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报刊接连读到蒋寅先生的文章：《对〈如何评价钱钟书〉的几点“声辩”》（《博览群书》2001年第11期）、《世间文字慎嗤点》（《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1年12月6日），亦如蒋文所言，“让人读了很不是滋味”，因此也想谈几点看法。

对蒋文中涉及的几位先生，诸如钱仲联教授、徐晋如，以及《如何评价钱钟书》的作者李洪岩、范旭仑，笔者都很熟悉，徐、李、范被蒋先生批评的原文也都读了，而对蒋先生则了解得很少。近日在书店看到蒋先生的新著《学术的年轮》，当即购下，浏览一过，方知其出生于1959年，属于“第四代学者”（蒋文中语），研究大历诗人及清人王渔洋，颇有成绩。《学术的年轮》中多篇文章有新意，也有深度，例如《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确有卓见；又如论有质量的单篇论文胜于平庸的大部头专著，亦获我心。但在前述报刊上发表文章中的若干观点，尚有待商榷。

蒋先生评钱钟书的诗，“有南宋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未免轻率。众所周知，钱钟书对自家文字要求甚严（《管锥编》引书多有疏误，有各方面原因，此处未暇细论），《谈艺录》、《管锥编》曾多次补订、增订，其小说《围城》亦反复修改，晚年整理《槐聚诗存》，与夫人杨绛一同删削推敲，然后定稿。青年时代为诗，陈衍就说他“惜下笔太矜持”（《钱钟书集·石语》第7页），钱氏自己亦云：“炼意炼格，尤所经意”、“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载范旭仑、牟晓朋编《记钱钟书先生》，136～137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引文同前）。钱钟书的诗当然有不足之处①，但极力求工，字句精隽，正是其优长，何尝是“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蒋先生的批评标签，贴错了对象。钱氏与“同光体”诗人陈衍、李宣龚等交游，其友人冒效鲁亦为“同光体”诗，而“同光体”诗总体风格是学宋的，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诸家是其师法的对象，钱氏受其影响，诗风亦近宋人，兼融唐音，但决非走南宋江湖派的路子。况且江湖派诗是钱氏瞧不起的，观《宋诗选注》中评论可知。无独有偶，程千帆先生的老师汪辟疆亦极为推崇“同光体”诗，所撰《光宣诗坛点将录》以陈三立、郑孝胥为都头领宋江、卢俊义，程先生《闲堂诗存》也多有宋调，因而如蒋文所说“很推许钱先生诗才”。这正是作旧体诗者常说的“笙磬同音”，有如现代文论所谓“艺术审美倾向一致”。蒋先生大概自以为比乃师以及陈衍、夏敬观、李宣龚、卢弼、陈声聪、冒效鲁、徐燕谋、郭晴湖等诸多前辈都高明，独持异议。学术上与前贤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弟子智过其师的例子也多有，但信口开河是得不到大家认可的。如果说众人评价和钱钟书自己的话都不能算数，那么即取《槐聚诗存》观之，蒋先生能举出哪些诗是“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是大部分作品都如此，还是钱氏少年时代不成熟的习作？我以为这是缺乏旧体诗创作经验的人说的话。倘若不明白“成如容易实艰辛”的道理，将一些看似自然流畅却经过精心锤炼的诗句当成“浮滑”，在能诗者看来，是不足共语的。

初见蒋文中批评钱钟书诗，笔者便臆断此君不能为诗，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而近读《学术的年轮》，觉得应当修正这一看法：蒋先生不是没有作过诗，而是用功太浅。该书第208页记其为日本某尼僧题画像之七绝：“不随群妍竞芳时，疏雨帘栊雪满枝。廿四番风吹梦远，冰心未许世人窥”。录呈程千帆先生，程先生复函说“不成体”，“你对作诗全未入门，要下功夫好好学才行”。按此诗首句中“妍”字为平声，在“一先”韵，而此句第四字必用仄声，若易为“艳”字方合律?或是手民误植，该书错字甚多，蒋先生未细校?。诗未尝不小有风致，但肤浅稚嫩，一望便知缺乏根基。也许蒋先生的诗集还藏在抽屉里未曾出版，窥一斑不足以知全豹，倘若蒋先生能拿出几首比钱钟书的代表作更为精谨、不浮滑的诗来，我便马上服善认错。否则，又如钱钟书所言：“批评家一动手创作，人家就要把他的拳头塞他的嘴，——毋宁说，使他的嘴咬他的手”（《钱钟书集·宋诗选注》，第45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蒋先生说，“近十年来谈学术史是个时髦”，“一批没专业的，或者根本不做学问的人，都成了学术史研究者。须知学术史乃是最不可轻谈的，看看历史上什么人做学术史就明白了，是黄梨洲、梁任公、钱宾四”。又说于今没有陈寅恪、钱钟书，“却有一大批陈寅恪、钱钟书研究专家，大是有趣”！出语轻薄，如俗话所说，“一竹篙捺倒一船人”。对此论调，笔者也不敢苟同。

首先，蒋先生以为没有专业的业余学者，无资格谈学术史，并抬出历史上几位名家来压人，这是缺乏说服力的。黄、梁且不论，钱穆在成为著名学者之前，就是业余的“票友”。钱穆撰写并出版《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先秦诸子系年》、《墨子》、《王守仁》、《刘向歆父子年谱》等系列著作时，学历只有高中，职业是中学教师，年龄才三十多岁（汪荣祖《钱穆评传·钱穆先生年谱简编》，312～31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如果蒋先生与钱宾四是同时人，且主管高校，大约无论如何也不会礼聘钱氏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执教的。在蒋先生眼中，似乎专业比著作本身的学术质量更重要。假如我是蒋先生，便会指出有哪些学者谈学术史的著作如何不行，有多少硬伤，而不是以“没专业”作为衡量学问的标准。

其次，我不明白于今有一大批陈寅恪、钱钟书研究专家有什么不好，竟遭到蒋先生的嗤笑。已去世的鲁迅、郭沫若有人研究，健在的金庸、贾平凹也有人研究，为何不能研究陈寅恪、钱钟书？难道非得像蒋先生那样研究大历诗人及王渔洋，专吃古人饭，才算真学问么？学问有真伪之别，但无古贵今贱之分。研究陈、钱的专家队伍中鱼龙混杂，也无庸大惊小怪，历史是检验学术生命的试金石，随着时光的流逝，伪劣的东西必遭淘汰。蒋先生的著作，也同样要接受历史的考验。如果说研究陈、钱，就得先具备陈、钱的学养；那么蒋先生研究大历诗人，也应该首先能作出相当于大历诗人水平的诗来。我若提此要求，蒋先生能心服么？

蒋先生认为，不具备黄梨洲、梁任公、钱宾四的学识，不可轻谈学术史，告诫徐晋如为文要矜慎，似乎其治学态度颇为端谨。然而轮到自家评钱钟书诗，别人不以为然时，却说“诸公均有评价，别人就难道说不得了？别说钱钟书，就是陈衍本人，诗名远比钱钟书大吧？我也照样可以说他的诗不怎么样”。语气颇为自负，见识俨然远越能诗诸公及陈石遗之上。逝者是不可能从九地之下起来驳斥蒋先生了，只可惜这种比徐晋如更为“轻佻”的话语，恰恰证明了蒋先生对人对己，使用的是双重标准：汝等不是黄、梁、钱，岂可轻谈学术史？至于我蒋某是诗歌研究专业户，当然有资格评陈衍、钱钟书的诗！

蒋先生批评徐晋如《钱仲联贬陈寅恪诗作》一文“议论多昧于常识”、“不明典故”（指徐文对“张茂先我所不解也”、“贞元朝士之感”的解释，徐文载于《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1年11月15日）。也许蒋文对典故的阐释较为确切，但只是停留在话语层面上，未能深入探讨并领会徐文的实质。徐文说陈寅恪先生“以史学家的卓见，先知先觉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将要遭受灭顶之厄的命运”；“他所对抗的，不是新的政权，而是一切违背了他基本立场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观念”；“陈先生对于文化所执的操守，是可以和最虔诚的宗教徒的信仰相匹敌的”；“所谓以生命为诗，陈寅恪先生庶几近之。所以即使他的艺术天赋未必超迈群伦，他却不愧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作，正是英国诗人艾略特所特别推崇的具‘历史感’的那一类诗的范本”。剖析陈先生的思想，评价陈先生的诗作，颇为精当。即使徐晋如对某一典故的理解与蒋先生不同，“贞元醉汉”与“贞元朝士”不是一回事，但并不妨碍他对陈诗精神的总体把握。

钱仲联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学人之一，十多年来屡通函札，曾专程往苏州大学拜谒，平日读其论著多种，颇获教益。读徐晋如文章之后，我便写信给他，说钱老其实很看重陈先生的学问，著作中曾多处引用陈先生的论断，如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著《梦苕庵诗话》，就曾录入陈诗《王观堂先生挽词》。《诗话》云：“丁卯五月初三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其死因传说纷坛，竟成疑案。沉渊后，海内文士哀挽之作至夥，而陈寅恪一长古尤工，盖诗史也”。评价是很高的。但钱老又说：“然寅恪后来自为注，多违心之言，与全诗情感及隶事相反，不可信也。全诗如白头宫女，细说开元，虽遣词未尽凝炼，不足为病也”（《梦苕庵诗话》92～94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盖陈诗中如“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以汉、唐拟清代；复如“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以及《挽王静安先生》七律之尾联“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引诗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屈原拟王国维，为清室之忠臣，从诗句的字面及用典来看，确乎含有遗老思想，也就是钱老在《选堂诗词集序》中所说的“情类殷顽”、“猥托贞元朝士之感”。而徐晋如文中则理解为“如果说陈寅恪先生是遗民，也只能是广义上的文化遗民”。陈先生出身士大夫世家，游学欧、美，既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受西方文明的陶冶，其思想经历颇为复杂，而钱先生早年著《诗话》，晚年为《选堂诗词集》作序时，都未曾读到陈诗全集（胡晓明先生短文《钱仲联也赞陈寅恪诗》证明了这一点。胡文亦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1年12月6日），故而对陈诗的判断，主要依据出自《王观堂先生挽词》。徐晋如则是通读陈诗全集后，提出比较全面深入的见解。若合观钱、徐两家之说，对于解读陈诗，明确陈氏思想的发展脉络，都是有作用的。徐文中批评钱老和陈声聪，语气是重了点儿，不够“矜慎”，但与近两年来的王朔骂金庸、葛红兵酷评鲁迅是两码事，并非蒋文所说的“轻佻”，而且《世说新语》岂是徐晋如未见过的“僻书”？况且徐文的措辞还是有分寸的，说“钱仲联先生是治近代诗词的大家”，“对于钱仲联先生的学问，我一向是钦佩的”，只是在思想观念上，“同钱先生迥不相侔”而已。徐晋如所著《缀石轩诗话》中纵论近现代诗，对钱钟书诗评价也不高，但言出有据，不同于蒋先生之盲评。对于一位学问虽不够成熟但很有才华的青年，可以纠正其疏误（大学者也难保没有缺失），却无需也“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蒋文中语），教训一番。蒋先生因为徐晋如的书评支持《如何评价钱钟书》两位作者的观点，便耿耿于怀，接连两文中皆提出此事，借题发挥，以吐不平之气，而非和婉相商，本身便缺乏学者应有的泱泱气度。

蒋先生的文章和专著中，还有许多值得商讨之处。例如说今天的学者“很难再有精力邃密群科。如果博涉，势必就不能臻于精深”，以饶宗颐的学问为典型的例子（《学术的年轮》第12页）。饶先生的著作近五十部，内容遍及史学、哲学、文学、佛道两藏、乐律及书画艺术；倘若没有通读饶氏所有论著，作深入细致的比较，就下此结论，未免含糊武断。又如《学术的年轮》中论钱钟书的学术品格与学术方式，可商之处亦在在皆是，本文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论及了。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笔者曾数次见到程千帆先生，通函多次，其墨迹至今珍藏，并承程先生寄赠其诗文著作及沈祖棻先生诗词集，又为拙著题签。程先生待后学宽厚和蔼，确实有大学者的胸襟。蒋先生立雪程门，文中每引先师如何如何，然而青出于蓝尚未必胜于蓝，要达到程先生等诸多老一辈学人的境界，尚须努力不懈。而从《学术的年轮》一书中，可见蒋先生还是有学者品格的，批评虽有欠审慎处，但不失直率可爱，否则笔者也不会写这篇文字了。

注：关于钱钟书诗中的不足之处，笔者以为因其刻意锻炼，过求谨严，思路致受束缚，未能开阔奔放，故而殊乏鱼龙百变，风雨交飞之伟观。其诗近体多而古体少，风格比较单一，艺术成就未臻一流大家之境界。拙文《槐聚诗存初探》、《石语评笺》中多有论析，分载于《钱钟书研究集刊》第一辑、第二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12月、2000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