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消息，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永康在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国务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恶劣，情节特别严重;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先看薄熙来案件：2013年9月22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薄熙来犯受贿罪，判处无期 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再看周永康案件：周永康的受贿罪是巨额财物，这巨额是多少没有公示，但从已有的相关信息来判断，肯定要超过薄熙来，就这一条，就足以判周永康死刑。犯滥用职权罪，最高可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这与薄熙来相同。与薄熙来不同的是，周永康多了一个泄露国家秘密，有关法律规定，这一罪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周永康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肯定被判处七年。

对周永康起诉书上写的受贿罪是“巨额财物”，滥用职权是“情节特别严重”，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是“情节特别严重”。一个“巨额”，两个“情节特别严重”，起诉书所讲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薄熙来。薄熙来判无期，周永康必然判死刑。

判周永康死刑的理由如下：第一，树立人们对建设法治的信心。有专家说，对贪官的处以死刑要考虑社会影响，如果真要考虑，那就更应该判死刑，且立即执行。如果判死缓，如果缓期两年执行，那么社会影响会更为恶劣。死缓会让人们对法治建设失去信心，因为周永康在社会的影响太坏。周永康在台上时，他也处处宣传法治，宣传法治又处处破坏法治，通过维稳的方式让法治成为空话，流于形式，让人们对法治建设失去了信心。

第二，符合建设法治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强调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国家就应该依法而治，而不是依人而治，更不是依社会影响而治。依法而治，就要树立依法而治的样板，周永康是成为依法而治的最好样板。对于周永康来说，一个受贿罪，就可以判周永康死刑，何况还数罪并罚。退一步来说，如果考虑社会影响，那么就不应该是政治影响，而是法治影响。判周永康死刑，符合法律标准，让人们看到顶层建设法治的决心。

第三，通过治标达到治本。通过起诉书来看，周永康是一路腐败一路升，竟然带病升迁到政治局常委，这恰恰证明反腐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能把制度视为儿戏，更不能把法治视为儿戏，不能把法治视为官员的保护伞。反腐败，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治标为治为做准备，而不是为了治标而治标，否则腐败只会越反越腐。只要通过建设法治，才能从根子上杜绝腐败，让官员们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按法治要求、法治条款、法治规范判周永康死刑不输理。

第四，通过治标威慑腐败势力。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也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现在反腐败还在路上，腐败与反腐败还处在胶着状态，如果不通过法治的方式解决周永康问题，不给周永康判处死刑，那么就会给腐败分子以希望，不但如此，如果腐败分子得以有喘息的机会，他们会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扑，搞不好会破坏反腐败取得的成果，影响反腐败的大局，进而影响建设法治的进程。

第五，彻底清除周永康势力及其影响。周永康也不是一个人在腐败，在周永康周围也形成了腐败势力，形成了腐败帮，已经有媒体对周永康势力帮派进行了分析和评判。但是，这些帮派势力仅限于被抓起来的，还有没被抓起来的，这些没被抓起来的势力还没有得到根除，他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对周永康的判决，甚至会为周永康翻案。如果把周永康判为死刑，就会为彻底清除周永康的腐败帮打下良好的基础，使其失去为周永康翻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第六，打消人们对反腐败就是政治斗争的误解。有一些人，特别强调反腐败的政治意义，对反腐败的法治意义缺少认知，也缺少信心。如果对周永康判处死刑，其法治意义就会彰显，其社会意义就会增大，其政治斗争判断的误区就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消除。

综上所述，判周永康死刑且立即执行的理由是充足的，不判死刑，只判死缓，法治建设就会受到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