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孟邹和胡适之是近代绩溪的两个文化界名人，我有幸认识了他们，一生感到无比光荣和幸福。谈起汪孟邹老先生，我在十几岁时就有了印象。家父许元兴在上海大新酒楼是股东和账房，而孟翁的亚东图书馆就开设在大新酒楼后面的弄堂里，亚东图书馆的前门和大新酒楼的后门只隔三步路，而家父和孟翁又是同乡、同龄人，家父的旧学造诣也不错，故能谈得来成为好朋友。我记得我十三岁的时候，将要小学毕业升初中。在当时，读初中很不容易，家父和孟翁谈了这件事情。孟翁就写了一封信寄到水村，准备让我去投考时带给当时的安徽省立徽州中学。据家父对我讲，孟翁是前清末代秀才，他的知名朋友很多，而且对同乡人都能热情帮助。因此，我在童年时就对汪孟邹先生有了印象。

1945年夏季，我去上海大新百货商店工作，一到上海，我就携了家父的信去拜见汪孟邹老先生（当时家父已退休回乡）。上海大新百货商店是大新酒楼楼下分隔两间设立的。因是近邻，休闲之时，我常去亚东图书室观看《红楼梦》、《水浒传》、《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和《新青年》等杂志，在学识上得益非浅。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由于业务需要，我被提升为账房，在一间阁楼上办公，往下可看到店堂的营业及一切动态。上海是一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由于百货商店处在南京路和西藏路闹市口，为了招引顾客，店中摆设了收音机，门口有高音喇叭。在当时的上海有这两样东西的只有商户，居民就不太多。孟翁的亚东图书馆，在那时是处于停业状态，他本人又勤俭节约，虽购得起收音机，但却舍不得花费这笔钱。因此，每晚七时就风雨无阻来到我的阁楼凑热闹，看新闻、听广播至九时离去，因为他知道，我们九时过后就要关门休息了。孟翁是我的偶像，我那时的工资已不簿了，知道他有抽烟的习惯，总要买几包好一点的香烟放到抽屉中招待他，如白兰地、大炮台等。而他可不乐意，直接对我说，这种香烟，你留给客户抽，给我双斧香烟就行了，当时一包炮台可买五包双斧，从中可以看到孟翁的节俭精神。他抽烟不多，两小时抽三根。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市面出现了虚假繁荣、物价不断上涨，我和孟翁的业务也忙碌起来，在经济上互相依赖，通过银行、钱庄、市场的关系，可以赚到一些钱。当时孟翁年事已高，和侄子汪原放有家庭纠纷矛盾，人家背后说原放有点精神病，大脑不清。从解放以后的情形来看，原放叔叔一点精神毛病也没有，当时可能是受大革命失败的影响而闷闷不乐的。汪原放整日在亚东图书馆楼上闭门研读和翻译，足不出户，常人很少见面，只有我和他的两个儿子无积、无功到他书房去玩玩。就这样，我成了孟翁的小管家，亚东图书馆虽有会计陈啸青，但因处在停业状态，很少有业务往来，倒是孟翁个人的业务如日中天。那时，大家都知道，要想维持生计，须跑银行、钱庄、买办。孟翁已是古稀之人，好多事情，力不从心，身边虽有侄子、侄孙，但他们忙于自己的事情和读书，确实抽不出时间照顾。这样，孟翁在外面的一切行动，似乎离不开我的照顾。大新酒店和百货店老板许文瑜素来尊重孟翁，特别在此时，也需要他老人家在银行界的朋友帮助拆款，即贷款，以做更大生意，便一再嘱咐我照顾好孟翁是重中之重。我记得那时，上午八点钟坐店中自备的黄包车，和孟翁到天津路金源钱庄和夏杏芳总经理接洽一些存放款的手续业务。黄包车送到金源钱庄后就回店了。在金源钱庄办好事情后，我们就到徽菜馆鼎新楼餐饮。该店经理是伏岭下邵裕义，他称孟邹先生为“孟翁”，喊我为“小许先生”，我呼他为“裕义公”。自1945年10月起至1948年，整整三年，我们除了星期日不到该处外，其它6天都要到鼎新楼吃一碗划水面，鼎新楼的划水面名噪一时。吃好面，再到河南路胡开文笔墨商店找胡洪开老板和胡宏标经理，也是接洽业务上的一些事情，因亚东图书馆每月有一定的道林纸配给，须胡开文销售。然后我们再到外滩美国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许启敬处。许启敬是我的堂兄，他当时在该机构当科长，是重庆迁沪的，他的住宅就在鲁迅纪念馆隔壁，可以想象当时他也是国民党的文职官员。我们找他是想购一些棉纱和其他有价值的物资，他也确实帮助过好几次忙，使亚东图书馆和大新百货商店以及我本人挣了一些钱。在上海的徽菜馆老板如胡元堂、邵之林，张荫之，邵宗仁、邵粤庭等，曾多次到亚东图书馆拜访孟翁。孟翁也有时在下午叫我陪他去看望胡元堂【字再生】、邵之林【字一份】、许树滋【字灶云】。这是我和孟翁在生意场上的接触往来的简介。

1947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胡适曾来上海，两次均住上海南京路国际饭店十四层楼。胡适先生电话告诉孟翁，要他晚上去叙谈，孟翁因行动不大方便，要我陪他去。我俩的住地到国际饭店很近，大约150米，上下电梯都是我扶着他的。记得第一次去胡博士的房间，我很紧张，不知道见到胡博士，是鞠躬好呢，还是叩拜好呢？我请教孟翁，孟翁对我说：“都不必，握下手就行了，胡适是我的老朋友，亲兄弟一样，你不必拘泥。”果然如此，孟翁跑进房间，就高声叫道：“胡适你来了，我高兴。”胡适也高声喊：“孟邹，你身体还好吧。”即奔向前紧牵着孟翁的手，一同坐到沙发上。我呆头呆脑站立在那里，既未鞠躬，也未叩礼和握手。还是孟翁讲：“这个小弟弟姓许，多年来我外出行动，都是他陪着照顾的，你就视他为无积、无功吧！”适之先生很关心“二无”，询问了他俩和原放先生一些情况。事后孟翁告诉我，无积和无功兄弟的名字是适之先生亲自取的。他俩谈话的内容除讲了亲友的情况外，适之先生讲的是美国的民主。从这次他和孟翁的谈话中，我感到适之先生当时是崇拜“美国民主”的。同年下半年，胡适又在国际饭店同一房间接见孟邹先生，我又是陪侍生。他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我主要记住了两点：一是关于北大学生沈崇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案，他显得很愤怒，他说不是外界所说他不闻不管，而是积极向当局提出建议，惩办强奸犯，并和进步学生站在一起。“我作为校长，岂容站在一旁无动于衷，人家怎么说，只能让人家去说吧！”二是谈了参加伪国大的感慨，他对国民党仍抱有希望，但对官僚腐败、物价飞涨，又极端愤恨，还是讲了“美国的民主好”。1948年的夏季，适之先生来上海又住在上海国际饭店，我是和汪无积一起陪孟翁去看望他的。我没有前两次看到适之先生时的紧张情况了。因感知了适之先生待人很随和，一点架子都没有。他还勉励我要多学习，特别是你们青年人既要学好白话文，古文也应知道一些。他和孟翁谈得最多的是陈独秀、高语罕、章士钊，他对好友陈独秀的死很悲痛。他说：“孟邹，你叫孟翁；独秀，字仲甫，叫仲翁；士钊，字行严，叫行翁。你们是早年结拜三兄弟，上海滩有名的三翁。”谈到此处，孟翁不禁低头默哀。讲到高语罕，他告诉孟翁，高已在这年的春季在南京逝去。我看见孟翁掉下了眼泪，孟翁说：“语罕对亚东图书馆的贡献不少。”嘱咐侄孙汪无积有便时去祭拜。汪孟邹、陈独秀、高语罕均系安徽人，乡情、友情浓深。最后一次见到适之先生是1949年春天，他和夫人同来上海，准备去美国。孟翁在大新酒楼宴请胡适夫妇，作陪的有曹诚英、汪原放、洪范五、程士范、大中华酒菜馆老板胡元堂，大新酒楼老板许文瑜。我和大新酒楼账房许炳钊负责招待。那次除了炒些菜外，其主食是大锅蝴蝶面，我们绩溪家乡叫“罗丝块”。看似一锅豆腐干形的面块，但其作料不菲，有开洋、干贝、香菇、徽蕨、徽笋、精肉丝。我们绩溪人很爱食“罗丝块”。这次宴请，名义上是汪孟邹先生，实际埋单人是许文瑜。饭后，适之先生挥舞羊毫为许文瑜、许炳钊和我各写了一条幅以留念，可惜“文革”中都消失了。从此一别，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一生尊爱的胡适之先生了。适之先生为家乡做了很多好事，报刊杂志屡有报道。1947年，绩溪地区党领导的游击队负责人舒梦熊、王必英派许家甲到上海找许文瑜和我等要购一台能收解放区的短波收音机。这在当时只得请孟翁去找胡适，果不其然，通过胡适的关系，在上海器材公司购了一台。由于许家甲是地下党员，携带这种收音机有危险性，就委派我回乡时，携带至绩溪水村，再交水村地下党负责人许汪德，我俩一同带到平银地下党驻点，交与王必英通信员邵某。因当时水村通往平银大障路上设有碉堡，凡认为有嫌疑者要检查。我是商人，由于有家父、家兄和我本人平时的往来关系，我便把收音机藏于轿中，由许汪德、德金俩抬着乘送许文超老婆去齐武乘汽车到上海之便带去平银的。这件事情，胡适帮了大忙，就连当时皖南游击队及地下党负责人胡明都知道。

来源：绩溪稼研会刊【86】期 许启珍：绩溪县水村人，与父兄两代人同为老徽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