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今见较早的屈原、贾谊的传记资料，是后人研究屈原、评价贾谊的重要依据。但由于时代久远，一是间有窜乱，致使其中有些文义前后不相连属，有些记述前后似有矛盾；二是后人认识与理解有所不同，因而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前者先贤时人多做梳理，意见渐趋一致；后者则涉及角度和方法诸问题，争议仍时见简端。
“太史公曰”是史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评价的创格，是《左传》“君子曰”类体制的新发展，其中代表了作者的历史观，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观，体现了作者对传主的基本认识和对事件的基本态度。因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内容的理解，不仅涉及到对屈原和贾谊人生、思想与作品的认识，也可见史迁的历史观、人生观。
一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原文如下：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1]。
这一段文字虽然不长，却存在着不少似乎很好理解却实际颇难明了的问题。
一是其志未详。史迁既说“悲其志”，然未明言其志，故后人“悬揣其意而为之说者则纷如”。
二是文意不好厘清。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说：“赞语凡四转，全以骚赋联合屈、贾，沉挫中有流逸之致。”[2]他虽未直言“四转”为何，但从传赞可见，“悲其志”是一转，读其文，逆其志，悲从中来；“想见其为人”为二转，适其地，念其行，泪由心生；“而自令若是”为三转，观贾文，系屈事，为屈不平；“又爽然自失矣”为四转，读鵩赋，同死生，感怀贾生。这是从结构层次上加以分析。但从文意上进行梳理，其前后似有矛盾：既赞叹其“为人”，又责怪其行事，而二者本应相辅相成。对此，历代学者曾做出不同的解释。刘永济先生在作于1958年的《屈赋通笺》中以“故为跌宕之词”说之：
战代之季，六国君相，争以养士相尚，而士之不得志于秦者，则去而之齐、之楚、之燕，甚而士之不得志于本国者，则助他国以伐本国，如伍子胥之于楚，是也。屈子主合齐以抗秦，又尝使于齐，苟去而之齐，未必不见用。太史公所谓“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也。按太史公此语，故为跌宕之词，故下文又曰：“读《鵩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盖以贾生吊屈文有“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又有“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之词。而鵩赋多道家言，于同生死，轻去就之理，反复陈说，以自广其沉郁之情。屈子非不知此，特以宗臣之义，与国同休戚，且其所学与所处，并异贾生，故不为耳。子长读《鵩鸟赋》而自失以此[3]。
但刘先生未条理原文，细加论说，故致汤炳正先生辩难。
汤先生认为赞语自身的矛盾反映着史迁思想的复杂性，而与《悲士不遇赋》的情感相通。在作于1962年的《〈屈原列传〉理惑》一文说，这段话对屈原生死去就问题的评价有三层意思：1)对屈原大志未遂，沉渊而死的遭遇，表示无限的同情，故云“悲其志”；2)同意贾谊的观点，认为以屈原的才智，应别逝他国，以求有所建树，不当沉渊而死，故云“又怪”；3)以《鵩鸟赋》中“同死生，轻去就”的道家观点作结，说明“去”与“就”固不必过分执著，即“生”与“死”也不能绝对化，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前两观点的补充，故云“又爽然自失”[4]。
他认为，司马迁对屈原虽深表同情，但却同意贾谊的观点而责怪屈原应远逝他国，不应轻生沉渊。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具有代表性。李大明也认为，司马迁论屈原，“从‘悲其志’到归本于道家‘同死生，轻去就’的思想，从思想意识看大致与贾谊同调”[5]。但这样解释，就会产生下面的问题。
三是与传文有矛盾。主张司马迁完全同意贾谊的观点，便会遇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传文中充满着作者对屈原“存君兴国”、“怀石自沉”的礼赞与称扬，传赞却满含着对屈原固守楚国、未游诸侯的不解与责难。对此，汤炳正先生在文中认为传文中评《离骚》的两段文字，即从“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和从“虽放流”到“岂足福哉”两段，均为刘安《离骚传》之语，而且为后人窜入，非史迁引入，因而不代表史迁的观点。但是，除了上述第一段中“《国风》好色而不淫”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段班固、刘勰等明称为刘安语外，第一段中的其他文字“《离骚》者，犹离忧也”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以及第二段文字，均于文献无征，史无旁证；而前者恰与史迁《报任安书》中的思想相为表里。
今人又有不少论著涉及这些问题，但或没有明确论证，或以汤先生之说为立论基础，因此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二
什么是令司马迁悲伤动容的屈原之“志”？千百年来，异解纷呈。有的认为是一种忠君伤谗的愿望，如李晚芳说：“其惜惜君国，不忍遽死者，冀君之一悟，而鬻熊之血食可延；冀谗佞之一改，而高阳之苗裔不斩也。”[6]有的认为是忠义不得施展的哀伤，如王治皞说：“屈、贾以忠义博雅之人，俱逢时得主后遭贬斥，不得已而以虚文自见，此其志有足悲者。”[6]615李大明先生更直接地说：司马迁的“悲其志”，“就是‘悲’屈原‘以彼其材’而不为君王所用，就是‘悲’屈原的不得志”[5]162-163。
章学诚在《为谢司马撰楚词章句叙》中说：
夫屈子之志，以谓忠君爱国，伤痛疾时，宗臣之义不忍去，人皆知之；而不知屈子抗怀三代之英，一篇之中，反复致意，其孤怀独往，不复有《春秋》之世宙也。故其行芳、志洁，太史推与日月争光。而于贾生所陈三代文质，终见馋于绛灌者，同致异焉。太史所谓悲其志欤？[7]
章氏综合前说，创为新意，以屈子之“志”为志洁行芳、孤怀独往。应该说比前人的理解又进了一步，然惜未展开详加论说。
太史公明言“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因而其志意所在，必求之作品而方可得合理之释。
在《离骚》中，诗人把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起来，自豪地叙写“内美”与“外修”，兴奋地描述内政与外交，伤感地指责“浩荡”的君王，愤怒地批判“贪婪”的党人，热烈地追求不悔的理想，低回地陈述心中的犹豫，毅然地宣布自己的死志。诗人将这些内容反复咏叹，或委曲婉转，或高亢激越，因而全诗波澜起伏，并一次次地将情感的波澜推向高潮。所以，司马迁在传文中或称引刘安之文，或申述自己之意，说《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因而《离骚》之“志”是披香戴芳的高洁之志，是勇于抗争的坚韧之志，是以死殉国的不悔之志。
《天问》是一篇奇文，全诗以一“曰”字领起，在374句诗中，一连串提出了172个问题。诗人置身于无穷无尽的宇宙空间和无始无终的历史长流中，发出了震撼天地、响彻古今的滔滔诘问：从宇宙未成的混沌状态，问到天地上下的各种现象；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问到夏商周三代的兴亡；从洪荒久远的史事，问到楚国的现实和他自己的遭遇！天文、地理、历史、哲学，诸如宇宙本原、天体构成、神话传说、天命注定、兴亡治乱、寿夭祸福，总之，诗人把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一切都调动起来，构成一个个穷之难尽、纷至沓来的问题，林林总总，而又咄咄逼人。但正如林云铭所说：“滋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兴亡作骨。……全为自己抒胸中不平之恨耳！”可以说，《天问》之“志”是通古贯今的探究求索，是顶天立地的孤独感受，是叩天问地的不平之鸣！
《招魂》在“巫阳”的招魂词中，历陈天地、四方之险恶，极写楚国之美好，将深挚的感情寄托于铺排的描述之中。诗人写到天、地、四方均非久居之所：东方有千丈长人，专食鬼魂，十日代出，炎热无比；南方是蛮荒之地，生灵野蛮，荆棘丛生，凶兽纵横；西方流沙千里，旷野无极，五谷不生，土地烂人；北方冰雪连绵，寒冷难耐；人间向往的天堂是天门九重，虎豹守关，神怪往来，啄害下人；阴曹地府更是恐怖异常，妖魔怪兽穿行不已，头角锐利以人为食。只有楚国环境幽雅，五彩辉映，人盛物丰，安宁祥和。因而诗人热切地呼唤：“魂兮归来，返故居些！”这样看来，《招魂》之“志”是魂兮归来的热切呼唤，是固守宗国的铮铮誓言，是流观天下的理性抉择。
《哀郢》的作意虽有争论，但不管是王逸主张的“虽被放，心在楚国，……蔽于谗谄，思见君而不得”之作，还是汪瑗倡导的为秦将白起破郢而作，抒写悲愤忧伤之情则为历来学者所共认。诗人以被放逐离开故都而漂流的路线为经，以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为纬，纵横交错地描写了自己辗转流徙的艰难经历、百姓离散相失的悲惨境遇、楚国谗人高进贤人远引的黑暗现实，抒发了诗人去国怀乡的哀怨和国势日蹙的悲愤。那么《哀郢》之“志”是顾念“旧乡”的拳拳忠心，是哀时悯乱的殷殷热肠，是“狐死首丘”的坚定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离骚》、《招魂》、《哀郢》三篇作品的篇末都有一段“乱”辞。“乱”本是乐曲的尾声，在楚辞中，这些乱辞往往归结全文，是全文内容的收束与概括。《离骚》的乱辞说：“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开头一句就表现了对现实政治的绝望，无人理解的孤独、欲说还休的苦痛、美政难以实现的悲哀，最后化为以死殉国、殉理想的不悔决心！《哀郢》的乱辞说：“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在漂泊之地，他极目远眺，冀盼能够早日返回故都，那里才是他实现理想、发挥才干的希望之地。尽管他被谗受害，遭遇种种不公，但是他系怀国家的感情、苏世独立的人格却始终不变！《招魂》的乱辞则从叙述自己初春时节被逐南行写起，沿途的山川草木使他眷恋不已，也使他感慨不已，为自己忠而被谤的不幸，为当时执政者苟且偷安的享乐，因此最后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悲鸣！蒋骥说：“卒章‘魂兮归来哀江南’乃作文本旨，余皆幻设耳。”这些“乱曰”之语虽很简短，却均为点睛之笔，深刻而充分地概括了全诗主旨，点明了作者心志。
由以上分析可见，屈原之“志”正是他贯穿于全部作品和整个人生的热爱故国的深厚感情、坚守高洁的可贵气节和追求美政的斗争精神。而对这种感情的肆意践踏、这种气节的不被理解和这种斗争的最终失败，正是屈原的悲剧所在，是楚国的悲哀所在，也是太史公的悲情所在。
三
传赞中“怪”的主体是谁？“爽然自失”是何意？这是理解这段文字的又一关键之处。清何焯《义门读书记》曰：“赞又怪屈原以彼其材云云，即赋内历九州二句，谓贾生怪之也。爽然白失，亦谓贾生。”认为是在客观上叙述贾谊的观点。而更多学者认为这是司马迁的思想，是以赞同贾谊观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前引汤炳正、褚斌杰、李大明等先生的观点即为此例。
从文意来看，“怪”的主体仍是史迁。“读《离骚》……适长沙……观屈原……及见……又怪……读《鵩鸟赋》……又爽然自失矣”的主体均为“余”，是司马迁，这样才文气通贯。贾谊被贬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赋中一方面同情屈原的遭遇，由于生不逢时，在“阘茸尊显兮，谄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黑暗现实中，屈原坚持高洁，“乃陨厥身”。对此，贾谊深表同情，因而他“敬吊先生”。另一方面，他又不同意屈原最后的选择，不必宁赴湘流而固守楚国，赋篇最后的陈词便是表达这一思想：一者曰既无人理解自己，则可远逝他国；二者曰世风险恶，容不得圣贤在位；三者曰要懂得深潜高翔，要明哲保身，相时而动。
贾谊以才能“超迁”，遭到高官勋贵的嫉恨谗害，际遇与屈原相同。他由自身之遭遇遥想屈原之处境，因而对屈原充满景仰与同情。但他生当汉世，政治上已然一统，思想上亦渐趋一致，战国时代的自由与解放使他心向往之。因而他对屈原离尤殒身的劝阻，既是对自己无咎被贬、怀才不遇的激愤之词，也有对政治多元、思想自由时代的向往之意。司马迁的遭遇与感慨与此相类，所以他对贾谊的个人观点是赞同的，这正是史迁责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来由。
“爽然自失”即茫然自失。为什么会茫然自失？“自失”的原因何在？汤炳正先生认为“是史迁也同意贾生‘同死生，轻去就’的论点而认为前面所说生死去就问题也未免太绝对化了，故感到‘自失’”，“它是代表了史迁对屈原生死去就问题的个人看法”。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是，既然感到“自失”，修改或删除也就可以了，何必使这种失误仍然存在并“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呢！于情于理显然难通。笔者认为，“自失”的原因就在于读了《鵩鸟赋》，“自失”所指是自己责怪屈原的态度。
《鵩鸟赋》之作，已是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三年之后，“卑湿”的环境使他神意消散，“谪居”的处境更使他悲哀无限。因而，当“不祥”之“鵩鸟”飞入馆舍，“止于坐隅”，自然使他产生了“寿不得长”的联想。于是他“为赋自广”，自我宽解，自我安慰，实际也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救赎。《鵩鸟赋》的主体是假托鵩鸟对自己所提问题的回答。贾谊的问题一是吉凶，二是迟速，归根结底是一个生死忧患的问题。鵩鸟的回答一是言万物变化之道，二是言生死齐一之理，归根结底是一个“遗世忘形”的问题。万物变化，既无穷无息，又相互转化。无穷无息，因而无以尽言其极，也不必穷尽其极；相互转化，因而无以明断吉凶，也不必分清吉凶。人生各有不同，有的为利驱遣，有的为名奔忙，只有那些摒弃了物欲、不羁于时空、超然于生死的“大人”、“至人”、“真人”，才得到了人生的真谛。显然，贾谊立论的根本在道家思想。清人王伯海在《评注昭明文选》中说：
前半是见天道深远难知，世间生死得丧，皆有定分，但未值其时，难以逆亲，私忧过计，总属无益，安见鵩鸟定为不祥，此一自广法也。后半见生必有死，生不知其自来，死何妨听其自往，而以达人、大人、至人、真人、德人，博征众说，见皆能自外形骸，不累生死，达观旷怀，与道消息，即鵩鸟为不祥，何足恐怖，又一自广法也。
他是借老庄“一生死，齐得丧”的思想排遣内心的郁结。所以司马迁说《鵩鸟赋》是“同死生，轻去就”。既然生死不过如此，何时得生何时赴死，自不必强求。死生既可齐同，去就何足争辩！所以没有必要非要求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不可。在史迁看来，贾谊的思想是矛盾的。从汉文帝三年（前177）贾谊作《吊屈原赋》，到汉文帝六年（前174）贾谊作《鵩鸟赋》，时移事变，贾谊的思想自然会发生许多变化，再加上贾谊为此赋有“依托老庄，强为排遣”之意。所以，二赋所表现的思想自然不甚一致。如果说前者还有些愤激的话，那么后者更多的则是排解了。
在司马迁的思想意识中，生无理想，生亦何为？死既警世，死不足惜！他生死观的核心是价值的轻重：“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因而在《史记》中，他既肯定“不轻于一死而能别有建树”的人，如伍子胥、魏豹、彭越、季布、栾布等，又高度评价那些视死如归、“知死必勇”的人，如项羽、李广、荆轲等，赞美他们以死来殉自己的事业，来维护人格的尊严，来展示不屈服的精神。因而他感到前面受贾谊感染而对屈原的责怪是不适当的，所以在这里说自己“爽然自失[8-10]。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中反映了司马迁评屈思想中的一些变化，也展示了史迁反思的过程，但其基本思想并不矛盾。“爽然自失”一句，是对自己“怪屈原”思想的否定，是认为其“失”。由此，可以认为司马迁在屈原本传中论屈的思想是一致的，始终如一的，文中所记所论与《太史公自序》称“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的作传缘由、与《报任安书》中“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思想也是一致的。由此，怀疑传中对刘安语的引用为后人窜入、怀疑对《离骚》的评论亦为刘安语的窜入，也是没有根据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503.
[2]李景星.《史记》评议[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87.
[3]刘永济.屈赋通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7:12-13.
[4]汤炳正.屈赋新探[M].济南：齐鲁书社，1983:17-18.
[5]李大明.汉楚辞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06.
[6]杨燕起，赖长杨，陈可青.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615.
[7]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八[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26.
[8]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0]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