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陈寅恪热”为契机，在中国学术界与思想界，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并很快成为主导性倾向。这一精神氛围，并不局限于学院高墙之内，而是泛化到了整个知识界。在部分作家和文化人的自然流露的精神状态里，也能感受到其潜移默化的踪迹。自那时至今，自由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
“王小波现象”就是这种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一个范例。
1997年，作家兼学者王小波遽然逝世，以此为契机，他的著作在知识界引起的反响，反映出了这种新的自由派的精神氛围。王小波其人1980年代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後来辞去了“铁饭碗”，作了自由撰稿人。他写了一些别人不敢写也不会写的东西，汪洋恣肆，我行我素，嬉笑怒骂，弃绝媚骨。他于1997年4月11日突然病逝于北京，成为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他的作品”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首发式及作品研讨会于5月13日（他的45岁生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在知识界引发了大量话题。
王小波文如其人，是自由和轻松的，不戴面具；充满智慧，富於幽默感。
他的幽默，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共产中国社会中长期紧绷的发条。在人们会心一笑之际，留下了一块沉思默想的领域。虽然，那一笑，往往隽永而苦涩，粘着几许泪水。
在其妻李银河心目中，王小波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王小波特别爱引证罗素（Bertrand Russell。他与这位左翼自由主义哲学家，虽然相隔很大的时空距离，却常常遥相呼应，气味相投，多有共鸣。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痛诋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独断的东西。
王小波放弃在中国体制内的稳定、刻板、被约束的生活方式，选择了脱离单位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在当年，跨出这一步是需要相当勇气的。这不仅意味着放弃稳定的经济收入，同时也意味着放弃体制内的\"话语权\"，选择成为一个没有单位的独立的\"自由派\"，选择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流浪汉。当年，他的选择鲜少为人理解，被人敬而远之，甚至侧目以视，和者甚寡。而今天，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知识界已经逐步获得认同，获得传播，广有市场，这一点，倘王小波在天之灵有知，作为先驱，当油然而生“吾道不孤”之欣慰感吧。
王小波是一位缄默少言的人，同时也是一言既出，语惊四座的人。他解释自己何以沉默时曾说：“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名声狼藉的疯人院。”在谈到自己写作缘由时，王小波曾说：“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所说的一切和我们无关--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王小波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其著作洋溢着挡也挡不住自由主义文化精神。他对反智主义如是说：
“谈到思维的乐趣，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遭遇。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
对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什么比因思想顿悟而获得精神享受更令人神往了。
王小波内蕴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和内在自由，虽然现实生活平庸无奈，但是精神生活却时起波澜，令其笔下的文字妙趣横生，隽语连珠。它让一贯拘谨严肃的中国读者也有了肌肉松驰、幽默玩笑、解除思想捆绑的渲泄时候。也许这种幽默的人生态度、毫无禁忌的心灵自由是摆脱生存困境的一条出路。它增强了人们对现存困境的韧的承受力，使人“强忍着绝望活在世界上。”人生固然无奈，环境固然灰暗，枷锁无处不在，但毕竟，我们还有心灵的自由，也不枉来人世潇洒走了一回。
多元主义精神是王小波从无倦意地讴歌的一个主题：
“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赞成罗素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者创造出来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们必然认为，单一机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说，要让大家”虚其心而实其腹”，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汉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
他竭诚呼吁信息的自由流通，嬉笑怒骂，讨伐愚民主义：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许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
“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正方兴未艾。知识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
“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这些思想虽然谈不上新奇深刻，但对中国大陆而言，它们确实散发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息，洋溢着洒脱飞扬坦诚独立的风格，其中有中国作家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蕴含富于洞察力的智慧，并以随意的轻松方式出之，读来令人飘飘欲仙，超越尘寰。
他的话题大多涉及文化状态与知识分子命运，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处境以及中国人的处境，这二者是息息相关的。而最能生动地表达此类处境的，并无例外，恰如各种文学所呈现的，莫过于通过的两性关系的状态来透视了。在王小波的文学作品中，性的描写飞扬跳脱，扫荡禁忌，那是在非人的时代挣扎着活出人样，虽然活得极艰难，却也活得极疯狂。即便如此，但他“性”得绝不肮脏恶心，即使破鞋挂在脖子上，王小波写的性，骨子里仍然透出古典韵味。个中意涵，虽然少不了尴尬、苦涩与蹂躏，但也遮不住洒脱、癫狂、洁净和凄美，它与后来的时髦作家的“身体写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王是可以把潘金莲写成安娜.卡列尼娜的作家，而某些中国作家却是把安娜写成了潘金莲。
王小波小说所呈现的现代中国的人文际遇，从反面揭示了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另类可能性与必要性；他的散文写作，以带泪的幽默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幽黑莫测的当代渊薮，以及它消失前夕的诸形百态。
显然，王小波作品是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王小波现象”象征了自由主义在中国人文知识界以及文学艺术界的精神复兴。后人在阅读其作品时，将会感受到王的作品中映射出来的中国的当代文化处境及其国人心灵的复兴，体会到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人复杂微妙的心理特征和思想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