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性，体现在对人自身生命企求此岸性的大胆追求，特别是在个人价值、人格独立、爱情幸福、意志自由等方面。文艺复兴冲破了教会禁欲主义的束缚，把追求物质财富、现世利益、生活享受以及对性爱的欲望追求都看作是人的正当要求，“人”被重新发现，从而解放了人自身。在莎士比亚悲剧中，这种主体意识主要表现在悲剧主人公偏离社会普遍模式的个性化行为的自由表达。而这种偏离社会普遍行为模式的个性化心理或行为的内在动因是主人公的神经症心理防御机制。

精神分析学理论指出，神经症是正常行为模式的偏差表现，我们指称一个人为神经症患者应用的一个标准是，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否与我们时代普遍认可的行为模式合拍。“与同一文化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行为模式的偏差，是判断神经症人格的重要标准。”(注：卡伦.霍尔奈：《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10月，第2页 。)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是神经症人物时，那种在认识和解决冲突始终固有的困难就 会无边无际地扩大了。神经症应该说只不过是个程度问题，即到了“病态程度的人”。 对他而言，对感情和愿望的意识处在一个低潮，其有意识并清醒地体验的情感通常是其 心理脆弱部分受到冲击时产生的恐惧与愤怒的反应，即使这些情感可能被抑制了，这些 确实存在的思想被强制性的规范如此深地渗透以至于它们已丧失了指引方向的作用。在 这些强制力的支配下，抉择取舍的本领表现得软弱无力，承担责任的能力也几乎丧失殆 尽。(注：卡伦.霍尔奈：《我们的内心冲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第6页。)而这正好阐明了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性格特征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本质内涵。因 为心灵分裂、精神危机是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最重要的心理倾向。美国精神分析学家霍 尔奈指出，“各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平静的、心态平衡的人不会成为心理失 衡的受害者，受害者只能是那些为内在冲突所撕裂的人”，同样，“内心冲突表明引发 冲突的人格结构，就好象体温升高表明身体有病，”因此，这些“为内在冲突所撕裂的 人”无论表现如何，都可以找到引发“内在冲突”的病态的心理结构。(注：卡伦.霍尔 奈：《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10月，第2页。)

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都是与他们文化环境中大多数人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存在偏差的人，并且这种偏差是环境对人性异化和扭曲的产物。假如哈姆莱特具有大多数正常人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根本不必装疯。因为“装疯”反而打草惊蛇，耽误报仇。而最后的悲剧性结果也证明了这种行为的荒唐。事实上，装疯纯粹是他逃避现实的动机的合理化机制(一种为自己找借口以减轻焦虑的心理防御机制)。假如麦克白具有大多数正常人所具备的心理素质，就不会在刺杀邓肯后整天为病态的负罪感所困扰而不能自拔，“让种种虚妄的幻影迷乱了本性”(注：见《麦克白》第三幕第五场。)，最终因精神崩溃而毁灭。假如奥瑟罗具有大多数正常人所具备的心理素质，就不会陷入猜疑的误区、妄想的 泥坑，“把一颗比他整个部落所有的财产更贵重的珍珠随手抛弃。”(注：见《奥瑟罗 》第五幕第二场。)假如雅典的泰门，具有大多数正常人所具备心理素质和健康人格， 他就会正视现实，既不会对人性抱有过高的神经质幻想，也不会在理想破灭后，进入病 态绝望，万念俱灰，“讨厌这个虚伪的世界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注：见《雅 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总之，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的性格异彩纷呈，但是从精神 分析学的角度来说，都具有明显神经症心理倾向。

而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的神经症心理机制决定的主体性意志与外部现实的冲突及其后果，又恰恰是审美独立所导致的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反映。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的神经症心理倾向，使他们的行为和动机受制于神经症心理防卫机制，失去了适应外部世界的自由、灵活性，偏离了社会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按照个人的神经症防卫机制对外部环境作出反应。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神经症心理所形成的极端个性化的神经症审美意志，必然被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社会理性所否定。这种个人的审美理想与社会理性冲突 ，意味着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和以社会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之间的张力。而莎士 比亚悲剧主人公主体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冲突，又进一步加剧了神经症心理倾向，也即 陷入更深的人性异化和精神分裂状态，使剧情发生悲剧性突变。因此，莎士比亚悲剧主 人公的神经症心理倾向，反映了以社会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的局限，并成为一种反抗社 会理性为核心的传统习惯、世俗生活原则的异己力量，是一种新的反价值的价值尺度。

事实上，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的神经症意志作为一种“新的反价值的价值尺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包含了以主体性意识为核心的审美现代性。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因神经症心理对自我理想化意志的强调，正是莎士比亚对人的主体性意志自由的一种极端性表达和张扬，是审美现代性的标志。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对否定个体独特生命感受的社会理性表示强烈的愤慨：

“在个人方面也是这样，有些人因为身体上长了丑陋的黑痣，——这本来是天生的缺陷，不是他们自己的过失——或者生就一种令人侧目的怪癖，虽然他们此外还有许多纯洁优美的品性，可是为了这一个缺点，往往受到世人的歧视。”(《哈姆莱特》第一幕第四场)

这种以神经症心理或意志为核心的生命主体性价值和生命个性化价值在哈姆莱特身上表现为“延宕”；在科利奥兰纳斯身上，主要表现为对社会规则为核心的社会理性的叛逆；在麦克白身上主要表现为对无法实现的内心完美的焦虑和内疚；在李尔王身上表现为刚愎自用；在奥瑟罗身上表现为妒嫉猜疑……总之，通过对悲剧主人公神经症心理所表达的独特生命感受的理解和肯定，莎士比亚充分地表现了主体性为核心的审美现代性。

　　　　二

一方面，莎士比亚通过神经症心理倾向的主人公的个性化行为对人的主体性作出了强烈的肯定；另一方面，对象征社会文明的人类理性表示了很大程度的认同。这与莎士比亚生活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背景有关。人们开始以个性解放和人性自由为新的精神武器，张扬人自身的权利和欲望，反叛传统的价值观。这种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是新生市民阶级批判一切封建宗法制社会，并借以登上历史舞台的有力武器。“他们不承 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 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 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355页。)人们坚信理性可以认识一切，战胜一切。 作为反理念的理念，人的自然理性使人类超越了神性、上帝、传统规则的运行轨道，人 们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理想，反抗封建专制、封建压迫，以及禁欲主义的虚伪和 欺诈；殚精竭虑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积极地征服自然和人类自身，满足自我的欲望。因 此，这种以商品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理性，使禁欲主义受到冲击，却大大刺激了社会竞争 和商品生产，推进了人类的文明进程。

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实际上对爱德蒙所主张的以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马基雅弗利主义为核心的自然理性或社会理性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赏和肯定。正如英国莎剧家丹比所说，爱德蒙的自然，实际上是一种“物质自然(培根在《新工具》中所说的自然)”(注：《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50页。)。这种理性的自然观反映了“历史和精神环境中的人的变化。在字义的变化后面一定有莎士比亚。但在莎士比亚的后面还有钻进地心的开矿工人；与还有寻求埋藏着不为人知的铜矿、玻璃、盐井的人们，还有供应伊丽莎白海军的人，还有解剖人体的肌肉与筋骨的医生；还有那些知道金钱是国家命脉，金钱也是战争的筋骨的资本家。”这种自然理性的目标是“扩大自然的含义，使之为人工作，成为工具，产生利润。”丹比指出，“爱德蒙是莎士比亚时代继承的中古仁爱命题的反命题。他体现一个极为重要的东西，这东西必然被最后的综合所肯定。”这是因为他们“完美地适应那个社会”，“人类必须有这样的人性才能生存”，虽然那个社会“是个不完美、事实上是个腐败的社会。”这就是说，莎士比亚在爱德蒙身上体现的“极为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培根所说的“物质自然”或“工具理性”。正因为莎士比亚对这种物质理性一定程度的肯定，他才把爱德蒙描写成“生气勃勃的，有干劲的，思想解放，正确地鄙视一切虚伪，头脑清醒， 有虎豹的凶猛、准确的眼光和矫健的步伐”的坏蛋。(注：《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50页。)当然莎士比亚在对爱德蒙所代表的物欲理性 上又不可能不感到焦虑和恐惧。

　　　　三

事实上，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的神经症心理倾向不仅仅是主体性或人类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的单纯表达，更是基于这两种现代性冲突之上的审美现代性的强烈展示。以商品价值为核心的新理性使人易于把目光投向物质财富，而忽略物的关系掩盖着的人的本质和人自身的丰富内容，从而使作为人的主体性产物的社会理性，反过来成为扼杀人的主体性的工具。以追求商品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理性，加剧了优胜劣汰、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和人对人的压迫，导致人文理想和传统道德的失落，使陷入了主体丧失、人性分裂的异化状态。而这种主体丧失、人性异化的存在状态正是主体性与社会理性之间冲突的结果，构成了审美现代性的基础。在莎士比亚悲剧中，这种审美现代性通过悲剧主人公的神经症心理危机或精神病危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剧中，主人公的主体性往往同时面临体现传统价值观的社会理性和体现商品价值观的新理性的双重挑战。于是，人的主体意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信仰发生了危机。人们既失去了中世纪宗法制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宗教理性；同时“一种超验的神魔般的力量驱使和胁迫他们 去屈从和认同新的权威。这种新的权威要么表现为法西斯主义的专横和疯狂，要么表现 为物对人的威压和捉弄。”(注：陆贵山：《人论与文学》第25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0年。)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深刻地反映了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理 性对个人人性，特别是主体性的扼杀。哈姆莱特替父报复的主体意志和象征社会理性的 顺从型人格模式相冲突所导致以“延宕”为特征的抑郁症，以致如歌德所说“丧失了行 动的能力”，走向颓废和虚无。事实上，哈姆莱特的延宕正是其在以物欲理性的挑战中 ，自我主体失落和对新的理性权威屈从和抗争的心灵历程。而《李尔王》也反映了其在 物欲理性膨胀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在其自身的主体性受到怀疑和诘难的危机中产生精 神分裂而毁灭的过程；同样，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为对抗象征社会理性的家族势力，追求 体现个人自由意志的幸福爱情而导致抑郁症并走向毁灭；科利奥兰纳斯因为真实自我与 象征社会理性的社会规则发生冲突，形成神经症报复心态，叛国投敌而酿成悲剧；麦克 白则为实现个人主体价值目标，与根深蒂固的社会理性为核心的个人观念发生冲突而导 致精神分裂，并走向毁灭。

总之，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的神经症心理表现了基于人的主体性与以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理性冲突上的审美现代性本质，即两种现代性相互冲突的危机所造成的人的主体心理结构和功能的病态和畸变。而以焦虑和虚无主义为核心的精神危机是莎士比亚悲剧审美现代性张力的强烈释放。在这种人性分裂的异化状态下，人失去了精神支柱，陷入了压抑焦虑、迷惘虚无、悲观失望、孤独无助的精神病态之中。这种焦虑感与不确定性正是主体性和理性相互冲突形成的审美现代性的本质内涵。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一直致力于追求人的自由和独立，以理性改造外部世界。然而人类在这两方面追求结果却是价值的相对主义和存在的焦虑和虚无感。正如荣格所说，“现代人已经失去了他中世纪的兄弟所有的一切形而上的确定性，他在这些确定性的位置上代之以物质的保障、普遍的福利和人道、高尚的理想，然而，一剂普普通通的乐观主义并不足以使这些理想显得坚如磐石。甚至物质的保障也完全落空了，因为现代人开始看清，物质上的每一进步都可 以使一个更大的灾难如虎添翼，以造成对人类的巨大威胁。这一图景使想象力也染上了 恐怖的色彩。”(注：荣格：《寻求灵魂的现代人》，230—231，贵州人民出版社，198 7年。)对于追求物欲理性所带来的恐惧色彩，莎士比亚通过象征手法在《麦克白》中作 了深动的描述：

“现在在半个世界上，大自然似乎已经死去，罪恶的梦景扰乱着平和的睡眼，作法的巫觋在向惨白的赫凯提献祭；形容枯瘦的杀人犯，听到了替他巡风的豺狼的嗥声，像一个鬼似的向他的目的地蹑足跨步前进。坚固结实的大地啊，不要听见我的脚步声音，知道它们是到什么地方去的，我怕路上的砖石会泄漏了我的行踪。”(《麦克白》第二幕第一场)

这种恐怖表明，物欲理性并没有给麦克白带来幸福，相反却是对自身主体性的扼杀。紧接着这一幕，莎士比亚通过麦克白的物欲理性和主体性意志之间的强烈碰撞导致的神经症心理危机，对基于两种现代性冲突之上的审美现代性的危机感作了更透彻的表现：

麦克白：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不要再睡了!麦克白已经杀害了睡眠，那清白的睡眠，把忧虑的乱丝编织起来的睡眠，那日常的死亡，疲劳者的沐浴，受伤的心灵的油膏，大自然的副程，生命的盛筵上主要的营养。

……

麦克白：那打门的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点点的声音都会吓得我心惊肉跳?这是什么手!吓!它们要挖出我的眼睛，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不，恐怕我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麦克白》第二幕第二场)

　　　　四

传统悲剧往往通过英雄受难来表达一种崇高的英雄化的审美价值。而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的神经症心理倾向，则表现了审美现代性中的相对主义审美价值倾向。这种相对主 义审美价值倾向用莎士比亚悲剧话语来表达就是，“美即丑恶丑即美，翱翔毒雾妖云里 。”(《麦克白》开场)以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和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张 力，导致了审美现代性中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的极端就是，以个体生命的当下的 体验，作为衡量理性合理性与否的唯一标准。这种标准意味着人是世界的主宰，是世界 的一切意义的出发点。而感情自我之外的原则、规范和教条都是可疑的。正如莎士比亚 在《麦克白》中所表现，阴谋弑君的麦克白在道德理性的支配下，受尽神经症焦虑和内 疚的折磨，并最终走向灵魂分裂。然而，由于麦克白的灵魂冲突和分裂体现了审美现代 性中内在冲突和审美张力，使观众对麦克白基于理性冲突之上的道德危机产生了强烈的 怜悯。而这种悲剧的怜悯效果使《麦克白》中审美成为一种“亵渎”，道德意义成为一 种“恶”，而麦克白的“恶”，恰恰就是审美的闪光点，成为艺术的中心视点。这种审 美现代性中的相对主义审美价值观，使莎士比亚消解观众对物欲理性为核心的的社会理性价值观念的盲目崇拜，破除其所谓的善恶二元对立。同时，莎士比亚也通过对麦克白的“恶”和“卑劣的欲望”的怜悯，表现了对个体生命价值和个体自由意志的肯定。这是一种生命主体自觉意识，一种超功利的理想追求，是对理性中心主义的一种反拨。

因此，莎士比亚悲剧中出现的神经症人物形象，是他对异化、畸形的社会现实敏锐洞察的产物，也是其悲剧的审美现代性意识超前觉醒的标志。这种超前的审美现代性意识，使莎士比亚通过悲剧人物的神经症心理充分地表现了潜意识、原始欲、生存欲，破坏欲、死亡欲，乃至幻灭感、虚无感等现代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概念，并呈现出消解物欲理性为核心的非英雄化、非理想化、非崇高化的虚无主义价值倾向，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唯利是图、弱肉强食的商品社会中的理性危机和人的异化存在。十九世纪末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证实了莎士比亚悲剧超前的审美现代性。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到艾略特的《荒原》，从卡夫卡的《城堡》到奥尼尔的《琼斯皇》，都表现出与莎士比亚通过神经症人物形象表现人类的审美现代性危机相类似的审美方式。例如在《哈姆莱特》中，莎士比亚把污秽世界看作是“荒芜不治的花园”，这与艾略特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品《荒园》中审美方法不谋而合：

“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二场)

这种审美方法相似性的社会根源在于强烈的审美现代性危机使作家产生压抑感和沉重感。物欲横流的物欲理性使人们备受压抑，心理上出现种种病态。而以反映外部冲突为主的传统审美观难以从主体性层面上表现社会危机状态中的扭曲畸变的精神现象和纷扰繁杂的心理景观。人们为了安顿自己受伤的灵魂，纷纷逃向内心世界。而纷扰错乱的内 心世界使作品表现出非理性化、非理想化、非英雄化，甚至卑劣化乃至病态化的审美倾 向。在莎士比亚悲剧中，这种倾向主要通过对主人公神经症心理冲突的透视得到展露， 从而充分表现两种现代性冲突所导致的审美现代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