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上古时代的决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6 次 更新时间:2015-03-23 12:30

陈良  


上古时代的决策


     决策,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决策正确与否,是决定工作或事业成败的关键。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决策,直接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兴衰。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富有智慧的民族,早在上古时期就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决策机制,制定了较为合理的决策规则与方法。《尚书·洪范》这篇古老文献,记载了箕子向周武王提出治理国家的九条法则;其中第七条,就谈到古代帝王如何进行决策。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箕子这段谈话表明,君主处于犹豫不决的时候,该如何做出抉择。为了确定做还是不做,行还是不行,君主应当召集卿士、庶民、卜人、筮人与自己(共五类代表)一起商议,通过表决进行决策。这五类代表,代表着各个方面的意见。君主,代表君主个人的意志;卿士,代表官僚集团的意愿;庶民,代表平民百姓的意见;卜人、筮人,属于智囊人物,相当于现今知识精英,他们通过龟策,反映上天与神灵的意愿(包括自然境遇)。

需要说明的是,龟策在现代人看来颇具迷信色彩,但在那个时代算是不太科学的科学。毕竟处于农耕文明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很不发达,人们对自然奥秘知之甚少,而农耕生产与人类生活又与自然条件密不可分。既然人与自然密切相关,我们的老老祖宗在敬畏自然的同时,力争了解并利用自然,探索出与此相关的预测方法。相传,“伏羲得河图,夏人因之,曰《连山》;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烈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另据《易论》载:“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可见,夏商周三代都有过龟策或占卜预测。不管上述预测方法是否科学,从概率角度讲,至少有50%的准确性,故而不能一概否定。况且,卜筮预测的结果,只是决策的依据之一,权重也有限;卜筮时,遵循服从多数的原则,三人占卜,以二人结论相同为准。

    上述五类代表都可以发表意见,依据各种表决结果进行抉择。箕子认为,在六种情况下做出的决策是吉利的,或者说可行的。

    第一种,全票赞同,即“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这种情况下,所做出的决策符合君意、官意、民意、天意与自然条件,名符其实“大同”;施行之后,就能“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可谓大吉大利,皆大欢喜。

    第二种,三票赞同(即“汝则从,龟从,筮从”),两票反对(即“卿士逆,庶民逆”)。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做出决定,施行之后,也算吉利。

    第三种,也是三票赞同(即“卿士从,龟从,筮从”),两票反对(即“汝则逆,庶民逆”)。尽管君主、庶民反对,另有三类代表赞同,也可以施行。

    第四种,还是三票赞同(即“庶民从,龟从,筮从”),两票反对(即“汝则逆,卿士逆”)。这种情况下,即使君主、官僚反对,只要顺应民意,仍然可行、吉利。

    第五种,两票赞同(即“汝则从,龟从”),三票反对(即“筮逆,卿士逆,庶民逆”。这种情况下,应慎重决断,“作内吉,作外凶。”

第六种,两票赞同,三票反对,亦即“龟筮共违于人”。出现这种情况,“用静吉,用作凶。”也就是,不可轻举妄动。

通过上面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出:上古君主在决策的时候,通常会综合考量各方面意见,最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而不是凭君主个人意志独断专行。如果全票赞同,无疑可以下决心做,施行效果最佳;如果三票赞同两票反对,也可以决定做,施行效果尚可;如果两票赞同三票反对,就要慎重考虑,付诸实施,效果可能喜忧参半,有凶有吉。依此类推,如果一票赞同四票反对,肯定不能做,硬要施行,恐怕凶多吉少。

       事实上,箕子所说的决策原则与方法不愧为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的法宝,值得学习与借鉴。在重大决策上,君主应把个人意志与卿士、庶民、智囊的意见结合起来。历史证明,帝王如若尊重并倾听多方面多数人的意见,就可以获取较为全面的信息,从而集思广益,便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并取得良好效果;反之,帝王如若自以为是,不尊重不倾听多方面多数人的意见,只听信片面意见,或凭个人意志决断,就必然导致决策失误,终将造成严重后果。

    周厉王为了增加赋税,不听大臣(卿士)的劝阻,一心实行“专利”,侵害庶民的利益,国人因此怨声载道。于是周厉王果断采取措施,指派巫师监视国人,发现哪个议论“专利”或咒骂厉王,就抓捕处死。从此以后,国人“道路以目”,再不敢开口说话。听不到反对声音,周厉王不由得沾沾自喜;宰辅召公规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周厉王置之不理,仍旧施行高压暴政。国人最终忍无可忍,共同起来造反。周厉王成为无人拥护孤家寡人,只好灰溜溜地逃跑,不得不下台,流亡到彘地。

    东汉桓、灵二帝时期,外戚、宦官两股势力异常强大,君主宠信外戚、宦官,在重大决策上,听任这两股势力做主。尤其是灵帝,让宦官牵着鼻子走,大兴“党锢之祸”,对评议朝政的士大夫和太学生予以严厉打击,使得当时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汉王朝因此走向灭亡的不归路。中晚唐以后,唐王朝逐渐衰落,除了藩镇尾大不掉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贞治、开元时期所形成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联合协商的决策机制遭到破坏,君主信任或屈从掌握禁军(神策军)的宦官,往往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南宋时期,先后出现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他们要么依君主意愿行事,要么恃君主恩宠专权,而君主不能依据多方面意见进行决策,这样的王朝终究难逃灭亡的命运。

    时过境迁,跨越三千多年,如今再阅读箕子这段谈话,仍让我们对上古先贤肃然起敬。我们不禁感叹,如此古老的决策机制与原则,不仅充满着极高的政治智慧,也包含着很大的合理性。在当今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人们仍需要对诸多事项做出决策。根据与时俱进的脉博,《尚书·洪范》中所说的五类代表,其实可以类比置换为领导人、公务员、人民群众、智囊团和社会精英。如果按照箕子指示的原则与方法,综合这五类代表的意见进行决策,恐怕不会有太大的失误。换句话说,老老祖宗的这一套,并不腐朽落后,还是值得借鉴的。



——原载2015年第3期《群言》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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