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将跳蚤放进玻璃杯，跳蚤可以轻易地跳出。尔后，在杯子上盖块玻璃，跳蚤再跳，就撞在盖上，再跳再撞，总是徒劳。过了一段时间，科学家把玻璃盖去掉，发现此时跳蚤只能跳到原先盖子的下面，再也无力跳出杯子了。

假如把人的思想比作跳蚤的话，那么，自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国人的思想就再也跳不出“忠君爱国”这只玻璃杯了，因为那上面被“君主专制”的玻璃盖紧紧压着。无论多么聪明、富有智慧与能力的知识分子，只要一掉进这只玻璃杯，终身就只能待在里面，再也甭想跳出来。当然，也有个别人识破这点，索性就待在杯子外面不肯进去，过他的隐居生活，如陶渊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的。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混战，各国君主无不招贤纳良，以图自保，所以对待知识分子是非常客气的，魏文侯聘请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为老师，齐桓公在首都临淄稷下造高门大屋招徕贤士，形成稷下学派等等。那时，知识分子的思想格外活跃、强健，想怎么跳就怎么跳，想跳多远就跳多远，想跳多高就跳多高，只要自己力所能及。于是就有了讲仁义的孔孟，讲无为的老庄，讲兼爱的墨子，讲为我的杨朱，讲法术的韩非，讲阴阳的邹衍，讲白马的公孙龙，讲纵横的苏秦张仪等。可以说，这是思想界的跳蚤们生命力最为强盛与辉煌的时期。但好景不长，秦始皇一统天下，皇帝就不再需要这些不听指挥、乱跳乱咬的跳蚤们了，但跳蚤也不能没有，他需要的是循轨蹈距的跳蚤，指向哪里就跳向哪里的跳蚤，于是就要加上盖子——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儒家就被改造成便于统治者使用的工具——儒术。于是，跳跃力极强的深棕色跳蚤没有了，只剩下了乖乖听话的浅色跳蚤，但就是这些浅色跳蚤，一不小心，也会越界的，就必须压上“君主专制”的玻璃盖子，假以时日，它们终于被彻彻底底地给驯服了，变成了几乎丧失跳跃能力的肥肥的小跳蚤。但那还算是跳蚤吗？

正因为思想这只跳蚤丧失了其跳跃能力，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就只能在打倒皇帝坐皇帝的玻璃杯里转悠，而从未有那只跳蚤能顶开头上的玻璃盖子，探头到杯子外面看看，假如不要皇帝又如何？

当然，这样的跳蚤也不是完全没有。宋末元初的邓牧（1247～1306）在《君道》中就曾质疑君王的作用：“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伯牙琴》）明末清初的黄遵羲（1610～1695）在《明夷待访录》之《原君》篇中，也对为何设国君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其自私也，人各得其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两只异类跳蚤，总算是顶开了压在头上的盖子，探出脑袋到杯子外面看了看。但也仅限于看看而已！也多亏有这么两只跳蚤，否则，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思想之活力如此匮乏，岂不令人羞愧无地？

但知识分子群体骚动不安，大规模把脑袋探出杯子外面窥探的，还是清末民初，外族的入侵令他们感到这只杯子不怎么牢靠了，于是向西方寻求新武器、新知识、新文化，借助西方先进思想的助力，终于合力顶开了君主专制的盖子，打碎了圈养了我们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的玻璃杯！

类似的情况在欧洲也出现过。当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便也具有了罗马帝国的属性，教皇制度产生了。宗教信仰本是极个人的事情，作为一名基督徒，本可直接和上帝沟通的，可现在，则必须通过神父、主教、教皇这些中间人来与上帝沟通，一旦盖上教皇这块玻璃盖子，人们的信仰自由就大大受到了限制。于是就有了后来路德的宗教改革。这些新教徒们，在地方诸侯的帮助支持下，终于从教皇的统治下摆脱了出来，拥有了自己信仰上帝的自由。这些跳蚤的思想抗争能力，很明显高于我们。

君主专制的玻璃盖已拿掉一个多世纪了，但就还有许多跳蚤，无力跳出忠君爱国（国也是君的国）的玻璃杯，令人徒唤奈何。而类似有形无形的玻璃盖又何止这一块？也许，只有当跳蚤们不再为国王们所豢养，不再穿龙袍，封宰相，挂勋章，浑身上下金光闪闪之时，跳蚤们才能跳得又高又远吧。

二O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