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501-531)是中国文学史上有重大贡献的文章选家，其伟绩有二：一是主持编纂我国第一部文章总集《文选》，以选家独到的眼光，保存了我国许多优秀文化遗产；二是在陶渊明谢世百年之后，收录了陶渊明几乎亡佚的诗文，编辑成我国第一部文人专集《陶渊明集》，并为之序。至此，陶渊明作品才植立于民族文学之林，陶渊明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于后”，成为我国伟大诗人之一。
自《陶渊明集》出，评注蜂起，未艾至今。而萧统亲自撰写的《陶渊明集序》（以下简称《序》）则是近1500年来准确评论陶渊明其人其作之开山篇什。有萧陶百年之遥，人事了无瓜葛，其言也应真实可信；虽陶萧百年之隔，然社会背景仍相似乃尔，其心也该灵犀相通，萧《序》果然如此。
一
《序》文第一部分论述陶渊明归隐原因。
《序》文论述陶渊明归隐的社会原因时说：“齐讴赵舞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镳之游，侈袂执圭之贵，乐则乐矣，忧亦随之。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继。智者贤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贪士竞此，若泄尾闾。”这正是当时社会的生动写照。尽情的声色之娱，精美的饮食享受，盛大的出游，显赫的地位，可谓极尽人间之乐也，然而倾刻间丧身毙命，荣华富贵顿时化为乌有。在这贪士蜂争的社会，智者贤人如履薄冰，归隐便是合情顾理的事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极为动荡，各阶级各阶层的矛盾异常激化，全社会性的攻讦杀伐造成的恐怖气氛笼罩整个时代。在陶渊明之前有司马氏与曹氏之党争，司马昭当政后，党附曹氏大臣族灭殆尽。之后近20年的“八王之乱”，疯狂滥杀，使无数生灵涂炭。斗争结果，七王先后丧命，晋惠帝被毒死，司马越病亡。陶渊明一生，历经三朝十帝，又正逢由晋入宋的易代之变。陶渊明19岁那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以后，王恭、桓玄起兵反对帝室；桓玄杀晋朝当权者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及许多文臣武将；孙恩农民起义，杀许多王公大臣及世家大族；桓玄称帝；刘裕起兵杀桓玄，建立了刘宋王朝。这正是萧统所说的“愚夫贪士竞此，若泄尾闾”，“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及”。那么“智者贤人”的命运又怎样呢？在这个血污的时代，那些当时第一流的思想家、文学家（不一定都是萧称的“智者贤人”，但有不少是《文选》文章作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旋进政治涡流，大都一个个死于非命。249年，司马懿杀思想家何晏，并夷三族。262年，司马昭杀文学家嵇康（终于全生的阮籍比死更痛苦）。300年，司马伦杀文学家潘岳、石崇及思想家欧阳建，并夷三族；杀文学家张华、思想家裴頠；303年，司马颖族灭文学家陆机、陆云。318年段匹碑缢死文学家刘琨。324年，王敦杀训诂学家郭璞。在陶渊明之后，萧统之前，433年，诗人谢灵运被杀。445年，史学家范晔被杀。466年，诗人鲍照被杀。499年，诗人谢朓狱死。在中国这两百多年文学史上，上演着一幕幕使人魂飘魄散的大悲剧！在这里，我们也不难理解，何以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贵为太子的萧统，竟能也了然百年前辈归隐之心，这是同一时代背景使然！祸乱无由，玉石皆焚，帝王之家，亦难幸免。
然而，恰恰是这生命和鲜血，唤醒了人们对人生的觉醒。越是无情的杀戮，越显示生命的价值。人们执著人生，又苦于生命短促，更何况避祸无门，其内心痛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晋书?阮籍传》）。是什么原因呢？“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咏怀》）在“华亭鹤唳不可复闻”之前，就有“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陆机《门有车马客行》）的哀叹。萧统《序》文里说的“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正是这种对人生自我价值的认识。陶渊明也不例外，“也不能忘掉‘死’”《鲁迅语》。他说“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己酉岁九月九日》）。“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荣木》）。他既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又强烈地执著人生。因此，《序》文分析道：“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里说得很明白：“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这里“彼”当如“我”读，这就是陶渊明归隐的原因。
《序》文论及陶渊明归隐的历史渊薮时认为，“圣人韬光，贤人遁世”自古有之。远古帝王“唐尧四海之主，而有汾阳之心”。太子“子晋天子之储，而有洛滨之志”。他们把天子之位看得像鸿毛一样轻，把去却天子之位看得像脱鞋一样正常。另外，庄周濮上垂钓，伯成辞官躬耕，安期生海边卖药，老菜子绩毛而衣，或负薪于山林，或灌园于圃畦，或鼓楫于清潭，皆为“寄众事以忘情”，皆为韬光避世之“圣人达士”。这些来自《庄子》、《高士传》等一些难以考稽的例证，却也说明了一种逃避现实的社会现象。萧统对于积极用世者，尤其是对那些于帝室有野心的人，是深恶痛绝的。他在《序》里写道，历史上子常败亲乱嗣，宁喜擅权弑君，苏秦反间乱国，卫鞅峻刑蓄祸，主父偃胁王自杀，楚庄王觊觎周室，霍光身威震主，是一群“饕餮之徒”。他把这些人看成是“圣人达士”的对立面，似此作为陶渊明的陪衬。由于萧统政治地位局限和其他原因，对历史人物的品评，自有偏颇之处。
《序》文论及陶渊明归隐的思想根源时说：“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这段话提示，陶渊明思想受老庄影响。具体来说，陶渊明的世界观受庄子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影响（寄寓逆旅，与大块荣枯）。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云：“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自祭文》云：“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本宅。”这正是庄子“人之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知北游》）自然观的继承。庄子认为人体不过是自然物质的一种暂时形态，终究要完归自然界本宅。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是对商周以来“天乃大命文王”（《书经?康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书经?召诰》）等天命论上帝论的否定。正是这种思想影响，形成了陶渊明比较彻底的反对宗教神学的立场，这点后文将继续涉及。既然万物齐—，人之如气，终将散尽，何必仕于戚戚忧畏、禄于汲汲营求？在这横祸难量、庆吊相及的黑暗时代，韬光避世回返自然，才是人生之本道。这种全生远害的人生态度，显然受老子“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年》）以柔克刚和庄子“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的处世哲学思想影响。
《序》文总结，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大贤笃志，与道污隆”。这并非溢美之辞，陶渊明并非“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周颙一类。自41岁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彭泽令到63岁去世，22年躬耕田园。其间，49岁、54岁两度征召著作郎，称疾不就。50岁后，贫病交加，矢志不移。62岁，偃卧瘠馁多日，刺史檀道济馈以粱内，麾而去之。其坚贞节操，高尚人格，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
二
《序》文第二部分评价陶渊明的作品。
《序》云：“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诗文虽然盖世，却百年之后方遇知音。萧统此评一出，如空谷足音，即成千年不刊之论。萧统超越常人的文学眼光就在于，他彻底突破了颜延之《陶征士诔》、沈约《宋书?隐逸传》等只赞扬陶渊明人品的囿限，在钟嵘屈列陶诗为“中品”之后，第一次给陶渊明作品这样高度评价。
“文章不群”，“独超众类”，是萧统对陶渊明作品的总评价。在这之前，由于陶渊明人微言轻，作品内容和风格又与时流迥异，其遭遇非常冷落。颜延之是当时文坛领袖，又是陶渊明生前好友，按理对陶渊明作品应清楚不过了，然而在《陶征士诔》中仅“学非称师，文取指达”一句而已。大约出于“诔”这种文体要求，非要提一下生前治学成就不可。由此可见其作品为时人所不屑。沈约《宋书》把陶渊明作隐君子立传，于陶渊明作品无一涉及。甚至在《谢灵运传》里历数一代著名诗人时，对陶渊明诗文仍未论及。《诗品》是评陶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钟嵘把陶渊明诗列为中品，对陶渊明以“诗人”称谓，陶渊明总算是个“文联”的重要成员了。这是陶渊明逝世90年后的事了。《诗品》虽然对陶诗赞扬的话较多，但分析欠妥，评价也不高。在陶渊明逝世整整一百年后，萧统独具慧眼，笔下波澜，“文章不群”，“独超众类”，“莫之与京”，横波傍流，干云直上，寥寥数语，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词采精拔，跌宕昭章”（“跌宕”这里是放纵的意思）；“抑扬爽朗，莫之与京”主要是对陶渊明作品风格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抓住了陶渊明作品的主要风格特点。钟嵘《诗品》就记载“世叹其质直”，甚至时人以“田家语”相讥。在“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文风炽盛的时代，萧统越过钟嵘，热情褒扬陶渊明作品直抒胸臆，任其自然，爽朗精拔，无与伦比，这既需要眼光，又需要勇气和不怀偏见。我们现在看《昭明太子集》他自己的诗文，以及他主持编订的《文选》选文标准，就和陶渊明旨趣有异。他主张“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说作品要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要精巧华丽，他自己的诗文确也大多如此。就《序》文来说，全文不足800字，却用典近50处。然而，他却有包容不同风格作品的襟怀。
“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是萧统对陶渊明作品内容的肯定，萧统认为，陶渊明作品有留心政局、针砭时事的内容，而且这类诗想一想则可知其所指。萧统这些提示，对后人分析《述酒》等哑谜式的诗起了指点迷津的作用。陶渊明并非生来就是一个隐士，他有少年的理想，盛年的壮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张掖和幽州，一西一东，皆为当时北方政权治地。一个希望建功立业拚搏辽远沙场的热血青年形象跃然纸上。“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壮心不已，感人至深。陶渊明诗文之所以千百年来获得不同阶层不同思想的人喜爱，关键在“论怀抱则旷而且真”。“真”，是他做人准则，更是他做诗准则。萧统道出了他诗文最高美学境界。
“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是对陶渊明作品断代地位和时代意义十分准确而又崇高的评价。明人王廷干对此理解殊深：“元亮远心旷度，气节不群，力振颓风，直超玄乘。遭时不遇，遂解绶归田。赋诗见志，不烦绳削，而有浑然天成之妙。恢之弥广，按之愈深。信儒者之高品，词林之独步也。梁昭明曰：‘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靖节先生集跋》）清人胡凤丹也有类似的评价：“夫诗中之有靖节，犹文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后可以起八代之衰；诗亦必如靖节，而后可以式六朝之靡。”（《六朝四家全集序》）魏晋风度，人文觉醒，但清谈析理，玄风炽盛；佛理广播，人们竞尚沙门；堆砌典故，驰骋文辞等唯心主义、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迷雾，弥漫社会，笼罩文坛。陶渊明诗文出，如萧统所说，似滔滔清流横绝江河，若一束平地而起的清辉直射云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理想，“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心境，“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幽美，“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的热情，“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的遗恨，随便拈一些，便觉率直清爽，是同时代其他诗人难以企及的。萧统生活在那个时代，又是嗣位太子，身在重重迷雾中，却识庐山真面目。
需要指出的，萧统拘于汉儒赋必讽劝的认识，认为陶渊明的《闲情赋》“卒无讽谏”，是“白璧微瑕”，并为之惋惜。这种看法是偏颇的。《闲情赋》是陶渊明惟一的爱情文章，被鲁迅称之为“坚实而有趣的作品”（《致增田涉》）。《闲情赋》虽为自我“闲正”之作，但对爱情的殷切希望与热烈追求，具有冲决礼教罗网的意义。同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一般的爱情作品。在这个梦幻的爱情天国里，其十“悲”十“愿”，正是作者探索人生之后理想抱负幻灭的内心巨大痛苦的曲折反映。
三
《序》文的第三部分叙述编辑《陶渊明集》的原因及意义。
《序》文里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并粗点定其传，编之於录。”爱嗜其诗文，崇尚其品德，出自太子笔下，既是编集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陶渊明集》传播的重要原因。
萧统受业于文坛领袖沈约，又与当时著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刘勰、钟嵘、陆倕、刘孝绰、王筠等交往密切。《南史卷五十三》载：“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同传描写东宫文学盛况：“（太子）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名师教诲，天资聪睿，自小铺就深厚文学功底；结纳一流文士，砥砺切磋，形成他敏锐而又深远的文学眼光。
萧统论文，主张形式内容并重。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里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他欲以高雅而又深沉的内容，质朴的风格和优美的文辞来矫正时弊。时天下纷争，人心动乱，文章内容空虚，形式浮华。陶渊明与世无争，心气平和，诗文质朴率真，“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元好问《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文辞“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陶渊明诗文的确“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正符合萧统的文学理念。为之编集序文，不单出于个人爱好，更有助风教。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萧统不怀信仰偏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陶渊明受庄子唯物主义自然观影响，基本上是个唯物主义者。而萧统则是一个有神论者，他和神仙道教有极深的家世渊源关系，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原来，萧统的父亲梁武帝早年信奉神仙道教，后虽改宗皈依佛门，却仍是三教兼弘。萧统的老师沈约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道教徒，至死信奉神仙。萧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南史?卷五十三》载：“（梁武）帝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素信三宝，遍览众经，乃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谛法义。”《昭明太子集?令旨解三谛义》就是记载萧统答各寺名僧咨“真谛”、“俗谛”之义旨的文章。可是陶渊明《饮酒》诗直斥佛教因果报应说不过是“空言”而已。《形影神》则是批判佛教大师慧远《形尽神不灭论》、《万佛影铭》等佛教义理的著名的“神灭论”文章。《形影神》还说：“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直斥神仙道教的虚伪性。然而，萧统都忠实地把这些作品编录入集，这在那个思想斗争异常激烈互相攻讦落难的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序》文最后说编集的社会意义：“尝谓有能读陶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萧统作为太子，欲匡正风气，教化百姓，其用心可谓良苦，但是否夸大了一个文人集子的功用。凭诗文一集，来改造那些驰竞者、鄙吝者、贪夫及懦夫，着实可疑。但一千多年来，各个时代的众多有成就的作家，都受陶渊明正直率真、光明竣洁的人格影响，都企羡他无与伦比的创作艺术，这比萧统的“有助风教”的初衷已胜出千里。
文学批评史上有一个近千年的诉讼需要公断，自苏轼批评《文选》去取失当对陶渊明诗仅录八首后，附和甚多，甚至包括现在的一些文学史书籍，这是很不公允的。原因太简单了，萧统除了编订《文选》外，还奉献了我们一部整整的《陶渊明集》，并且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专集，这意义是何等重大！根据日本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他见到的《陶渊明集序》末有“梁大通丁未年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萧统撰”字样，可以推断陶集编定时间为公元527年。又根据缪钺先生考证：“《文选》编定，在昭明二十六岁之后也（即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数载之中）。”（《诗词散论》）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即527年至531年，可见《陶渊明集》和《文选》编成时间相同或相近。鉴此，既有专集，选集中少录当无可指责。
天才也要有人心仪，宝藏也要有人发掘。如果没有萧统的努力，诗人和作品可能都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中国文坛可能短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若干伟大作品。时代进步到14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钦佩这个20多岁的青年人，除了史载他的仁爱之至、礼贤笃学之外，重要的是崇敬他的眼光、才情、勤勉，编第一部文章总集和第一部文人专集的首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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