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大象公会发表《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费正清派 | 不必读经典》一文，引发热议。作者段宇宏列出一系列在他眼中不必读的经典，包括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费正清学派的中国现当代史系列，称大师不必信、经典不必读。

在复旦大学开设《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导读课程的哲学学院学者郁喆隽投书澎湃新闻，认为《不必读经典》作者对韦伯文本的误读令人惊讶，对其逐段进行了商榷。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中提到一种现象：学术的业余人士(dilettante，也可译为“票友”)与专业人士最大的不同在于，由于他缺乏一套确切可靠的方法，因此无法对直觉加以评估。 此话虽然讲在一百多年前，但对现今依然适用。当今附庸风雅的文化人经常会产生两种错觉：一是以为听到过一本书就等于读过了;二是以为读过一本书就等于读懂了。生活在这两种错觉中，久而久之容易生出些许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胆气来，自恋地难以自拔。

近日有人在微博上转给我一篇《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费正清派 | 不必读经典》(以下简称《不》)的文章。我认真拜读了一下，其中第一篇“不必读”的是马克斯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但是，我很快发现，《不》中对文本解读之浅、对韦伯误读之深，令人惊讶。本人在复旦大学开设此书的导读课程已有几年，深感一个本科生但凡能静下心来从头到尾翻一遍这本书，也不至于会形成那些谬见。因此感觉有必要来澄清一下，以正视听。本人学力和时间都有限，对《不》文中提到的其余经典无法进行点评，以下仅就关于《新》的内容做些评论。

《不》第一段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总结如下：“欧洲在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对于发展重心从天主教国家转移到西欧和北美新教国家有着决定性作用，很多成功的商界人士都是新教徒。”首先，请大家翻开书来查看，韦伯真的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吗?韦伯用的是“选择亲和性”(Wahlverwandtschaft/elective affinity，或“内在亲和性”)一词。他苦心孤诣选取这个来自当时化学理论的概念，就是为了避免造成因果关系的误读。可惜，《不》文的作者在总结韦伯“观点”时居然用错了核心概念。其次，韦伯将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但其用意并不在于证明“成功的商界人士都是新教徒”，而是用“理想型”(Idealtyp)的方法来说明伦理(ethos)的意涵。只要回到文本本身，稍稍阅读一下上下文，并不难发现这一点。

《不》的作者在文章第二段引用了一种对韦伯观点的引申：“一个民族如果不皈依新教，自然不可能铺筑起通往政治和经济现代化之路”。因为没有标明出处，本人真的不清楚这种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就算有这样的说法，与韦伯又有什么关系?本来好好地在谈论《新》，怎么就突然引申了起来。事实上，韦伯本人说他自己对宗教“无感”(religi s unmusikalisch)，而且明确将宗教信徒的主观意图和他们行动造成的结果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必须老实承认，宗教改革的文化影响有大部分……是改革者的事业未曾想见、甚或正非自己所愿见的结果(unvorhergesehene und geradezu ungewollte Folgen)，也就是往往和他们自己所想的一切颇为隔阂，甚至正相悖反。”(《韦伯作品集XII：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7-68页。本文引用中的强调都为原文所有。) 《不》文引用的“引申”恰恰是韦伯明确反对的观点。如此混淆，已然离题万里。这在论证上属于典型的非形式谬误(informal fallacy)，可以被称为“红鲱鱼”(red herring)或“稻草人谬误”。

紧接着，作者在文章的第三段中说：“其实韦伯这本经典的论述从来没有得到过西方主流历史学家认同。”由于原文没有更多的说明，所以我不清楚“西方主流历史学家”究竟指的是哪些人或学派，“从来没有”四字更让人触目惊心。严肃的史学家一直告诫我们，言有易，言无难。此外我觉得，倘若一个学者对另一个学者或著作有绝对的“认同”，大概也算不上合格了。学术恰是在对前人的批评中前进的。将正常的学术批评看作站队，显然过于简单化。有必要指出的是，《新》一书从诞生之日起，从不缺乏学界内的关注和批评。从1907到1910年，德国国民经济学内部就有像H. Karl Fischer和Felix Rachfahl这样的学者对韦伯提出了批评，并集结成册。在英语学界，经济史专家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新》赞赏有加，例如理查德 亨利 托尼出版于1926年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 H. Tawney, Religion and Rise of Capitalism)虽然托尼对《新》提出了不少批评，但仍认为“韦伯的论文当然是迄今为止对宗教和社会理论的关心进行的最有成果的探讨之一，而且我要感谢它对我的启发……” 此外在西方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领域中，不少著名学者，如S N 艾森施塔特(S. N. Eisenstadt)和西摩 马丁 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都坦诚自己受惠于在《新》中提出的“韦伯命题”(weber thesis)。韦伯随后展开的《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研究，更是为史学界“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打下了理论基础。试问上述学者是否都是“非主流”历史学家?

在《不》第三段中，还有一句话：“韦伯只是把偶尔和局部存在的关联作为了立论依据，并且这种 联系 ，不仅在过去，在当代也从来没有存在过。”本人认为，这句话的前半句尚可接受，但即便不纳入新的经验材料，也可以看出前半句和后半句之间存在形式逻辑的矛盾——既然预设了存在偶然和局部的关联，为何又“从来没有存在过”呢?

《不》文第四段说：“现在的读者不需要有多深厚的知识底子，只要稍微查询一些数据和事实即可以证伪韦伯的结论。以韦伯的祖国——今天欧洲的经济、科技发动机德国为例，其天主教徒占人口30.8%，新教徒占30.3%，天主教徒主要分布在富裕的西部和南部，而新教徒主要分布在经济较落后的东部。”其实，现在的读者不需要有多深厚的知识底子，只要稍微回忆一下20世纪德国的历史就知道，造成德国东部经济落后的原因，主要并非宗教，而是政治制度等其他一些因素。虽然《不》的作者表面上试图反对韦伯，但上面那段引文暗含的逻辑——宗教决定了经济——恰恰是韦伯在《新》中一直力图驳斥的“单因论”(mono-causation)。韦伯明确在《新》中说：“……我们当然也必须从这样的观点脱身出来，亦即认为可以从经济的变革中推衍出宗教改革这个 历史必然的 结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对无意主张荒谬而教条式的命题，譬如认为： 资本主义精神 只能够是宗教改革的某些影响的结果，甚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宗教改革的产物。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某些重要形态，比起宗教改革，老早就存在的这个历史事实，已断然驳斥了如上的主张。”(第68页)

《不》的最后两段话锋一转，提到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本人对此没有研究，偷懒百度了一下，发现2010年的排名如下：01挪威0.944、02澳大利亚0.933、03瑞士0.917、04荷兰0.915、05美国0.914、06德国0.911、07新西兰0.910、08加拿大0.902、09新加坡0.901、10丹麦0.900。 有意思的是，《不》文的作者偏偏用排名第11位的爱尔兰和排名175位的利比里亚说事儿。这样做真的好吗?

况且，韦伯在《新》中对他谈论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明确的限定：“本文所谓的 资本主义精神 的概念，……指的是近代的资本主义。因为，此处所谈的仅止于此种欧洲-美国的资本主义，这自然是由于提问的方式使然。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与中世纪，都曾有过 资本主义 。” (第28页)如果我们关注经济发展与宗教的关系，韦伯很清醒地看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虽然在起源时受到了宗教伦理的助力，但很快就切断了自身的宗教根基，成为了断根的资本主义：“……通常是在纯正宗教热潮已经过了巅峰之时，也就是追求天国的奋斗开始慢慢消解成冷静的职业道德，宗教的根基逐渐枯萎，并且被功利的现实执着所取代……”(第180页)在此意义上，“朝圣者”逐渐被“经济人”所取代。当代的资本主义与宗教改革时期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一个人乳糖不耐，喝了一杯牛奶，然后不舒服，于是就告诉所有的人不要再喝牛奶了。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大概会觉得好笑。但是，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媒体和网络上，是关于读书和经典，而且“著名媒体人”写的，那是就没有那么容易识别了。因此我建议，有鉴别力的读者把此类文章列入“不必读的 不必读 ”就好了。

如今一些人心浮气躁，想把一切崇高的东西打碎;另一些人则以为，自己口水吐多高，水平就有多高。国内学界已经有了足够多的“伪伯”研究，所以也不缺一个再来一个垫底。据说这篇《不》的原本有一万多字，发表出来的仅仅是删节版。上述评论仅仅针对的是网上发表的版本，不过欢迎作者将完整版本发给我，可以供继续探讨。

学术乃天下公器。书人人可以读，大师也尽可让学人批评，但是要用恰当的方式进行。结论可错，论题长存。恰是思想和论证造就大师，而非一些可以被推翻的结论。那些只看结论、不看论证的读书方法也可以休矣。我们仰望大师，不是为了跪拜，而是为了超越。最后，我想用韦伯自己的一段话来说明他对经典和大师的看法：

“……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 完满 ，意思就是新 问题 的提出;学术工作要求被 超越 ，它要求过时。任何有志献身学术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这项事实。……将来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被人超越;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共同命运，更是我们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