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墓地选在海德堡城南郊的山顶墓地，始建于1844年，是海德堡17处墓地里最大的一块。在这块墓地里安眠的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德国的各界名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与海德堡大学——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由于名人众多，管理人员为每个人制作了一个小简介，“德国总统”、“诺贝尔奖得主”……这些寻常的标签过后，看到韦伯的头衔“无所不知的通才”、“海德堡精神的象征”，就好像这一整座城市都是韦伯的忠实拥趸一样，将这世上最美好至善的词汇都加冕于他。
可实际上，海德堡与韦伯之间的亲密度远没有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来得那般紧密。阿尔弗雷德·韦伯自1908年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以来，到1958年去世一直生活在海德堡。然而，马克斯·韦伯却与这座城市几经离合。
即便如此，海德堡依然是韦伯的“母亲城”。保罗·霍尼希施海姆的《论韦伯》里这样写道：“任何一个人想要绘制一幅马克斯·韦伯的画像，无论像中人是作为学者的韦伯，还是作为一个人的韦伯，都必须以他那个时代的海德堡为背景。”
一
19世纪后叶的德国可谓是意气风发，统一后的德国在各方面都得以快速发展，海德堡大学作为德国的文化圣地，自然云集了一批名师硕彦，而围绕着这所大学的是一批后来对德国的经济和工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企业。同时，宽松的政治环境，也让各种思想能够自由生长。对于当时的海德堡，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后来曾有一段精彩贴切的描述：“这座小城并无小市民、狭隘或自我满足的气氛，而是彻底吸纳并弥漫着世纪交替后，在德国以一种奇特方式开始发展的新鲜事物。这座城市富有性，令人振奋，而且彻底开放。”
1882年，马克斯·韦伯来到海德堡大学入读法律系。酒精、游戏、辩论、读书……那是比我们的大学生活更加生机勃勃的19世纪的时光。
我们能从1882年韦伯写给家里的一封信窥见一丝当时的光景：
“上午7点的逻辑课迫使我一大早就要起床。每天早晨还要围着击剑厅跑一个小时，然后诚心诚意地一直挨到听完我的课。11点半到隔壁花1马克吃午餐，有时还要喝上1/4升葡萄酒或啤酒。然后我和奥托、小旅馆老板伊克拉特先生常常一起去滑旱冰，玩到14点，我们就返回各自的住处。我温习听课笔记，读施特劳斯的《旧信仰和新信仰》。下午我们有时去爬爬山。晚上我们又在伊克拉特那里聚会，花上80分尼吃一顿精美的晚餐，接着照旧去读洛策的《人类社会》，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最热烈的争论。”
不过，韦伯在海德堡的日子并不久，两年后（1884年），他转入柏林洪堡大学，直到1896年，他才再一次回到海德堡，不过此次的身份不再是学生，而是教授了，时年33岁。然而，这位年轻的教授，还没来得及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便罹患了家族遗传的精神疾病。1897年，马克斯·韦伯站在母亲的立场与父亲大吵一架，随后父亲在旅途中暴卒，这段到父亲死亡都没有弥合的父子关系，让韦伯受到了巨大打击。
之所以会爆发这样一场冲突，要从韦伯的家庭说起。韦伯1864年出生于德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法官和成功的政治家，母亲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她极力追求俭朴的生活。韦伯的家庭表面上看是那种体面的德国资产阶级家庭，但他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重大差异导致了夫妻关系的紧张。他那严厉、自以为是、专横的父亲一直与他那关心他人、克己虔诚的母亲发生冲突。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也许并不会感受到这种强烈的左右拉扯，或者即便感受到了也不会迫使自己去做出选择，而是和芸芸众生一样，混混沌沌过完一生。但韦伯不会是普通人，他是天才，天才就意味着对这种价值的选择异常敏感。由于韦伯无法同时效仿父母，一开始他选择倾向父亲的生活态度，但后来他又倾向母亲的生活方式，但不管他的选择是什么，他被迫在两个极端中做选择的事实对韦伯的心理有负面影响。
靠父亲的经济资助，韦伯在柏林大学读书八年（他在此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律师），对此，他反感渐增。这时，他与母亲的价值观越来越接近，对父亲的憎恶也日渐加深。他成为了“一个晚上1点钟之前上床睡觉的教授不配被称为学者”的工作狂。
后来，抑郁状态随即而来，曾经那位出色的演讲者不复存在，徒留下一个在窗前默默摆弄手指的孤独的魂灵。
但是，和那些同样饱受疾病折磨但最终没能走出这片黑暗的伟大魂灵相比，马克斯·韦伯无疑是强大的，他在去世的时候依然保持了自主、独立和冷静的思维，他的遗言是“真理就是真理。”
韦伯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它（疾病）将生命中人性的一面重新展现在我面前……这是我以前从来想象不到的。我可以借用伯克曼的话说：‘一只冰冷的手使我得到解放。’过去数年，我病态的性情表现在我痉挛地抓住学术研究工作，好像这是一道护身符，但是我却不晓得我要用学术工作祛除什么东西。回顾既往，这已十分明白，以后，不管生病或健康，我知道我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已经不再有需要去感觉到自己被繁重的工作所压倒。现在，我最大的希望，是过一种充满人性的生活，并且尽我所能使我的宝贝快乐。我不认为这样子一来，我的成就会比从前我心中的机械劳动所生产的少。”
鲜有哲人会去渴望一种充满人性的生活，韦伯却渴望如此，他甚至大胆承认了自己被尘世诱惑，即便他的遗孀玛丽安妮曾试图在韦伯的传记中将他神化。
1904年，辞去教职的韦伯，也逐渐从病魔的阴影中复苏过来，他在世时的唯一一本出版物《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在此时诞生。这本书为他今后的文化、宗教和经济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与同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的卡尔•马克思、埃米尔• 迪尔凯姆不同，马克斯•韦伯独辟蹊径，采用反实证的研究方式，从宗教的角度创造出了一套有关西方资本主义诞生的新理论。
“为什么现代形态的资本主义仅仅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在其他文明中出现”是很多社会学家都想解决的重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制度的变化与个人没有太大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则会把人类带向一个全新的社会，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而在韦伯则提出了宗教学的研究视角。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论点：“那就是新教徒的生活伦理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而随后韦伯就在书中对这一论点进行了解释。
在韦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文明，是18世纪以来欧洲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发展结果，西方能够在这些方面得到理性发展不是偶然，而是有着物质支撑和精神动力的。而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也不是由任何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才得以实现。与马克思的理论不同的是，韦伯认为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倘若没有精神因素作为重要动力，现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产生的，在与东方文明的对比中，韦伯指出这是因为其中还存在着传统主义的阻碍作用。
单从经济方面，像中国一类的东方国家很早就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因素，商品经济发展也不弱，但却没有像西欧那样自动发展出资本主义制度，韦伯认为这是因为劳动者们普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劳动自觉性和责任感，这种“知足常乐”的心态也就是韦伯所说的传统主义心态，而在中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商人们发财后回家买地养老、为子孙提供良好的环境考取功名。
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他用天职观、预定论、禁欲主义三个概念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
韦伯解释说，在新教中人们的职业被描述成天职，也就是来自上帝的安排，职业这一世俗概念一下子被拉高到宗教神圣的层面，把原来天主教中出世、超然的宗教取向转变为努力工作的入世倾向；同时，所有人在出生的时候虽然已经决定了上帝的选民，看似消极，众多教徒却通过努力工作完成自己的“天职”，获得社会成就已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新教中的另一重要因入世素禁欲主义则更加激发了人们省吃俭用，把积累财富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三条因素的组合使得新教徒们努力工作并且不断积累财富，而财富的积累正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而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诞生也并非新教徒们刻意为之，因为他们的目标并非是实现资本主义。
三
韦伯与海德堡的更亲密的接触则要提到一栋房屋：齐格豪斯兰德街17号。这栋曾经属于韦伯外祖父的地中海式住宅在1910年后成为了韦伯的一份物质上的依恋。这栋房屋也被称为“韦伯屋”，此后这里也成为了一个海德堡乃至德国的重要思想交流场所，形成了一个“韦伯圈”：访客单上的名字如今大部分已不为人所知，但在那个时代，他们是足以撼动德国政治界、思想界和艺术界的精英。但为数最多的，还是海德堡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及学生。通过这个圈子的放大作用，虽然此时的韦伯已经脱离海德堡大学的教学体系，他对这所学校和这个城市所产生的影响，却达到了巅峰。
也是在这栋屋子里，韦伯享受到了生命最后10年的充满人性的生活。韦伯不再那么频繁地外出旅行了，他忙着在花园里侍弄花草。一个美好的初夏，他给母亲写信说：“在一直多云的天空下我们现在拥有了圆满的灿烂春光；夜莺在树丛中歌唱。晚上我们坐在狮泉旁边，沐浴着月光；喝茶的时候和特勒尔奇夫妇坐在一起的一个朋友边拉小提琴边唱——我们非常快乐。”
马克斯·韦伯的故居，坐落于内卡河畔。现在这里是海德堡大学为国际学生培训德语的地方
韦伯在生活中醉心当下，但在学术上却拒绝“此时此地”的限制，将有限的精力与目光投射到无限的时空中去。
尽管他一生从未踏足广袤的东方，但东方的宗教文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发展差异，却成了他探索、观照的重点。他对于源自东方的儒教、印度教的深入研究，为其中心命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佐证，而且充分展示了其体现在“中国理性资本主义之产生”问题上的儒学观。韦伯的儒学观深刻影响着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学界。
韦伯认为，阻碍中国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性因素是儒教或儒家伦理。他的基本观点是：
作为占正统地位的儒教，以传统主义为主要价值取向，对世界采取的是适应而非新教般改造的态度；而作为异端主流的道教，由于自身的彼世神秘主义、巫术与迷信传统以及“无为”观念而无力扭转儒教的传统主义倾向。
在其宗教社会学领域的第二本著作《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韦伯论证了中国宗教与社会历史发展合理化的关系，中国宗教不具备新教类型的理性主义伦理观。中国宗教的负面影响表现为：
1、技术的改革在宗教的基础上被反对，因为那可能会扰乱对于祖先的崇敬、进而招致坏运气，而调整自身适应这个世界的现状则被视为是更好的选择。
2、对于土地的卖出经常被禁止、或者被限制的相当困难扩张的亲戚关系（根基于对家庭关系和祖先崇敬的宗教信仰上）保护家庭成员免受经济的困境，也因此阻挠了借债、工作纪律、以及工作过程的理性化。
3、那些亲戚关系也妨碍了城市特殊阶级的发展，并且阻挠了朝向完善法律制度、法规、和律师阶级崛起的发展。
韦伯通过东方国家的宗教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论证东方国家并没有进入“祛魅”阶段。所以，理性的近代资本主义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和东方社会。传统主义是中国社会经济无法朝向资本主义演进的根本原因。
韦伯强调，现代性问题的本质就是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所以他从文化视角来考察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而研究东亚现代化，自然也必须考察文化现代化的内容，这样才能全面把握东亚的现代化进程。
20 世纪初，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儒教伦理的对比研究（还涉及道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文明），探索人现代东方落后于现代西方的文化背景。他所审视的广义的文化传统，包括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法律、经济组织货币制度、宗教与思想价值体系等各个方面。
韦伯理论本意是想通过建立这一文化比较研究力图证明：“ 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这些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四
可惜的是韦伯最后一次离开海德堡前往慕尼黑避战后，就再也没能回到这座“母亲城”。在1919年的践行会上，他透露出自己对海德堡的感情：海德堡的温柔与和善在他饱受疾病折磨的时刻帮助他从黑暗中慢慢苏醒，让他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如今，他感觉自己仿佛正在告别家乡，去到陌生的地方，那儿虽然美丽，但却冷若冰霜。
1920年，韦伯在慕尼黑逝世，选择了当时仅有1%的人才会选择的火葬，幸好，骨灰回到了海德堡。
