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

莎士比亚同时代人执剧坛牛耳的本•琼生称誉他是“时代的灵魂”，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千秋万代”。大诗人弥尔顿对莎士比亚敬佩得五体投地。弥尔顿在诗中说“他，一个贫民的儿子，登上艺术宝座，他创造了整个世界，加以统治”。17、18世纪的英国古典主义者德莱登心悦诚服地认为“莎士比亚有一颗通天之心，能够了解一切人物和激情”。19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兴起后，莎士比亚风靡整个欧洲，雨果、司汤达等人在和古典主义斗争中，都是高举莎士比亚这面旗帜，鼓吹莎士比亚精神，并把他奉为神明，认为他是浪漫主义的最高典范。雨果说莎士比亚“这种天才的降临，使得艺术、科学、哲学或者整个社会焕然一新”，他的光辉“照耀着全人类，从时代的这一个尽头到那一个尽头”。德国的狂飙运动也是高唱着莎士比亚的赞歌，举着他的旗帜前进的。歌德说：“我读到他的第一页，就使我一生都属于他了；读完第一部，我就像一个生下来的盲人，一只奇异的手在瞬间使我的双眼看到了光明……感谢赐我智慧的神灵”。巴尔扎克、迪更斯、雪莱、普希金、屠格涅夫等都以莎士比亚作品为榜样。普希金认为莎士比亚具有一种与人民接近的伟大品质。杜波罗留波夫把莎士比亚看作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说他“指出了人类发展新的几个阶段”，是“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的最充分的代表，他的作品“表现出道德的最充分的理想”。别林斯基对莎士比亚更是 有着无限崇拜。他在《文学的幻想》中写道：“莎士比亚——这位神圣而崇高的莎士比 亚——对地狱、人间和天堂全都了解。他是自然的主宰……通过他的灵感的天眼，看到 了宇宙脉搏的跃动。他的每一个剧本都是一个世界的缩影，包含着整个现在、过去及未 来”。

莎士比亚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所占的位置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其他作家可以与之相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仅以数量来说，引用或谈到莎士比亚竟有三四百处之多。所以有人说，莎士比亚是马克思科学研究过程中从始至终的最好伴侣。他为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提供例证、模型和历史内容，提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雏形和趋势，也为革命理论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论据，甚至对人类未来的美好理想也是不谋而合，基本一致的。

马克思对莎士比亚是满腔热情与无限欣赏的，说他创造的福斯塔夫是“不朽的骑士”；在引证泰门的话时说“莎士比亚特别强调了货币的两种特性”，“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并且赞叹道：“莎士比亚塑造的典型在19世纪下半叶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由于马克思具有伟大崇高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学修养，掌握了广阔的人类社会历史经验，以及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高深渊博的学问，自然会了解到莎士比亚的真正价值，了解到他对改造现实的伟大意义，才把他的作品作为具体反映世界，说明世界，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种种弊端和不合理，从而得出必须变革现实的结论的论据，提出自己的虽然还是朦胧的社会理想，憧憬和向往人类美好的未来。莎士比亚在精神上和马克思是相联系的，思想上是相通的，只是在方法上，一个是形象感染力，一个是理论的说服力。马克思把形象寓于理论之中，莎士比亚把理论寓于形象之中。

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在19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当时，泱泱神州大地正处于面临列强瓜分，灾难深重，亟需通过向西方学习强国之道寻求变革的时刻。同时，华夏国土也发生了有史以来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中西文化的大交融和剧烈碰撞。传统的中国文化面临着一个陌生的时代浪潮、陌生的西方文化、陌生的价值观念的强烈撞击，东方中国 被这种撞击后所产生的巨响所警醒，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向这块古老的大地，时代的发 展孕育着新旧的更替，文化价值观念的嬗变将催生新思想的产生，域外文豪的引进促使 了文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变革，中西文化的交融、交锋打开了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开 创了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莎士比亚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2004年是莎士比 亚诞辰440周年，本文谨通过介绍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纪念世界文学史上这 位最杰出的“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的伟人。

　　　　二、睁开眼睛看到了莎士比亚

在19世纪中前期，莎士比亚的名字被介绍到中国，虽然不是专门的介绍，也不能说立刻就产生了什么“重大影响”，但是，莎士比亚的名字却随着一些西方思想家、文学家的名字第一次登陆中国，为20世纪对莎士比亚全面的介绍、翻译、演出和介绍奠定了基础。

莎士比亚的名字第一次引进中国和林则徐不无关系。林则徐为了了解西方国情，请人 译述了英国人慕瑞(Hugh Murry)的《世界地理大全》(Cylopaed of Geography)编辑成 《四洲志》，并于1839年出版。①《四洲志》一书中记载了世界五大洲中30多个国家的 地理和历史，是中国当时一部较有系统的外国地理志。《四洲志》第二十八节，英吉利 国谈到英国情况时有“在威弥利赤建图书馆一所，有沙士比阿、弥顿、士达萨特、弥顿 四人，工诗文，富著述。”“沙士比阿”即莎士比亚。1838年，林则徐被道光皇帝任命 为钦差大臣，往广东查禁鸦片。从1839年3月至1840年11月，林则徐一直进行组织和翻 译工作，当时参与译书的人有亚孟、袁德辉、亚林和梁进德等。翻译英国人慕瑞所著《 世界地理大全》，并整理编译成《四洲志》，从而了解到中国以外的众多国家的社会、 地理、民族、风俗状况。《四洲志》对他了解各国概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很有帮助。莎 士比亚的名字最初传入发轫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出于中国人渴望“睁眼看世界 ”，以改变贫弱中华帝国的现状，出于中国人自觉与自愿了解世界的愿望主动去“拿来 ”。与此同时，宗教信徒“连同宗教把有关的文化成果带进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莎 士比亚的名字再一次进入中国是伴随着船坚炮利的外来势力通过传教士进入中国。清咸 丰六年(1856)，上海墨海书院刻印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的《大英国志》中提到的“舌克 斯毕”，即今天通称的莎士比亚。光绪五年(1879)，曾纪泽出使英国在伦敦观看《哈姆 莱特》，有关情况记载于他的《使西日记》中。光绪八年(1882)，美国牧师谢卫楼的《 万国通鉴》云：“英国骚客沙斯皮耳者善作诗(戏)文，哀乐罔不尽致，自侯美尔(现通 译荷马)之后，无人几及也。”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著易堂书局翻印了英国传教 士艾约瑟编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对莎士比亚的生平作过简介。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 在译述中虽然将莎士比亚的名字传入中国，但是在中国文化界并没有产生什么了不起的 影响，正如澳大利亚学者约翰•梅逊所说：“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 教士促进两种文化之间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知识上的交流，虽然耶稣会教士向中国介绍了 许多科学思想。但他们对中国文化并没有产生任何真正深刻的影响。”

　　　　三、翻译、评论和出版莎士比亚作品

1904年《大陆》杂志刊登了《希哀苦皮阿传》(即莎传)。莎剧介绍到中国来，以上海达文社用文言文译，题名为英国索士比亚著的《澥外奇谈》为最早。1904年年出版了 林魏易合译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1916年林纾、陈家麟合作译述了5个莎剧。在戏 曲文学和表演艺术方面有很大贡献的清末民初的京剧改良家汪笑侬第一次以诗体的形式 对莎剧进行了评论。从莎士比亚的名字最初传入中国到中国人认识到莎士比亚在文学上 的价值以后，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评介和演出就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莎士比 亚戏剧的翻译和介绍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接受外来文化并受到影响的程度。1921年和 1924年，田汉用现代汉语翻译了全本的《哈孟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引起田汉 翻译莎士比亚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莎翁的人物远观之则风貌宛然，近视之则 笔痕狼藉，好像油画一样。所以引起了我选择译《莎翁杰作集》的志愿。”从此，一个 翻译莎作的活动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其中重要的莎译家有：朱生豪、梁实秋、曹 未风、孙大雨、虞尔昌、卞之琳、方平等人。1911年天笑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改变成《女律师》，可以称为莎剧在中国最早的改编本。《奥瑟罗》、《韩姆列王子》 等莎剧，都是陆镜若从日本“贩运”回来的。从1923年9月到1981年7月除《创造月刊》 (1923年1卷4期)、《小说月报》(1924年15卷4号)分别刊出“雪莱纪念号”、“拜伦专 辑”，《论语》(1933年第12期)、《青年界》(1933年3卷5期)和《矛盾》(1933年1卷5 、6期)分别刊出“萧伯纳游华专号”、“萧伯纳来华纪念”、“萧伯纳氏来华纪念特辑 ”外，在外国作家中，国内出版个人专号最多的为莎士比亚。由章泯、葛一虹编辑的《 新演剧》(上海)1937年8月1日1卷3期出版了以莎士比亚为中心的莎士比亚特辑；由欧阳 予倩、马彦祥编辑的《戏剧时代》(上海)上海戏剧时代出版社1937年8月1日1卷3期出版 了莎士比亚特辑；由田汉编辑的《戏剧春秋》(桂林)戏剧春秋社1941年10月10日1卷5期 出版了莎士比亚纪念辑，并在目录上注明是“莎士比亚逝世325周年纪念辑”；由张契 渠编辑的《文潮月刊》(上海)文潮出版社1948年4月1日4卷6期出版了莎翁专辑。由梁之 盘编辑的《红豆漫刊》(香港)南国出版社1935年6月1日3卷1期出版的“英国文坛十杰专 号”评介了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14—20世纪的10位作家。直到1981年第7期《外国文学 》才出版了莎士比亚专号。

晚清思想界的几位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以及稍后的鲁迅、李大钊都在著作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名字。严复在《天演论•导言十六•进微》中说：“词人狭斯丕尔之所写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严复特别欣赏莎剧不朽的生命力和对人物情感的描写。梁启超将Shakespeare定为莎士比亚，从此沿用至今。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化派别的斗争也涉及到对莎士比亚的看法，鲁迅认为：“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一本《凯撒传》，就是作政论看，也是极有力量的。”鲁迅在《坟•科学史教篇》中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奈端已也，亦希诗人狭斯丕尔(Shakespeare)……”“奈端”即牛顿，鲁迅认为莎士比亚是文学界的代表，与科学界的牛顿相提并论，可见他对莎士比亚的重视。至于鲁迅对莎士比亚的不恭敬和讽刺，则是对“中国文士们”拿心目中的“莎士比亚”教训人、吓唬人，即所谓“体面”、“够根儿的事情的有力反击”，与鲁迅本身对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看法没有关系。这个时期的中国莎学评论还来不及对莎作进行深入研究，而是在文学论争中以莎士比亚作为论争的武器。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莎学通过介绍苏联莎学的成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

中国接受、传播莎士比亚的历史发展表明，在所有的域外文学家戏剧家之中，莎士比亚是被中国人研究的最多的外国作家。中国从五四前后到2003年，总共发表有关莎士比 亚的文章一千五百多篇，其中1975年以前发表353篇，1976年以后发表587篇，1986—19 88发表一百多篇，1989—2003年发表六百多篇，出版莎学专著三十多种，出版了朱生豪 、梁实秋、方平等人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多种，出版莎士比亚辞典6部。孙家琸、张君 川等都出版了莎士比亚辞典，张泗洋还出版了《莎士比亚大辞典》。从1978年起《外国 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上发表莎学论文一百五十多篇。中国高 等学校学报上年发表莎学论文约30—40篇。从1993年到2000年的8年间中国刊登莎学研 究论文的报刊共计289种，发表了589篇研究论文。从1950到2000年的50年里，中国在莎 士比亚翻译研究方面共有39种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莎作翻译研究论文。在进行 翻译研究的同时，中国学者也注意研究莎作中的语言现象。他们对莎士比亚语言与现代 英语的关系、莎士比亚语言的结构、语法、修辞、一词多义、双关语、俗语、俚语、行 话、切口、比喻、用词特色和时态等语言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和深入的分析，从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莎作语言研究论文四十多篇，出版了刘炳善的《英汉双解莎士比 亚大辞典》。

　　　　四、把青春和生命熔铸在莎士比亚作品翻译中

在中华民族优秀外来文化宝库中陈列着6部《莎士比亚全集》，其中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占有重要的位置。朱生豪译莎“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替近百年来中国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实现了鲁迅“于中国有益，在中国留存”的殷切期望。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中，朱生豪“目睹事变日亟，闭户家居，摈绝外务，始得专心壹志，致力译莎。”虽贫病交加，然矢志译莎的决心不动摇，译就了31部莎剧。曹禺说：“朱生豪先生一生为莎士比亚的译作，功绩奇绝，且身前贫苦，不屈不折，终于完成了大业，值得敬佩。”朱生豪完全可以和日本的平内雄藏博士、德国的希雷格尔和匈牙利的亚各尼(John Arang)的功绩相媲美。朱生豪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一座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莎士比亚不朽的丰碑。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其重要条件就是他的诗人素质，正是这种诗人素质沟通了两颗伟大的心灵，融合了两个民族语言艺术的创造天才。朱生豪译莎取得巨大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爱国思想。”许国璋联系朱生豪的境遇说：朱生豪既缺图书，又无稿费可言，以一人之力，在不长时间里完此译事，是由于什么动力?首要的是天才的驱使。朱译似行云流水，即晦塞处也无迟重之笔，译莎对他肯定是乐趣也是动力，境遇不佳而境界极高。朱译不同于他人也高于他人。朱生豪以他的诗人气质和他所具有的中国古典文化和中国古典诗词修养成就了翻译莎作的豪举。朱生豪读诗，也写诗，古体、近体、长短句和新诗均各具风骨，不落俗套，正是由于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挚爱，工于旧体诗词且擅作新诗，才沟通了中外两个杰出人物的心灵。①著名词学家施蛰存认为：朱生豪除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之外，旧体诗词作得那么好，译莎才能达到达与雅，胜人一筹。朱生豪钟情于英国诗歌，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译莎追求的是“神韵”“意趣”，以“诗情”译莎，反对“逐字逐句对照式硬译”，更多 采用了“意译”。方平认为：以文字的妥帖流畅而言，该以朱译本为第一。朱生豪以诗 人译诗，华美艳丽的语言，浓墨重彩的译笔善于表达出浓郁的诗意。但是，有时为了追 求文学性和舞台效果，文辞华美、渲染过分、增饰较多，有“雅”而有余，“信”而不 足的情况。朱生豪能用优美典雅的汉语形式来表达莎士比亚诗剧中的灵魂，用自然的声 音贯穿于诗歌创作和翻译莎士比亚的实践中，保持了诗情和神韵。

梁实秋译莎开始于抗战前夕和抗战中。1930年胡适就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拟订的一项庞大的文化计划中，其中一项就是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胡适认为把莎士比亚打扮成小说家，却实在是“萧士比亚的大罪人”，他要彻底改变把莎士比亚看作是一个小说家的错位，还莎士比亚戏剧家、诗人的本来面目。胡适拟请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和徐志摩翻译莎剧，由于多种原因，最后只剩梁实秋一个人孤 独地开始了这漫长的工作。当时，只有20岁的顾仲彝立志用20年时间翻译完成莎剧全集 和哈代小说全集。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拟译莎剧时，顾仲彝正好在翻译《罗密欧与朱 丽叶》，他得到消息后去函自荐，要求参与，然而译者已定，没有被接受。后来，已经 在复旦大学任教的他再次投书胡适，论述用诗体及散文体译莎剧的问题，未得答复。几 年过去了，仅有梁实秋的几种莎剧译本问世，令他相当失望。1930年梁实秋赴青岛大学 任国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他利用空闲时间翻译莎剧，他自己规定每天译2000字，两 个月翻译一个莎剧。他最早译成的是《哈姆雷特》、《马克白》、《奥赛罗》、《威尼 斯商人》、《如愿》和《暴风雨》。梁实秋译莎孜孜紧扣原作，积铢累寸不轻易改动原 文。他说：“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存真。”梁实秋的翻译原则是把原文中的“ 无韵诗”一律译成散文，而“原文”中之押韵处则悉译为韵语。他不回避难译之处，尽 最大努力传达莎氏原意。梁实秋在译莎时尽量遵循原文，忠实而委婉，信实而可靠，采用的是“直译”的方法。梁实秋在译莎时不是写《雅舍小品》的散文家，而是一个严谨 的学者。除了译莎外，1964年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时，梁实秋主持编写了《莎士比亚 四百周年诞辰纪念集》。梁实秋是30—40年代发表莎评最多的人。②

中国人对莎士比亚的译介已近百年，期间出现了数位大师级的翻译家，如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曹未风、曹禺、戴望舒、卞之琳、虞尔昌、方平等。孙大雨在翻译《黎琊王》对莎士比亚的开掘、守望与精神期待时首创“音组”理论，而且对译文的注释文字字数往往超过了正文，对于读者理解莎作有相当大的帮助。孙大雨历来主张，莎士比亚戏剧是戏剧诗或诗剧，而不是话剧(散文剧)，原文是不押脚韵的格律诗行(或称抑扬格)五音步“素体韵文”，所以译成汉语不应当是话剧，而应为语体的格律诗剧。《黎 琊王》出版时正值抗战结束，孙大雨在书中向“杀日寇除汉奸的抗日英雄致敬”。孙大 雨在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几十年里始终对莎士比亚情有独钟，难以割舍对莎氏的一片 痴情。而莎学家袁昌英、孙家琇、张泗洋和刘炳善等人因为热爱莎士比亚被打成右派，即使如此也泯灭不了他们对莎士比亚的挚爱。方平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研究也显示了他对莎士比亚不一般的情感。作为20世纪结束和21世纪开始的一部莎士比亚全集，方平联合当今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与翻译界的多位学者翻译出版了《新莎士比亚全集》，并且在台湾出版，是我国莎学史上第一部诗体莎剧译本，采用孙大雨首创的“音组”理论，把剧中无韵体诗行翻译成有节奏的语体中文。《新莎士比亚全集》的特点体现在译文语言的新鲜活泼上。译文在保持较高艺术水准的同时，又尽量以口语化的诗体形式表现出来，适合新生代阅读，更适合剧场演出。余光中认为，这样的译本能在舞台上见真章，演员说得上，听众能入耳。

　　　　五、俄苏莎学的影响、繁荣的戏曲莎剧和我们的反思

作为世界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莎学的发生、发展与外来莎学思潮的影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除了英国莎学以外，俄苏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是所有外来莎学理论难以望其项背的。俄苏莎学理论为中国莎学家理解莎士比亚的思想，探悉莎作艺术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方式，研究莎作的主题、形象、结构、背景和艺术特色等方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甚至成为中国莎学研究所遵循的最显赫的理论。俄苏莎学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使中国翻译、研究莎作的人，第一次接触到域外莎学理论。中国发表的第一篇译自外国作家的莎研文章，即登载在《奔流》1928年1卷1期上的屠格涅夫著郁达夫译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

从20年代开始，中国莎评通过对俄苏莎评的译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莎评的译介，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联系自己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国人对莎作有了更深的体会。二三十年代对俄苏莎学的介绍，已经从总体到细微处对“莎士比亚”的剧作有了较系统的观照。这一时期缺乏厚重的中国莎学著述，莎氏也在文艺、思想论争中被涂上了各种油彩。施蛰存在《我与文言文》中谈道“文学遗产”时对苏联莎学作了歪曲的理解。他说，“苏俄起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节‘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这种政治方案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施蛰存的这段话，表明他对俄苏莎学了解得并不多。实际上，重视推崇莎士比亚乃俄苏莎学在近代以来的传统。鲁迅针对所谓“第三种人”杜衡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发表《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抨击左翼文艺赞美民众的态度给予了还击：莎剧确实是伟大的，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1922年5月11日，鲁迅在孔德学校集会上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受邀观看了燕京女校学生演出的莎剧《无风起浪》。鲁迅领导的《译文》杂志从1934年到1936年刊载了苏联莎学家和戏剧家的多篇莎学论文，表明对苏联莎学的关注。

从20年代开始翻译的俄苏莎评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莎学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俄苏莎评的译介，使我们知晓了如群星璀璨的俄国文学巨擘对莎士比亚的推崇；通过对苏联莎评的译介，为中国莎学评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指导原则。1934年茅盾的《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转述了苏联莎学家狄纳摩夫1933年的论文《再多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表明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原则。莎士比亚对英国戏剧的影响一开始就很显著。同时他也影响了许多国外的戏剧家和导演。很多欧美演员都靠演他的角色表现出自己的最高成就，而导演则把排演莎剧作为检验和证明自己导演理论的试金石。在莎剧演出上，中国也深受俄苏莎剧演出理论的影响。50—60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对中国话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法要求演员除运用其他方法外，还要运用情绪记忆，即他对过去经历和情绪的回忆。演员走上舞台不是作为一个人物去开始一种行动或生活，而是作为他先前经历情境的规定性延续，演员曾经进行过精神集中和感觉判断的训练，因而能对整个舞台环境自如地作出反应。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导演理论，几个主要莎剧的演出都得到了苏联专家的指导。苏联莎学权威莫罗佐夫的《莎士比亚在苏联》、《莎士比亚传》，阿尼克斯特等人的《英国文学史纲》、《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等一系列论著对中国莎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的莎评汉译本，几乎成了中国大学外文系、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和莎士比亚戏剧不可缺少的参考书。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也开设了莎士比亚讲座。除了赵澧在文学研究所开设莎士比亚课程以外，在西方文学单元的课程中孙家琇讲《奥赛罗》、《李尔王》，曹禺讲《罗密欧与朱丽叶》，吕荧讲《仲夏夜之梦》， 吴兴华讲《威尼斯商人》，卞之琳讲《哈姆雷特》。从他们的著述中，中国读者才开始 对俄苏莎学研究、俄苏莎学史、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创作获得了不同于西方莎学的比较完 整的莎学知识，特别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莎士比亚的论述，并且逐步加深了 中国读者对莎剧巨大思想艺术成就的认识。[5]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为20世纪最后20年 中国莎学的勃兴作好了准备。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莎剧表导演已经走向成熟，标志为“中国这个学生”离开了“苏联这个老师”，在排演莎剧时鲜有苏联莎学专家指导。1986年在中国的上海和北 京同时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莎士比亚戏剧节，25台包括中国许多地方剧种的莎剧演出争奇 斗艳；’94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上9台莎剧相继展示在中国舞台上，在表导演上这 些莎剧的排演完全依靠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中国莎剧的表演和导演在学习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理论的基础上，已经能够运用我们民族自己的戏曲理论来演绎莎士 比亚戏剧了。[6—7]无论是大型的莎剧节20多种莎剧一齐上演，还是平时零星的演出， 中国人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排出异彩纷呈的莎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在 舞台上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引起了莎学界的广泛注意。东西方交流产生的碰撞，可谓“刚 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系辞上》)，雅俗共赏演绎人生。同时，由于莎士比亚在世 界文学史、戏剧史上的位置，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所以采用中国戏曲演出莎剧 ，显示了中华文化、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和在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方面的主动性、可行 性。以表现手法和设计情节来讲，中国戏曲充满了诗情画意，在自由表现生活时拥有丰 富的手段，既擅长讲故事，又擅长刻画人物心理；莎士比亚戏剧也重视故事的有头有尾 和“大团圆”的结局，强调舞台的“虚拟性”以调动观众的想像力。这就表明中国戏曲 美学和莎士比亚戏剧美学理想无论在外在形式和内在思想内容上都是可以沟通的。中国 戏曲莎剧的出现决不是一时的“标新立异”，对莎剧的现代化和莎学研究的意义是相当 深远的。尽管用中国戏曲演出莎剧还存在着种种不同意见，但戏曲莎剧丰富了中国戏曲 舞台，加深了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理解，提高了中国莎剧的演出水准，促进了中国莎士比 亚舞台艺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先后出现过京剧《奥赛 罗》、粤剧《天之娇女》(即《威尼斯商人》)、越剧《双蝶齐飞》(即《冬天的故事》) 、越剧《王子复仇记》、越剧《第十二夜》、《冬天的故事》、《天长地久》(《罗密 欧与朱丽叶》)、越剧《马龙将军》(即《麦克白》)、昆剧《血手记》(即《麦克白》) 、沪剧《铁汉娇娃》(即《罗密欧与朱丽叶》)、花灯戏《卓梅与阿罗(即《罗密欧与朱丽叶》)、黄梅戏《无事生非》、京剧《乱世王》(即《麦克白》)、京剧《歧王梦》、 京剧《欲望城国》(台北)、二人转《罗密欧与朱丽叶》、豫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庐 剧《奇债情缘》(即《威尼斯商人》)、湘剧《巧断人肉案》(即《威尼斯商人》)、婺剧 《血剑》(即《麦克白》)、丝弦戏《李尔王》、川剧《维洛那二绅士》、东江戏《温莎 的风流娘儿们》、潮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川剧折子戏《马克白夫人》等，共计16 个剧种，12个莎剧在中国16个省市上演，越剧上演莎剧9个，京剧5个。在莎剧改编上既 有“中国化”的改编方法，充分发挥我国戏曲运用丰富艺术手段准确表现生活真实的特 长，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和灵魂的改编方法，又有接近莎翁原作将西方文化与 戏曲形式融合的改编，同时还有用英语改编莎剧的形式。[8]

由于中国莎学所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中国莎学的发展反而引起了俄罗斯莎学界的惊异。中国对俄苏莎学译介的数量仅次于对英国莎学译介的数量，在世界各国莎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居于第二位，而在莎学理论的引进上有时反而超过了对英国莎学理论的引进。更为重要的是在对莎作的评论、研究中，中国莎学学者更倾向于俄苏莎学家的结论，特别是从苏联莎学评论中，学到了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方法，尽管这种莎学理论有时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

中国人在接受俄苏莎学的过程中，苏联莎学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莎评开始引起了中国文学家和中国莎学学者的注意，并且对中国莎学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开创的马克思主义莎学的主要特点是：“力图贯彻唯物主义观点，把莎作放到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强调莎作的历史进步意义，反对把它同中世纪意识形态和艺术方法联系起来看；强调莎氏之人民性；与以上诸点相联系，强调莎氏的乐观主义；强调莎氏的现实主义。”[9]这种研究方法缺乏辩证的观点，带有那一时代的特色。构成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的这些特点，对中国莎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相当一段时期左右着中国莎学研究的方向，而且至今仍然对中国莎学研究起着指导、参考作用。[10—13]

但是，随着中国莎学研究近年来取得的长足发展，对莎作理解的日趋深刻，对马克思 主义的独自钻研，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在某些方面正确性的怀疑，经过多年的思考、 比较、研究，结合莎士比亚作品的实际，中国莎学研究者开始反思：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莎学是否完整、准确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联系历史和时代的影响，苏联马克思主 义莎学中难道没有左的影子吗?是否在苏联的莎学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理解马克思主 义的问题，是否有帖标签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是否有为了适应政治形势将莎士比亚 挪入特定的政治理论范畴为苏联当代政治服务的倾向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以上这种研 究倾向可以说在苏联莎学和中国莎学中都不难找到它的影子。[14]

从中国莎学的发展看，苏联莎学中尤以阿尼克斯特等人的莎学理论对中国莎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成为研究者、学习者研究莎作的指导书。从这些理论中，中国莎学学者才开始获得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较为系统、完整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 比亚的高度评价，成为指导中国莎学研究者解析莎作的有力武器。这种影响不仅过去存 在、现在存在，而且在未来的中国莎学研究中也将继续发挥应有的影响。但是，我们也 应该看到，毕竟中国莎学研究在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正在逐步 或已经初步构筑了自己的莎学理论体系。在反思中我们已经摒弃了苏联莎学研究中“左 ”的影响，认识到过去莎学研究中的偏颇之处，用中国人的眼睛看莎士比亚，用我们民 族传统戏曲理论和实践演绎莎剧。在吸收世界莎学理论的基础上，在总结我们过去莎学 研究理论和莎剧舞台演出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莎学研究理论、方法 ，并且力争在超越前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发展，对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发 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六、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的表现。莎士比亚处于文艺复兴末期，其人文主义思想既吸收了前人的思想精华，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主要是指他的个性解放思想和理想主义。就个性解放而言，它又包含解放人的情感、确定人的地位和开发人的智慧这样三层含义；从理想主义而言，又包括一般生活方式和国家社会政治这两个层面。

中世纪的欧洲，人们被宗教禁欲主义所蒙骗和禁锢，把现世生活当作一场领取天堂入场券必不可少的苦修，极力压抑与生俱来的情感和欲求，扭曲了正常的人性。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大功绩就是从人性论出发，推翻了禁欲主义的谬说，肯定人具有满足正常的情感需求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我们再次听到了对青春和美、爱情和友谊的热烈礼赞。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是那么纯洁无暇、热烈执著，达到莎士比亚爱情题材作品的极致，成为千古绝唱。

中世纪的宗教教义将人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人匍匐在神的脚下，乞求神的恩典，他们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只有恭顺和忍耐。莎士比亚则将人提升到神的高度，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作为自然的最高产物，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人的结果是自己的行为所决定的，而非超自然之物。这一观点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在《哈姆雷特》中，他肯定人的仪表、行为和智慧比神毫无逊色。

在莎士比亚时代，中世纪烦琐的经院哲学和枯燥的宗教教条使人不胜其烦。莎士比亚认为对身心发展有益的、对现实生活有用的知识学问才能开启心灵，增长才干，使人得以改造和征服自然，把人间变成天堂。他借《亨利六世》中人物之口宣告：“知识就是力量，它可以把我们升入天堂”。对莎士比亚来说，理想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情感与理智的平衡，灵与肉的统一，个人和社会的和谐。

莎剧中众多的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尤其是主要角色，人各一面，鲜明突出，以不可重复的样式独立存在着，正如黑格尔所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以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来说，有柔情似水的少女，天真无邪的公主，机智聪颖的女法官，放荡淫乱的贵妇，阴险凶残的妖巫等等。但是，她们的个性、特点决不雷 同。莎士比亚在塑造人物，突出人物个性的同时，极力给他们注入思想的血液，溶进时 代的精神，使之上升为具有认识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典型形象。如哈姆雷特最终成为人文 主义思想家的典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闪耀的是反对封建家长制的、争取爱情自由 的人文主义理想的夺目光彩。

莎剧中的人物，千姿百态，个性鲜明，但他们的性格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甚至这些要素有时还是相互对立的，但莎士比亚却用生花妙笔把他们完美地揉合在一起，艺术地组成多重性格的结合体。[15]莎士比亚揭示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奥秘所在是严格按照人的本身特点来写戏剧人物，因此，他们的性格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变的。莎士比亚刻画人物的艺术关键不在于表现他们说什么、做什么，而在于表现他们怎样说、怎样做，即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他们，使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借具体的行动得到充分的显露。人物的性格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而且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如麦克白还未走上犯罪道路时，正直善良，头脑清醒，他的野心和权力欲被限制在理智的轨道上。当他打了胜仗，赢得了荣誉时，野心便膨胀了起来。他暗杀了国王邓肯，除掉了功臣班柯，杀害了麦克德夫的夫人和儿子，野心驱使他逐渐走向毁灭的道路。麦克白性格的步步发展，使这个人物活了起来。

戏剧受到形式的限制，比起小说来，一般的心理描写往往难以奏效。莎士比亚巧妙地运用内心独白的艺术手段，补救了这一缺陷。他通过独特的内心独白，把各类人物深藏在内心的思想感情，赤裸裸地揭示出来，使他笔下的人物成为具有广阔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形象，他的作品也就获得了巨大的心理真实。在莎剧中最有名的独白大多出自悲剧的主人公之口。这些独白在透视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时，富有戏剧性，能推动情节的发展；有深刻的哲理性，表达作者对现实、对人生的深刻认识。《雅典的泰门》中泰门关于黄金的一大段独白，“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莎剧中哈姆雷特的独白次数最多，他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深刻思索，则是最有名的哲理性独白，是刻画哈姆雷特复杂性格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由此哈姆雷特也成为莎士比亚所创造的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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