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政客当道，但却缺少真正政治家的时代，我们必须衷心缅怀那些逝去的伟人。虽然李光耀治理的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城邦国家，但是他和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一样，都是过去50年间亚洲最主要的政治家。
这两位伟人——一位是身材高大的客家富商家族后裔，一位是个子不高的中国革命家——虽然背景不同，但有着共同的实用主义治国理念相似，而且治国方略被广为借鉴。他们的遗产现在遍布亚洲，到处都是城市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景象。
然而，李光耀是提出亚洲经济发展之道基础理念的第一人，将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国家引导型经济、专制政体相结合。虽然这两个国家都强力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令西方尤其是西方媒体颇为不满，但它们并不拒绝外资、科技以及那些希望通过亚洲的发展谋利的资金。
在20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中，英美资本或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轮扩张的缔造者却是李光耀和邓小平。
李光耀的成就
李光耀在1959年至1990年间担任新加坡总理，是史上最长的国家总理任期。但他的伟大绝不只是表现在其任期上，更在于他罕有的治国才能和成就的持久性。从新加坡独立至今，李光耀设计出一个世界公认的最成功、治理最好的城市。
1965年，在新加坡毅然脱离马来西亚后，国家前景远谈不上一片光明。失业率居高不下，新成立的国家充斥着华族、印度裔和马来人之间的内部民族冲突，还有当时南亚地区保守派与共产党之间遍地开花般的政权斗争。经过一段时期高速而粗放的增长，作为亚洲的大都市、重要的经贸中心，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1990年时已达到2,667美元，是当时东亚各国平均值的两倍，仅次于同一地区的日本，但依然落后于欧洲和北美国家。
面对隐约作现的危机，李光耀做出的应对，就是建立一个带有适度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政治体系，采取旨在吸引外资和打造制造业的发展策略。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将重心放在发展现代基础设施——从港口、道路一直到教育——这些是重中之重。
人民行动党最卓越的成就可能就是建屋发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的创立，它让绝大多数新加坡人从棚户区搬入面积虽小，但整洁而现代化的公寓。随着亚洲房地产市场的升温，建屋发展局有效抑制了新加坡的住房成本，使得新加坡的房价比中国一线大城市、香港或东京的房价要合理得多。
李光耀相信，让大多数人居者有其屋，将使新加坡更加稳定，但还不足以使其变得富足。在他的引导下，所有的一切——从街道清洁到发展世界上无可争议的最佳初等教育体系——都是按照吸引外资企业和技术人才而精心设计；而当时的中国、印度以及多数东南亚国家，要么闭关锁国，要么陷入灾难性的国内矛盾，要么就是被权贵资本主义所把持。
随着国际资本的到来，新加坡成为国际公司钟爱的落脚地。1968年，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在新加坡成立一家芯片制造厂，后来李光耀高度评价，并促使新加坡转型成为一个科技热点地区。
2011年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Roland Berger）的研究将新加坡列为欧洲公司在亚太地区建立总部的首选地。在新加坡拥有亚太总部的公司包括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以及家乐氏（Kellogg’s）。和规模大得多的东京相比，现在新加坡拥有的地区总部是前者的两倍多，亚洲其它欠发达的大城市则更不用提了。
李光耀的中国传统
毕业于剑桥，行为举止有着英国贵族风范的李光耀，将英语提升为该国的主要语言，此决定使得新加坡对外国投资者和劳动者尤其具有吸引力。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依然非常中国化。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将英国议会形式与高度独裁、中央集权的领导体系相结合。作家亚历克斯?乔西（Alex Josey）将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中的角色，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崇高领导地位来比拟。
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发现新加坡的发展模式非常值得当时贫困交加的中国来借鉴：一套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能吸引全球资本。据李光耀后来回忆，邓小平当时就被新加坡的现代繁荣景象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李光耀在他撰写的名为《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Third World to First）的书中回忆，“成为中国人民应该可以实现的最低限度发展的参照标准。”
今天，任何来访中国的游客都可以看到邓小平规划的成果：五光十色的城市、遍布各地的学校、现代化的道路和交通系统以及一片的繁荣景象，并因此将这个众多新加坡人的故乡提升到几乎无法想象的高度。
但是这对于那些信仰自由民主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尽管新加坡大体上比中国更自由，但新加坡的模式的确向中国共产党表明，更“自由”并不意味着能更繁荣。这被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奉为圭臬。
李光耀离去后的新加坡
李光耀建立了新加坡的繁荣和秩序，但他的成果是否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就不得而知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共和国的技术官僚治国论；李光耀或许堪称新加坡的“国父”，但是他始终没能留下像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那样能将国人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信仰体系。李光耀的治国方略仅仅是实用有效而已。
实际上，尽管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升民族认同感，但最近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半数的新加坡人对自己的国民身份漠不关心，只要自己的财富能够得到保护即可。随着新加坡人纷纷信奉前外长外拉惹勒南（S Rajaratnam）描述的那种“拜金主义”，宗教和家庭等社会稳定力量渐渐弱化。宗教信仰缺失的证明是，这个高度繁荣的城邦，现在正加入希腊、西班牙、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和海地的行列，成为世界上国民情绪最悲观的国家之一。
因此即使新加坡已经实现了繁荣，但是不满的情绪仍然与日俱增，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也降至独立以来的最低水平。人民厌倦了政府的管制，以及日益升高的生活成本，许多新加坡人正在考虑移民他国。目前已有约30万名新加坡民众生活在国外，几乎是十比一的比例。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高达半数的新加坡人表示如果有机会将选择移民。
李光耀所创造的这一功利主义的天堂，将不得不面对如上海、北京这样的中国城市的竞争，新加坡前贸易与工业部部长孟文能指出。那些曾经将经营设在新加坡的公司，现在正面临迁往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压力。以往在亚洲，可供发展先进技术和服务的地区很少，但是现在却很多。仅中国就有13个规模超过新加坡的城市，其中许多有着令人惊叹的现代基础设施，以及远比新加坡更为廉价的劳动力。
人民行动党的政策处方也引起民众广泛的不满。而其中一项提案尤其不得人心，该提案提出，到2030年，政府将通过大范围的移民政策，将新加坡人口由原本的500万提高至约700万。为了适应这种增长，规划师建议修建一个大型地下城市，内设大型购物中心，公共区域、行人通道以及自行车道。即使是温顺友善的新加坡人，想到要像科幻小说《时间机器》（Time Machine）里的莫洛克人那般生活在地下，恐怕也会望而却步。
新加坡更加依赖输入劳动力，因为新加坡的出生率居全球最低，这一点并不意外。很多新加坡人认为外国人口的涌入，使得他们自己有身在异乡之感。1980年，新加坡超过90%的居民是本国人口。如今，这一比例降至63%，而到2030年，如果政府计划实施，届时外国人口将超过本地人。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李光耀的成就都不可否认。在他的领导下，一个分裂、困顿的城市变成了散发着耀眼光芒的现代化大都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们不禁会思考，在所有现任领导人当中，是否会有人在离世时再创李光耀式的传奇。
译 杨宏 校 李其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