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很难讲的一件事，因其体验太过私人化，就像《追忆似水年华》，我在文青时代也曾妄蓄大志，想要通读这部书，但每次翻开它都心情沉重，想着普鲁斯特今天还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回忆童年吧?整个人都不舒服起来。又比方《平凡的世界》，好多人读得热泪盈眶，我看完了却有种种不自在。就像不恋权势、水晶般纯洁的孙少平，偏偏要跟高干女儿田晓霞谈恋爱，然后田晓霞又偏偏要中途死掉，这总让我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听到的一种新闻，某爱国留学生毕业后坚拒数家公司的高薪挽留，毅然归来报效祖国。直接回来似乎还不够，还要先弄到高薪offer然后再坚拒，让人觉得好辛苦。

读书人免不了谈到读书，谈了后往往还会有些争论。当年鲁迅在一份调查问卷里劝年轻人多读外国书，“不读或者少读中国书”。很多人去骂他，也有人为鲁迅辩护，说这不过是一种策略。鲁迅说过，中国人是最讲中庸的，你要说凿一扇窗户，他们是万万不同意的，但倘若你说把房子拆了，他们就会急忙来调和折中，同意凿窗户了。既然这样，安知鲁迅先生这种说法，不是“拆房子”的策略?但我把鲁迅全集翻来覆去地读，越读越觉得鲁迅就是这么想的，根本不是什么策略。前一段又有人写文章建议大家少读中国历史，多了解点世界，当然招来一些骂声。我接触过不少历史爱好者，对这个话题倒有几句话想说。

总体来说，现在世界史是冷门，大家感兴趣的还是国内史，尤其是古代史中帝王将相的权谋。几年前在一个图书公司的招待会上，我亲耳听到一位作者断言：“历史写作的核心是权谋!”其实真说起来，很多热衷写历史权谋的人，自己不在权力系统里，一生少有操弄权术的机会，多是村夫野老三两杯薄酒后指点江山的悠谬之谈。远如《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派将领打仗前要给几个妙计锦囊，近如《甄嬛传》在路上放个鹅卵石让敌人流产，都属于二手权谋家关起门来的臆想，谁信谁倒霉。鲁迅有一篇文章里，谈到农妇想象皇后娘娘如何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脂砚斋也说起乡人心目中的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马上捎着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我觉得现在有些历史类作品就像柿饼娘娘、人参皇帝的翻版。

我不想纠缠这些权谋到底灵不灵，但觉得在这些东西背后有一种心理，就是对权力的崇敬迷恋。很多作者为皇上高兴，替王爷操心，为他想象中的帝王术赞叹，背后都有这种心态的折射。就像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作为一部小说当然很不错，叙事技巧也好，但其中时刻流露出对权力本身的羡畏。绝对权力是丑恶的，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的核心概念，却很少进入我们的历史作品里。这些年的古装剧里，权力几乎都有种迷人的色彩。在我的视野所及，只有一部电视剧把绝对权力描写得像鬼魂般黑暗孤独，那就是《大明王朝1566》，但它偏偏又不够流行。

说回到读书。我认为古代史当然可读而且该读，但这种阅读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和正常的心理定位。就知识结构而言，如果没有一定的世界史知识背景，读史容易变成谄媚式的揣摩，或遗老式的缅怀。有人反对说，世界史终究太远，读中国史才能明白我们的过去。其实这话并不太对。如果我们面前站着一个1840年的中国绅士，一个1840年的英国知识分子，撇开语言障碍不论，哪个和我们更有共同语言呢?我想恐怕是那个英国人。我们和他都相信科技的力量，民主的优越，一夫一妻的自然合理，以及世界是向前的而非是循环的。而那位1840年的中国人，在观念上会和我们有巨大隔阂。那么，谁又能说塑造我们的历史力量只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呢?

王小波说过有人站在世界地图前，掂着红蓝铅笔勾画世界革命战略。我也听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讲，她接待过不少民间军迷，经常有小伙子抖落开了太平洋地图：“我认为咱们的海军应该这样部署……”这就是入戏太深。我没见过这样的军迷，但见过不少史迷，为某个皇帝英明到什么程度，争论得面红耳赤。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观念史。二十四史中，除了《史记》以外，其他都是官修史，是站在治者角度写的，核心观念是“治乱”。读它们时，如果没有一个现代人应坚持的心理定位，就容易产生心态上的错乱，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搬到养心殿或军机处占把交椅。都说读史使人明智，但对这类读书法，有时候我不免感喟：他们要是不读这么多历史书，可能还能正常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