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读宋代笔记《渑水燕谈录》《涑水记闻》，两书中都记录了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当政时士大夫们爱谈“水利”（新法条文中就有“农田水利法”）。有个文士向王安石献策说，如果把梁山泊水抽干，可得良田八百里。在座的一人问，梁山泊的水怎么办呢？好开玩笑的刘攽在一旁说：在梁山泊的旁边再挖一个八百里的水池蓄水就可以了。

那时，我认为这个故事是反对新法的守旧派对熙宁变法的刻毒的讽刺。如果说新法中的“保甲法”“青苗法”“首实法”等对老百姓有些骚扰的话，还好理解；像“农田水利法”这种只是以整治沟洫堤堰、确保农田丰收为目的纯技术性的条法，它没有什么倾向性，只会增加抗灾能力、提高产量，给所有人带来福利、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损害。守旧派反对它，纯粹是“党同伐异”，感慨宋代士大夫只知有党，不知有国！可是随着年龄增长、阅历渐多，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看惯了许多借大义的美名，推行所谓“利国福民”的“好事”，以行利己扰民之实，才感到事情哪有我当初想得那么简单。政治家自上而下大力推行的“好事”，对老百姓来说未必都是福音！许多还是要看效果的。

当代与宋代农田水利法相似的“好事”，我们能举出好多来。如二十多年前举国“学大寨”，造大寨田，即使平坦如砥的沃野也要“改造”成为上下有序的梯形“大寨田”。又如“围海造田”“围湖造田”也是费力极大而收获极小的，而且现在看来许多工程是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了水产业的发展，是得不偿失的，只是给那时的主持者带来了出名和加官晋爵的机会罢了。现在许多地方搞所谓“政绩工程”，大搞楼堂馆所，高速公路，表面上红红火火，很是好看，实际上与老百姓关系不大，而工程费用却要农民来买单，使老百姓叫苦不迭。这是中国官场的一种通病，二十世纪如此，在十三世纪的宋代也概莫能外。

最近读了一本社会学家曹锦清写的农村的调查报告《黄河边上的中国》，又使我大开眼界的是作者对“政绩工程”的更深一步剖析。现在做官和升官主要依据是“政绩”，而政绩主要是指该官所管辖地区或单位的经济生产发展状况。应该说这是件好事，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国力毕竟比你揪过来、我斗过去好（那时是以整人多少为政绩的）。可是一旦它成了竞争的标尺，甚至与升官提职联系起来，其不顾百姓实际利益马上就突显出来。在曹氏的书多处写到河南的许多县市的领导一上任都要大搞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工程”，其中首选项目就是拓街开路、起楼架桥，因为领导一来这是最能入目的。书中还谈到一个乡镇“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基本思路与规划”，包括五大部分，许多都是基建工程如：自来水工程、电力开发、道路建设、通讯设施的建设、宾馆建设、幼儿园与公共厕所的建设，还要搞什么文化科技小区、商贸小区、工业小区、农贸小区、旅游小区等等，要完成这些最少也要三千多万元，而镇财政年收入才200余万元，对当地来说这只是“吃饭财政”罢了。说要引资，哪有那么容易？因此要上马，钱只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找银行借（无非是再给银行增加些呆账、坏账罢了），一是向农民要，增加农民负担，致使农民的税费占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十、甚至百分之五十以上。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是个什么概念？抗日战争时，搞“二五减租”，农民租地主的土地，土地收获，各得其半（土地税一般是由地主交）。这只是拿走佃户土地收入的一半，而不是总收入的一半。当然，地主拿走土地上收获是满足其个人需要，而今天从农民那里收取费用也不是都用于建设了，先不说吃吃喝喝的“招待费”（老百姓称之为“腐败钱”），就是乡镇一级大大小小人头的俸禄也都要从老百姓身上出。即使不去细究这些钱的去向，但对于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农民来说，“要钱、要粮”都是从他们的口里掏食，从他们的身上割肉。如果这些建设对经济发展不起什么作用的话（实践证明，过去许多官办的工程经济效益是很差的），老百姓的钱像丢在水里一样。那些“规划”的制订者们豪情满怀地说要“发扬‘三敢’精神（注：三敢，即敢想，敢试，敢冒）。树大目标，干大事业，做大贡献……只要我们上下齐心协力，抓住机遇，大干快上，经过三年的努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必将是一个布局比较合理，功能比较齐全，环境优美，生态平衡的新型城镇。”这种想法的确很吸引人，但对于我们却不陌生，因为五八年的话比这漂亮多了。

那时人们沉醉于“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由于风调雨顺和偶然的丰产，人们头脑发昏，向全国人民说了许多美丽的昏话，例如，担心我们粮食多了怎么办？是不是考虑一下土地种三分之一就可以了，剩下的三分之二，其中的一半休耕，另一半种树、种花、种草，把全国建设成为一个大花园。这话美则美矣，可惜的仅仅过了一年应该种树、种花、种草的北海公园、颐和园种都满了小麦玉米，深秋了还种一茬荞麦。这是不是我们对造物主的戏弄，而造物对我们降下的惩罚？

纵观古今中外人为的灾难无非是两大类，一是主持者就是只顾自己利益或自己小圈子的利益，不顾家国和广大民众，肆意妄为，祸国殃民，这可以说是坏事成灾；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好事成灾。坏事成灾，主持者处在不义的地位，心虚气馁；反对者则正气在胸，正义在手，他们无论发言还是行事，都是堂堂正正，底气十足，所向披靡。可是对“好事成灾”就不这么简单了。

细想一下，人为的巨大灾难，往往与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有关。有志于社会改造的人们，哪一个不抱着崇高目的呢？就拿为人们所熟知的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来说吧，他出身于贫苦之家，少年时就看到社会的不平，而有志于改造社会，把高棉人民引向幸福的天堂。青年留学法国，参加革命党，后来回国从事革命活动，投入丛林打游击，夺取政权，建立人间天堂。然而，最终他是把高棉人引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导致一二百万人死亡，使柬埔寨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波尔布特成为少有的人间恶魔。可是就这样的恶魔当他在台上时，生活俭朴，工作勤奋，一心一意带领柬埔寨人民实现社会改造，推动社会进步。这时不少人被他迷惑，似乎他在努力推动“革命”，大搞“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平等”。1977年我看过一个介绍柬埔寨革命成就的影片（带有歌颂性质）——名为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民主柬埔寨。这个影片拍摄首都金边，金边大街上空空荡荡（居民都轰到乡下接受改造），只有稀稀落落卡车在行驰，大约只是军事部门或政府部门的车辆。全国到处一片黑（黑色服装是革命服），即使是青年男女也是通身黑色打扮，没有色彩、没有歌声、没有笑脸，只有“革命”在回旋泛滥。一个不到十岁的小“革命战士”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中介绍说，他本是丛林中的革命战士，革命胜利后，他又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个小孩站在车床前在车一个零件，他个子很矮，彀不着机器，为了工作，脚下还垫一个肥皂箱子。看着这个孩子吃力的样子，我感到不是“革命”的崇高，而是被摧残的悲哀。一个应该上学的孩子，做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事情，不管用什么名义，都是犯罪。可是当这种摧残都是打着崇高革命幌子的时候，不是有点大无畏精神的人们，谁敢说三道四呢？“好事”往往更能把无辜而向往幸福的人们推向灾难！

我想自古以来“好事成灾”或者打着“好事”幌子所造成的灾难，在人为的灾难中占了绝大多数。当人们在消受灾难之前大都有个美好的幻想，对未来寄托着希望，毫无承受灾难的的物质和心理准备时，那么这个灾难使他们手足无措、给他们的感受尤为痛切。因此，当老百姓还没有权力，当他们还不能决定官员的去留升降；当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官员们，处理公共事务、进行公共建设不必请“主人”同意，甚至其目中根本没有“主人”时，这时人们更要加倍地警惕官员们所做的“好事”，因为一旦“好事”推行，灾难绝难避免，“主人”除了忍受之外，别无其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