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这个说法是雷墨先生讲的，按中国的标准雷墨还很年轻，他以前为《时代》杂志做编辑，在北京住了几年下来，越来越觉得拿西方现有的关于中国的“筐筐”（STEROTYPES）来看中国当下的发展有问题，甚至有偏见，说不清楚，于是提出这么个新的说法，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很多人会说，哪有什么北京共识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吗？

的确，我们是在摸索、探索，其中不乏分歧、争论，很多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而雷墨本人是意思，恰恰是说，不论这里有多少问题、风险、不确定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没有简单遵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

其实，即使连所谓“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也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更不用说有什么“共识”了，那不过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很少部分人之间的“共识”。本书所收录的Williamson的文章对此有很清楚的说明，“华盛顿共识”这个术语最初是在1989年提出的。在国际经济学研究所举办的一个会议中，我在论文中第一次使用‘华盛顿共识’这一书面语，用以衡量OECD一直认为适当的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拉美经济政策的发展经济学旧观念。”[1]

我第一次听雷墨先生谈他这个“北京共识”，是2004 年5月我们在伦敦举办论坛的时候，那时英文版的文章还只是个初稿，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一上来就说“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2]

从2004年5月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北京共识》也不胫而走，先是在《参考消息》，后是在各种网络上，都有体现。我的考虑是，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有所谓“北京共识”，而在于：身为中国学者，我们自己对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有什么说法没有？如果还没有“共识”，有没有诸如“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这样的可能，其不只是罗列一些现象，而是某种概括甚至是“模式”？

我们过去有一句老话，“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毛主席讲的。这个话教育了我们很多年，那个时候我们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最终是要“解放全人类”。但究竟什么叫对人类有较大贡献？我们过去是不清楚的。1978年改革以后，邓小平有一个解释，叫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贡献。而什么叫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我们又很多年也没搞明白。转眼间到了1989年，因为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全世界就开始封锁中国，重新改变对华政策。我们78年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基本上是受到一片欢呼的。在我自己的印象中，80年代中期我在欧洲，那边的舆论说中国什么都是好的，那会儿是说到苏联什么都不好，而到89年一下子翻过来了，一说苏联什么都是好的，一说中国什么都是负面的。[3] 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几年都讲，我们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这么少的耕地养活了这么多的人，解决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还在英国，当地人不大明白这个事。英国人老问我，说你们中国人到底要吃多少饭，他们就是不懂这个事，解决了吃饭问题，怎么就是个伟大的贡献呢。我说你们是所谓的“富裕社会”，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

我们过去多少年来，至少清朝中期以后，吃饭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19世纪后半期大20世纪前50年，这100年中许多动乱、起义、革命、战争，都与吃饭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密切关系。孙中山提出要“耕者有其田”，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后来经过土地革命，搞了土改，才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4] 1950年代以后又有合作化的努力，集体化的努力（包括被证明是失败了的“大跃进”），都是试图要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一个是为了解决多少年来的“一盘散沙”和“任人宰割”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要解决粮食生产或吃饭问题，那时叫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问题，现在叫“粮食安全”问题。中国这么大，一方面粮食不可能完全依靠外援；另一方面，虽然国面积大，但是（人均）可耕地少得可怜，南北东西自然差距太得惊人，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如果不组织起来，就可能今天这里水灾那里旱灾，逃荒啊，难民啊，在所难免，到了极端就是骚乱和起义。于是，在搞完土改后，就要搞合作社，“大跃进”失败后，也只是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还是为了有个集体作基础，不至于两极分化。后来文革期间就“全国学大寨”，听起来是很激进的方案，要几千年的小农走高度集体化的道路，怎么可能呢？但是在实际层面，“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很具体的内容实际上是要解决吃饭问题，那会儿南方叫“过长江”，北方叫“过黄河”，要解决粮食亩产问题。1975年，毛主席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还不断问，为什么粮食产量大寨做到了，别的地方做不到，一年做不到，三年行不行，三年做不到，五年行不行，五年做不到，十年行不行？所以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还专门到大寨去开了个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并代表中央做报告，要解决粮食产量问题。老实说，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多少年，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才又由农民自己摸索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叫“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一直到今天，我们说改革的伟大成就，第一个还是这个，通过改革，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吃饭问题。

不仅如此，现在的问题确实是不一样了。近代以来多少年一直都有饥荒灾害、难民流离失所，现在则是粮食吃不完、藏不好，种粮不划算。即使在宁夏、甘肃、山西、内蒙、云南、贵州，在这些省的贫困县，许多偏远山村的老百姓也藏粮不少，他们已不怎么担心饿肚子、揭不开锅，而是怎么避免藏粮被老鼠吃掉或避免霉掉、烂掉。现在饿肚子揭不开锅情况已经很少了，除了内蒙新疆可能因为一场大雪羊死掉了很多那种灾害外，在正常年景下,吃饭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基本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说我们不仅是脱贫，甚至也不仅是基本解决了温饱，而是进入了初步的小康。从毛主席讲“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到80年邓大人说“把中国人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再到89年以后连续几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用这么少的耕地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如何了不起，再到今天，改革20多年下来，就要求我们回到中国发展的道路问题上来，就涉及到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不仅用如此有限的耕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我们讲“中国特色”，当然可以列出许多，但第一个其实就是“人多地少”），而且在许多领域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现在的问题是片面追求高增长（例如从技术上说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代价的增长，或者从结构上看以扩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为代价的增长），还是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下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更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原来讲的“实现现代化”是不一样。最早提出的是工业化，从晚清民国就提出来了，晚清的富国强兵啊，民国的强国富民啊，都是要迎头赶上，要使中国也工业化。到了“五、四”，提出科学与民主，就不只是经济上如何工业化了，而有了要把中国建设成现代社会是意思，后来战争打乱了这个进程，不得不通过革命，革命以后再搞工业化，1950年代是第一个高潮，到了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加个限制词是“社会主义的”，包含了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领域的现代化，1975年四届人大上总理抱病做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这四个现代化。1977-78年以后年再把它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而这里的重点还是工业化。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过去讲的工业化，基本是以西方特别是英国的经验为基础的。而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工业化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它是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共同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从制度到观念的东西，即所谓的“现代性”。但是，这绝不只是一个人口比重意义上的“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或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的过程，而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它是通过对内建立雇佣劳动与剥削，对外侵略扩张、殖民移民，并把这两个过程都从文化意识形态上加以合法化来完成的。那么如果中国也要搞工业化，既不可能对外搞战略扩张，对内甚至也不能够通过搞剥削，所以搞了集体化、合作化、公私合营什么的，想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来搞工业。这个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怎么从理论和实践上不重蹈资本主义复撤，怎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工业化还有一个问题，它是第一次以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方式远离自然、破坏自然。农业文明虽然没有采集和狩猎那么接近自然，但基本还是个自然经济形态。有人类文明以来，最早是狩猎、采集，到第一次定居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一个是定居了，一个是依赖对土地的开垦。比较早的文明形态包括我们今天说的中华这种文明形态，晚近也有通过大牧场的，那是把农耕也工业化了（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而我们一直是小农为主，直到今天几亿农民分散作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也是基本的国情之一。

而工业化呢，一个特征是远离自然，把人组织到非自然的环境下，或者是创造一个比如工厂、车间那样的东西，这些东西都集中在城市里，远离自然，来搞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第二个特征是把大自然作为剥夺、掠夺的对象，把大自然作为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包括森林、矿藏、木材、淡水，一直到整个自然的一切，乃至生物和动物，都作为我们征服的对象，战胜的对象，甚至是破坏和消灭的对象。所以即使是撇开资本主义这个纬度，只讲工业化本身，它其实也是高度组织化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远离自然，而为了远离自然，就必须高度组织化，大规模的制度、设置，把人组织到一个个车间一个个工厂，使人成为一个个齿轮和螺丝钉（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对此有过经典的写照），第二个特征是以人和自然的对立最后人战胜自然为基本的预设，就是我们要战胜它、征服它、消灭它。

回到中国语境，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维度，只讲技术意义上的工业化本身，对我们（不只中国，还包括印度等后发的人口大国）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有那么多自然资源来征服、来消灭吗？

从文化-意识形态上看，这个把世界日益工业化的过程，是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密切相关的。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甚至启蒙以来）最基本的认识模式就是主观/客观、人/自然、文明/愚昧、现代/传统等二元叙述，后者是要被消灭的对象。这几乎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定势或基本框架，说的无非就是如何使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它构成了社会学最基本的叙述框架。但是，这个叙述，实际上是以英国18～19世纪的局部经验为主要依据的，而英国所覆盖的面积和人口，实际上是很小的，但它这个经验所概括出来的东西后来竟然演变成了具有普遍主义（所谓的“普世性”）特征的理论。一切社会，不论他们的自然、地理、文化、历史有什么区别，都必须这么做，借用马克思的话，这给了英国“过多的荣誉，也给了它过多的侮辱”。

中国现在所走的道路，至少和18世纪以后英国的工业化的过程是不一样，18世纪工业化的过程是在一个很小地方发生的，在此之前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荷兰、再到意大利，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的工业化，主要是指英国的工业化，它伴随的不仅是内部高度组织化和远离自然的征服，也包括对外扩张、殖民、侵略。回到中国这个语境，这个事情要复杂的多。中国语境下的人与自然、劳动与土地、包括农业文明与现代人的关系，其实和英国格局是很不同的。中国的整个历史语境与英国/西欧差得很远。中国由于“错过了历史机遇”（再也不能对外移民、殖民、侵略）、高度的资源制约（人均耕地、森林、淡水等无法与西欧比）等原因，不仅不可能重复英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甚至（更重要地！）它也不只是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国的形成比英国/西欧的民族国家要早得多。因此，“中国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个现代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如怎样实现工业化或城市化）。当然，现代性问题在英国也不只是工业化城市化一个维度，它至少包括工业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几个基本维度，但即使如此，即使同时把这几个因素都考虑进来，也仍然不足以把“中国问题”说清楚，因为我们说的“中国”，首先，它现在当然是一个民族国家，有自己的独立的主权、明确的边界，有自己的国民经济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除了经济的，还有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资源-环境的，等等），而且，可以说，就此而论，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它还很年轻，只是从1911年才开始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外型”，从1949年以后才开始了独立的“建国”过程，从1979年以后才有了比较“现代”的经济基础，直到现在它还有很多有待完成、有待完善的地方，财政金融啊，民主法治啊，税收审计啊，这些制度都还在建立和完善之中；公民意识（权利-义务）啊，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啊，这些领域也有待加强；还有现在讲得很多（也很时髦）的参与啊，透明啊，责问啊，赋权啊，都需要在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过程中来解决，从而真正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并进而不仅不受欺凌、不受歧视，还获得尊敬。

其次，“中国” 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它也是一片广大的土地，大得就像整个欧洲大陆一样，它本身就是一个大陆，即使单讲它的经济，也不是简单地用“国民经济”指标能说清楚的，在这里有多种经济形态长期并存，有的是家庭经济，还没有被统计到“国民经济”里去（大量的农村妇女实际上是在这个领域里从事经济活动），偏远山区里老百姓的经济活动就大多没有被统计进来；也有的是整个区域性的经济，既不是这个省/县也不是那个省/县的经济，很多也是统计不进来的（或者也有重复统计的）；关键还不在于帐面上的统计，而是很难用以国民经济为单位的眼光来理解这里的许多经济现象。比如“失业”，再比如“工资”，有许多行业的经济活动，不在那个“就业-失业”的范畴里面，许多人也不是按“工资”这个概念来解决收入的。经常有这样的尴尬：用所谓西方的“国民经济”里的“失业”“工资”等标准看，中国经济被预言了多次要“崩溃”了，超过“警戒线”了，结果呢，几乎没有一次是预言准确的。这里的关键，不是统计上准确不准确，地方上有没有水分、掺假，而是这里是一整个大陆，是一个大陆型经济，它的互补性是很强的，自我调节的能力也是很强的。一些人从正式岗位上失业了，很快可以在其他类型的经济中找到收入来源，虽然不一定的一个一个的“工作”（job），也就不是一份一份的工资（“salary”），但确实是某种“活路”（work），因此也是一份收入（income）。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缓解了中国当前的就业压力，而且解释了中国长期以来的“低收入现象”。简言之，一个大陆型的经济，与一个比较小的民族国家的“国民经济”，是应该简单类比的。

再次，“中国”也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在这里，几乎所有今天发生的事件、过程，都有着鲜明的历史色彩，都离开了历史就解释不清楚，这是因为，不仅学者文人，也不仅公务员企业家，几乎所有普通老百姓，都有着如此强烈的历史感，甚至都天生是历史学家！这样一个活着的历史，既是理解今天的“中国”的一个重要维度，更是治理今天的中国是关键秘诀。反过来说，近代以来，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挫折、失败，都是与一帮不懂中国历史因此也不知道如何与老百姓打交道的所谓“知识分子”的食洋不化、照猫画虎分不开。只要试图切断历史（事实上是切不断），几乎没有不碰壁的。而在广大的农村和基层，不管人们受了多少“正规教育”，人人都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都是历史的继承者和叙述者。这在世界上应该是不多见的。

最后，与此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是，“中国”还是一整套古老的但至今还活着的文明形态，这个文明与西方的以基督教文明为主线的文明形态不同，它里面不仅包括儒-法-道-佛所构成的汉文化，也包含很多种直到现在还活着的“小文化”“小传统”，因为中国是由多个民族、多种文化组成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集合体。现在，我们当然可以说传统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现代化来势凶猛，甚至势不可挡，人们早就或多或少地“西化了”。但是，如果不是只看表面，例如不是只看关心中国的老外们最为热爱也常常是我们知识人自己最为痛心疾首的文物[5]，不只是看人们不穿中装穿西装，不用古典文言而说现代的（实际上是“西化了”的）白话，而是仔细去看中国普通人是怎样思考、交流、交往的，就会承认，我们老祖宗的传统还在，人们还是讲“礼节”、重“情面”、认“亲情”的，还是根据“差序格局”所形成的“远近亲疏”和“尊卑长幼”来为人处世的，既以此来安排日常生活，也凭此来考虑正式关系的。这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奥秘之一，它部分地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海外华人与家乡还保持着如此密切的情感的和经济的联系，为什么那么多农民工虽然报酬如此之低（甚至还常常拖欠）却每年把几十亿元现金邮寄回家。

所以，“中国”不仅在时间上远比现代英国早得多，在内涵上也比英国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丰富得多。

但问题在于，我们几乎总是用英国18世纪形成的概念、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总会不断地遇到矛盾；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是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错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理论和概念本身（“资本”、“劳动”、“市场”、“国家”等等）是不是有问题或局限。我们很少会想，用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可能会有什么错。而这些概念、理念，其实是从局部的、很小很特殊的经验里面出来的，但是我们总是不断改变现实来适应这些理论，甚至不惜削足适履。我们有没有想过，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国式的工业化这种方式来组织？这种组织方式再“成功”，也就是在很有限的人群和有限的地域里搞了二三百年，到今天也就在很有限的地域内解决了很有限的人的“城市化”问题。[6] 而人类社会有文字的历史已经几千年了，各种文明形态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走下来，有的是消失了，但是有的还在生生不息地变化着、发展着，延续了几千年甚至更长。它们的历史要悠久得多，覆盖的人群要多得多，它能够提供的解释也应该是丰富的，最少有着自己的另外的解释。

回到中国来。中国1949年的时候城市人口只有几千万，50多年下来，已经是5亿多，更清楚地说，这已经超过了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全部人口的总和，超过了欧洲的城市人口的总和！欧美花了两三百年时间，其间还有那么多的血腥（侵略，殖民，贩奴，屠杀[印第安人等]），特别是战争（既包括两次世界大战！[7]），才解决了世界上少数人的“城市化”或者“现代化”问题，我们怎么重走西欧北美的道路呢？西欧北美的道路，暂且撇开道义不谈，仅仅从可行性上说，究竟有多少“普世性”？当我们用从那里局部的经验所形成的概念理论来讲这儿发生的事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问题不是出在经验上、实践上，而是出在理论上、概念上？为什么我们总是怀疑自己身边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而拜倒在各种洋的理论、概念、模式、公式、曲线、警戒线之下？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再次回到当年《实践论》和《改造我们的学习》所提出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教条主义必须少唱”？或者，就像歌德“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那句老话说的一样，不是实践本身错了，而是那些理论有问题？也许，不是那些理论错不错的问题，而是滋生那些理论的经验基础和我们的现实实践差得太远，而这个现实实践本身其实是完全可以产生出别的理论、别的概念、别的阐释框架的？

所以，为什么要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现代化”不就行了吗？对于认识而言，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话语上、概念上、认识上的转换。最早我们是要建设“四个现代化”，那时候现代化是最大的合法性，它要解决晚清以后任人宰割的局面。现在我们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小康”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先建设小康社会（所谓“初级现代化”），初级阶段100年以后就可以是现代化社会（“高级现代化”）了；但是，是不是还可能有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小康”本身就是对“现代化”的替代（ALTERNATIVE），即不再是追求西方式的发展模式，不以破坏自然、损害他人为代价来搞“现代化”，而是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角度来建设小康？在小康之后（不只是时间之后，也是逻辑之后），也许不是“现代化”，而是别的什么，例如，回到我们的老祖宗的说法，“小康”以后应该是“殷实”，然后是“大同”？

我们可以回到70年代后期的一个讨论，邓小平从75年主持工作开始，不断地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但是不能通过贫穷来实现社会主义。仔细看，他只是说什么不是社会主义，但还没有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当不断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时候，有时给人的印象以为只要富裕就是社会主义。富裕的方式也有很多，社会主义应该是富裕的，但是资本主义也带来部分人和部分地区的富裕，甚至整个西欧北美，乃至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日本啊，南韩啊，也都是富裕的了，但是，那基本上是前面说的，用破坏自然和损害他人的代价来换取的富裕，显然不是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其实，邓在许多场合多次讲过，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8]

1989-1991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经历着“市场化转型”，除了中国（和某种程度上越南）外，几乎全都出现了贫困人口增加、人均预期寿命下降的痛苦，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也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再其工业化初期（所谓人均GDP800-1000期间），也都是GDP增加的同时贫困人口也是增加的。中国现在有很大的城乡差别，其中即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最近的发展带来的后果，既有自然地理的根源，也有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结果。但是，无论是以贫困人口的绝对数还是其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数来看，中国的是独树一帜的，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经验”的一个表现吧。

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叙述是，资本主义使生产力高度发展，但是资本主义也带来贫富差距、剥削、战争，它早晚要被社会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在社会关系里面形成一种“和谐”（逐渐消灭三大差别）。今天我们谈构建和谐社会这个话题，一开始当然还是“小康”式的和谐，那么，“大同”式的和谐是什么？小康的和谐与老式的（英国西欧式的）现代化是什么关系？可以不可以不用那种“工业化”（一方面对内剥削对外侵略，另一方面远离自然破坏自然）的办法来实现“小康”与“和谐‘？还有，它与中国老式的和谐（“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一种小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一种和谐）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说的“小康”和“和谐”，不是简单回到陶渊明的遐想，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无疑社会主义按照它的实质就一定是和谐的，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小康，至少是以合作为基础的，在合作的基础上来构建和谐社会；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根据，就是前面提到的，走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殖民侵略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这也不只是个道德承诺的问题，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calling），已经不可能走西欧北美之路了，与此同时，回到我们自己过去的“黄金时代”也不可能，诗经的时代，或者唐宋的时代，作为社会文化来讲应该也是很辉煌的时代，即使是再辉煌的时代，我们也回不去了，所以今天不论是讲小康社会还是讲和谐社会，都是面向未来的。

怎么才能面向未来？首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当然要从当前的问题说起，甚至一开始也只能是“初级阶段”，不能因为一讲和谐就没有社会矛盾了，就马上解决城乡差距和东西差距了，用鲁迅当年就说过的话，不管你多么愿意，总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就飞起来，所以，我们还不是“腾飞”不腾飞的问题；其次，要拿自己和别人对照着说（因此要对外开放），但一说对照就有一个以谁为基本参照的问题：是以英国为主线（包括英美或欧美），以那个发展道路为最基本的参照呢，还是其他的社会也可以作为参照？比如，我们今天脑子里很少有“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了，一说就是“ 发达国家”如何成功，而很少去看包括我们旁边的泰国、印度等，更不用说非洲了。当然我们也说日本加“四小龙”，据说是“成功”的，但是它们其实是美国为主战后经济-政治-军事大格局里面长出来的，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有很多的很特别的原因，也基本上是不可重复的，比如日本战败由美国军事接管，接着变成冷战的“前哨”、不沉的“航空母舰”，而“四小龙”在很大程度上，是搭在那艘船上走下来的。中国大陆那么大，能搭谁的船啊？不但欧美把你作为“敌手”不要你搭，苏联如何呢？“一边倒”也不成，只要你还要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人家也就撤了。如果看看战后的拉美和非洲、中东，没有几个是成功的，反倒带来新的问题，比如依附性。最后，不论如何参照别人，最终还是要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走出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的道路，所以也不是机械地“接轨”不接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带（政治的和文化的）偏见，看看中国20多年来走过的道路，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叫“中国特色”也好，“初级阶段”也好，它没有照搬任何现成的模式，是最基本的事实。

而对于这个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实践，我们的社会科学，还没有认真对待。现在提出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概念，就如20世纪30年代提出“具体实践”、“延安道路”，改革以来提出“中国特色”、“初级阶段”一样，不应该把它们简单理解为一个个政治口号甚至说辞、套话，在学理方面，这本来都是可以很有内涵也很有得可说的，因为它们都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已有的概念和模式。而且，它们也不只是对现实描述，它们其实也有可能变成分析性的概念，用在我们这儿它们更有阐释力和生命力。这里有一个很大挑战，究竟我们的学术界，这20多年来在理论上、思想上、学术上有没有拿出分析性、解释性的东西？本来，“小康”、“和谐”这些概念，不只是口号和目标，它们也可以变成分析性的，再用它们来说中国当下的事，就可能完全有不一样的认识和叙述。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指责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实际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这里发生的很多鲜活的经验，独特的做法，潜藏着不同类型的发展可能性。如果类似于“初级阶段”、“中国特色”、“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这些概念也变成解释性、分析性的概念的话，再用它们来看我们的经验世界，就可以看出，“中国”真是不简单。[9]

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科学，不是简单罗列一些谁都知道的问题就算是“发现”了，也不是再把这些问题用现存的（以西欧加北美的经验为基础的）概念理论套一下就算是“分析”了。极而言之，如果我们所罗列的“问题”，是连开出租的小伙子和卖冰棍的老太太都知道的“常识”，或者，我们所说的“问题”急不如媒体来得快，也不如统计部门来得准，更不如在第一线的各级官员理解得深，然后我们就拍脑袋开“大力丸”：大力发展经济，大力解决三农，大力改革开放，大力加快城市化；或者，如果我们一看到这问题那问题（有时候确实是“问题如山”），就认定我们这不如人家、那不如人家，就只剩下一条出路（比如说英国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可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为了它我们也只好去征服自然、损害他人，污染环境也是合理的，差距再大也是合理的，再糟糕的事情也能被合理化。其实呢，最糟糕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合理化的，比如侵略，你怎么合理化？现在还有侵略，打着各种幌子，谁都清楚那是胡扯，无非是强权和利益。对我们来说，还有一点就是已经轮不到我们去侵略了，甚至轮不到我们去殖民，连移民也不行。不是讲人权吗？人不是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点不是有迁移的自由吗？你十几亿人往哪里迁移？别说十几亿，一亿也不行，一千万也不行。说是自由市场，恰恰市场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是不能自由流动的。于是，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也包括自我消化矛盾、内部解决差距，环境的破坏，福利条件差，等等，要在这个背景下来说明，因为已不能再走内部矛盾向外部转移的老路，自己不兜着那怎么办？在很大程度上，“内卷化”（involution）啊，“大锅饭”啊，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消化的过程。而如果按照最基本的西方经济学理性算计，中国是养不了这么多人的，投入-产出，效益-成本，怎么分析也是弄不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你一亩三分地怎么能走到今天呢，早不是自我破产就是侵略他人了，不是动荡破产垮台就是杀出去搞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了。怎么没有垮台，也没有杀出去？包括一次一次危急和“警戒线”。[10]

相反，倒恰恰是人多地少这个基本国情，孕育了中国特有文化，包括我们为之骄傲的江南文化。中国多少年来的的现实，如果不能用个人投入-产出、成本-效益来解释，是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几百年来，江南一带人那么多地那么少，怎么会发展出这么一种高度文明，滋生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样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而那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就是过密化的、人多地少的，如果按照个人单位投入产出效益算的话，就那么一点点绣花田，一家兄弟三个，一个人种亩产500斤，二两人是800斤，三个人也才1000斤，按照投入铲除算，边际效益是递减的，是越来越不划算的。但如果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呢？全家七八口人要吃饭，兄弟三都去种粮，一个人种粮只有500斤，两个人有800斤，三个人就有1000斤粮，按全家来算，这就是划算的。如果这样看区域发展也好、地域文化也好，包括多种文明形态和整个中国的人多地少历史制约也好，恰好孕育出一个互助的基础，不是道德上好不好、要不要互助，而是客观社会条件就孕育出家、族、团、队、社、群这么一些东西。以前叫礼俗社会，伦理为本、家庭为体。

我们今天讲“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不是用两个好听的字拿来摆摆弄弄，而是要探索有没有可能重新进入到一个分析的框架里头。当然，说建构和谐社会有很多现实的依据。新的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有五个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与乡，东部与西部，中国的发展与外部世界，不理顺就不协调、不和谐。为了建构和谐社会，除了决策上和操作上有很多工作要做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在认知层面上需要做的工作。“小康社会”也好，“和谐社会”也好，究竟什么是“社会”？它究竟是个人的简单相加，还是类的概念、集合的概念？人是合群的动物，它既是生物的、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把社会简单还原为个人的，更不只是“经济人”，不只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这里其实无所谓中外、东西，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不但老子、孔子明白，亚当斯密也明白，更别说马克思、布罗代尔了。因此，看一个社会如何，除了看人均收入、人均GDP、人均利润外，还要看社会的互信、亲情、安全、凝聚、秩序等，这是整体上才存在、才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在互相发生关系而组成一个社会（或一群人）时，才有这些东西可言，反过来说，也只是因为有这些东西，人才因此是群居的社会动物，而不是鲁宾逊，马克思说过，鲁宾逊那样是无法生存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系、互相关联，才产生一个群、队、社，群与群才发生关联。一旦把一切还原成个人，其实反而曲解了这个社会的现实。

我们今天如果把“小康”、“和谐”这些概念也如同“社”、“群”、“团”、“队”等一样，变成重新认识中国的分析框架和“方法”（paradigm），就有可能不是简单重复污染、拉开差距、扩大悬殊，就可能既不自残，也不欺人。你用那么有限的耕地怎么养活了那么多人，一旦真把这个“中国特色”总结出来，用自己的概念、理论真正把它说清楚，就是了不起的学问了。那就很可能不是简单说中国这不行、那不行，也许恰恰相反：这里发生很多鲜活的经验，独特的做法，和不同类型的发展可能性。当然不只是中国的经验，印度、非洲等，都会遇到源自西欧北美的理论的解释力度或合理性的问题。[11]

再回到中国当下的问题。研究者必须要知难而上。发现一个个悖论解释不了，我们要有理论勇气，任何东西不怕去碰它。黄宗智的一篇文章“悖论社会与现代逻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他的“悖论”不是汉语里面的意思，paradoxical在英语里是“看上去说不通的，但实际上是存在的、是通的”意思。中国社会他认为是个paradoxical的社会，是一个按照西方逻辑是讲不通的，比如说个人与社会，投入与产出，人与自然，按照这去看早就该崩盘了，但实际上没有。这里的关键，他认为是实践逻辑。我们确实有理论逻辑，但当理论逻辑和实践相冲突的时候，我们也许更应该尊敬的是实践逻辑。如果理论上讲不通，而实践上就这样了，那可能就是理论错了，就应该有别的理论来替代。当代中国有人发现西方不行，有些人就想回到孔夫子，回到儒家传统。传统里必定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虽然简单回到儒家是很难的。我们从现在，比如说21世纪初的中国，要回到盛唐回到春秋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忽略晚清以来一直到革命以来的现代传统呢？比如说讲到改田改土的传统、比如说全民识字的传统、比如说合作医疗的传统，等等。包括法制过程当中，用民事调节的办法，而不是到法庭打官司的办法，在许多情况下，是不是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呢？如果说我们要换一个思路，再来看今天的问题，最后就可能会提出类似于秋菊打官司那样命题，是简单移植套用所谓法制呢，把法universalize，把它变成一个普适性的东西，还是意识到用法律的办法也许是有限的办法，或者是迫不得已的办法，是至少自然和社会资源条件下允许才用办法？而中国历史上有过法家儒家道家等等，最后为什么走到了儒家，其实恰好这个可能是和历史、现实、和各种制约有关系。

回到人多地少这个“制约”， 当我们说它是个制约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认可了“人应该是少的，地应该是多的”，我们认可了这个假设：一个人不应该是一亩三分地，而应该是几十亩或者是几十公顷。[12] 人多地少究竟是一个制约还是一个优势？我最近与几个人口学家讨论，他们研究了不同历史时代，发现往往人多的地方恰恰就是经济最好的地方，因此“人多是个负担”的理论不一定是成立的。他们的研究发现，全世界哪里经济最好，一看那里的人口总是最稠密的。古希腊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亮点都是在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你说人多一定是坏事？这样一种讨论是有理论视角的，而不是我说的经验层面，描述几个谁都知道的现象，也不是简单套用投入-产出或成本-收益，利益最大化啊什么的，然后就指责实践这儿错了那儿错了。

如果是这样来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看待小康、和谐社会，那么，包含着多种文明形态和多样文化的整个中国，它的人多地少，既是历史制约，也恰好孕育出一种互助的基础。这种文明，它的社会观、世界观、天下观是什么？费老讲“差序格局”和“多元一体”，就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的民族国家-现代化工业化概念，也不只是谈理想、对未来的憧憬，而是分析我们怎样可以通过“多元”来寻求“一体”，怎样达到“合而不同”，这就是分析和阐释，从这里才可以生发出真正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

其实，和谐社会也好，小康社会也好，新的发展观、五个统筹也好，都是可以包含一种新的思路。我们的社会学，我们的社会科学，不能麻痹到连现实工作中的人都不如。比如在实际部门工作的人现在到处讲，过去确实是高增长，了不起，但是如果继续那个模式，高耗能、高污染带来的高增长，而且主要靠政府投资来拉动，那么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人家都有这个危机意识、创新意识，而我们还在用一些老的概念，例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传统社会要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村要向城市转移）等等，来解释今天是变化，我们是不是也太不敏感了？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人民大学出版的《2004年度学术》上的那篇文章讲中国多少年的发展、多少年的文明，后来事实上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和其他人）认为其实中国的发展不是得益于什么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而是得益于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我们没有英国那个工业化，至少没有走向那条道路，为什么没有走上那条道路，客观上可以有很多解释，但是它事实上孕育出了另外一种文明和发达的艺术。是勤劳孕育了中国盛唐以来的经济和市场，但是到了晚清“大分岔”以后，在英国的工业革命面前，勤劳革命的传统似乎就断掉了。于是中国被迫也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阿瑞吉提出：如果在中国的语境下把自己的勤劳革命传统丢掉，走工业化的道路，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少？比如说你重走帝国主义道路、重走资本主义道路，究竟有多少历史的可能性？中国原来有那么多丰富的传统、经验，在今天是完全可以再生的，因为有基础，中国的文明并没有断掉。他写这篇文章时正好是我们提出新的发展观的时候，他最后提了四点：第一，中国前所未有地重视协调发展和谐发展。我们提出新的发展观，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他认为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在实践中遇到什么问题还要时间和实践来解决；第二，中国也前所未有的意识到了环境生态的重要性，但是怎样一方面保持和自然有一个基本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又有几亿农民面临着如何非农化的问题，如果不希望这个过程是一个掠夺自然、破坏社会的过程，同时又使几亿农民非农化，将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复兴，以前人提问题的意识是中国这么灿烂的文明为什么会衰落，阿瑞吉提的问题正好相反：这么一个晚清以后看上去好像要衰落的文明怎么这么短时间内就又要复兴了？这后面一定有许多值得认真研究的东西，是不是“中国特色”“中国道路”在起作用？第四，我们不能指望发达国家都会眼睁睁看着中国复兴，相反，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阻碍中国的复兴，这种阻碍到底会造成什么灾难性的后果现在不好说，但是中国至少应该明白一条，那就是，它的复兴越是以破坏环境、破坏和谐、拉大社会差距为代价，人家就越是有理由来阻碍这个复兴。[13]

最后，究竟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如果不是“北京共识”，那中国经验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在最近去参加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的“东亚的另类现代性”专题讨论时，提出了一个命题，其中包含了几层（比较“硬”的）意思：中国（1）十几亿人在（2）近三十年的时间里，（3）平均以高于8%的GDP年增长率，并在此期间，使（4）近三亿多农村人摆脱了赤贫，（5）二亿多（就地或异地）实现了非农化，且（6）没有发生波及较大的内乱（革命、起义、暴动、灾荒），也（7）没有导致较大规模的对外移民、殖民、战争、侵略，还在发展中自我调整，（8）提出了改变战略，走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之路，以（9）构建和谐社会，或者说，一个更加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在英国工业化以来，甚至是有史以来，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在的关键，一是保持好这个增长势头，但是要挑战增长方式，走可持续之路；二是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使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和人民大众都能享受发展之果和改革之实；三是树立起新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使人们对最基本的政治伦理秩序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在行动上自觉自愿的遵从。中国如果能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不论是叫它“中国道路”、“中国实践”，还是叫“中国经验”、“中国模式”，都是不为过的。

至于是否得到人家的承认，什么时候被人家承认，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以中国之大，自己自觉承认自己的自主、自信和尊严，才是最重要的。

[1] 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共识”是比“新自由主义”新得多也窄得多的东西，更不用说比“新古典经济学”了。

[2] 在正式发表的时候，这个句子挪到了整个论文的中间部分。

[3] 这个情况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改过来，甚至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断出现。雷墨的《北京共识》部分地也是要回应这个问题。

[4] 在广大的发展中社会，中国恐怕是唯一经历了全面土改的。这个成果，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如果没有土改，包括1980年代初的分田到户，今天的中国将不知道有多少人流离失所，成为“无地-无业-无家”的难民。

[5] 虽然经过百余年来的战争、动乱，经过几十年大规模的“现代化”工程，许多文物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列在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名录”上的，中国已经是第二或者第三（仅次于意大利），而如果不是因为来自联合国的限制，中国恐怕早就是第一了。

[6] 在欧洲，至少在法国，人们还时不时引用周恩来总理1970年代初在北京被法国总统蓬皮杜问到“你如何看待法国革命？”时所做的既富有历史感也具有哲学味的回答：“法国革命还不到两百年，现在要评价它还为时太早！”

[7] 很少有人认真探讨过西方历史上战争（warfare）和福利（welfare）之间的微妙关系。诸如此类的还有内部矛盾如何通过战争、殖民等等向外转移的，从而使内部越来越广泛地具有了民主与人权。（参见G。Arrighi和B。Silver，《漫长是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另见B。Silver递交给第37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论文。）西方的工业化、城市化，还有理性化、民主化，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过程被忽略了，那就是对内理性、民主的过程，与对外扩张、侵略，实际上不仅在时间上是重合的，在逻辑上也是互补的。

[8] 邓小平，“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他还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9] 沟口雄三曾经写过“作为方法的中国”（商务印书馆），他是想说明在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欧洲为标准来看待世界（包括看待亚洲看待日本），而以欧洲为标准（“方法”）看待世界/亚洲，世界/亚洲是一个样子，假如以中国为方法来看待世界/亚洲，则世界/亚洲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最近，陈光兴也写过“作为方法的亚洲”，即我们也有可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点眼光，重新以自主的眼光来看亚洲，看世界。

[10] 其实所谓“警戒线”，大多是很荒唐的。关于超过多少就是警戒线、达到多少就是进步的种种说法，大多撇开了历史文化心理等因素。有些东西，在西方或其他地方也许就不是个事，但是在中国就不行，例如工人下岗，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失业”是体制性的应有之意，但是中国不行，所以有那么大规模由政府推动甚至主导的“再就业工程”；再例如乞讨，有的社会可以说是见惯不怪了，我们这里，至少大规模的乞讨不行，中国文化里的“面子”不允许。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有的东西在中国不是个事，那到别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就不行。不同的历史文化下面的人们对同一个事情的理解容纳可能完全不一样，哪里有什么整齐划一的“警戒线”啊。

[11] 我记得三年前我在波士顿听到已经93岁的大牌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Calbraithe）说他自己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经历，他说“只是在印度做了几年大使后，我才意识到，我原来的知识，有一半是错的，还有一半也是不适用的。”

[12] 因此才有大农场、土地私有化等等主张，这些主张没有回答，大农场或土地私有化以后，近9亿农民去哪里。有人说是进城，城市化啊，却没有注意到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已经是5亿多人在城镇了，已经超过了英语国家（英美加澳新）的人口之总和，我们的城镇究竟还能容纳多少？大量人口又不能如欧洲当初那样向外移民，还谈什么规模经营呢，越是大农场，就越有人变成无地之人，他们如果又不能及时在非农部门就业，就又成了无业之人，最后沦落为无家之人。无地-无业-无家，那还不无望吗？其中个别人铤而走险，搞自杀式爆炸，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看到了！

[13] 他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即所谓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在他看来，如果我们实际地考察今天中国的商品流，资本流，信息流，人力流，等等，那么，与其说是要西方国家来评判中国有没有达到市场经济地位，不如让中国来判断西方究竟有多少市场经济。在西方各国，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太快，才纷纷主张贸易保护，主张限制中国的产品出口。这实在是个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