足够的“义愤”加以贬斥。当时第二号右派罗隆基，年届六十而不婚，又与左派女记者浦熙修（在四十年代末被党内负责人士视为自己人）同居，这一点公布就足以引起革命群众的兴趣和义愤。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应当批判》中一文中说到《文汇报》的资产阶级的右派系统是“章罗联盟”而且“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文章中暗示罗浦之间不寻常的关系。漫画家华君武马上领会此意，画了一幅漫画，把这个意思弄得更醒豁一些：画了一位女士为浦熙修，怀抱琵琶，琵琶是罗隆基的变形像，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浦熙修的追悼会上华曾致电浦家属，对自己这个行为表示道歉）。当然对罗、浦还比较文明，因为在报纸上登载还是要些体面的。一些低层次的批判就不管这一套的。听说竟有大批判中揭发某右派与其五个女儿有不正当关系的，导致这位右派分子的自杀。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批判右派的57年58年还比较文明。等到文革的大批判时就专找这类问题“揭发批判”了。
总之，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把右派分子批成无德、无耻、无才、无能的人类垃圾，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只要报纸上如此批判，群众一哄而上，众口铄金民众不信也得信。甚至久而久之，被批判者本人也会这样想了，我真是人类垃圾吧！大批判能够使人失去自我，哀哉！
对于人心影响更大的是如何划分右派。这种做法相当于明清两代在户口中把社会边缘人物（主要是游民）注入另册一样。不过那时还多少有些客观依据——就是根据其就业状况、及其在宗族中的地位等。而划右派完全依据某人的政治态度，而所谓态度就是该人所说的只言片语。我们从1957年10月5日公布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通知》中来看：完全是大而笼统的政治条款，如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分裂人民团结等，比较具体的是要推翻本单位的党的领导。这种标准是要处理人的，它的地位相当于法。法律条款本来是越具体越好，这样使掌握法的人不能上下其手，使受到法律处理的人们不感到冤屈。而我们不仅法律条文疏朗，弹性很大，而这些同样也是处理人的准法律则更为笼统模糊。现在看来反右本身就出了问题，就算反右运动完全正确，那么依据这样笼统的规定处理人也会出许多差错，要犯扩大化的错误。当时还是有许多典型言论作那些模糊条款的注脚。例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并非指某人说了我主张搞资本主义，反对搞社会主义（也没有人这样说）。而是说该分子批评了现实，典型言论是“今不如昔”，“中不如外”等。我的同学的父亲是农村小学教师，他看到小学生字写得差，倡议学生多练毛笔字。于是，领导认为该分子说学生写字不如过去，这是典型的“今不如昔”论。因此被划为右派。与毛主席在延安窑洞讨论中国如何避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轮回的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清华大学校外有条马路翻浆，无人管，他说，这在美国，市长是要辞职的。这是借资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结果中国市长不会辞职，他被划成右派。
这些还是沾一点政治边的；有的只因为得罪当地领导的便被划为右派（有人说改革开放前没有腐败，那时只要得罪了本单位哪怕只是行政二十六七级的小干部，只要他是你的顶头上司，就能整得你一辈子不得翻身，这种滥用权力算不算腐败？滥用权力是最大的腐败，那时的腐败表现在政治上，现在腐败表现在经济上。经济问题，明显易见）；更有的无辜被划为右派。有位大学教授五十年代很进步，学校党委也很信任他，让他组织民主党派教授鸣放，并说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记档案。这位教授如实向教授们传达了，教授们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反右开始了。这些教授的言论在校党委看，多数符合右派标准。问这位教授这些言论都是谁说的，让他一一写清楚。他感到诧异，反问道不是：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记档案吗？领导告诉他，情况变了。那时是鸣放；现在是对敌斗争。这位教授向有风骨，是章太炎的弟子，认为那样做是欺骗朋友，于是他说那些都是我说的。于是，他替别人戴了二十年右派帽子。
最初估计右派不过占知识分子百分之一二三，当时认为知识分子只有五百万，那么右派最多也就是十五万左右，可是后来划了五十五万，把百分比提到百分之十一。有了这么高比例数，许多地方就要拉人凑数。没有鸣放就被划为右派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开会分摊，谁也不表态，僵在那儿，这时一个人有事出去就可能被划上。有个笑话说，某人出去撒一泡尿的功夫，回来就成了右派。前些日子到淮安，听到一个更奇异的事，某单位某人各方面都有优秀的表现，常常被选为“劳模”“先进”“标兵”等，这次这个单位分摊了一个右派名额，大家马上想到他，一致公推他做右派。这些听起来像个笑话，可是想到右派几十年的悲惨处境，真是令人笑不起来的。
57年的右派大多是党外人士，到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党内高干了（当然也有部分“中干”）。64年“四清”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则涉及更多党内各层次的人物。到了文化大革命则“打倒一切”，其波及面至少有一亿人了。而且只要成了打倒对象，不管你是什么主张一律都是“右”。64年四清时有的做法已经很激烈了，后被称为“形左实右”。林彪在文革中的行为人所共知，“三忠于”“四无限”，许多个人迷信东西，他都是始作俑者。其行为之偏激，言论之激烈，举世震惊。可是当他倒台之后，最初还是批他的“极左”，后来忽然传达应该批他的“右”，林彪集团执行的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路线。这个传达听得大家目瞪口呆。“左右”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沦为政治标签，其确切的内涵已经不重要了。不管你是什么主张，只要你一堕入鲁迅所说的“可恶罪”，就会冠以“反”字头衔，贴以“右”字标签，戴上一顶“敌人”的帽子。这时“左中右”的划分，已经与人思想上的左中右趋向没有多少关系了。它完全成为一种社会管理的手段，或说政治统治的工具了。谁要再循“左中右”之名，去责“左中右”之实，那是无异于缘木求鱼的。
“左右”在中国是个说不完的话题，话已太长，就此打住！写了八句类似偈语的句子作为结束：
人称左右中，有群概莫外。思潮如湍溪，何须强分派！物论亦难齐，际遇成否泰。吁嗟问天公，薪脂自相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