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超一流的文学家必有超一流的品格；没有超一流的品格绝成不了超一流的文学家。因此，后代的研究者如果想要准确地把握这些超一流文学家创作上的最动人之处，必须把握他们超一流的品格。如唐代的两位超一流诗人李白和杜甫，各有其超人的品格。杜甫难以企及之处在于他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李白最崇高的人格在于对人权、人性的尊重，可以算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人权主义者。

那么苏轼最动人之处是什么呢？概而言之就是至真至浓、至深至广的人情，或曰“情味”。苏轼尝自云：“诗人情味真尝遍，试问于今底处亏？”（《次韵柳子玉》）可以说，苏轼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富有人情味的作家。如与李白、杜甫并比，我们不妨称他为最伟大的“人情主义”者，尽管这个词有些生硬，但只有这顶桂冠才能揭示出苏轼最过人的魅力所在。人情主义的头衔看似不如人道主义、人权更堂皇，但究其实，它实在是公行于天下的最高准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是能否爱人，能否被人所爱的根本。更何况对于文学家和诗人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文学与诗的本质终究是情感的，只有对任何人、任何事，时时处处都饱有感情，才能拥有创造的原动力和激情。因而相对人道主义、人权主义而言，它更贴近文学的本质，也更贴近诗人的本性；相对文学与诗而言，它可能是对人道主义、人权主义更趋向本质与本色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政治与哲学的层面上也许不见得多高，但在文学的层面上却显得更深，更贴近生活。

苏轼最富有人情、最推崇人情的表现之一就是发扬“仁者爱人”的精神，以博爱的胸怀热爱所有的人。苏轼尝自称“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又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见《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二所引）正因为苏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他才能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歌颂；他才能领略到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是那么美好，那么值得珍惜；他才能写下那么多充满温情的歌颂友谊的篇章，从而极大地扩展了诗文创作的题材。“文学即人学”。而要写好“人学”这部大书，首先就要了解人，热爱人。而它的关键就在于你是否自觉地投入全部的感情，并深刻地理解周围所有人的感情，使自己与别人能从感情深处息息相通。可以说，这个“情”字，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最基础、最本质的因素，缺乏“人情”，就谈不上什么人道主义、人权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可谓中国古代文学家中最重人情的第一人。

苏轼最富有人情、最推崇人情的表现之二是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他能用极富人情味的观点来对待各种生活，并从各种生活中发现美好，发现哲理，发现生命和生活的真谛。他能充分享受顺境时的日常生活，并能从中发现美。日常生活在苏轼看来并不单调，他从不避讳物质享乐，包括口腹之乐、饮酒之乐、品茶之乐、丝竹之乐、沐浴之乐以至声色之乐。当然，他更注重的是精神之乐和翰墨之乐。

更令人钦佩感动的是苏轼还善于以旷者的胸怀、达人的修养、哲人的睿智来对待逆境中的苦难生活，并能在对苦难生活的咀嚼中，在对痛苦经历的体验中，在对不公遭遇的抗争中，在对黑暗政治的揭露中，把这些人类有时很难抗拒的苦难人生发掘出来，展示出来，把它撕成碎片，加以咀嚼，并在反复的咀嚼中，经过品味、体悟、分析、整合，从而使这些痛苦也变成一种美——一种悲剧美；从而使人体验出除了愉悦美之外，还有一种更深沉的、更震撼人心的悲剧美。

“生活即诗”，“诗即生活”。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必须的前提是热爱生活。这就要求诗人对生活更敏感、更投入、更理解、更理智，不但能从直接感性的角度去热爱幸福欢乐的生活，而且能从更高、更深的理性角度去揭示与体味苦难艰辛的生活。诚然，生活有时是不公正的、丑陋的，但能够品味并揭示它们，而不是仅仅忍受、诅咒它们，恰恰是诗人与俗人的区别。诚然，苦难在原形的社会生活中是痛苦的，但在高于原形生活的文学中，它也是一种美。谁拒绝这种美，谁就不能成为真正完美的诗人；谁进入了这种美，谁就能成为诗人；进入得越深入，就越能成为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